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如何有效进入社会治理
伍麟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1万美元。中国经济力量的强盛无疑极大增强了人民的获得感，全体中国人民共享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财富、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民生保障不如意、利益兼顾不到位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客观存在，在个别地区甚至还比较突出。在一些情况下，人民群众比较容易产生“社会不公感”“被剥夺感”“被挤压感”“欠幸福感”等不良心理。21世纪以来，中国心理学界面向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的责任意识越来越强烈，心理学家们在思考，心理学如何帮助政府在社会治理成效方面“事半功倍”，如何将有效的心理学方法、技巧在实际工作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包括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民众生活的认识、对群体心态的掌握以及对个体心理的熟悉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必须面向和进入具体的社会治理领域与事务，推动心理学从实验室走向社会、将心理学论文写在中国大地。
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进入社会治理的时代历程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心理和谐”的理念，中共十七大继续沿用“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战略理念的表述用语，保持了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心理和谐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建设目标之一，基本出发点是立足于关注个体的心理健康，通过心理知识的宣教和心理技术的应用，努力提升心理咨询和保健的水平，进而营造充满活力又平和有序的社会心态，关键核心是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闭幕40天之后，经时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提议，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促进心理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的学习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这表明中国心理学家已经敏锐意识到，中国社会剧烈的转型时期心理学应当肩负的学科责任。当年12月份北京师范大学许燕教授即发表论文，非常及时地以心理学家的专业身份关注和研究国家层面的关键问题。
从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幸福”“幸福感”等概念多次稳定地写入党的全会报告以及重要文献当中。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的执政理念从“社会管理”过渡到“社会治理”。虽然是一字之差，却蕴含着对领导社会方式的巨大变化：从“强力”管控到“合力”调节；从“结果”追求到“效果”取向；从“义务”中心到“权益”保障；从“机械”统合到“差异”尊重。中国共产党在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更进一步说明，一方面中国心理学家的创造性劳动和知识智慧得到了国家最高层政治精英的关注和采纳，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社会阔步前进需要心理学。全局性、系统性地探索心理学综合式吸纳进社会治理之中，将心理学凝聚指向社会治理的政治目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举，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剧烈转型、社会发生巨变、国情特别复杂的时期，堪称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事业。
但从目前心理学界的发声来看，对于心理学进入社会治理的复杂性阐述还不多。无论是具体到“心理建设”还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国的心理学界尚没有充分的实践准备，认识上也存在滞后、争议甚至盲区。不乏出现各种声音：有人坚持心理学应以基础研究为主，“实验”证明普遍心理机制才是“主业”，对心理学进入社会治理并不看好；有人坚持心理学服务社会主要还是“个体”取向为主，缓解和解决个人心理障碍比较有效，对心理学进入社会治理表现出“观望”的态度。还有人不接受有些社会组织进入社会治理的合法性，认为这些社会组织往往打着心理学的旗号，看起来“热闹”，却专业水准不高、行业监管不灵、社会反响偏弱。因此，要避免盲目乐观的情绪。
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进入社会治理的现实挑战
应当认识到心理学有限功能与社会治理复杂问题之间的矛盾。社会治理需要心理学，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进入社会治理需要大力开展具体的探索，打通和丰富心理学同广阔社会治理领域实践要求相匹配的核心议题，要有正确的关注点、明确的切入点和准确的着力点，要将心理学面向社会治理“能够做什么”和“怎么样做好”立体系统地呈现出来。心理学出现在社会治理层面既有专门知识和技术范畴上的提供心理服务、促进心理健康等高识别度、规范化的专业活动；也有贯穿于基层社会日常事务之中，推进得当的人际沟通、恰当的兜底保障、适当的治理措施、正当的社区营造等活动所需要的心理学技巧和手段。这些看起来柔性的心理学力量如果机智巧妙地配合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的细致深入、日常的持续关注，那么看起来“不起眼”的小细节、“不张扬”的小活动、“不宏大”的小场面、“不抢镜”的小举止都可能起到“雪中送炭”“锦上添花”“春风化雨”，甚至“冰释前嫌”“握手言和”“柳暗花明”“迎刃而解”的特殊效果。现实中心理学出现在社会治理层面涵盖的内容很多，比如，社区服务“一站式”窗口办理、“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等利民理念能够聚拢民心，提升满意度；“邻里守望、警民结合”，整洁优美、安全舒适的宜居环境能够感染民心，萌生幸福感；无微不至、“应保尽保”、属地化解的特殊群体关怀安抚能够温暖民心，增加获得感。
当我们在论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能够为助推社会治理、制定社会政策乃至完成国家战略部署等发挥作用的时候，也需要理性看待心理学学科功能的“有限性”，充分认识清楚心理学“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学界通常不会把心理学“能够做什么”看成是个问题，因为直观上人们会认为只要是涉及人的问题总会涉及人的心理，必然有心理学的“用武之地”，所以相信心理学“没有什么不能够涉猎的”。也因此，很少有人会提出心理学“不能做什么”。而事实上，准确阐明心理学“不能做什么”并不是将心理学“画地为牢”“束缚手脚”，不是让心理学“退避三尺”“袖手旁观”“撇清关系”。“不能做什么”不是“什么都不做”，也不是“视之不见”“避之不理”，而是理智相信处理好社会治理中的复杂问题仅凭心理学“一己之力”“一家之言”“一枝独秀”，是无法奏效的。清楚知晓心理学“不能做的”和“做不好的”有利于帮助我们坚定树立一种致力于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开放态度、宽阔视野和方法创新，避免“井底之蛙”“夜郎自大”。
应当认识到心理学局部结论与社会治理全局问题之间的矛盾。心理学局部结论是泛指“社会类”心理议题的研究可能存在样本的局限性、行为科学研究场景的剥离性以及论证解释机制的局促性等不足。但是，如果让这些“加工后”的局部研究结论和成果直接转移到具体的、实际的解决社会治理问题时，极有可能出现“两张皮”“水土不服”“与实际脱节”的不利情况，进而最终流于学术界和现实界“各玩各的”结局。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促进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团结。紧密的社会团结关键要处理好个人、社会与国家三者关系。在个人、社会与国家三者关系之中，“国家”作为最强大的力量主体，有足够的行政力量、经济资源和组织手段，能够发动政治动员、主导社会舆论、调节社会关系，引导“个人”与“社会”的相互接纳、彼此和解，消除两者之间的对立，避免矛盾上升为“个人”同“国家”的对抗，以利于个人、社会与国家三者之间信息沟通及时、互动渠道畅通、利益分配公平，营造融洽的社会氛围。面对上述重大的社会问题，心理学显然不太能够起到主导的作用。因此，如果对心理学赋予过多的期待，过度“拔高”心理学的实际作用，过度“透支”心理学的解释力度，过于要求心理学承受不切实际的“问题归因”重负，无疑是不理智的。心理学进入社会治理时要注意避免简单“一哄而上”，仅凭“一腔热血”就“一时冲动”的非理性乐观主义；也要避免简单寄希望利用“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短时间就扭转心理学在中国起步发展晚、社会认知度弱、学科影响力低、国家资源投入不足等不利处境的简单想法。
应当认识到心理学内生力量与社会治理问题单向主导之间的矛盾。政府主导社会治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学术界基本起着智囊、参谋、评估的作用。虽然中国社会心理学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学院派的社会心理学扎根中国大地的时间还不算长久，同基层社会的嵌入还不够充分、不太广泛，研究的“泥土气息”还不见浓厚。比如我们在基层调研中常发现，基层社会容易对自上而下委派的或者自行联系的学院派心理学“专家系统”全面接受，对于一些技术做法“大张旗鼓”“行政命令式”推广使用。然而，在技术项目方面或者行政执行涉及技术因素的时候，“专家系统”在基层也会遇上难题，出现“漏洞”“瑕疵”或“偏差”，“专家系统”也并非“固若金汤”“无懈可击”，还可能有“软肋”之处，甚至会有“掉链子”的时候。基层的人们这时通常也只是最多调侃一番“砖头的专家”“虚名的权威”作罢，很难真正对“专家系统”有什么实质的发力和改变，动摇其根基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懂得“专家系统”的真理光环，也足以让基层部门的“组织合法性”得以体现。因此，学术界更应“自我革新”，要充分意识到，学术界“沉入”社会还不很深，也不太容易“进入”体制内部，更不是直接的事务决策、资源调配和行政履职的主体，因而“专家系统”服务基层的动力或许不足，成效也不那么显著。
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进入社会治理的重点方向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力助实现幸福中国。幸福不再是中国人的个体愿望，已经成为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向往，成为国家奋斗的伟大目标。在国家社会治理的政治目标上，人民幸福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使命。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在于促进社会团结。传统社会当中职业界限相对明确、职业结构相对固定、职业人员相对封闭，容易形成等级主义的群体文化。现代社会强大的流动性力量使得职业界限出现淡化，职业结构松动变换，职业人员自由选择，平等主义的群体文化和社会观念普遍流行。社会上的个体权利意识“爆棚”，宽容接纳意识相对弱化，容易出现社会隔离和分裂。要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探索和完善促进社会团结的路径，既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又激发各方的社会活力。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需要适应智能社会。与传统城市建设的理念不同，智慧城市使用现代化的智能技术探索解决各种“城市问题”。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智慧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策略，也是应对城市发展巨大挑战的最佳路径。智能化技术提供无限空间，产生海量规模的信息互动。当今中国社会，网民对于一些传统所谓“隐私”“忌讳”的心理话题表达开放程度已经较高。智能社会和大数据时代，建立心理学面向社会治理的技术体系显得尤为迫切。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需要优化舆情治理。要改变过去简单倚重政治动员、思想鼓动、社会运动等方式方法，要大力推进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贯彻民主协商的精神，调动基层的参与热情和活动智慧；畅通民众的意见表达通道，拉近民众与基层政府的距离，耐心倾听群众呼声，平等对待对话群众。创造空间，留有时间，尽最大可能反复协商对话、充分理解互信，不折不扣保障群众的合法利益，细致耐心解释政策原则底线，取得让步谅解，营造恰当适度的舆论环境。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8VZL009）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