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关注】罗雯瑶 江波| 学科建设与学术期刊协同发展——以我国大学教育学科及教育期刊为例
摘要
大学学科建设中鲜少关注学术期刊建设及其作用。通过分析大学教育学科建设及教育专业期刊配置现状及二者间的互动机制发现：期刊资源在大学间分布极不均衡，高水平教育学科往往集聚量大质优的教育专业期刊；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教育专业期刊的创办紧密结合不同的学科建设特色。学科建设和期刊工作在平台共建、方向凝聚、生产转化、人才共享等方面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则促使二者互为支撑，协同发展。应当鼓励一流教育学科加快创建一流教育专业期刊，完善学科建设与期刊协同发展机制，并将期刊建设水平纳入学科建设评估中，引导大学通过一流期刊建设加强一流学科建设。
关键词
学科建设；教育学科；学术期刊；知识生产；协同发展
作者简介
罗雯瑶（1987—），女，湖南邵阳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江波（1973—），男，江西九江人，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管理心理学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一、大学学科建设中被忽视的学术期刊
大学是探寻高深学问的场所，其根本属性是知识传承与创新。大学的知识创新及其形成的学术发展是以学科建设的形式来实现的[1]，因此，有人说“学科建设是大学存在与发展之关键”[2]。学术期刊既是学科知识展示与交流的载体，也是学科知识公开传播过程中的“筛选器”，被认为是学科社会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知识生产的组织形态来看，大学、学科、学术期刊相互之间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国的期刊管理体制下，不少学术期刊本身就是由大学所主办的，这种亲缘关系使得大学学术期刊与大学学科具备先天的高度共在性。但是在“双一流”建设中，无论是国家宏观政策话语还是各个大学的建设方案，都把学科建设作为一流大学建设的抓手，却鲜少在学科建设中关注学术期刊建设及其作用。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调整学科布局、完善学科组织、确定学科方向、组建学科队伍、建设学科基地、确立学科项目、建立学科制度、营造学科环境等方面[3]，由此体现的更多是关切如何加大软硬件的要素投入，更好地组织知识生产，而对于从知识生产走向传播形成学科影响力，掌握学科话语权却忽视了。
学术期刊在学科建设当中到底有何作用？是否真的不重要呢？尽管在高等教育界有关学科建设的管理者和研究者那里，高校学术期刊成为“被遗忘的尴尬角色”[4]，但不少期刊界实践者、研究者认为，高校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相辅相成，其内在契合点是学术[5]，呼吁发挥学术期刊引领、推动、服务“双一流”建设的作用[6]。“一流大学需要一流学科，亦需要一流学术期刊”这句话可谓表达了高校期刊工作者参与“双一流”建设的热切期盼，然而仍需寻求更多学术期刊工作与学科建设关联的事实支撑。以某一学科作为分析单元当可推进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以学科作为研究对象之一的教育学科，对影响教育决策与活动发挥重要作用，在我国大学学科布局与建设中也日益受到重视。本文即以我国大学教育学科为例，分析大学教育学科建设及教育专业期刊配置现状及二者间的互动机制，以期为大学确定学术期刊在学科建设中的定位，促进“双一流”建设中二者协同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二、大学教育学科及期刊资源分布现状
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在于学科发展。专业期刊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宝贵资源。对于某一大学而言，教育学科的发展水平和其所掌握的专业期刊资源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2019年，全国共有435所大学，拥有教育学科教学科研实体机构的大学①165所，其中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分别为49所和116所。在165所大学中，47所大学拥有75种教育专业期刊②，占比为28.5%。期刊资源在大学间分布极不均衡，总体呈现出量大质优的教育专业期刊在高水平教育学科集聚的现象。具体从期刊数量、质量、类型在大学的分布情况来看，不难发现如下特征。
（一）教育学科水平与期刊数量密切关联
教育学科发展水平越高，倾向于拥有越多的教育专业期刊。以第四轮学科评估（2017年）教育学科排名数据作为教育学科水平的参照标准，如表1所示，学科评估等级越高，大学平均拥有教育专业期刊数量越多，A级、B级、C级的大学教育学科平均每所学校拥有的期刊数分别为2.4种、0.7种、0.3种；同时可以看到，70%的A级大学教育学科有相应的教育专业期刊，而到C级大学教育学科，仅有26.7%有教育专业期刊。尤其是，在165所大学中，仅占4.2%的7所A级大学教育学科却拥有32.0%的大学教育专业期刊（24种），更凸显其顶端优势。
注：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教育学学科共101所具有硕博士授权的高校参评，70所学校列入排名，分为从A+到C-的9个等级，此处归并为A、B、C级三类，“其他”包括165所拥有教育学学科的大学中未列入或未参与排名的大学。
一些教育学科实力强劲的大学，特别是老牌师范大学，率先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教育期刊集群。比如，被评定为A+级的北京师范大学就拥有8种教育专业期刊，远超出其他大学；其次拥有期刊数较多的大学还有华东师范大学（5种③）、华中师范大学（5种）、清华大学（4种），均在学科评估排名中位居前列。这三所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发展较早，专业门类较为齐全，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奠定了一定的期刊基础，他们和清华大学近年来都注重拓展二级学科方向的专业刊、外文刊，使得教育期刊的发展和学科发展呈齐头并进之势。
未在排名之内的95所大学包括8所师范大学和87所综合性大学。这些师范大学多为近年来由学院升格的大学，综合性大学中有一半仅有系所级的教育学科实体机构。它们的教育学学科属于后发型和规模偏小型，相对制约了其教育学一级学科排名中的位次，平均拥有的教育专业期刊更少。
（二）高水平教育学科集中拥有优质期刊
教育学科发展水平越高，所拥有的优质教育专业期刊资源也越多。将期刊评价常用的两项重要指标——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作为优质期刊的衡量标准，在75种大学教育专业期刊中共有32种优质期刊。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学科等级大学掌握的优质教育专业期刊数量情况：A级大学教育学科的校均优质期刊数（1.1种）远高于B级（0.4种）和C级大学教育学科（0.1种）；50%的A级大学教育学科拥有优质期刊，而B级和C级分别只有30%和10%的大学拥有。
注：优质教育专业期刊采用《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19—2020年）》《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目录（2019—2020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17年版）》的数据。
少数高水平教育学科的大学掌握大量优质教育专业期刊的“顶端优势”表现也非常明显。第四轮学科评估被评为B+级以上的20所大学囊括了2个“双一流”一流教育学学科建设单位，13个教育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单位及10个教育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可以看作我国教育学学科国内领先、有望创建世界一流的排头兵。其中14所大学拥有教育专业期刊，10所大学拥有教育类CSSCI来源期刊及核心期刊（具体如表3所示）。仅从CSSCI来源期刊的分布来看，165所大学中的15所大学共主办21种教育类CSSCI来源期刊，其中被评为B+级以上的9所大学就拥有15种，占到全部37种教育类CSSCI来源期刊的40.5%。
此外，《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教育学/心理学论坛”和《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的“教育学·心理学”栏目入选教育部“名栏工程”，也显示出两所大学在教育专业期刊以外，还注重利用综合性学报的栏目建设发展教育学科。对于这些大学，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学科政策支持，还是学校本身资源投入、师资力量和科研平台基础，都为优质教育专业期刊和栏目的打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排名前20的大学中，6所大学没有教育专业期刊，部分学校教育专业期刊与重点学科方向、研究基地特色不完全匹配，发展相对较晚的情况有所存在，说明教育专业期刊布局相对于教育学学科发展仍存在结构性短缺。
（三）师范类和综合性大学期刊类型分明
我国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遵循不同的发展路径，其所拥有的教育专业期刊也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类型特色（如图1所示）。
17所师范大学主办的39种期刊，主要为教育综合类（31%）和基础教育类（23%），其他为教育学各个二级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专业刊物（涉及比较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教师教育等，但较少有高等教育专业刊物），类别较为分散；除了面向教育理论研究人员之外，部分刊物主要以中小学教育实践工作者为服务对象，如东北师范大学的《中小学教师培训》、华南师范大学的《中小学德育》等。教育学科是师范大学的核心学科、特色学科、重点学科。[7]以部属师范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师范院校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恢复和重建教育学科，以承担师范教育的重任，在教育科学研究和师资培养方面发挥主力作用，逐渐建立了规模大、比较完备的教育学科体系，因此以创办照顾各学科方向的综合性教育刊物为主，也有条件拓展不同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专业刊物，但高等教育学科相对而言在师范大学尚属边缘；同时，由于秉持教师教育的特色，师范大学所创办的教育专业期刊在加强教育理论研究之外，注重为基础教育实践提供指导，形成理论性与应用性并行的两种期刊风格。
30所综合性大学所主办的36种教育专业期刊，超过一半为高等教育类刊物，其他二级学科专业刊物较少；在高等教育类刊物中既包括理论研究类，如华中科技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等，也包括和相关学会合作举办的行业教育刊物，如北京林业大学的《中国林业教育》、华东理工大学的《化工高等教育》等，主要服务高等教育领域管理者、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综合性大学教育专业期刊鲜明的高等教育特色首先在于这些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大多源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服务学校改革发展而设立的高等教育研究室（所），当时的高等教育研究室（所）纷纷创办高等教育类刊物，而这些刊物成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化发展的重要阵地。14种综合性大学高教类刊物即来源于这一时期。经历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合并、升格、综合化的热潮，在国家鼓励综合性大学办师范教育的政策助推下，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在21世纪初获得较大发展，设置教育学院，建设新的学位点、研究基地，拓展学科方向，也为教育专业期刊的创办创造了新的契机。新创期刊以教育综合类、高等教育类为主，兼有中国人民大学《创新人才教育》、中南大学《创新与创业教育》这样的特色领域刊物。
由此可见，大学教育专业期刊的创办紧密地结合在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不同的学科建设过程中，打上了各类各校学科发展方向和特色的烙印，也进一步推动大学教育学科学术交流和研究制度化。
三、教育学科建设与期刊发展互动机制
在知识生产的视角下，学科发展的实质是优质知识的不断生产与供给。[8]因此，学科建设的一切工作无外乎围绕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环节采取具体改进措施。归结起来，包括对学科主体的队伍建设，针对学科载体的平台和制度建设，以及针对学科客体的研究方向建设。[9]学科知识生产的成果经由学术期刊公开流通实现其价值，学术期刊出版通过评审和交流制度在知识生产中发挥规范确立、价值引导、信息供给和人员沟通等作用。因此，期刊工作和学科建设在生产链条组织及其中要素组合上存在内在联系。通过对大学教育学科建设及其所主办的教育专业期刊办刊工作的典型案例分析，可以看到期刊工作和学科建设在平台共建、方向凝聚、生产转化、人才共享等方面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则促使二者互为支撑，协同发展。
（一）平台共建机制：学科实力奠定创刊基础，期刊扩大学科影响力
学科是期刊发展的依托平台，期刊是学科发展的展示平台：大学学科以其学术实力及品牌效应为创建优质专业期刊打下基础；优质专业期刊有助于塑造大学学科的学术声誉，甚至对学科建设起带动作用。例如，北京大学利用2000年成立教育学院的学科发展契机在2003年创办了《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发刊词》中称：“本刊的创办，正是教育学科在北京大学成长壮大的一个标志。”[10]此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在短短7年内先后成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进一步彰显了北京大学教育学科建设的成效。华中科技大学在1980年（时为华中工学院）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之初即创办了《高等教育研究》，这份刊物1995年成为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会刊，在全国高教界具有重大影响和良好声誉，也扩大了华中科技大学在全国的影响，促进了学科建设工作。[11]
期刊对于学科建设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学科增加知名度，更是争取学科中的主导地位。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学术发表制度和学术发表渠道控制着学科的话语体系建构。[12]作为学术刊物的主办者，通过发表的筛选机制，定义学科的价值取向和研究规范，可以在该领域享有更高的话语权，有助于大学在学科知识生产的基础上辐射出更强的学科影响力。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作为我国教育学科的两所旗舰大学，适应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需要，相继创办了外文教育专业期刊。华东师范大学在论及ECNU Review of Education（《华东师大教育评论》英文刊）创刊背景中明确提出“华东师范大学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要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需要一本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期刊”[13]，这显示出国内高校层面主动参与世界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将世界一流学术期刊建设作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重要支撑的意识觉醒和初步努力。
（二）方向凝聚机制：学科方向引导办刊选择，期刊特色呼应学科需求
任何一个学科组织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争当一流，而必然将凝聚方向、凸显特色作为学科建设的创新思路。学科方向和特色的选择体现了学科建设规划者对本校学术信息资源优势、学科人员结构布局和学科发展前沿、知识增长点的认知把握。在大学学术期刊工作中，刊物的类型定位、发文领域、栏目设置、风格特色也都渗透了办刊者对于刊物在本学科领域内所拥有的条件与独树一帜的发展方向的精心谋划。当大学学科建设的方向选择与其所举办的期刊特色定位相吻合，则达到互为呼应、支持的效果。这种有效互动体现在不同层面的结合上。
一是学校学科特色、重点研究机构设置与刊物学科领域对接。如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教育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的《民族高等教育研究》均立足本校民族教育的特色打造专域研究平台。10个教育类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的7个都直接举办相应研究领域的刊物，打造该领域的学术高峰和交流窗口。
二是学科的系所设置、研究方向与刊物的栏目设置、发文领域相匹配，这在教育综合类理论期刊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湖南师范大学教育学科设有省级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基地，古典教育、教师教育、学前教育发展等多个校级研究中心，以“重视基本理论研究、突出教师教育、服务教育实践”为特色[14]，《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相应常设栏目包括教育基本理论、课程与教学、古典教育、教师教育、学前教育等。二者协调布局有利于发挥学科科研和人才优势，也反过来促进重点学科方向上的知识再生产。
三是特色栏目建设体现并支撑学科的研究特色。2000年，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刘献君同志领导下将院校研究作为教育学科建设的重点和特色[11]，其主办的《高等教育研究》最早发表了若干该领域的重要论述，并专门开辟了“院校研究”专栏，持续刊登有关成果和会议综述。至今，华中科技大学已成为全国开展院校研究的核心推动力量，在国内创建了特色品牌，《高等教育研究》也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阵地和有力支撑，以期刊品牌深化特色鲜明的学科品牌。
（三）生产转化机制：学科为期刊输出优质成果，期刊参与学科知识生产
大学学科组织作为学科知识生产端通过学术期刊这一媒介向学界与社会供应知识产品。学科组织的生产数量和学术质量决定了学术期刊的知识产品供应水平。大学主办的教育专业期刊先天具备“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的功能，教育学科建设以项目为抓手，以研究基地为载体，组织高水平的知识生产就为教育专业期刊提供了高质量的源头活水。对学科评估在B+级以上大学独立主办的11种优质教育专业期刊④2017—2019年的载文分析发现，校内稿件占比在16.3%到40.0%之间，平均内稿率⑤为27.4%。内稿率一定程度反映学科对期刊的成果输出及期刊对本校学科的支持程度。大学教育学科的重大课题项目成果、独家资源通过本校期刊有组织地出版，尤为期刊输送原创的、独特的知识产品。《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版）》长期开设的“权威发布”栏目就依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的力量，连续刊发国际经合组织（OECD）授权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文版。
教育专业期刊不仅是展示大学教育学科研究成果的“窗口”，也可能凭借其作为交流“平台”的信息优势和学科专业编辑选题策划的独特眼光介入学术生产过程，“对教育学科发展起到引领与贡献功能”[15]。近年来，很多优质大学教育专业期刊注重选题策划，组织专栏、专题。编辑部和院系所、研究中心共同策划，以合办学术会议的形式，实现从写作、研讨到发表的转化。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与《比较教育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教育研究座谈会，并长期组织“一带一路”建设教育研究专题。[16]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了“深化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学术研讨会[17]，形成会议综述和笔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版）》2017年的“教育实证研究专刊”、2018年的“新高考改革专刊”都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共同策划、组稿、在研重大项目密切相关。
（四）人才共享机制：学科为期刊提供人才资源，期刊助益学科队伍建设
学科建设最具能动性、最活跃的因素是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一流的学术队伍就是一流的学科的代名词。[18]一流的学术队伍是以一流学术带头人为中心的结构合理、高水平的学术团队。这样的学术队伍不仅为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提供高水平的作者来源，而且可以成为办刊工作的人才储备资源。还应该看到的是，学科人才队伍不完全等同于学术生产团队，学科专业编辑也可以其丰富的编审经验、独到的编辑眼光，在学科知识生产链中贡献力量，为学科后备人才队伍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学科与期刊的人才共享机制体现在：首先，学科带头人和主编“双肩挑”。学科带头人和主编分别是学术队伍和编辑团队的灵魂所在。从32种优质大学教育专业期刊的主编构成来看，65.6%的期刊主编与本校教育学科资深教授或者学科带头人重合，这些领军人才在国内有较高的知名度乃至学术声望，部分同时担任学校、学院领导职务，不仅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而且能够统筹考虑学科和期刊发展方向，为期刊调动内外部资源，组织优质稿件。其次，专业人员与编辑团队形成“学术共同体办刊”模式，专业人员以顾问、编委、兼职编辑、审稿人、特约主持人等多种身份参与办刊工作，在战略分析、选题策划、组稿选稿等关键环节为刊物的学术质量把关。例如，《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所在编辑部每年与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联合召开选题论坛，编辑部成员与教师代表共同探讨年度选题方向，改进办刊举措。再次，期刊编辑兼任教师或研究人员，直接参与学科的科研教学活动，或参与院系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为师生科研与写作提供现场指导。
学科与期刊的人才共享一方面直接有利于提升期刊的学术质量；另一方面对学术队伍建设有所助益，包括拓展专业人员的视野、提升团队合作的凝聚力，以及加强与学科内外人员学术交流。
四、促进大学学科建设与期刊协同发展
一流学科建设不仅是“建设一流的学科生产能力”[19]，还要提升学科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就离不开作为交流平台和话语权资源的学术期刊。对教育学科建设及教育专业期刊配置现状及二者间互动机制的事实分析证明，教育学科建设和教育专业期刊发展具有协同效应，因此有必要引导大学通过一流期刊建设加强一流学科建设。
（一）鼓励一流教育学科加快创建一流期刊
应当鼓励我国教育学科重点建设的大学将创建一流教育专业期刊作为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根据重点学科方向、研究基地特色等优化期刊布局，创建二级学科专业期刊、新兴交叉领域期刊。2001年，新闻出版总署曾发文指出，“对教育部直属院校中的国内外知名的优势学科……可适当发展高校专业性学术期刊”[20]，对大学教育专业期刊的创办起到推动作用，但教育专业期刊的结构性短缺依然存在。虽然一些大学以学术集刊作为替代性的补充，但学术集刊相较于正式期刊的传播力和认可度都很有限。像南京师范大学在学前教育、道德教育方向，浙江大学在教育史方向，首都师范大学在教育现象学方向等都具备新创教育专业期刊或将集刊转化为正式期刊的基础，立足高起点、高定位，将办刊工作与学科人才队伍建设、科研成果输出相结合，将有助于发展学科特色，使期刊成为学科品牌的代言人，并且这也是大学促进教育学科体系不断发展，推动教育学科期刊结构转型的责任所在。
二是创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教育期刊。2019年，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力求建成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期刊，提升科技评价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成为世界学术交流和科学文化传播的重要枢纽。[21]大学创建世界一流的教育学学科不能只为了提升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一味追求SSCI发文，甚至罔顾本土文化的独特经验和重要议题去迎合海外期刊的口味和标准；而要建设自身的传播与交流平台，如创办外文教育专业期刊，吸引海内外的一流成果，争取在世界教育学科的话语权。目前，我国大学主办、合办的外文教育专业期刊仅有5种，办刊时间不长，影响力有限，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此外，在教育专业期刊的办刊中还要注意引入国际化的编委会、审稿专家团队，积极与国际同行合作，建立全球的数字化发行渠道，这也将促进大学教育学科的国际交流，提升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当然，创办新刊、调整布局不仅需要大学提升办刊意识，还需要得到期刊管理部门的支持和相关政策保障，包括对具备办刊条件的高水平大学放松刊号限制，加快新创期刊审批，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和扎实办刊基础的学术集刊尽快赋予“正式身份”。
（二）完善学科建设与期刊协同发展的机制
发挥我国高水平教育学科协同学科和专业期刊发展的示范作用，带动更多大学积极利用本校期刊资源，完善学科建设与期刊协同发展机制。这需要大学首先增强期刊作为学科资源、平台和名片的意识，将期刊建设纳入学科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中，加强顶层设计，使期刊发展的目标、宗旨、方向与学科建设的目标、思路、任务相协调。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建设路径不同，其教育专业期刊定位和风格也相应满足不同的学科发展需求。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建设凸显教师教育特色，具有较齐全的学科方向，教育专业期刊也以注重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助力教育综合改革实践、服务教师发展为旨归。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多侧重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具备文理多学科基础上发展教育学科的优势，教育专业期刊适宜在保持高等教育特色外，聚焦跨学科的问题专域研究。不同层次的大学也可抓住学科专长与期刊特色的结合点，走教育学科的特色化发展之路。
其次，打破部门壁垒、专编人员界限，建立机构合作、人员协同机制。大学教育专业期刊编辑出版机构设置主要分为两种形式：其一，直接隶属学院（系所）或科研机构；其二，作为学校直属（附属）的编辑部、期刊社、行政机构的一部分。65.5%的优质教育专业期刊编辑部设于学院（研究所）内，而其他期刊只有28.9%如此。在后一种设置方式中，期刊编辑业务独立，与学科关系更容易疏离。因此，需建立编辑部与学院跨机构合作的常态机制，加强人员的互通交流，包括：筹措学科与期刊共建经费，特别是从学科建设角度给予学术期刊编辑部门更多办刊经费扶持；建立信息共享渠道和日常联络机制；制定支持教学科研人员参与期刊工作和专职编辑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评价和激励制度；共同举办面向校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等等。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加强学科建设与学术期刊工作的协同，不意味着将本校期刊作为本校成果输出乃至人情稿的“自留地”，这将损害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公器”的根本属性，既无益于期刊的发展，也不可能激发真正的学科创新。
（三）通过学科评估引导大学加强期刊建设
学科评估是衡量大学学科发展水平，指导大学改进学科建设工作的风向标和指挥棒。科学、合理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可以全面反映大学学科建设的成效和质量。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师资队伍与资源”“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四个一级指标，教育学门类学科评估仅在“社会服务贡献”部分参考“举办重要学术会议，创办学术期刊，引领学术发展”⑥的情况。可见，尽管学科评估纳入了大学期刊情况方面的考虑，但对其重视程度还不足。从学科评估结果与期刊资源分布的数据来看，大学教育学科水平和教育专业期刊的数量、质量都有密切关系。学术期刊既是大学科研的平台资源，也是学科声誉的重要维度，应当作为学科发展水平（尤其是一流学科建设水平）的一个重要观测指标。正如芝加哥大学伯顿（E.D.Burton）校长所言：“大学要认识到它的责任不仅是发现真理，还应将其全盘给予最广泛的公众。”[22]将学术期刊建设水平纳入大学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双一流”建设考评体系，将有益于引导大学不仅仅关注科研产出的数量和等级，而是通过自身的学术交流平台建设提升学术影响力，承担起学科走向公众、走向世界的责任。可喜的是，在第三方评价机构校友会2020中国大学排名评价指标体系中已有这样的设计，其将“期刊出版社”一项和知识生产基地、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基地、高端智库一起纳入一级指标科学研究（31%）的二级指标科研基地（5%）部分[23]，凸现了学术期刊在知识生产、汇聚、传播中的重要性。2020年，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正在进展之中，“双一流”建设中期评估也已接近尾声，将为各个高校下一步学科建设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推动“双一流”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一关键时期，优化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引导大学重视对期刊工作在学科建设中作用的自我评估，调动整合学科建设的各种资源，促使“一流学科建设”和“一流学术期刊建设”形成合力，将有重要意义。注释
①本文中“大学”限定为以“大学”命名的普通本科高等院校，不含学院、独立学院层次高校。教育学科实体机构包含教育学院（系）、师范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心）等具备教学和科研职能的机构，仅有研究、咨询功能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不包含在内。拥有教育学科教学科研实体机构的大学名录通过查询教育部公布的《2019年度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及检索各个学校官网学校简介和机构设置筛选获得。
②教育专业期刊名录通过在中国知网期刊导航中按照主办单位检索，并结合学校官网及教育学科实体机构的简介获得，大学主管刊物、与其他机构合办刊物计算在内。
③《教师教育研究》为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合办，以大学个体为统计单位时，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各计入1种。
④10所B+级以上大学主办的20种教育专业期刊中，11种为大学独立主办，9种为大学与其他机构合办。独立主办的期刊更能反映期刊与大学、学科的亲缘关系，合办期刊兼顾不同主体的利益考量。
⑤内稿率算法为作者中至少一人为本校人员的文章数量除以总发文量，发文中的信息资讯除外。
⑥参见第四轮学科评估下发要求高校填写的《学科评估简况表（经济学、法学、教育学门类）》。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4期12~20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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