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现代心理学学科发轫于晚清，奠基于民国时期。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建我国第一个心理学系，开启了我国心理学学科制度建设的历程。民国时期心理学系科、科研机构的成立，中华心理学会的创办，心理学专业期刊的刊行，专业术语的规范化，以及以“中国心理学”为己任的发展目标的定位，都为我国现代心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第一代心理学家立足于中国社会与文化开展研究，并积极参与到国际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之中，为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提供了行动的参照框架。
关键词：民国心理学；学科制度建设；本土化；中国现代心理学
作者简介：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阎书昌，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一、引言 2020年，我国第一个心理学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心理学系成立一百周年。该系的成立被称为20世纪中国心理学十大事件之一。我们以此为契机，特撰写此文，系统地回顾和总结民国时期心理学的历史发展和成就。我国诸多学术史研究都存在“远亲近疏”现象。就我国的心理学史研究来说，对中国古代心理学史和外国心理学史研究较多，而对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较少。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一直相对粗略，连心理学专业人士对我国第一代心理学家生平和成就的了解都是一麟半爪，知之甚少，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心理学界的一大缺憾!中国现代心理学作为现代学科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在民国时期确立的，它是我国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思想源头，我们不能忘记这一时期中国心理学的学术成就，不能忘记中国第一代心理学家的历史贡献。我们完全可以说，我国第一代心理学家的研究水平和国外第二、三代心理学家的研究水平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他们取得了极高的学术成就，为我国心理学赢得了世界性荣誉。我们今天重新温习民国时期心理学的发展进程，可以提高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当代心理学家就和民国时期心理学家一样，赶上甚至超过国外心理学家的水平，实现中国心理学的强国之梦。晚清以降的西学东渐，为中国输入了西方科学知识和体系，作为分科之学的科学开始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发芽。现代科学体系真正的形成和发展则是在民国时期，当时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大碰撞，社会的动荡与变革，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科学知识的传播与影响，成就了民国时期的学术繁荣时代。无论后人是“高估”还是“低估”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它都是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一环。近年来民国时期学术著作的不断重刊深刻反映出他们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影响较大者有上海书店的“民国丛书”、商务印书馆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岳麓书社的“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东方出版社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和“民国大学丛书”，以及福建教育出版社的“20世纪中国教育学名著丛编”等。这些丛书中少量收录了民国时期重要的心理学著作，中国现代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仅有上述丛书中收入的少数心理学著作还难以呈现全貌，更为细致全面的整理工作仍有待继续开展，以使当代心理学更好地继承这些历史遗产。 二、西学东渐：中国现代心理学的源头 我国古代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却没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如同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心理学在我国属于“舶来品”。中国现代心理学的产生经历了西方心理学知识向中国输入和传播的历史阶段。最早接触到西方心理学知识的中国人是容闳、黄胜和黄宽，他们于1847年在美国大学学习了心灵哲学课程，这属于哲学心理学的范畴，继而颜永京于1860年或1861年在美国大学学习了心灵哲学课程。颜永京回国后于1879年开始在圣约翰大学讲授心理学课程，他首开国人之先河，翻译了美国人海文（J.Haven）著的Mental philosophy:Including theintellect,sensibilities，and will，将其中的一部分于1889年以《心灵学》为题出版，这是史界公认的第一部汉译心理学著作。此前传教士狄考文于1876年在山东登州文会馆开设心灵学即心灵哲学或心理学课程。1898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版了《性学举隅》，这是第一部以汉语写作的心理学著作。1900年前后，一批日本学者以教习的身份来中国任教。1902年，服部宇之吉开始在京师大学堂讲授心理学课程，并撰写《心理学讲义》。1904年，三江师范学堂聘请日本学者菅沼虎雄任心理学、教育学课程教习。1901—1903年译自日文的近10部心理学著作相继问世。此外，张东荪、蓝公武合译了詹姆斯的《心理学简编教程》（1892）的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感觉总论和第三章视觉，以《心理学悬论》为题于1906年发表。1907年王国维自英文版翻译出版丹麦学者海甫定（H.H ffding）的《心理学概论》，1910年自日文版翻译出版美国禄尔克的《教育心理学》，这两本书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1905年在日本留学的陈榥编写出版的《心理易解》，被学界认为是中国学者最早自编的心理学书籍。此后至新文化运动开始，一批以日本教习的心理学讲义为底本编写或自编的心理学书籍也相继出版。 从西方心理学输入路径来看，上述著作分别代表着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的心理学知识的传入。从传播所承载的活动来看，有宗教传播和师范教育两种活动，并且后者相继替代了前者。从心理学知识传播者身份来看，有传教士、教育家、哲学家等。 “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其术语本身在中国开始使用和流行有一个历史过程。“Psychology”一词进入汉语文化圈要早于它所指的学问或学科本身，就目前所知，该词最早见于1868年罗存德（William Lobscheid）在香港出版的《英华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其汉译名为“灵魂之学”“魂学”和“灵魂之智”。新近研究发现，1872年执权居士（朱逢甲）首次用“心理”一词作为简称来指代“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可以认定他是“心理学”的首创者。遗憾的是，朱逢甲所创制的“心理（学）”一词并没有广泛传播开来并被后人继承。在日本，1875年哲学家西周翻译的《心理学》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心理学译著。汉字“心理学”是西周从“性理学”改译的，故西周也是“心理学”一词的独立创译者。但西周所创译的“心理学”一词并没有很快引入中国。这一时期中国用于指称心理学知识或学科的名称并不统一。1876年，狄考文在山东登州文会馆使用“心灵学”作为心理学课程名称；1880年，《申报》使用“心学”一词指代颜永京讲授的心理学课程；1882年，颜永京创制“心才学”称谓心理学；1886年，译自赫胥黎《科学导论》的《格致小引》和《格致总学启蒙》两个译本中各自使用“性情学”和“心性学”指称心理学；1889年，颜永京使用“心灵学”命名第一本心理学汉本译著；1898年，丁韪良在《性学举隅》中使用“性学”来指心理学。最后，康有为、梁启超于1897—1898年正式从日本引入“心理学”一词，并开始广泛使用。康有为于1896年开始编的《日本书目志》共收录心理学书籍25种，其中包括西周翻译的《心理学》。该书确切出版时间不详。梁启超于1897年11月15日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读〈日本书目志〉后》一文中写道：“……愿我人士，读生理、心理、伦理、物理、哲学、社会、神教诸书，博观而约取，深思而研精。”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也是其思想的积极拥护者，很可能在《日本书目志》正式出版前就读到了书稿，并在报刊上借康有为使用的名称正式认可了“心理学”这一术语及其学科。另外，大同译书局于1898年春还出版了日本森本藤吉述、翁之廉校订的《大东合邦新义》一书，该书中也使用过“心理学”一词，这说明康有为和梁启超为源自日文的“心理学”一词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以上所述仅仅是“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名称在中国的变迁和发展，中国文化对心理学知识与学科的接受必定有着更为复杂的过程。 这一时期最值得书写的历史事件就是蔡元培跟随现代心理学创始人冯特的学习经历。蔡元培先后两次赴德国留学。在留学德国以前，蔡元培就对西方的文化科学有所涉及，如他译自日文的《生理学》《妖怪学》等著作就涉猎到心理学知识。蔡元培学习心理学课程是在第一次留学期间的1908年10月至1911年11月，他在三年学习期间听了8门心理学课程，其中有冯特讲授的3门心理学课程：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民族心理学，而实验心理学课程曾选修三次。蔡元培接受过心理学的专业训练，这是不同于中国现代心理学早期多是自学成才的其他人物之处，也是他具有中国现代心理学先驱地位的原因之一。蔡元培深受冯特在实验心理学上开创性工作的影响，在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于1917年支持陈大齐在哲学系内建立我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是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陈大齐是另一位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先驱，1909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哲学门之后，受到日本心理学家元良勇次郎的影响，对心理学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于是选心理学为主科，以理则学、社会学等为辅科。陈大齐在日本接受的是心理学专业训练，1912年回国后开展的许多理论和实践工作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中国现代心理学学科的真正确立，是始于第一批学习心理学的留学生回国后从事心理学的职业化活动，此后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心理学家。 三、出国留学：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 中国现代心理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我国第一代心理学家正是成长于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中国满布阴霾的天空中，响起一声春雷，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试图从西方启蒙思想那里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崇拜，提出了“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口号，把科学看成是抵御外侵和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工具。西方现代科学强烈冲击了中国的旧式教育，“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教育救国”的声音振聋发聩。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夫国者，人之所积也。人者，心之所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他认为“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要实现教育救国，就要提高国民的素质，改造旧的国民性，塑造新的国民。了解人的心理是改造人的心理的前提，了解人的心理是进行教育的前提，而心理学具有了解心理、改造心理的作用。所以，当时一批有志青年纷纷远渡重洋攻读心理学。汪敬熙后来对他出国为何学习心理学的回忆最能说明这一点，他说：“在十五六年前，更有一种原因使心理学渐渐风行。那时候，许多人有一种信仰，以为想改革中国必须从改造社会入手；如想改造社会必须经过一番彻底的研究；心理学就是这种研究必须的工具之一，我记得那时候好些同学因为受到这种信仰的影响，而去读些心理学书，听些心理学的功课。”张耀翔赴美前夕，曾用一首打油诗表达了他选学心理学的意愿：“湖海飘零廿二年，今朝赴美快无边。此身原许疗民瘼，誓把心书仔细研!”潘菽也指出：“美国的教育不一定适合中国，不如学一种和教育有关的比较基本的学问，即心理学。” 在国外学习心理学的留学生接受了著名心理学家的科学训练，为他们回到中国发展心理学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功底。仅以获得博士学位的心理学留学生群体为例，目前得以确认的指导过中国心理学博士生的心理学家有美国霍尔（凌冰）、卡尔（陆志韦、潘菽、王祖廉、蔡乐生、倪中方、刘绍禹）、迈尔斯（沈有乾、周先庚）、拉施里（胡寄南）、桑代克（刘湛恩）、瑟斯顿（王徵葵）、吴伟士（刘廷芳、夏云）、皮尔斯伯里（林平卿）、华伦（庄泽宣）、托尔曼（郭任远）、梅耶（汪敬熙）、格塞尔（黄翼）、F.H.奥尔波特（吴江霖）、英国斯皮尔曼（潘渊、陈立）、皮尔逊（吴定良）、法国瓦龙（杨震华）、福柯（左任侠），等等。另外，指导过中国学生或授过课的国外著名心理学家还有冯特（蔡元培）、铁钦纳（董任坚）、吕格尔（潘渊）、皮亚杰（卢濬）、考夫卡（朱希亮、黄翼）、推孟（黄翼、周先庚）、苛勒（萧孝嵘）等。由此可见，这些中国留学生海外求学期间接触到了西方心理学的最前沿知识，为他们回国之后传播各个心理学学派，发展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海外学成归来的心理学留学生很快成长为我国第一代现代心理学家，他们拉开了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序幕，在诸多领域做出了奠基性和开拓性贡献，分别成为中国心理学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些归国留学生大多是25~30岁之间的青年学者，他们对心理学具有强烈的热情；同时，他们精力旺盛，受传统思想束缚较少，具有雄心壮志，具有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致力于发展中国的心理学，致力于在中国建立科学的心理学，力图把“心理学在国人心目中演成一个极饶兴趣、惹人注目的学科”。不仅如此，他们还具有更远大的抱负，把中国心理学推向世界水平。就像郭任远在给蔡元培的一封信中所表达的：“倘若我们现在提倡心理学一门，数年后这个科学一定不落美国之后。因为科学心理学现在还在萌芽时代。旧派的心理学虽已破坏，新的心理学尚未建设。我们现在若在中国从建设方面着手，将来纵不能在别人之前，也决不致落人后。”“倘若我们尽力筹办这个科学，数年后一定能受世界科学界的公认。” 四、制度建设：中国现代心理学的确立 五四运动之后，在海外学习心理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他们从事心理学的职业活动，逐渐形成我国心理学的专业队伍。他们大部分都任教于国内的各大高等院校中，承担心理学的教学与科研任务，积极开展中国现代心理学的早期学科制度建设。他们创建心理学系所、建立心理学实验室、成立心理学专业学会和创办心理学刊物，开创了中国现代心理学的一个辉煌时期。 （一）建立教学和研究机构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设立了心理系，这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心理学系。不久，该校更名为东南大学，东南大学的心理学系仍属教育科。陈鹤琴任该校教务长，廖世承任教育科教授。在陆志韦的领导下，心理学系发展得较快，有“国内最完备的心理学系”之誉，心理学系配有仪器和设备先进的心理学实验室。1927年，东南大学与江苏其他八所高校合并成立第四中山大学，不久又更名为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完全承袭了东南大学的心理学仪器和图书，原注重理科的学科组成心理学系，隶属于理学院，潘菽任系主任。原注重教育的学科组成教育心理组，隶属于教育学系。1929年，教育心理组扩充为教育心理学系，隶属教育学院，艾伟为系主任。1932年，教育心理学系与理学院心理学系合并一系，隶属于教育学院，萧孝嵘出任系主任。1939年，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心理学系复归理学院，并在师范学院设立教育心理学所，艾伟出任所长。 1926年，北京大学正式建立心理学系。早在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将学门改为学系，并在实行选科制时，对大学本科各学系分为五个学组，第三学组为心理学系、哲学系、教育系，当时只有哲学系存在，其他两系未能成立，有关心理学的课程都附设在哲学门（系）。1917年陈大齐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次年他编写了我国第一本大学心理学教科书《心理学大纲》。1926年，心理学系成立之后，又陆续添置实验仪器，心理学实验室开始初具规模，不仅可以满足学生学习使用，教授也可以用来进行专门的研究。 1922年，庄泽宣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当时是清华学校时期）开始讲授普通心理学课程。1926年，清华大学将教育学和心理学并重而成立教育心理系。1928年3月1日，出版由教育心理系师生合编的刊物《教育与心理》（半年刊）。当年秋天清华大学成立心理学系，隶属于理学院，唐钺任心理学系主任。1932年秋，清华大学设立心理研究所（后改称研究部），开始招收研究生。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建立了一个在当时设备比较先进、完善的心理学实验室。 1923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其前身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9月张耀翔受聘于该校讲授心理学课，包括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并创建了一个可容十人的心理学实验室，可称得上是中国第二个心理学实验室。 1923年，郭任远受聘于复旦大学讲授心理学。当年秋季成立心理学系，隶属于理科。郭任远曾将几百本心理学书籍杂志用作心理学系的图书资料，并募集资金添置实验仪器、动物和书籍杂志，以供实验和研究所用。至1924年，该系已经拥有了心理学、生理学和生物学方面中外书籍2 000余册，杂志50余种。1925年郭任远募集资金盖了一栋四层楼房，名为“子彬院”，将心理学系扩建为心理学院，并出任心理学院主任，这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所心理学院。其规模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苏联巴甫洛夫心理学院和美国普林斯顿心理学院，故被称为远东第一心理学院。 1924年，上海大夏大学成立。最初在文科设心理学系，教育科设教育心理组，并建有心理实验室。1936年，扩充为教育学院教育心理学系，章颐年任系主任。当时该系办得很好，教育部特拨款添置设备，扩充实验室，增设动物心理实验室。大夏大学心理学系很重视实践，自制或仿制实验仪器，并为其他大学心理学系代制心理学仪器，还印制了心理学家图片和情绪判断测验用图片，供心理学界使用。该系师生还组织成立了校心理学会，创办儿童心理诊察所。 1919年，燕京大学最早设立心理科。1920年刘廷芳赴燕京大学教授心理学课程，翌年经刘廷芳建议，心理学与哲学分家独立成系，隶属理学院，由刘廷芳兼任系主任，直至1925年。1926年燕京大学进行专业重组，心理学系隶属文学院。刘廷芳本年度赴美讲学，陆志韦赴燕京大学就任心理学系主任和教授。刘廷芳在美期间为心理学系募款，得到了巨额捐助，心理学系的图书、仪器设备得以充实。 1927年6月，中山大学成立心理学系，隶属文学院，并创建心理研究所，聘汪敬熙为系、所的主任。1927年2月汪敬熙在美国留学期间，受邀回国创办心理研究所，随即着手订购仪器。心理研究所创办时“已购有值毫银万元之仪器，堪足为生理心理学，及动物行为的研究之用，在设备上，在中国无可称二，即比之美国有名大学之心理学实验室，亦无多愧”。 1929年，辅仁大学成立心理学系，首任系主任为德国人葛尔慈教授（Fr.Joseph Goertz），他曾师从德国实验心理学家林德渥斯基(Johannes Lindworsky)，林德渥斯基是科学心理学之父冯特的学生。葛尔慈继承了德国实验心理学派的研究传统，在辅仁大学建立了在当时堪称一流的实验室。 据统计，截至1934年我国有国立、省立和私立大学共55所，其中有21所院校设立了心理学系(组)。至1937年之前，国内还有一些大学尽管没有成立心理学系，但通常在教育系下开设有心理学课程，甚至创建有心理学实验室，这些心理学力量同样也为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湖南大学教育学系中的心理学专业和金陵大学的心理学专业。 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蔡元培任院长。心理研究所为下属十三个研究所之一，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心理学专门研究机构。1928年11月“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公布之后，心理研究所着手筹备，筹备委员会包括唐钺、汪敬熙、郭任远、傅斯年、陈宝锷、樊际昌等六人。1929年4月“中央研究院”决定成立心理研究所，于5月在北平正式成立，唐钺任所长。1933年3月心理研究所南迁上海，汪敬熙任所长。1935年6月，心理研究所又由上海迁往南京。1937年，抗战爆发后，心理研究所迁往长沙，后到湖南南岳，又由南岳经桂林至阳朔，1940年冬，至桂林南部的雁山村稍微安定，才恢复了科研工作。抗战胜利后，1946年9月，心理研究所再次迁回上海。 （二）成立专业学会 1921年8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组织暑期教育讲习会，有许多学员认为心理学与教育关系密切，于是签名发起组织中华心理学会。几天之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临时大礼堂举行了中华心理学会成立大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心理学专业学会。中华心理学会自成立后，会员每年都有增加，最盛时多达235人。但是由于学术活动未能经常举行，组织逐渐涣散。1931年，郭一岑、艾伟、郭任远、萧孝嵘、沈有乾、吴南轩、陈鹤琴、陈选善、董任坚等人尝试重新筹备中华心理学会，但后来因为“九一八”国难发生，此事被搁置，中华心理学会没有得以恢复。 1935年11月，陆志韦发起组织“中国心理学会”，北京大学樊际昌、清华大学孙国华、燕京大学陆志韦被推为学会章程的起草人。1936年11月，心理学界人士34人发出由陈雪屏起草的学会组织启事，正式发起组织中国心理学会。1937年1月24日，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大礼堂举行中国心理学会成立大会。正当中国心理学会各种活动相继开展之际，“七七事变”爆发，学会活动被迫停止。 1930年秋，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鉴于测验作为考试制度的一种，有意发起组织测验学会。由吴南轩会同史维焕、赖琏二人开始做初步的筹备工作。截至当年12月15日共征得57人的同意做发起人。1931年6月21日，在南京中央大学致知堂召开成立大会和会员大会。 1935年10月，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同仁发起组织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向全国心理学界征求意见，经过心理学、教育、医学等各界共231人的酝酿和发起，并得到146位知名人士的赞助，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于1936年4月19日在南京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三）创办学术期刊 《心理》，英文刊名为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由张耀翔于1922年1月在北平筹备创办的我国第一种心理学期刊，它作为中华心理学会会刊，其办刊宗旨之一是：“中华心理学会会员承认心理学自身是世上最有趣味的一种科学。他们研究，就是要得这种精神上的快乐。办这个杂志，是要别人也得同样的快乐。” 1927年1月《心理》终刊。1927年，周先庚以《1922年以来中国心理学旨趣的趋势》为题向西方心理学界介绍了刊发在《心理》杂志上共分为21类的110篇论文。这是中国心理学界的研究成果第一次集体展示于西方心理学界，促进了后者对中国心理学的了解。 《心理半年刊》，英文刊名为The N.C.Journal ofPsychology，由中央大学心理学系编辑，艾伟任主编，于1934年1月1日在南京创刊，至1937年1月1日出版第4卷1期后停刊，共出版7期。其中后5期均为“应用心理专号”，可见当时办刊宗旨是指向心理学的应用。 《心理季刊》是由上海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出版，1936年4月创刊，1937年6月终刊。该刊主任编辑为章颐年，其办刊宗旨是“应用心理科学，改进日常生活”，它是当时国内唯一一份关于心理科学的通俗刊物。 《中国心理学报》由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编印，1936年9月创刊，1937年6月终刊。该刊创刊之后成为中国心理学会会刊。主任编辑为陆志韦，编辑为孙国华和周先庚。蔡元培为该刊题写了刊名。该刊1卷1期的编后语追念了20年代张耀翔主编的《心理》杂志，称这次出版“名曰《中国心理学报》，亦以继往启来也”。该刊英文名字为The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与《心理》杂志英文名字完全相同，因此可以把《中国心理学报》看作是《心理》杂志的延续或新生。同时，《中国心理学报》在当时承担起不同于20年代“鼓吹喧闹，笔阵纵横”拓荒期的责任，不再是宣传各家学说，而是进入扎扎实实地开展心理学研究的阶段，从事“系统之建立”，“以树立为我中华之心理学”。 抗战爆发之前，我国出版的心理学刊物还有以下几种：《测验》《心理附刊》《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丛刊》《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专刊》《心理教育实验专篇》，抗战期间创办过《教育心理研究》和《心理建设》，这些学术期刊为当时心理学界研究成果的传播与交流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中国心理学的进步。 (四)统一与审定专业术语 作为一个学科，其专业术语的定制具有重要的意义。1908年，清学部尚书荣庆聘严复为学部编订名词馆总纂，致力于各个学科学术名词的厘定与统一。1922年，庄泽宣留学回国之后发现心理学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各人所用的心理学名词各异，深感心理学工作开展很不方便。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聘请美国教育心理测验专家麦柯尔(WilliamAnderson McCall)来华讲学并主持编制多种测验。麦柯尔曾邀请朱君毅审查统计和测验的名词。随后他又提出要开展心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后来把这件事情委托给了庄泽宣。庄泽宣声称利用这次机会，可以钻研一下中国的文字适用于科学的程度如何。庄泽宣首先利用华伦著《人类心理学要领》（Elements of Human Psychology，1922）一书的心理学术语表，并参照其他书籍做了增减，然后对所用的汉语心理学名词进行汇总。庄泽宣经过与麦柯尔商议开始“大胆定译名”，并形成了译名草案，由中华教育改进社在1923年7月印制之后分别寄送给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的心理学家，以征求意见。1924年，中英文对照的《心理学名词汉译》一书正式出版。 继庄泽宣开展心理学名词审查之后，1931年清华大学系主任孙国华领导心理学系及清华心理学会全体师生着手编制中国心理学词典。后被周先庚告知华伦的心理学词典编制计划在美国早已公布，二三年内应该能出版，故中国心理学词典的编译工作可以待华伦的心理学词典出版之后再开展。1934年，该系助教米景沅开始搜集整理英汉心理学名词，共计6000多词条，初选之后为3000多，曾呈请陆志韦校阅，为刊印英汉心理学名词对照表做准备。而此时由国立编译馆策划，赵演主持的心理学名词审查工作也已开始，一改过去个人或小规模进行心理学名词编制工作的局面，组织了当时中国心理学界多方面的力量参与这项工作。1935年夏天，商务印书馆开始筹划心理学名词的审查工作，由赵演主持，左任侠协助。赵演首先利用华伦的《心理学词典》（Dictionary of Psychology）搜集心理学专业名词，并参照其他书籍共整理出2732个英文心理学名词。他又根据49种重要的中文心理学译著，整理出心理学名词的汉译名称，再将散见于当时报刊上的一些汉译名词补入，共整理出3000多个。此后相继征集到40多位心理学家的反馈意见。这基本上反映了国内心理学界对这份心理学名词的审查意见。例如，潘菽在反馈意见中提到，心理学名词的审查意味着标准化，但应该是帮助标准化，而不能创造标准。心理学名词自身需要经过生存的竞争，待到流行开来再进行审查，通过审查进而努力使其标准化。经过此番的征求意见之后，整理出1393条心理学名词。此时成立了以陆志韦为主任委员的普通心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共22名心理学家。赵演还整理了心理学仪器名词1000多条，从中选择了重要的287条仪器名称和普通心理学名词一并送审。1937年1月19日在国立编译馆举行审查会议，最后审查通过了对2000多条普通心理学名词，100多条心理学仪器名词（后来并入普通心理学名词之中）的审查。1937年3月18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审查通过的普通心理学名词。赵演空难离世，致使后续的心理学名词审定工作中止了，当然，抗战的爆发也是此项工作未能继续下去的重要原因。 五、中国本土化：中国现代心理学的目标 早在1922年《心理》杂志的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验”，这为中国早期心理学者提出了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就是要实现心理学的中国本土化。 自《心理》杂志创刊之后，有一批文章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例如余家菊的《荀子心理学》、汪震的《戴震的心理学》和《王阳明心理学》、无观的《墨子心理学》、林昭音的《墨翟心理学之研究》、金抟之的《孟荀贾谊董仲舒诸子性说》、程俊英的《中国古代学者论人性之善恶》和《汉魏时代之心理测验》、梁启超的《佛教心理学浅测》等。这些文章在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同时，提出了建设“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意识。汪震在《王阳明心理学》一文中提出：“我们研究中国一家一家心理的目的，就是想造成一部有系统的中国心理学。我们的方法是把一家一家的心理学用科学方法整理出来，然后放在一处作一番比较，考察其中因果的关系，进一步的方向，成功一部中国心理学史。”景昌极在《中国心理学大纲》一文中更为强调中国“固有”的心理学：“所谓中国心理学者，指中国固有之心理学而言，外来之佛教心理学等不与焉。”与此同时，中国早期心理学家还从多个维度上开展了面向中国人生活文化与实践的心理学考察和研究，为构建中国人的心理学或者说中国心理学进行了早期探索工作。例如，张耀翔以中国的八卦和阿拉伯数字为研究素材，用来测验中国人学习能力，尤其是学习中国文字的能力。又如，罗志儒对1600多中国名人的名字进行等级评定，分析了名字笔画、意义、词性以及是否单双字与出名的关系。再如，陶德怡调查了《康熙字典》中形容善恶的汉字，并予以分类、比较，由此推测国民对于善恶的心理，以及国民道德的特色和缺点，并提出了改进国民道德的建议。这些研究并非单纯的文本分析，既有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资料为研究素材所开展的研究，也有利用现实生活的资料为素材，探讨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早期开展的心理学研究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关注和探索，对传统文化和生活实践的重视。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心理学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些心理学家开始总结过去20年间发展的经验和不足，讨论中国心理学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1933年，张耀翔在《从著述上观察中国心理学之研究》一文中写道：“‘中国心理学’可作两解：（一）中国人创造之心理学，不拘理论或实验，苟非抄袭外国陈言或模仿他人实验者皆是；（二）中国人绍介之心理学，凡一切翻译及由外国文改编，略加议论者皆是。此二种中，自以前者较为可贵，惜不多见，除留学生数篇毕业论文（其中亦不尽为创作）与国内二三大胆作者若干篇‘怪题’研究之外，几无足述。”可见，张耀翔明确提出要发展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同年，汪敬熙在《中国心理学的将来》一文中提出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方向问题：“心理学并不是没有希望的路走……中国心理学可走的路途可分理论的及实用的研究两方面说。简单说来，就国际心理学界近来的趋势，和我国心理学的现状看去，理论的研究有两条有希望的路。一是利用动物生态学的方法或实验方法去详细记载人或其他动物自受胎起至老死止之行为的发展。在儿童心理学及动物心理学均有充分做这种研究的机会。这种记载是心理学所必需的基础。二是利用生理学的知识和方法去做行为之实验的分析”，而实用的研究这条路则是工业心理的研究。汪敬熙的研究思想及成果对我国心理学的生理基础领域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1937年，潘菽在《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一文中提出：“我们要讲的心理学，不能把德国的或美国的或其他国家的心理学尽量搬了来就算完事。我们必须研究我们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研究心理学的理论方面应该如此，研究心理学的应用方面更应该如此。”只有“研究中国所有的实际问题，然后才能有贡献于社会，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应用心理学在中国发达起来。……我们以后应该提倡应用的研究，但提倡的并不是欧美现有的应用心理学，而是中国实际所需要的应用心理学”。 上述这些论述包含着真知灼见，其背后隐含着我国第一代心理学家对心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和发展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情怀。发展中国的心理学固然需要翻译和引介西方的心理学，模仿和学习国外心理学家开展研究，但并不能因此忽视、漠视中国早期心理学家本土意识的萌生，并进而促进中国心理学的自主性发展。在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分支中，都有一批心理学家在执着于面向中国生活的心理学实践工作的开展，其中有两个最能反映中国第一代心理学家以本土文化和社会实践为努力目标进行开拓性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领域：一是汉字心理学研究；二是教育与心理测验。 汉字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产物。20世纪20年代前后国内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文字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最早开展汉字心理研究的是刘廷芳于1916—191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做的六组实验，其被试使用了398名中国成年人，18名中国儿童，9名美国成年人和140名美国儿童。1918年张耀翔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过“横行排列与直行排列之研究”，1919年高仁山（J.S.Kao）与查良钊(L.C.Cha)在芝加哥大学开展了汉语和英文阅读中眼动的实验观察，1920年柯松以中文和英文为实验材料进行了阅读效率的研究。自1920年起陈鹤琴等人花了三年时间进行语体文应用字汇的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编成中国第一本汉字查频资料即《语体文应用字汇》，开创了汉字字量的科学研究之先河，为编写成人扫盲教材和儿童课本、读物提供了用字的科学依据。1921—1923年周学章在桑代克的指导下进行“国文量表”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1922—1924年杜佐周在爱荷华州立大学做汉字研究。1923—1925年艾伟在华盛顿大学研究汉字心理，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致力于汉语的教与学的探讨，其专著《汉字问题》（1949）对提高汉字学习效能、推动汉字简化以及汉字由直排改为横排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1925—1927年沈有乾在斯坦福大学进行汉字研究并发表了实验报告，他是利用眼动照相机观察阅读时眼动情况的早期研究者之一。1925年赵裕仁在国内《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文字直写横写的研究》，1926年陈礼江和卡尔在美国《实验心理学杂志》上发表关于横直读的比较研究。同一年，章益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完成《横直排列及新旧标点对于阅读效率之影响》的研究，蔡乐生在芝加哥大学设计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汉字心理研究，并于1928年与亚伯奈蒂（E.Abernethy）合作发表了《汉字的心理学Ⅰ:字的繁简与学习的难易》一文，其后又分别完成了“字的部首与学习之迁移”“横直写速率的比较”“长期练习与横直写速率的关系”等多项实验研究。蔡乐生在研究中从笔画多少以及整体性的角度，首次发现和证明了汉字心理学与格式塔心理学的关联性。1925年周先庚于入学斯坦福大学之后，在迈尔斯指导下开展了汉字阅读心理的系列研究。周先庚受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从汉字的组织性视角来审视，一个汉字与其他汉字在横排上的格式塔能否迁移到竖排汉字的格式塔上，以及这种迁移对阅读速度影响大小的问题。他提出汉字分析的三个要素，即位置、方向及持续时间，其中位置是最为重要的要素。他在美国《实验心理学杂志》和《心理学评论》上相继发表了四篇实验报告和一篇理论概括性文章。他还热衷于阅读实验仪器的设计与改良，曾发明四门速示器（Quadrant Tachistocope）专门用于研究汉字的识别与阅读。 1920年前后有十多位心理学家从事汉字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其中既有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也有国内学者开展的研究，研究的主题多为汉字的横直读与理解、阅读效率等问题，这与当时新文化运动中革新旧文化和旧习惯思潮有着紧密联系，同时也受到东西方文字碰撞的影响，因为中国旧文字竖写，而西方文字横写，两种文字的混排会造成阅读的困扰。这些心理学家在当时开展汉字心理学研究的方法涉及速度记录法、眼动记录、速示法、消字法等多种方法，而且还有学者专门为研究汉字研制了实验仪器，利用的中国语言文字材料涉及文言文散文、白话散文、七言诗句等，从而在国际心理学舞台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对于改变汉字此前在西方心理学研究中仅仅被用做西方人不认识的实验材料的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汉字心理学研究对推动心理学的中国本土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国内文字改革提供了科学的实验依据，正如蔡乐生所说：“我向来研究汉字心理学的动机是在应用心理学实验的技术，求得客观可靠的事实，来解决中国字效率的问题。” 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历程中一向重视心理测验工作，测验一直与教育有着密切联系，在此基础上，逐渐向其他领域不断扩展。陈鹤琴与廖世承最早开拓了中国现代心理与教育测验事业，大力倡导、践行这一领域的工作。陈鹤琴在国内较早发表了《心理测验》《智力测验的用处》等文章。1921年他与廖世承合著的《智力测验法》是我国第一部心理测验方面著作。陈鹤琴还自编各种测验，如“陈氏初小默读测验”“陈氏小学默读测验”等。他的默读测验、普通科学测验和国语词汇测验被冠以“陈氏测验法”。后又著有《教育测验与统计》（1932）和《测验概要》（与廖世承合著，1925）等。廖世承在团体测验编制上贡献最大，1922年麦柯尔来华指导编制各种测验，廖世承协助其工作。廖世承编制了“道德意识测验”（1922）、“廖世承团体智力测验”（1923）、“廖世承图形测验”（1923）和“廖世承中学国语常识测验”（1923）等。1925年他与陈鹤琴合著的《测验概要》出版，该书奠定了我国中小学教育测验的基础，在当时处于领先水平。这一年也被称为“廖氏之团体测验年”，是教育测验上的一大创举。1924年，陆志韦从中国实际出发，主持修订《比纳-西蒙量表》，并公布了《订正比纳-西蒙智力测验说明书》。1936年，陆志韦与吴天敏合作，再次修订《比纳-西蒙测验说明书》，为智力测验在我国的实践应用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1932年，《测验》杂志创刊，对心理测验与教育测验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该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讨论测验对中国教育的价值和功用。在我国心理测验的发展历程中，还有一批教育测验的成果，如周先庚主持的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教育测验成果。20世纪30年代，对心理与教育测验领域贡献最大的是同在中央大学任职的艾伟和萧孝嵘。艾伟从1925年起编制中小学各年级各学科测验、儿童能力测验及智力测验。这些测验的编制，既是中国编制此类测验的开端，也为心理测量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艾伟还于1934年在南京创办试验学校，直接运用测验于教育，以选拔儿童，因材施教。萧孝嵘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从事各种心理测验的研究。1934年着手修订“墨跋智力量表”，他还修订了古氏“画人测验”、普雷塞“XO测验”等多种量表。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迁往陪都重庆，他订正数种“挑选学徒的方法”，编制几项“军队智慧测验”。萧孝嵘强调个体差异，重视心理测验在教育、实业、管理、军警中的应用。 六、国际参与性：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影响 我国第一代心理学家参与到国际心理学的舞台上，并取得了极高的学术成就，为我国心理学赢得了世界性荣誉。中国留学生到国外研修心理学，跟随当时西方著名心理学家们学习和研究，他们当中有人在学习期间就取得了很大成就，产生了国际学术影响。例如，陆志韦应用统计和数学方法对艾宾浩斯提出的记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修正了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又如，陈立对其老师斯皮尔曼的G因素不变说提出了质疑，被美国著名心理测验学家安娜斯塔西在其《差异心理学》一书中加以引用。后来心理学家泰勒在《人类差异心理学》一书中将陈立的研究成果评价为G因素发展研究中的转折点。下面具体介绍三位在国际心理学界产生更大影响的中国心理学家的主要成就。 (一)郭任远掀起国际心理学界的反本能运动 郭任远在美国读书期间，就对欧美传统心理学中的“本能”学说产生怀疑。1920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举行的教育心理学研讨会上，他作了题为“取消心理学上的本能说”的报告，次年同名论文在美国《哲学杂志》上发表。郭任远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美国心理学权威麦独孤的本能心理学观点，指出其关于人的行为起源于先天遗传而来的本能主张是错误的，认为有机体除受精卵的第一次动作外，别无真正不学而能的反应。该文掀起了震动美国心理学界关于“本能问题”的大论战。麦独孤于1921—1922年撰文对郭任远的批评进行了答辩，并称郭任远是“超华生”的行为主义者。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华生受郭任远这篇论文及其以后无遗传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影响，毅然放弃了关于“本能的遗传”的见解，逐渐转变成为一个激进的环境决定论者。 1923年，郭任远因拒绝按照学术委员会的意见修改学位论文而放弃博士学位回国任教，此后其主张更趋极端，声称不但要否认一切大小本能的存在，就是其他一切关于心理遗传观念和不学而能的观念都要一网打尽，从而建设“一个无遗传的行为科学”。他明确指出：“（1）我根本反对一切本能的存在，我以为一切行为皆是由学习得来的。我不仅说成人没有本能，即是一切动物与婴儿也没有这样东西的。（2）我的目的全在于建设一个实验的发生心理学。”为了给他的理论寻找证据，郭任远做了一个著名的“猫鼠同笼”的实验。该实验证明，猫捉老鼠并不是从娘胎生下来就具有的“本能”，而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后来郭任远又以独创的“郭窗”（Kuo window）方法研究了鸡的胚胎行为的发展，即先在鸡蛋壳开个透明的小窗口，然后进行孵化，在孵化的过程中对小鸡胚胎的活动进行观察。该研究证明了，一般人认为小鸡一出生就有啄食的“本能”是错误的，啄食的动作是在胚胎中学习的结果。这些实验在今天仍被人们奉为经典。郭任远于1967年出版的专著《行为发展之动力形成论》，用丰富的事实较完善地阐述了他关于行为发展的理论，一时轰动西方心理学界。 在郭任远逝世2周年之际，1972年美国《比较与生理心理学》杂志刊载了纪念他的专文《郭任远：激进的科学哲学家和革新的实验家》，并以整页刊登他的照片。该文指出：“郭任远先生的胚胎研究及其学说，开拓了西方生理学、心理学新领域，尤其是对美国心理学的新的理论研究开了先河，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卓尔不群的姿态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为国际学术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这是《比较与生理心理学》创刊以来唯一一次刊文专门评介一个人物。郭任远是被选入《实验心理学100年》一书中唯一的中国心理学家，他也是唯一一位能载入世界心理学史册的中国心理学家。史密斯(N.W.Smith)在《当代心理学体系——历史、理论、研究与应用》(2001)一书的第十三章中，将郭任远专列一节加以介绍。 (二)萧孝嵘澄清美国心理学界对格式塔心理学的误解 格式塔心理学是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最初产生于德国，其三位创始人是柏林大学的惠特海墨、苛勒和考夫卡。1912年惠特海墨发表的《似动实验研究》一文是该学派创立的标志。1921年他发表的《格式塔学说研究》一文是描述该学派的最早蓝图。1922年考夫卡据此文应邀为美国《心理学公报》撰写了一篇《知觉：格式塔理论引论》，表明了三位领导人的共同观点，引起美国心理学界众说纷纭的讨论。当时美国心理学界对于新兴的格式塔运动还不甚了解，甚至存在一些误解。针对这种情况，正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萧孝嵘，于192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即前往德国柏林大学，专门研究格式塔心理学。他于次年在美国发表了两篇关于格式塔心理学的论文《格式塔心理学的鸟瞰观》和《从1926年至1927年格式塔心理学的某些贡献》，比较系统明晰地阐述了格式塔心理学的主要观点和最新进展。这两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美国心理学界对格式塔心理学的错误认识，受到《实验心理学史》作者、哈佛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波林的好评。同一年他将其中的《格式塔心理学的鸟瞰观》稍作增减后在国内发表。此文引起在我国最早译介格式塔心理学的高觉敷的关注，他建议萧孝嵘撰写一部格式塔心理学专著，以作系统深入的介绍。萧孝嵘于1931年在柏林写就《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他在此书“缘起”中指出：“往岁上海商务印书馆高觉敷先生曾嘱余著一专书……此书之成，实由于高君之建议。”“该书专论格式塔心理学之原理。这些原理系散见于各种著作中，而在德国亦尚未有系统的介绍。”这本著作是我国心理学家在1949年之前出版的唯一一本有关格式塔心理学原理的著作，在心理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在美国有关格式塔心理学原理的著作，仅有苛勒以英文撰写的《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于1929年出版，而考夫卡以英文写作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stalt Psychology)则迟至1935年才问世。 (三)戴秉衡继承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思想 戴秉衡（Bingham Dai）于1929年赴芝加哥大学学习社会学，1932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说方言》。同年，戴秉衡在攻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时，结识并接受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代表人物沙利文的精神分析，沙利文还安排他由该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霍妮督导。沙利文和霍妮都反对弗洛伊德的正统精神分析，提出了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观点，像他的导师们一样，戴秉衡不是仅仅根据内心紧张看待人格问题，而是从社会文化背景理解人格问题。1936年至1939年，戴秉衡在莱曼(RichardS.Lyman)任科主任的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神经精神科从事门诊、培训和研究工作。拉斯威尔在1939年的文章中指出，受过社会学和精神分析训练的戴秉衡在协和医学院的工作为分析“神经与精神症人格”，藉以发现“特定文化模式整合入人格结构中之深度”。1939年，戴秉衡返回美国，先后在费斯克大学、杜克大学任教。此后，他以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期间收集到的资料继续沿着沙利文的思想进行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成为美国代表沙利文学说的权威之一。他在《中国文化中的人格问题》一文中分析了中国患者必须面对经济与工作、家庭、学业、社会、婚外情等社会问题。他在《战时分裂的忠诚：一例通敌研究》一文提出疾病来自社会现实与自我的冲突，适应是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也提出选择使用“原初群体环境”概念取代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他重点关注文化模式与人格结构之间的互相作用，并不重视弗洛伊德主张童年经验对个体以后心理性欲发展影响的观点，他更加关注的是“当下”。他也不赞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和驱力理论，始终从意识、社会意识、集体意识出发，思考精神疾病的起因及中国人格结构的生成。他还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被称为“戴分析”(Dai analysis)。据曾在杜克大学研修过的我国台湾叶英堃教授回忆：“在门诊部进修时，笔者被安排接受Bingham Dai教授的‘了解自己’的分析会谈……Dai(戴)教授是中国人，系中国大陆北京协和医院的心理学教授……为当时在美国南部为数还少的Sullivan学说权威学者之一。” 七、结语 中国现代心理学学科事业发轫于晚清时期西方心理学知识输入中国之后与中国文化的碰撞和融汇。进入民国时期之后，中国心理学的自主发展得益于研究队伍的壮大，学科制度建设的完善，以及以“中国心理学”为己任的学科目标的明确。作为我国第一个心理学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心理学系的成立，则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史中的里程碑之一，它开启了中国心理学学科教学及人才培养的制度建设事业，进而推动了专业研究队伍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如动议创建中华心理学会和创办会刊、专业术语审定会议召开都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回眸民国时期心理学的历史进程，第一代心理学家筚路蓝缕，立足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基础，积极开拓创新并参与到国际心理学界的发展进程之中，从而创造出了中国心理学事业的第一个发展高峰，也为中国当代心理学学科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建中国第一个心理学系这一事件中，我们当代心理学者可以汲取先辈们勇于争先的开拓进取精神，从民国时期心理学的历史进程及其遗产之中，我们则可以汲取先辈们扎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实践精神，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绩，在国际心理学界勇于发出“中国声音”。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04~116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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