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放|治大学若烹小鲜——提升政府对大学治理能力之我见

作者简介：龚放，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治大国如烹小鲜”，治大学亦当如此

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在对俄罗斯等五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前夕接受采访时，针对治理国家之道提出：“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

“治大国，若烹小鲜。”语出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唐玄宗注：“烹小鲜者，不可挠，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伤人，挠则鱼烂矣……此喻说也。小鲜，小鱼也，言烹小鲜不可挠，挠则鱼溃，喻理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乱，皆须用道，所以成功尔。”他说得很明确，即不可挠，不可烦。文化部原部长王蒙的解释更直白：“就是不折腾。”

治国如此，治大学亦当如此：皆须用道，不可烦、挠，不能折腾！

二  政府治理大学：须“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

政府对大学的治理“皆须用道”，其实就是说必须尊重大学的办学逻辑与发展规律，其中如何恰当处理政府、社会与大学的关系，如何既认可国家干预、社会制约的正当性与适度性，又尽可能保证大学的办学自主性，尽可能激发大学的活力，是当代大学治理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难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海内外学者誉为“第五个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国家治理高等教育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高等教育能力的现代化，是这“第五个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的任务，是要从1810年以来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历史、1898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生发展历史，特别是1949年以来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历史中汲取营养，总结教训，使我们对大学之道的理解和把握更加科学、正确、全面，从而既学会“做正确的事”，又能“正确地做事”。

洪堡在创建柏林大学时，曾经撰写《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和外在组织》一文，主张国家要为大学的繁荣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而不是不断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让大学去执行、去完成。这其实就包含着“不可挠”“不可烦”，即不瞎指挥和不瞎折腾的观点。洪堡还强调：“国家在整体上……不应就其利益直接所关系者要求于大学，而应抱定这样的信念：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这就更透彻地阐述了国家在大学治理上要有大格局、大胸怀，更要有高远的目标。

政府在治理大学时，必须搞清楚自己必须做的事和能够做的事，特别是必须为大学提供发展的条件和周到的服务。这是现代国家治理、大学治理的思想。但实际上早在19世纪初，康德就已经论及这一重要观点。他曾经援引一位法国商人的话来比拟大学与国家的关系。这位商人在被问及国家如何振兴商业时说：“政府只需要做好诸如修路、铸币、制定灵活的汇兑法等事项，剩下的‘由我们自己来干’。”康德认为，法国商人的这一回答同样适用于大学，特别是其中的哲学院。

由此我联想到国家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2000年所提出的“蘑菇理论”。当时他参观了珠海航展，在讨论如何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更好发展的座谈会上，提出了“蘑菇理论”。2012 年3月“两会”期间，他再一次有所阐述：“我经常讲蘑菇理论。在科技创新中，政府的定位是创造良好的环境。有了适合的水分、湿度、光照条件等环境后，蘑菇自然会成群长出来。政府不要自己种蘑菇，也不要希望从中挑选蘑菇。”“如何吸引、培养人才？根本是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要允许失败，形成一个宽松的气氛。在森林里，能见到一大片一大片的蘑菇，这些蘑菇不是人为刻意种植的，而是因为那里有适合它们生存的条件，有了良好的空气和湿润的环境，蘑菇自然就会茁壮成长。”

政府应当“修路、铸币、制定灵活的汇兑法”为商人贸易创造条件，而不是越俎代庖去经商贸易，干商人的活；政府应当营造适合蘑菇生长的环境，而不是自己去“种蘑菇”和“选蘑菇”——尽管所处的时空完全不同，但200年前康德的主张和今人徐冠华提出的“蘑菇理论”却何其相似乃尔！他们都在提醒人们，在处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时，关键的一点是要“界分领域”，即首先要界定政府应当在哪些领域、哪些层面发挥作用，其次是明确政府应当担当什么责任、扮演何种角色，哪些是政府的“分内事”，哪些是当务之急，这样才能既“做正确的事”，又能“正确地做事”。

在把握和预测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方面，在确定整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规划其速度和重点方面，在营造高等教育发展的宽松环境、良好氛围并尽可能提供充沛资源和有利政策方面，政府的作用是首要的，责任是第一位的；对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健康、持续、有序发展，对于大学的内部治理和学科建设，大学的领导层特别是大学校长、书记的作用毫无疑问是首要的，责任是第一位的。

我认为，各级政府.为大学发展服务是第一位的，特别是简政放权，把本来属于大学的权力都交给大学，而不是一管二卡三审批，更不是越俎代庖。其次，政府对大学的适当干预是必要的；但干预应当有度、有道，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且这种政府的干预最好如同埃里克·阿什比所言——借助“学者们的手”和“无形之手”。

由于当代大学已经超越了19世纪初德国模式大学的“象牙之塔”时代，大学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和能够发挥的社会作用，也远非20世纪30年代弗莱克斯纳所钟情的的经典大学所能比肩。现代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既涉及国计，更关联民生。因此，相当一批学者专家主张：“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的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

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埃里克·阿什比曾经将大学的治理比作“零点的运动”。他一方面主张“坚决地以大学的内在逻辑（但要集体行动）为主，来决定零点的运动”；另一方面也反对“不假思索地乱喊‘不要干预大学’”，主张大学必须让别人插手干预，但要坚持“以学者们的手为主”。为什么政府的干预必须借助学者们的手？阿什比认为：“大学的教学同医学临床一样，具有高度技术性。外行人要求大学和医生作出什么贡献，是可以的。让外行人去指点教授应如何教学或医师应如何处方，那就荒唐了。所以政府施于零点运动的影响，应当只限于总的方针政策。除此以外，就必须由其他学者们插手。”

要求大学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对社会、国家有更大、更切合实际的贡献，这是政府治理大学时重要而必须的干预，此类基于总的方针政策方面的“问责”，是正确的，不可或缺的。但如果由政府官员去指点甚至命令、审批大学应当开设何种课程，应当引进哪些人才，应当何时用完科研经费，那就近乎荒唐了，那就不仅是“挠”和“烦”，而是地地道道的瞎折腾了！这样来烹小鲜，焉有不“鱼溃”“鱼烂”之理？

三 关键所在：把大学交给教育家来办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健康、强劲和持续发展。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国家已经把在2050年前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列为国策，国务院近日正式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的目标。这一顶层设计的落地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取决于政府在领导、治理高等教育的过程中，能否“风物长宜放眼量”而不是急功近利，能否分层治理而不是一刀切、一锅烩，能否给那些立意高远、旨在跻身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更多的经费投入、政策支持和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个性办学余地。这是值得深思和必须解答的问题。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实行现代大学制度的思路和途径：“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 创造有利条件……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这就提示我们：政府对大学的治理必须高屋建瓴，必须务本扼要，必须“大道至简”，十分关键的一点是要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倡导教育家办学，为“蘑菇”的生长——一批教育家型的大学校长的涌现创造条件，把大学交给教育家办，而不是自己去“种蘑菇”“选蘑菇”，这也许是落实“治大学若烹小鲜”的最好策略、最佳举措！

本文选自“法治中国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笔会）”，原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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