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瓜的藤蔓伸向四面八方，但根茎还是在这块土壤里，藤蔓是为了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发挥更多的光合作用；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一种全局意识和政治责任的体现……
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地瓜经济”，则是他对开放经济生动而深刻的阐释。
2023年是“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新春第一会”上，浙江提出实施“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坚持高水平走出去闯天下与高质量引进来强浙江有机统一，加快打造高能级开放之省。
潮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不起的‘地瓜’——‘八八战略’20周年特别报道”。让我们以浙江为原点，顺着藤蔓一起出发，听“浙江经济”和“浙江人经济”背后的成长故事，感受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地瓜经济”的迭代升级和生机活力。600多年前，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从南京启程，在郑和率领下，开始一次史无前例的远航。而后，千万华人沿着他开辟的新航道，去到泰国、新加坡、印尼，漂洋过海，在不可知的他乡建立希望。数百年过去，下南洋的主角中出现了大批浙商。到东南亚去！稠密的人口、充满活力的年龄结构、更为熟知的文化、地缘上的邻近……种种优势，让东南亚成为浙企出海的首选区域。
当“全球化”成为中国公司的“必答卷”，东南亚是绕不开的一道“大题”。东盟，中国最大贸易伙伴，10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落地生根，东盟成员国都已同中国签订双边“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与世界共同成长的空间越来越广阔。近年来，浙江对东盟的出口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东盟也是浙江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向。
“不去东南亚，等于失去了全球市场的半边天。”迎着赤道上的炽热阳光，从浙江延伸出去的地瓜藤蔓正在汲取养分。飞机快降落雅加达时，大片水域提醒我们，印尼是“万岛之国”。横跨3个时区，300多个民族，多元又复杂，出海印尼不是一道简单的题。但印尼浙江商会会长伍晋斌告诉我们，仅仅今年前3个月，就有700多位浙商和我们飞过一样的航程。
把因疫情失去的3年夺回来，不论是传统的生产制造业、建筑业、能源行业，还是互联网大厂、技术公司，都在涌向印尼。已经是半个“印尼通”的姚国建告诉记者，每天都有接不完的电话，找他咨询怎么在印尼注册公司。
作为杭州梵泰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上个月姚国建承接的杭州跨境电商海外合作园印尼园区已揭牌，“到了印尼的浙商都很兴奋，因为这里是真正的‘战场’。大家来印尼，是来蹚市场的。”
身在印尼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个国家年轻的活力和高速发展的脉搏。这里的很多产业还非常基础，数以亿计的印尼人需要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记者抵达印尼的前一个月，150余家杭州企业组团来到雅加达国际会展中心，参加第三届中国（印尼）贸易博览会。
“每天有1万人。”姚国建回忆会场当时的人气，“展位上里三层外三层，很多人临时加印名片都来不及。”那次展会，杭企意向订单突破4.2亿美元。
毫无疑问，印尼是浙商出海的宝藏市场。这些年，来自浙江的创业者在印尼慢慢形成了一个圈子，在当地已颇有影响力。去年的印尼巴厘岛G20峰会，就有十几位浙商参加。“风头一时无两。”常驻印尼的振石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王源说，仅振石所在的桐乡一地，就有4位大手笔投资印尼的浙商。
到印尼的浙企，不少是为了寻求产业链上游的资源，或投资，或并购。因为在浙江，资源要素约束矛盾突出，浙商心里清楚，“如果要保持非常低的成本，没多久你的工厂就得像吉普赛人那样到处迁移”。而把根留在浙江，藤蔓延伸到海外，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国内产业链的安全。
航拍振石集团位于印尼苏拉威西省的一处项目现场。周旭辉 摄满载着镍铁矿石的船舶，从印尼纬达贝园区码头出发，驶至万里之外的嘉兴港，再把货物运往振石控股集团下属的不锈钢公司——东方特钢。早在2010年，振石在印尼投资镍矿，成为印尼第一家既拥有镍矿资源又建有镍铁冶炼厂的中国企业。今年底，振石印尼硕石项目第一条生产线将建成投产。“通过布局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供应链闭环，从源头确保了产业链的安全。”王源说。
雅加达北部港口保税区，赞宇杜库达工厂，这是杭州赞宇科技收购了印尼杜库达工厂后的新名字。在全球最重要的棕榈油产地就地取材，这里生产的脂肪酸和甘油，一半销往中国，一半销往美国、德国、土耳其等国际市场。把制造基地建在原材料产地，赞宇确保了产业链安全的同时，也降低了成本。赞宇科技印尼公司负责人楼东平告诉记者，10多年来，赞宇科技的年营收翻了5倍，目前正规划在马来西亚建设生产基地。
穿着印尼人爱穿的Batik（当地民族服饰），后备箱里长年放着高尔夫球杆，浙商用印尼人的方式融入印尼。
对于疫情后的这波“出海井喷”，伍晋斌认为，疫情放开后，浙企出海愿望非常迫切，但这不是产业转移造成了“空心化”，相反，有竞争力的企业都在全球供应链重新配置中获得了进化。这不能说是“产业转移”，而是“产业溢出”。在“产业溢出”中，有助于浙企进化为全球化企业，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链配套商、供应商的进化。
在联合国亚洲总部所在的泰国曼谷，许多跨国公司也选择将亚洲总部放在这里。
虽然人口体量远不及印尼，但因为消费能力较强，泰国同样是出海东南亚重要的目的地之一，浙商对泰国的兴趣也很浓烈。
“一个更为富裕的东南亚才能成为中国企业新的大市场。将区域总部设在泰国，辐射东南亚，成为越来越多浙商的选择。”泰中罗勇工业园总裁赵斌，近期的日程被安排得密密麻麻，最近两个月，他一天最多要接待10家来考察的企业。
由浙企华立集团投资的罗勇工业园，因其十余年的口碑，已是浙商在泰国的第二个家。入驻罗勇的220家企业中，三分之一是浙企。穿梭不停的卡车，壮观的摩托车“上班族”，夹杂其中的商务车，整个罗勇弥漫着“大干一场”的气氛，这其中就有宁波奥克斯泰国工厂。
“我们在加速泰国本土化发展。”奥克斯泰国制造基地相关负责人说。2018年，奥克斯到泰国拿地投资，投产之时恰逢疫情暴发，一晃就是三年。“最初我们为了规避关税被动走出国门，如今泰国作为新的战略支点，辐射整个东盟市场。”该负责人透露，目前公司正向泰国基地配置资源，包括泰国基地的扩产能计划和本地化安装团队的扩充，“到今年7月，泰国工厂的人数要翻一番。”
不止奥克斯。罗勇工业园内，有三分之一是龙头企业，中策橡胶、银都餐饮设备都想在东南亚大展拳脚，来泰国落脚设厂的理由颇为相似——寻求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或者规避贸易壁垒。但在今年，大家有了共同的目标，深耕本土，辐射东盟，这是一个新支点，也是一个新起点。
全球遭遇逆风逆流，中国制造面临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对身处其间的浙江制造企业来说，海外布局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欧美市场仍要大力开拓，但不确定性是肉眼可见的，相较之下，家门口的东盟市场，有着可观的潜力，有望成为全新的增长点。
“今年我们在研发适合东南亚市场的产品，预计年底能上市。”银都餐饮泰国阿托萨工厂负责人陈建明称，目前银都正在调整泰国的销售战略，“东南亚市场对泰国产地很认可，以泰国为支点，我们打开东盟市场更容易。”
带着一群“泰哥泰妹”，中策橡胶泰国公司总经理陈华把东南亚市场销售比例从5%拉升到了20%。泰国水果运输车多，中策专门开发了新品轮胎，还因此填补了细分领域里载重皮卡的空白。
9年前，中策为了应对美国反倾销而落户泰国。但现在，陈华告诉记者：“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巨大机遇面前，有实力、有竞争力的企业会想得更长远一点，在已有海外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
距离罗勇工业园2个小时车程，是北柳府的正泰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泰国基地。在泰国人的春节——宋干节前夕，正泰正在繁忙扩产中，预计今年泰国基地的产能将提升100%以上。“企业的藤蔓延伸出去，把国外的优秀资源嫁接回来，反哺国内产业高质量发展。”正泰新能相关负责人说。藤蔓在新的土壤落地生根后，还会结出新的小地瓜，即区域中心。这一点，在我们采访中不断被验证。离开时，陈建明告诉我们，罗勇园区开始出现了“抢地”“抢人”，宁波、温州和金华的企业拿地建厂的热情尤其高。我们向赵斌求证，他笑着说，罗勇在疫情三年一直没停步，园区一期的确不够用了，但是二期去年底已经达到了招商要求，仿佛就为今年特意准备一般。
正泰新能泰国工厂电池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周旭辉 摄唯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走出去的浙企，深谙这个道理。
陈华在中策厂房外，建造了一条数公里长的绿色长廊。恣意的阳光下，茂盛的爬藤植物长满了廊架，长廊里有类似杭州“小红车”的共享单车，还有奶茶店、咖啡店。
“开始只有一小段，后来我们发现员工都很喜欢到长廊休息，所以不断延伸，就有了现在的绿色长廊。”凭借着尊重与关爱，陈华成为当地企业敬重的“大姐”，在泰国9年，她策划过集体婚礼，在深深了解泰国人的想法和做事风格的基础上，她能轻松解决工人上班偷懒、迟到、旷工等情况，而她身边的泰国人，也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做事风格有了一定了解和适应。
每年1月1日，中策会奏中国国歌、升中国国旗，然后再奏泰国国歌、升泰国国旗。“你看，基本上我们园区内的中国企业，也都会在门口放泰国四面佛，这是尊重员工的信仰。”中策泰国公司5000名员工中，92%是泰国人。
如今，中国企业集聚的泰国罗勇府，已成为泰国收入最高的区域。作为罗勇工业园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中策鼓励泰国员工参加在职教育，对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员工给予一定补贴。同时，每年定期输送泰国籍班组长到杭州培训，学习中国先进制造技能，也学习中国文化。
在赤道阳光的直射下，在印尼的楼东平身着Batik，和印尼员工打成一片。他告诉记者，为了让印尼员工了解中国、体验中国速度，公司决定在今年雅万高铁开通后，组织印尼员工分批次前往乘坐。这个令人兴奋的决定，在公司印尼员工当中传遍了。
印尼员工逢年过节、结婚生子，常会邀请中国同事参加。“中国春节吃什么？”“怎么做印尼炒饭？”“种辣椒有什么好办法？”……一次次饭后闲谈、欢声笑语中，中国员工和印尼员工成了交心的好友。
已经成为印尼电表市场“一哥”的海兴电力，则流传着一句玩笑话：铁打的本地员工，流水的中国员工。原来，公司的管理层中，十年以上工龄的本地员工占到一半以上，他们收入在五六千元到一万元不等，在当地算很不错的收入。在公司的休息区，记者还看到了专为本地员工准备的休息区。“只有和本地员工融为一体，让他们日子过好了，我们才能长久发展下去。”公司亚洲区负责人李国华说。
为投资所在地提供就业岗位，为当地员工提供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已经成为浙企深耕本地的共识。从提供就业，到通过技能培训为当地培养成熟的产业工人，再为当地经济作出贡献并最终惠及当地人。
王源不曾忘记，他所跟进的振石的第一个项目，落户在印尼格贝岛。这个只有2000户左右居民的岛屿，居民从前多以捕鱼为生，随着振石的到来，他们纷纷进入振石的镍铁厂工作。“振石为他们修路，解决用电、饮水等基本所需，我们眼见当地居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当地之前一年出不了三个大学生，随着经济改善，之后一年出了几十个大学生。”他说。“你的源泉来自梭罗，万重山送你一路前往，滚滚的波涛流向远方，一直流入海洋。”采访途中，印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回荡。但愿浙企也像美丽的梭罗河，越过山峦，奔流向海。
潮新闻记者和赞宇集团印尼公司员工合影。
今年是我到泰国的第9年。前不久，我刚当选为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理事会主席，我要为“娘家人”提供更多服务。
许多浙商到罗勇来，都会先来找我聊聊，我基本毫无保留。在罗勇，我们在园区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产业链群，配套企业已经有十几家。
一是企业要做好准备再“走出去”。中策决定在泰国投资建厂之前，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可行性分析，并进行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从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到产品定位再到人才选拔培养储备等，进行了多次论证分析。
二是企业“走出去”，利润是硬道理。中策落户泰国，首先看中泰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橡胶生产国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优势，同时能以泰国为中心辐射整个东南亚市场。为赢得市场，我们还针对泰国本地进行了多个新产品的开发。活下来，并且活得好，这是海外公司的终极使命。
三是“以心换心”与当地居民打交道。疫情三年，很多泰国民众生活拮据，我们组织爱心捐赠，连续20天向泰国芭堤雅的贫困市民发放500份爱心盒饭和饮用水。我们还与附近学校联动，组织当地村民进行汉语培训，帮助村民就近就业。渐渐地，在他们心中，中策成为了真正的“自己人”。
“蛮蛮好的浙江企业，为什么要跑到东南亚去？”挥之不去的问号，盘旋在浙江人头上。我多年前在日本进行当地的对外投资研究，也遇到过这一问题。日本有一些人担忧“产业空心化”，他们叫“产业空洞化”。我当时的研究表明，大量对外投资，对日本经济其实有三方面积极效应：一是日本投资企业对日本的返销，二是诱发出口，三是减少日本贸易顺差而避免贸易纠纷。
所谓“产业空心化”，只是简单逻辑推想，经济运行远非三段论般简单。假定不去东南亚投资，那些钱是不是就能留在浙江发展呢？回答是“未必”。一是国内土地、劳动力、环保等成本上升因素，二是各种贸易壁垒影响，三是国内同行激烈竞争，四是供应链最优化。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出口，即使不向外投资，国内投资机会与产业亦未必能相应增长，且将因经济不活跃而影响发展。
各种形式资本输出逐渐增长，是区域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浙江发展的一个目标及当前正在形成的趋势，是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投资促进中心及制造业总部基地。我们要从“玩”产品为主向某种程度的资本运作，从工厂林立向与写字楼林立并重，从蓝领占80%向逐渐提高白领比重等转变。
而在这一过程中，高价值就业岗位与人均收入等增长或将相应加快。职业提升及收入增长将促进服务业发展，浙江将有较大概率一如既往地对外来人口具有较强吸引力。显然，正确处理好对外投资的各方面关系，将有利于浙江产业高质量发展及转型升级。
初到印尼，第一感受就是“堵”。雅加达的大街异常拥堵，一段几百米的路，堵了20多分钟。
车缓慢地挪动着，周遭全是呜呜作响的摩托车、缓缓向前流动的年轻人。一种蓬勃的生机随着汹涌的人潮弥散开来，整个城市横冲直撞又井然有序地运转着。
在雅加达的几天，我们发现中国公司的“身影”随处可见：年轻人低着头刷着TikTok，海底捞在这里生意很好，女生们排着队买蜜雪冰城……在人口近3亿的印尼，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一半以上，正是这个体量庞大的年轻群体，催生了无数巨大的需求和机会。当地的浙商聊天时说起，曾经碰到登革热暴发，面临过生命健康威胁，出海不易不是说说。但大家说到难处也都是轻描淡写，不会流露太多负面情绪。这种韧性和豁达，让我们深受触动。
常有人说，浙企出海已经有多少年、走过了多少里程碑，但在我们看来，“出海史”还非常年轻。
全球市场太大了，仅东南亚就有那么多可以挖掘的机会，以及那么多需要学习的课题，浙商未来要交的“学费”还有很多。大部分企业对海外市场非常陌生，信息是断层的，很多初到海外的公司并不知道客户在哪，“死”在出海路上的公司也不在少数。浙江企业的全球化水平仍处于早期阶段。尽管一些国内公司纷纷发力海外业务，但走出去的时间不算长，相关基础产业生态链建设还有待完善。真正实现全球化的出海企业，须能跨越全球产业周期、持续实现模式迭代。欧美日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大国经济的发展、产业链的成熟和科技升级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历经45年的改革开放，浙企如今或刚开始具备这样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