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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丨“如果时光倒流,我能回到2014年6月,我想我可能会说完全不同的话。”

小舒 夏天的陈小舒 2022-11-12


最近看了很多关于病毒和传染病的科普和纪录片。其中最为震撼的是BBC的这部关于2014年西非埃博拉爆发的纪录片。


太太太太惨烈,当时的埃博拉疫区,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世界卫生组织称这一次博拉疫情爆发是人类面对过的最具挑战性的一次,它超过了以往埃博拉爆发的总和,死亡上万人,而真实的死亡数目更多。它是如何发生呢?


究其原因,造成传染大规模爆发的是缺乏对它的认识,是迷信,是恐慌。


而疫情得到控制的转折点是人们受到教育,又因恐惧而改变行为,以及大规模的国际行动。


“有时,我们得从灾难中吸取教训。无论我们怎么想,都将会有更多类似的事情发生。会有更多,更多的疾病出现,我们经历过流感大流行,SARS,还有像这样的埃博拉……还会有更多,而我们没有做好准备。”


是的,还会有下一次。但谁也不知道,下一次像埃博拉这样的疾病再出现时,人们会怎样做。


我们唯一吸取的教训,是从不吸取教训。




2014年9月,

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



无国界医生组织协调员Stefan Liljegren:“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个“散步者”(Walker。注:僵尸片里对僵尸的称呼)正朝着市场走去。



现场一群人在尖叫,大喊。



人们想要杀了他,但是他们害怕被传染,不敢靠近。



我能看出他很害怕,他捡起一块石头挥舞。他身后跟了很多人。他可能将埃博拉传染给人群,我们也不知道他要走去哪里。


周围的人都很紧张,他们对我们大吼。最后,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将他制服,塞进了卡车后面。



这很像在看僵尸片。非常疯狂,是纯粹的疯狂。让人忍不住想问,我在哪?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只是个噩梦吗?

不,这不是,这是真实的。”


塞拉利昂政府医院护士长Josephine Sellu:



“我开始忍不住怀疑,这是不是世界末日,是不是所有人都会死。”


几内亚的总统:



“我们觉得整个国家都将被毁灭,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会死去。”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主席,Joanne Liu博士:



“在过去几月里,我一直在试图告诉世界,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完全失控的大爆发。但是我没有权威,没有人听我的。”


世界卫生组织的Bruce Aylward博士:



“你知道吗,这一次,我们所有人一开始都错了。”


这是一个在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埃博拉如何传播的故事。


这是一个本可能避免的悲剧。


这是给我们所有人的警示。


九个月前,

在西非几内亚的一个村庄里



2013年12月,在西非几内亚的一个叫Meliandou的村庄里,一群孩子在一颗空心树上发现了很多蝙蝠,他们完全不知道蝙蝠带有致命病毒。



孩子们讲述说,“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巨大的树,上面满是蝙蝠🦇。


有一天,我们趟过了河。我们听到奇怪的声音,就像蛇。我们到了这里,一只蝙蝠飞了出来,我们杀死了它。一个男孩用他的矛打蝙蝠。”


“我们点起火把,蝙蝠纷纷掉下来。我们装了满袋的蝙蝠,我们吃了它们。”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场灾难是从哪里开始的,但是村民们认为,这便是起点,尽管当时这群孩子中并没有人因为吃蝙蝠而染病。




第一天

2013年圣诞节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什么巫术。我以为我们家被诅咒了。” 一位名叫Etienne的男子说到。



“2013年12月底,我儿子病了。刚开始是发烧,全身发抖。过了两天变得更糟,他腹泻,也不吃东西了。



然后他走了。” 他的脸上充满的悲伤。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带走了这个一岁的男孩。他被认为是这次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爆发的“零号病人”。


他的姐姐在9天后也去世了。


接着倒下的是他的妈妈,一个有7个月身孕的孕妇。



当地村医讲述道:


“半夜2点,Etienne来敲我的门。他说,‘Augustine, 开门。’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老婆在流血。’ 他说,‘她只是不停地流血,流血。’


当我走进她的房间,整个房间都是血。我被吓到了。


凌晨2点半,她流产、去世了。


她老公,孩子的爸爸,当时就疯了。


他大叫到:‘这个村子杀了我!’‘这个村子杀了我!’”



Etienne的妻子去世后,村子里的3个妇女来到他家,帮忙洗去血迹。


她们三人都去世了。


埃博拉会通过接触血液和其他体液传播,但是没有村民听说过这种病毒。


疾病很快在整个村子蔓延开来,村民们认为,一定是“恶魔之眼”,有人在通过诅咒杀死大家。


村民们聚集起来,并请来巫师做法驱魔。巫师说是诅咒招来了死亡。


但是,巫师作法后,村子里的死亡仍然在继续。



2014年1月

埃博拉的传播



2014年1月,下一个感染者,也就是零号病人Emile Quamouno的奶奶,离开村子去旁边的镇上求医。


她感染了当地的一名护士。


埃博拉迅速地传播,导致几内亚林区很多人死亡。但是在最初的三个月里,没有人知道是埃博拉感染,而认为是霍乱或者疟疾。



到了3月,疫情已经扩散到几百英里以外,导致超过50人死亡。


政府派了一个科学队来取血样,调查病因。



几内亚公共卫生部门主任Lamine博士带着一队人跟踪随访了一个染病的少年,Khalil。他的同事用ipad拍下了他的状况。那个少年躺在床上,到处都是血。


随行的临床医生说,“我见过很多疾病,但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他们帮着少年站起来,靠着墙,采了4管血。当时专家们还猜测可能是出血热。



当说起少年去世时的场景,这位几内亚公共卫生专家哽咽起来:“提起来太难受了,当时他的父亲就在旁边,看着他死去。”



2014年3月,Khalil的血样化验结果出来了,是埃博拉。



第87天,

2014年3月22日



几内亚,在这个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政府完全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控制疫情。


好在有公益的无国界医生组织MSF(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来帮忙,他们有数十年和埃博拉抗争的经验。


在短短48小时内,一所用于隔离病人的临时医院在疫情中心城镇Guéckédou建立了起来。



一位MSF的出血热病毒专家Hilde De Clerck博士说:


“大多数病人都来自于不同城市的不同村庄,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信号。这说明你面临的不仅仅是一群人,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家庭。说明病毒已经传播开了。”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付埃博拉要做的最关键的三点是:


  1. 隔离病人,

  2. 监测所有接触者;

  3. 安全地埋葬死者。


然而,在MSF开始行动的时候,疫情已经失控了。仅仅靠MSF的人力物力,远远做不到以上三点。



“我记得我的上级问我,‘你认为情况如何?5个村民?10个村民?15个村民?还是更多感染者?’我记得我当时回答,'如果一定要从以上选项里选,我认为超过15个。我认为,问题大了。’”



紧接着,世界卫生组织开始介入,协调各级政府来采取合理的行动。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说到:


“我们有多年的对抗埃博拉的经验,我们知道埃博拉是致命的,但是它只会在特定的情况下出现和传播,它的传播是能够被控制的。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情况它能发展到那样复杂。”


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将控制疫情的指挥权交给了几内亚分布的负责人,但是在几内亚的那群人对埃博拉毫无经验。


而他们的做法是,组织政府、无国界医生组织和其他救助组织每天开会。



与会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埃博拉组专家组负责人Marc Porcin,之后接受采访说:



“这些会议就是噩梦。每一天,每一天,一天又一天,无组织的会议,没有任何共识,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也没有人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什么。


世界卫生组织在几内亚的协调人员完全不具备应急处理这样的讨论会议的能力,也没有处理埃博拉疫情的经验。世界卫生组织完全低估了埃博拉。


我立即就发现,这些人毫无用处。他们甚至完全不理解他们要在这里做什么。”


在几内亚的情况是,尽管WHO是非常重要的技术部门,但是他们运行的能力,以及权力在这里是不足的。WHO只能向政府提意见,但是有权力采取有力行动的是政府。


深知埃博拉危险性的MSF最大的恐惧是,埃博拉在非洲人口密集的城市爆发。



但病毒还是迅速传播到了400英里以外,几内亚的首都。


MSF开始吹响警告的哨声,他们的专家在电视采访时称这是“史无前例的大流行”



几内亚政府逮捕了那些传播恐慌的人。他们最担心的是,恐慌导致外资企业撤离几内亚。


几内亚卫生部长召见了MSF的人,问他们为什么要用“史无前例的大流行”这样的用语。



“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我不认可他们单方面做出和政府不一样的宣传。在那个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分析。我们认为能够控制住疫情发展。”


几内亚政府试图掩盖真实的流行情况。


政府派了一支队伍去调查感染者人数,他们只计数实验室确诊病例,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在能够被他们检测确诊前已经去世了。


非常危险的是,一些并未被调查的死亡病例发生在几内亚和塞拉利昂两国边界的村庄里,人们在边界能够自由出入。



一位塞拉利昂的女性Louise,在2014年3月时,去了她在几内亚的亲戚家住了一阵。她的妈妈感染了埃博拉,但在感染后离开边境2次。


人们一直在去世。她的妈妈,阿姨和外婆都去世了,最后Louise也感染了。



当她生病时,她感到非常害怕,因为村子里开始传言说,是那些外国的白人医生杀了死去的村民,他们会将她带去疫情中心Guéckédou,给她注射药物,杀死她。


于是,她逃跑了。她想要回家。


她穿过丛林,到了河边——塞拉利昂的边境。这里没有移民局,没有检疫哨点,也没有警察。



一个船夫划着小木舟将她载到了几内亚,只花了2分钟时间。


和她的妈妈一样,她带着病毒离境了。没有人知道,埃博拉正在塞拉利昂蔓延。



接下来,另一个本来可以挽救很多人生病的机会再次被错失。


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份内部文件中指出Louise病了,并且已经跨过边境来到塞拉利昂。



这份文件被传给了塞拉利昂政府。但是塞拉利昂政府却不承认他们收到过关于Louise的消息,他们称Louise在几内亚,不在塞拉利昂。


机会再次错失。


埃博拉在Louise所在的村子迅速传开了。其中一个感染者将这场灾难再度升级。


她是一位当地很有名望的巫医。



埃博拉感染者的尸体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但是西非,传统丧葬习俗是,要将死者的尸体仔细清洗,再穿上干净的衣物。村子里很多人都参加了她的葬礼,并在葬礼上触碰了尸体。



村民们担心,如果他们不能依照习俗很好地埋葬她,会给村子带来灾难。因为死者是当地的名人,所以很多人都参加了她的葬礼。



后来科学家们调查到数百死亡和这场葬礼有关。


她的侄子还将病毒传播到了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


此时,埃博拉疫情已经完全失控了。



150天,

2014年5月25日



在超过一个月里,塞拉利昂政府忽略了在边境的那些死者。无国界医生组织试图让政府引起重视,但政府选择了接受一个美国研究机构Metabiota的建议。这个机构在塞拉利昂做了多年的热带疾病研究,但是他们对控制埃博拉没有任何经验。



当时Metabiota的高级科学家认为,这次疫情不会持续超过几周,只是正常的散发病例,他们很有信心能在2个月内控制疫情。


政府听从了Metabiota的建议,没有人料想到疫情会发展到那么可怕。


政府采取了可能导致很多人死亡的错误决定,他们让一所不具有严格隔离条件的医院来收治病人。


他们数天后,医院便住不下了。


很多在医院的其他病人感染,接着很多护士被感染,去世。



护士长Josephine Sellu说:“你每天都会看到很多尸体在尸袋里,15,16,17,18……我忍不住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这就是世界末日,也许所有人都将要死。”


和控制疫情截然相反,这所医院加速了疫情的扩散。


一个英国来的志愿者护士简直不敢相信他所见到的景象:



“一个病人来到医院,他会在医院里的路上或者路边看到很多尸体,叠放在一起。有时候一具尸体要放在路上好几天才有人员来将他带去安葬。


因为一直发生,以至于没有人再觉得惊讶,不会有人尖叫。”



政府终于寻求无国界医生的帮助,在周边区建立专门的隔离医院。但MSF认为,政府的“参谋”Metabiota公司仍然低估了疫情。他们觉得自己能够控制疫情,但却拿不出任何实际的措施,一问三不知。


到此时,还没有人知道疫情到底有多严重,因为政府和Metabiota公司没有一个系统去调查统计病例、疑似和接触者。完全无法做接触者追踪。


疾控中心的官员事后承认,没有做接触者追踪是错误的。他们浪费了大约一个月时间。



“这是一场灾难,是的,我们浪费了时间。我们失去了许多人,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应该更好地做流行病调查追踪。我们错了。”


到了6月,在零号病人出现后的7个月后,埃博拉已经在3个国家爆发,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三个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周边四个国家的人民也随时可能被传染。



这已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埃博拉疫情。


但此时,世界卫生组织决定不将之宣布为“紧急国际卫生事件”,因为担心会造成恐慌。


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世界卫生组织都还在等,他们想,再谨慎一点,再看看形势。我们已经派了人去到现场了,再等一等。



世界卫生组织疾病预防控制主管,Francis Kasolo博士说,“如果时光倒流,我能回到2014年6月,我想我可能会说完全不同的话。我可能会站出来,告诉我的主管,请现在就宣布(紧急国际卫生事件)”。


随着疫情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WHO在几内亚开了新的分部来应对西非的疫情,但是医疗短缺的问题还是没能得到解决。没有更多的人来帮忙,也没有更多的物资,来了更多的协调人员,更多毫无用处的人,开了更多的会议,对于基层的影响为零。在一线,什么也情况没有改变。



第179天,

2014年7月3日



在塞拉利昂的医院里,医护人员绝望地等待救援。



WHO派了2个人员去帮忙。他们震惊地发现当地的医护人员完全没有处理传染病的经验。


他们拍摄了一段视频,一个感染了的少年来到医院,少年的嘴里都是血,眼睛红着,不断地咳嗽。但是周围人都没有任何防护,接触他的护士也只有非常有限的防护,仅有一次性手套。



如果一旦发现案例或者锁定疫区该地就被强制隔离,可能很多生命都不会死去。


医院的院长持续几周一直在一线工作,每天长时间地工作。他召开会议,开始培训护士如何做好防护。



当时没有人知道,在召开培训会议时,他已经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就在会议召开3天后,他开始出现发烧,确诊了埃博拉感染。



恐慌迅速蔓延开,同时蔓延的还有谣言:医院的员工正在杀人。


一个女人来到镇里的市场中心,大喊:



“我是护士!我告诉你们!根本就没有埃博拉!埃博拉不是真的!是残忍地人吃人!”


然后所有人开始疯狂地跑,大喊:“根本就没有埃博拉!是人吃人!她忏悔了!”


人们开始拿起石头扔向医院,他们开始大喊,要烧毁医院。



医护人员在逃散,WHO的人员开车撤离。当医院面临暴乱的时候,只有留下了一小撮人在坚守,面对严重超负荷的病人量。


最后警方不得不用催泪弹将人们驱散。


虽然街上安静了,但塞拉利昂已处于动乱边缘。



此时,死亡人数已达到800人,却仍然未得到全球范围地关注和国际行动。无国界医生组织开始催促WHO宣布“国际紧急公共卫生事件”。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主席,Joanne Liu博士说,“在过去几月里,我一直在试图告诉世界,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完全失控的大爆发。但是我没有权威,没有人听我的。但是你,你需要站出来宣布它。因为你是权威,也具有合法性。”



WHO专家的回应却是:“如果你仅仅是站出来,说事态失控了,或者去给事件定性,这不能有所帮助。此时,我们已经知道这次疫情爆发非同寻常,但我们面对的还不是全球性的灾难。”



但很快,疫情蔓延再次升级——感染了的利比里亚人将病毒传播到了尼日利亚,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埃博拉感染者也进入到英国、美国……


终于,在疫情爆发8个月后,这个世界醒过来,意识到这是一场还未展开的灾难。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国际紧急公共卫生事件”。



WHO派了一支最高级别的专家队伍来到几内亚来负责抗埃博拉疫情行动。



但是,WHO的专家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病毒之一,在极广地理范围内指数级增长的病例数,这是他们过往从未面对过的情形。


他们需要专业的临床管理人员来管理和救治埃博拉病人,需要深入基层的公共卫生专家去进行接触者追踪……但是,他们发现,没有任何机构有能力应对如此铺天盖地的疫情爆发。


WHO知道该如何计划,但是没有人能够将之执行。他们需要说服那些有钱的政府(疫情爆发的国家都非常穷)出钱,出人。但是,他们快没有时间了!疫情已经几乎要进入到它最致命的阶段。



第222天,

2014年8月5日



回到西非,在几内亚人口最密集的城市,首都蒙罗维亚,埃博拉病毒找到了它新的猎场。



在一个每1平方英里住着超过75000人的港口小镇West Point,卫生条件极差,成为埃博拉传播的理想场所。


第一个死者来自Finda Fallah家。



“我的家人开始死亡。先是我的丈夫病了,嘴里和鼻子里出血。


周三,我妈妈死了。周四,我妹妹死了。周五,我丈夫死了。他们都死了。”



几内亚的总统接受采访说:



“我接到卫生部长的电话,说人们在死亡。完全搞不清状况的混乱,难以置信,恐惧。我们没有任何作为,因为我们没有知识,没有设备,没有方法接触人们。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疾病能传播得多块,有多致命。我们很困惑。因为在这些社区传播得太快了……”


蒙罗维亚只有一个很小的埃博拉诊所,很快就人满为患。病人不知道该去哪里求助。


无国界医生组织也没有能力接收更多病人了,他们正在艰难地建一所能接纳400人的临时医院。


与此同时,政府的做法非常的残忍和野蛮。埃博拉疑似病例被简单粗暴地关在没有任何隔离措施和医疗支持的学校里。



刚死了丈夫的Finda和她的6个孩子被强制隔离在了这里,尽管他们都没有任何生病的症状。



这里没有医生,没有药物,没有衣服……已经有症状的人和没有症状的人住在一起。很快埃博拉就在里面传播起来。



Finda的其中一个儿子感染了。但是没有任何医生来救治他,没有药物。孩子只是看着Finda哭。看守的人一直说,医生就来了就来了,但是医生到最后也没有来。


“我抱着他,直到他不再哭了。他在我臂弯里变冷。”



第233天,

2014年8月16日



在隔离站外,West Point局势紧张。


政府将越来越多人送到West Point隔离。


传言四起。


人们认为,贫民窟是蒙罗维亚倾倒埃博拉病人的“倾卸场”,埃博拉只借口,是一个杀死穷苦非洲人的阴谋。



四天后,人们开始暴乱。他们冲进隔离所,把所有的病人拖出来。他们还将一个小男孩的尸体从床垫上放到地上,拖走了床垫。



人们光着脚,光着手去拖拉、触碰埃博拉病人、尸体,踩着他们的血和体液跑。


感染者都跑到了街上。


West Point完全失控了。政府派出了军队,强制隔离封锁了整个地区。



然而派出军队隔离并没有起到效果。感染者没有地方可去,只能游走街头。埃博拉传播地更快了。


有人在隔离区内看到了Finda带着剩下的5个孩子,流离失所。孩子们急需得到帮助。



另一方面,无国界医生组织建起了一所迄今为止最大的埃博拉医院。但是,当它一开始运行,就立即住满了病人。



人们躺在地上,死在车里,在等待救助的过程中死去。人们无处可去。



救助中心只能等着里面的人死去,腾出空间,再让新的病人进来。


MSF的一位协调员Stefan  Liljegren,他被临时调来。和很多医疗救助人员一样,他也没有任何处理埃博拉的经验。当他来到医院,只见到很多很多病人躺在地上的薄垫上,很多已经死去。他的同事对他说,我们不能只看着,我们得行动起来,把尸体挪走,你准好了吗?他开始感到恐慌,心跳很快。



当他们走进另一个帐篷,里面同样很多死者。一个男子坐在椅子上,一个工作人员正在朝他喷消毒液。他已经去世了。他们将他抬下椅子,装进尸袋。



病人的家属们在求救,在尖叫,大喊,到处都散布着恐惧。


Stefan  Liljegren说,“这就是我的面对埃博拉的第一天。”


另一位MSF的现场协调员说,“在那里,寻常的医疗查房对我来说就是走进去,宣布5-6个人死亡。这极端恐怖,因为人们以一种非常痛苦的方式死亡,就在孩子身边。照顾孩子的妈妈死了,然后你只能抱走宝宝。想要搞清楚你如何能在一个超负荷的医疗中心,照顾一个失去亲人的孩子。这真的太难了。



这完全超出了一个人权工作者能够处理的范围。我感觉完全毫无目标。通常当你工作到极度疲乏时,你能通过一定的满足感来支撑自己继续,因为你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但我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满足。


这完全不是那种,你尽力了但是医治病人失败了的感觉,而是一种,这个世界、在这个时候、为何会这样对待日内瓦人的羞耻感。


我们看到很多死亡,真正的死亡。”



在街上睡了5天后,Finda和她的孩子们被MSF的人员带到了医疗中心。但当他们到了那里后,发现那里根本没有床位给他们。



Finda在医疗中心外祈祷,求神救救她和剩下的孩子们。


MSF的协调员说,“这真的让人绝望,看到门口那么多病人等着进来,你却不得不告诉他们,你不能让他们进来,因为没有位置了。你必须作出选择,如果有位置了,你带谁进去。”


最终MSF团队终于看到了Finda和孩子们。但是这是,Finda的一个孩子已经奄奄一息。



“他说,‘妈妈我不想死’。”



埃博拉带走了Finda的大部分家人,3个孩子,丈夫,妈妈和妹妹。


之后,MSF得到联合国的帮助,他们派来军队协助隔离。


美国疾控中心的主任也来到了现场。



美国CDC主任Tom Frieden说,


“至今想起来我仍然起鸡皮疙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次经历。我在全球各地的公共卫生领域工作了数十年,我见过毁灭,见过传染病流行,但在Elwha 3,我看到了我从未见过的大规模毁灭。



我进入其中一个帐篷,那里有一个女人躺着,她有着漂亮的金发,当我再仔细看时,我发现她已经死了。工作人员忙于照顾生者,甚至没有时间来移走她。


你开车在路上都会看到很多尸体,就像看见一个国家自由落体下落,你知道,知道,非常明确地知道,在变好之前,还会变得更糟很多。”


Tom Frieden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了话,“坦白讲,我非常愤怒,我当时说的是,这不是关于未来3个月里我们要做什么,而是接下来的3天我们要做什么极其关键。病人数在呈指数级增长,每3周翻一翻。每个月的延误都将导致病例翻3倍。”


2014年9月16日,奥巴马发表电视讲话:



“世界仍然有机会拯救无数生命,就现在。全世界有责任行动起来,站出来,做更多。”


在疫情爆发10个月后,反击战终于开始了。美国派了数千军队和医生到西非救援,英国和其他国家也紧接着派出人员。



联合国建立了新的紧急代表团来协调WHO和其他机构的行动。


新的医院被建立起来,死者被合理安葬……但是病毒仍然跑在医疗队前面,甚至对非洲以外的地区造成威胁。西班牙,英国,美国等都发现了病例。



联合国此次紧急代表团的负责人Tony Banbury 说,



“我们来得太晚了,我完全对这无情肆掠的疫情目瞪口呆,害怕它会传播到别的大陆。我们想到有人可能会坐飞机到雅加达,约翰尼斯堡等地,降落到城市里怕得要死……埃博拉变得完全失控。我们没有计划B。”



第298天,

2014年10月20日



在蒙罗维亚,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病例急剧减少。


“当我看到数字变少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忧大家因此放松警惕,因为我们行动看起来仍然极为不足。成功显得非常不可思议。我仍然害怕人们不再出现,他们呆在家里,感染更多人,数字会再次强烈反弹。这是我所担心的。”



但数字是真的下降了。



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利比里亚人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自己照顾病人,并开始安全地丧葬死者。


现在整个蒙罗维亚都知道,埃博拉是真的,埃博拉致死,埃博拉会杀了我,除非我做一件、两件不一样的事。巨大的恐惧,让人们改变了行为,显著地减速了埃博拉的传播,扑灭了疫情,因为埃博拉只能人传人。这是利比里亚人的转折,这个国家的转折。


去得晚的组织,获得最多赞誉。但真正扭转乾坤的,是利比里亚人自己。



西非仍然有数千人在死亡,但公众改变健康行为和大量的国际行动逐渐击退了埃博拉的疫潮。


和埃博拉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更快更好的国际行动能够挽救很多生命。


最终,官方统计数字,有超过1万人死于这次埃博拉爆发。但真实的数字会远远高于此。



最后,世界卫生组织的Bruce Aylward博士说,“有时,我们得从灾难中吸取教训。无论我们怎么想,都将会有更多类似的事情发生。会有更多,更多的疾病出现,我们经历过流感大流行,SARS,还有像这样的埃博拉……还会有更多,而我们没有做好准备。



你知道?这一次,我们一开始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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