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初出家门

乐黛云在书一方 2019-08-16

┃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
┃智者自知

初出家门

　　北上求学

　　我在国立第十四中的许多朋友，抗战胜利后，都纷纷回到“下江”，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南京，有的在上海。高中三年级时，我已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群山封闭的高原之城。我一个人搭便车到重庆参加了高考。这是一辆运货的大卡车，我坐在许多木箱之间颠簸，穿行在云雾和峭壁之间。久已闻名的什么七十二拐、吊尸岩等名目吓得我一路心惊胆战！好不容易来到了重庆沙坪坝原中央大学旧址，西南地区的考场就设在这里。大学生们早已放假回家。我们白天顶着三十八点九度的高温考试，晚上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喂早已饿扁了的臭虫。那时是各大学分别招生，我用了二十天参加了三所大学的入学考试。回贵阳后，得知我的中学已决定保送我免试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不久，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的录取通知也陆续寄到。我当然是欢天喜地，家里却掀起了一场风波！父亲坚决反对我北上，理由是北京眼看就要被共产党围城，兵荒马乱，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出去乱闯，无异于跳进火坑！他坚持我必须待在家里，要上学就上家门口的贵州大学。经过多次争吵、恳求，直到以死相威胁，父亲终于同意我离开山城，但只能到南京去上中央大学。他认为共产党顶多能占领长江以北，中国的局面最多就是南北分治，在南京可以召之即回。我的意愿却是立即奔赴北京。母亲支持了我，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她的个性使她愿意支持我出去独闯天下；另一方面，她也希望我能在北方找回她失踪多年的姐姐。二十年前，她曾卖尽家产，供姐姐北上念书，当时有约，五年后，姐姐工作，再援引两个妹妹出去念书。谁知一去二十年，音信杳无，也不知是死是活！我们对父亲只说是去南京，母亲却另给了我十个银元，默许我到武汉后改道北京。
　　我当时只是一心一意要北上参加革命。其实，我并不知革命为何物，我只是痛恨那些官府衙门。记得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时，父亲就让我每年去官府替他交房税、捐地税。因为他自己最怕做这件事。我当时什么都不懂，常常迷失在那些数不清的办公桌和根本弄不懂的复杂程序中，被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儿们呼来喝去，以致失魂落魄。父亲还常安慰我，说就像去动物园，狮子老虎对你乱吼，你总不能也报之以乱吼吧！对于每年必行的这种“逛动物园”，我真是又怕又恨，从小对官僚深恶痛绝。加之，抗战胜利后，我的一个表哥从西南联大回来，带来他的一帮同学，他们对我们一群中学生非常有吸引力。我们听他们讲闻一多如何痛斥反动政权，如何与李公朴一起被暗杀，哀悼的场面是如何悲壮，学生运动如何红火。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只觉得自己过去原来不是个白痴也是个傻瓜！简直是白活了。其实，现在想来，他们也难免有夸张之处，例如我的表哥说他曾扛着一只被炸断的人腿，到处跑着去找寻腿的主人！这显然不太可能，但当时我们却什么都深信不疑，并坚定地认为，国民党统治暗无天日，不打垮国民党，是无天理，而投奔共产党闹革命，则是多么正义，多么英勇！又浪漫，又新奇，又神秘。
　　当时贵阳尚无铁路，必须到柳州才能坐上火车。我一个人，提了一只小皮箱上路，第一天就住在“世界第一大厕所”金城江。抗战时期由于经过这里逃难的人太多，又根本没有厕所，只好人人随地大小便，到处臭气熏天。战后两年，情况也并无好转。我找了一家便宜旅馆，最深的印象是斑斑点点、又脏又黑的蚊帐和发臭的枕头，以及左隔壁男人们赌钱的呼吆喝六，和右隔壁男人们震耳欲聋的鼾声。我心里倒也坦然，好像也没有想到害怕，只是一心梦想着我所向往的光明。
　　我终于来到武汉，找到北京大学北上学生接待站。领队是武汉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他也是为了革命，自愿转到北大历史系一年级，再作新生。我们从武汉坐江船到上海，转乘海船到天津。一路上，领队教我们大唱解放区歌曲。当然不是大家一起学，而是通过个别传授的方式。也许由于我学歌比较快，他总是喜欢先教我，我们再分别去教别人。三天内，他会唱的几首歌，大家也都会唱了。最爱唱的当然是“山那边呀好地方，一片稻麦黄又黄……年年不会闹饥荒”，以及“你是灯塔，照亮着黎明前的海洋……”等等。当北大学生打着大旗，到前门车站来接我们时，我们竟在大卡车上，高唱起这些在内地绝对违禁的歌曲来！我激动极了，眼看着古老的城楼，红墙碧瓦，唱着有可能导致被抓去杀头的禁歌，真觉得是来到了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的城！站在我身边的领队也激动得热泪盈眶，他雄厚而高亢的歌声飘散在古城的上空。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忠诚而又充满激情的革命者，地下共产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死得那么惨！当时，他已是北大中文系的党领导，当然的“走资派”，还加上历史反革命（他曾经很自豪地对很多人说过，为了打日本，他曾参加过国民党组织的青年远征军，横渡过缅甸的伊洛瓦底江）。红卫兵召开了八百多人的大会批斗他，让他站在主席台一张很窄的条凳上，我亲眼看到他额上不断渗出黄豆大的汗滴，会后，红卫兵又让他自己打着锣，戴着高帽子，嘴里念着“我是走资派，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在校园游街。他脸色苍白，全身被泼满墨汁，又刷上浆糊，贴着拖泥带水的大字报，他显然早己力不能支，只好由两个红卫兵架着，后面一个红卫兵不断用脚踢。第二天，他一手拿着一瓶美酒，一手拿着一瓶毒药，独自走向西郊香山的丛林深处。他的尸体很久后才被发现，在那样酷热的夏天，早已是不可收拾。当时大家都忙着与“反革命”划清界限，谁也不敢出头帮忙，他的妻子怎样把他的尸体运出深山，送进火葬场，只有天明白，她自己明白！

　　我赶上了旧北大最后一站

　　虽然，我的大学生活，精确说来，只有五个月，但这却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美好时光。我投考所有大学，报的都是英文系，可是，鬼使神差，北京大学却把我录取在中文系。据说是因为沈从文先生颇喜欢我那篇人学考试的作文。谁知道这一好意竟给我带来了二十年噩运，此是后话。
　　全国最高学府浓厚的学术气氛，老师们博学高雅的非凡气度深深吸引着我。我们大学一年级课程有：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作品分析；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还有一门化学实验和大一英文。大学的教学和中学完全不同，我真是非常喜欢听这些课。我总是十分认真地读参考书和完成作业，特别喜欢步行半小时，到沙滩总校大实验室去作化学实验。可惜1949年1月以后，学校就再也不曾像这样正式上课了。现在回想起来，说不定正是这五个月时光注定了我一辈子喜欢学校生活，热爱现代文学，崇尚学术生涯。
　　当时，北大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都集中在国会街四院。院址就是北洋军阀曹锟的官邸。官邸紧靠城墙根，范围极大，能容纳二百余人学习和生活。大礼堂，正是当年曹锟贿选的地方。我们白天正规上课，晚上参加各种革命活动。我参加了一个学生自己组织的，以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中心的读书会。我的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就是在这里获得的。当时，我学习了矛盾斗争、普遍联系、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全部哲学原理，并很以自己会用这些莫测高深的词句而傲视他人。读书会每周聚会两次大家都非常严肃认真地进行准备和讨论。我还参加了两周一次的俄语夜校，由一个不知道是哪儿来的白俄授课。后来，在那些只能学俄语，不能学英语的日子，当大家都被俄语的复杂语法和奇怪发音弄得焦头烂额时，我却独能轻而易举地考高分，就是此时打下了基础。
　　我喜欢念书，但更惦记着革命。1948年秋天，正值学生运动低谷，“反饥饿，反迫害”的高潮已经过去，国民党正在搜捕革命学生，一些领导学生运动的头面人物正在向解放区撤退，学生运动群龙无首，1949年1月以前，我们都还能安安静静地念书，只搞过一次“要生存，要活命”的小规模请愿。我跟着大家，拿着小旗，从四院步行到沙滩校本部去向胡适校长请愿。那时，校本部设在一个被称为“松公府”的四合院中。我们在“孑民堂”前，秩序很好地排好队，胡适校长穿着一件黑色的大棉长袍，站在台阶上接见了我们。他很和气，面带忧伤。我已忘记他讲了什么，只记得他无可奈何的神情。这次请愿的结果是：凡没有公费的学生都有了公费，凡申请冬衣的人都得到了一件黑色棉大衣。这件棉大衣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
　　1月解放军围城，我们开始十分忙碌起来。随着物价高涨，学生自治会办起了“面粉银行”，同学都将手中不多的钱买成面粉存在银行里，以防长期围城没有饭吃。记得我当时早已身无分文，母亲非常担心，也不知道她通过什么门路，在贵阳找到一个卖肉老板，他在北京也有分店。母亲在贵阳付给这位老板六十斤猪肉的钱，他的分店就付给我值同样多斤猪肉的钱。这可真救了我的急，使得在“面粉银行”中，也有一袋属于我的面粉。我们又组织起来巡逻护校，分头去劝说老师们相信共产党，不要去台湾。我的劝说对象就是沈从文先生。我和一位男同学去到他家，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妻子非常美丽，家庭气氛柔和而温馨，他平静而不置可否地倾听了我们的劝说。我当时的确是满腔热情，对未来充满信心，但对于已有了30年代经验的他来说，大概一定会觉得幼稚而空洞吧！后来，胡适派来的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上，他和许多名教授一样，留了下来。也许是出于对这一片土地的热爱，也许是出于对他那宁静的小家的眷恋，也许是和大家一样，对未来估计得过于乐观；总之，他留了下来，也历尽了苦难。
　　这时，我又参加了北大剧艺社和民舞社，全身心地投入了我从未接触过的革命文艺。我几夜几夜不睡觉，通宵达旦地看《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我们剧艺社排演了苏联独幕剧《第四十一》。我担任的职务是后台提词。那位红军女战士在革命与爱情之间痛苦挣扎，最后不得不亲手开枪打死她最心爱的蓝眼睛——白军军官；每次排练至此，我都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民舞社每周两次，由总校派来一位老同学教我们学跳新疆舞。记得我最喜欢的舞蹈是一曲两人对舞，伴唱的新疆民歌也非常好听。歌曲大意大概是这样：

　　男：温柔美丽的姑娘，我的都是你的，你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将每天哭泣。
　　女：你的话儿甜似蜜，恐怕未必是真的，你说你每天要哭泣，眼泪一定是假的。
　　男：你是那黄色的赛布德（一种花），低头轻轻地摘下你，把你往我头上戴，看你飞到哪里去！
　　女：赛布德花儿是黄的，怕你不敢去摘它，黄色的花儿头上戴，手上的鲜血用啥擦？
　　男：头上的天空是蓝的，喀什喀尔河水是清的，你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向那喀什喀尔跳下去！
　　女：你的话儿真勇敢，只怕未必是真的，你从那喀什喀尔跳下去，我便决心答应你！

　　这些美丽的歌舞与隐约可闻的围城隆隆炮声，和周围紧张的战斗气氛是多么的不协调！但它们在我心中却非常自然地融为一体。我白天如痴如醉地唱歌跳舞，晚上到楼顶去站岗护校或校对革命宣传品。那时北大的印刷厂就在四院近邻，深夜，革命工人加班印秘密文件和传单，我们就负责校对；有时在印刷厂，有时在月光下。我印象最深的是校对一本小册子，封面用周作人的《秉烛夜谈》作伪装掩护，扉页上醒目地写着：“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这是写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北大学生到解放区后的所见所闻，称得上文情并茂，感人至深

　　新旧之交

　　1949年1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我的生活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新社会”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延安文工团带来的革命文艺。谈情说爱的新疆歌舞顿时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响彻云霄的西北秧歌锣鼓和震耳欲聋的雄壮腰鼓。文工团派人到我们学校来辅导，并组织了小分队。我们大体学会之后，就到大街上去演出。有时腰上系一块红绸扭秧歌，有时背着系红绳的腰鼓，把鼓点敲得震天响。市民们有的报以微笑和掌声，有的则透着敌意和冷漠。我们却个个得意非凡，都自以为是宣告旧社会垮台，新社会来临的天使和英雄。
　　延安文工团来四院演出《白毛女》的那天，曾经是军阀曹锟贿选的圆柱礼堂（当时称“圆楼”）里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真是从心眼儿里相信“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用自己的劳动养活全人类，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善良农民如今“翻身作了主人”，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更神圣呢？
　　就在这几乎“万众一心”的时候，四院却发生了一件不能不载入校史的大事。这就是“护校运动”。新政权建立后，需要很多地方来安置各种机构，因此决定要北大让出四院，学生全部并入总校校址。这引起了一小部分学生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四院是北大校产，不能随便放弃，政府不能任意征用学校的财产和土地。他们四处呼吁，又贴墙报，又开辩论会，还威胁说要组织游行，眼看就要酿成一个事件。当时党决定加强领导，通过自己的地下组织予以坚决回击。坚决反击他们挑衅闹事，有意制造事端，反对新政权；又把他们平常生活中的各种不检点，用墙报贴了出来。这些人一下子就臭了。于是我们大获全胜，浩浩荡荡迁入了总校所在地——沙滩。四院则成了新华社的大本营，一直到今天。
　　我们1948级，原有二十七名学生。还在四院时，就有很多同学参加了解放军，“护校运动”后，又有一些人参加了“南下工作团”。迁入总校时，我们班实际只剩下五个同学。好在学校面目一新，课程完全不同了。中国革命史和政治经济学都是一两百人的大班上课，俄语和文学理论则将中文系的三十几个同学编成了一个班。过去的课程都没有了，听说废名先生在被通知停开他最得意的“李义山诗的妇女观”一课时，还流了眼泪。新派来的系主任杨晦先生是著名的左派文艺理论家，但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的妻子比他年轻二十岁，是西北某大学的校花。他讲的文学理论，我们都听不懂，晚上，他还将我们组织起来学习《共产党宣言》，一周三次，风雨无阻。
　　我俄语学得不错，政治课发言又总是热情澎湃，满怀青春激情，于是很快当上了政治课小组长。记得一个难忘的夜晚，已是十一点多钟我突然被叫醒，由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带到红楼门口，一辆闪亮的小轿车正停在那里。我们四个人钻进车厢，车就飞驰而去。我们被带进一个陈设豪华的小客厅。我从未坐过小轿车，更从未见过这样的堂皇富丽，又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里，心里真是又好奇、又慌乱、又兴奋。等了一会，又高又大的彭真市长踱了进来。原来是市长同志亲自过问政治课教学情况，让我们最基层的小组长直接来汇报。我对彭真市长的印象很好，觉得他亲切、坦直、真诚。他大概对我的印象也不错，我大学毕业时，曾有消息说要调我去作彭真的秘书，并把档案也调走了，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去成。如果去成了，我就会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我可能不会当二十年右派，也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彭真的“黑爪牙”，遭受更大的不幸。
　　然而谁又能预知未来？反正1948年和1950年，我的生活算得上称心如意。我开始给《北京解放报》和《人民日报》写稿，无非是报道一些学校生活、新鲜时尚；有时也写一点书评，多半是评论一些我正在大量阅读的苏联小说。记得有一篇评的是长篇小说《库页岛的早晨》，标题是：“生活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倒是说明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持的人生观。也就是说，与其凑凑合合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干一场就去死。
　　1950年暑假，发生了一件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有一天，我突然被通知立即到王府井大街拐角处的中国青年联合会报到，只带几件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和我一起报到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余名学生（也有几个并非学生），我们就这样仓促组成了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团长是青年团中央的一位大官，秘书长却是我们都很崇敬的地下学生运动领导人柯在烁，他曾被国民党全国通缉，却传奇式地逃到了解放区，他后来也当了大官，20世纪80年代成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代表团人才倒也齐全，有来自音乐、美术、戏剧等专业院校的学生，也有来自工厂和部队的代表，还有内蒙古和西藏的学生干部。其中也出了一些名人，如大音乐家吴祖强，著名的西藏地方官宦爵才郎；十六岁的新疆小姑娘法吉玛，她后来成了新疆电影制片厂的名演员，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我们从满洲里初出国门，将近一星期，火车一直穿行在莽莽苍苍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之中。贝加尔湖无边无际地延伸开去，我教大家唱我最爱唱的“流放者之歌”：“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为争取自由挨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又唱高尔基作词的“囚徒之歌”：“太阳出来又落山，监狱永远是黑暗，监守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高兴监视你就监视，我绝逃不出牢监，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斩不断千斤铁链。”我心里活跃着从小说中看来的各种各样为自由在西伯利亚耗尽年华的不幸人们——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笔下的被流放的人群。我满心欢喜，深深庆幸那些苦难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仿佛辉煌灿烂的世界就在我眼前，真想展开双臂去拥抱自由美好的明天。至于那些在斯大林大清洗政策下的死亡者，不计其数的新流放犯的受难，我当时确实是一无所知。
　　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新的一员，我们在沿路车站都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到处是红旗飘扬，鲜花环绕。人们欢呼着，高唱“国际歌”，双方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先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参观，然后去布拉格开会。记得刚到莫斯科的那个晚上，尽管团长三令五申，必须集体行动，我和柯在烁还是忍不住在夜里十一点，偷偷来到红场列宁墓，一抒我们的类似朝圣的崇拜之情。俄罗斯的艺术文化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那些非常美丽的教堂圆顶，但我们却不被准许走近教堂，只能远远地欣赏。我们也去过图书馆、画廊、工厂集体农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对此深信不疑。
　　虽说到布拉格是为了参加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但我对大会似乎一无所知。只记得大会发言千篇一律，也不需要我讲话。我乐于坐在位子上东张西望，观察我周围的一切；再就是拼命高呼“Viva！Stalin！”（斯大林万岁）高唱会歌，不断地吃夹肉面包喝咖啡。当时苏联老大哥的地位至高无上，记得我们经常要听他们的指示。我因懂一点俄语，有时就被邀请参加这种中午或深夜的小会。老大哥们都非常严肃，常是昂首挺胸，板着脸。我对此倒没有什么抵触，似乎他们就应该是那副样子，我们对他们的崇拜也是理所当然。
　　在国外的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回国前两天，我突然被秘书长召见。他问我是否愿意留在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待遇相当优厚，还有机会到莫斯科大学留学。我对此一口回绝，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虽然积极参加各种革命工作，但内心深处却总是对政治怀着一种恐惧和厌恶之情。这种内心深处的东西，平常我自己也不察觉，但在关键时刻却常决定着我的命运。

　　本文节选自《何处是归程》，乐黛云／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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