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波故后，我曾多次到匹兹堡。那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城市，夜景尤其美丽。每次去匹城，我都会驱车到山顶，隔江眺望北岸市区的灯光。有一次我想到小波大约也来过这里很多次，而时间河水流过，斯人已远。

问题很简单，没有什么大文章好做。可我看多了苏联历史上的档案，这掌声两字在我眼前出现的次数竟是如此的频繁，以至使我想到这掌声两字确实非同小可，倒是很有一番学问的。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认识，早期的双边关系，实际上是单边的，即美国商人、传教士甚至官员来中国，美国大体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中国并不了解美国。即使是由清朝官方指定与外国人做生意的行商，对美国的知识也十分有限。

简言之，法者，“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管子》）；法治乃规则之治，法律至上也：权因法而生，官由法而设，制循法而行，罚依法而施。西元13世纪，英格兰法官布拉克顿即公然宣称：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除了企业利润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快速增长，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比2009年增长21.3％。前几年增速都在30％，所以政府也拿得越来越多。

虽然他拥有极其耀眼的头衔，但是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本文选自《回眸莫斯科》，蓝英年／著，文汇出版社，2004年7月。

另外，段祺瑞为了挽救共和制度却煞费苦心。1924年11月，各方面力量联合，包括冯玉祥也起作用，将曹锟赶下台以后，邀请段祺端出来组织临时政府，就任临时执政，总统、总理都由他一人担任，但是过渡性的。

同济大学代表外来的“下江人”给予李庄的最大回馈，应当就是1943年工学院从宜宾牵引电线到李庄，使得这个江边古镇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这一近代化“壮举”，竟比南溪县城整整早了十年时间。

在报告会上最难受的一件事就是被主持会议的人介绍，全都是客气话，无非是说来者非等闲之辈，多大的头衔，多好的学问，怎么个了不得，和致悼词一样，无非是生得伟大，死得光荣，我听了怕。（笑声、掌声）

上个世纪末迄今，情况发生变化，知识分子公共性的舆论之声不仅日渐强烈，而且逐步落实到实践。问题是，当一个社会的弹性空间慢慢扩大时，知识分子拿什么来履行其公共责任呢？

“如坐春风”，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感觉。然而，一旦到了时局甚至不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时候，先前骀荡的春凤则迅速散尽。

所以先有制度还是先有文化这个问题，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你很难说哪个是在先，问题就是在于必须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

徐中玉：我从1952年到华东师大，当时许杰先生是系主任，后来许先生社会工作多了，基本上让我来管系里面的工作。巴金当上海作协主席时，靳以是副主席，许先生也是副主席我是第四届的副主席、第五届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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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吴冠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的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本文节选自《望尽天涯路：当代学人自述》，葛剑雄、丁东、向继东／主编，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11月。

本文选自《政治世界的思想者》，张汝伦／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关于她做了新妇，同这个海军学生在香山如何打发日子，我在“记胡也频”那本小册子虽说到了些，却想把对于她生活发展极有影响的，这一段日子中其他事情，再记下一些。

作为苏联在东欧的“卫星国”，迫害与写作的冲突一样持续了数十年。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与苏联同构，所以迫害的手段，包括使用的名义、理论和口号，可以说是完全复制苏联的，属于斯大林主义版本。

舒衡哲谴责政治健忘症，她欣赏中国人重视记忆，把中国人和犹太民族相提并论。但据我的观察和经验，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擅长于博闻强记，但作为群体，经常发生的却是记忆的空白和断裂。

如果我在整个故事里说过一句瞎话，我情愿把灵魂、肉身、五脏、六腑全部交给十万篮子小魔鬼。同样，假使你们不完全相信我在这本传记里所述说的，就叫圣安东尼的火烧你们，羊痫风折磨你们，雷劈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