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回忆早年的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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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早年的王小波

© 李大兴／文

王小波与李银河，1996年

一

　　九年过去，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三日晚九时许，居洛杉矶的一位作家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小波因心脏病突然过世。这位朋友平素写京味小说与杂文，偶尔来电话，总是一侃起来就滔滔不绝妙语连珠，那晚却是很忧伤黯然的声音。我们的通话很短，然后各自去体会同代人死亡消息带来的冲击。 
　　那天夜里，我枯坐了半小时，连吸了四支烟。我感到难过的是，小波和他父亲都是很有才华的人，一个英年早逝、一个岁月蹉跎。小波之死和乃父何其相似！他们都是在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场的情况下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死得很孤独，让人感到一种宿命的悲哀。我想写几句话，但终竟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过了些时日，小波的追悼仪式在八宝山举行，悼念文字越来越多。我想，比我更熟悉他的人大有人在。而且我从来抵触八宝山，也没有想发表文字，就把纸笔放在了一边。后来关于小波的各式各样的文章就更多，我也就更不想凑热闹了。 
　　我的朋友和我，与小波相识都是由于上一代的交情。家父和小波的令尊王方名先生自一九三四年在川东师范同学，到一九八五年王先生过世，有长达半世纪的友谊。“文革”期间，家父曾赠诗云：“风雨巴山四十秋，长江不改向东流。凶终隙末寻常事，惟我与君到白头。”王方名先生过世六年后，平时不写悼念文字尤其不为名人写的家父写了一篇很长的回忆文章，记录了终生默默无闻的王方名先生在小波出生那年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并被开除共产党党籍、二十八年后始获平反的坎坷，晚年的几近疯癫以致郁郁而逝。今天是小波的九周年忌日，近来终于拾起纸笔的我，忽然想写这篇短文回忆身后忽然名满天下的王小波，也是因为对于世事的变幻，别有一种感慨。 
　　我是家中幼子，在父母的同辈朋友的子女中也是最小的一个，父母和朋友过从时，我便常在各家哥哥姐姐身上爬来爬去，直到七八岁还闹着要骑马。小波比我大八岁多，就连他的小弟晨光也长我近六岁，所以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在他们背上的情景。在整个“文革”时期，我从儿童成长到少年，除了小学一年级上了几个月以外，一直在家无所事事，大木仓胡同教育部大院第二重门进去后向右转的那三间平房是我常去的地方之一。其中单独坐落在拐角的一间，就是小波曾经生活过多年的地方。那间只有一扇朝西窗户的小屋，又暗又乱，总是飘着北京卷烟厂的劣质烟草味道。而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波的床，被子大约从来不叠，和床单一起总是近乎灰色。一九七六年或更晚一点，我就斜靠在这张床上读了《绿毛水怪》，写在一个很普通的薄薄的作业本上。我也读过其他的几个短篇，但印象都不深，后来果然只有《绿毛水怪》留下来了。 
　　我记忆里的小波，是二十岁上下，高高瘦瘦，不修边幅，穿很旧的蓝制服，领子常有点歪，走路踢踢踏踏，时而咧嘴一笑，露出白色牙齿，与偏深的脸色和发光的额头相映成趣。他说话在北京人里算不怎么快的，有时带些嘲讽，更多时透着些疲懒的神色。小波的相貌更多像父亲，只是脸更长、个子也高许多。他父亲那硕大歇顶的脑袋如同他那神色飞扬狂奔不已的谈吐一样留给我很深印象。王方名先生一生都是一个充满狂想的人，性格狷傲，言词极端。他很年轻就革命去了，直到中年仕途顿挫，被发配到工农速成中学当教员，尔后调入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研究室，因命运而进入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尽管他才气纵横也很勤奋，总考虑一些很大的问题，有许多宏伟的计划，却没有基本的学术训练，加上政治运动不断，终未写出任何传世之作。与王方名先生相比，小波的性格在我印象里要沉潜得多，在小时候属于看上去“憨厚”的那种，在五兄弟姐妹中是最蔫的一个，但时而话语有异常人。比如他十五岁时来我家见到家母的问候不是说：“阿姨，您最近身体好吗？”而是诚恳地问：“阿姨，您没病吧？”这种装傻和成年后修炼出来的反讽，在小波的文字中颇为多见。少时家境，虽然谈不上遭过大难但总不免有走背字的感觉，似乎对小波有巨大影响。王方名先生在反抗尚有自由的年代，为包办婚姻与家庭决裂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因深禀川人爱摆龙门阵的习性，从不含蓄，虽未由于多言贾祸，一张利索的嘴就得罪了不少人大约也在所难免。小波一方面和他父亲一样，胸怀大志，内心骄傲；另一方面，由于性格、经历，更由于所处时代的禁忌，在早年就不是一个张扬的人，内心躲在好像满不在乎而疲懒的外表背后。 
　　由于年龄最小，我都是坐在一边，听大人或兄长们神聊。那些闲暇似无穷尽的日子，当时常感无聊，如今好不怀念。到“文革”结束后不久，小波这拨人都开始准备考大学，我也回到学校开始读教科书，和同龄人接轨，初恋与高考等等。生活突然变得人人皆忙碌起来，圈子发生巨大的改变，很少再见到小波，只偶尔听到他的消息。我上大学不久后即留学，而小波也在一九八四年赴美。待我到美国时他已回国，而当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时他已归道山了。 
　　小波故后，我曾多次到匹兹堡。那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城市，夜景尤其美丽。每次去匹城，我都会驱车到山顶，隔江眺望北岸市区的灯光。有一次我想到小波大约也来过这里很多次，而时间河水流过，斯人已远。

二

　　文字还是很反映一个人性格的。我觉得小波后来的文字也有意无意之间没有走上激烈的路子。读其杂文，感觉是他的思想其实谈不上激进，也回避强力批判型的文字。我倒不以为那仅仅是为了文章能够发表而做的妥协，我更倾向于他向往的是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那也是我们这一代文人的情结之一。我们在革命时代长大而被革命咬了几口，自身也无可避免地带些革命后遗症的痞气。另外，经历过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的人，从本能里就懂得如何曲折地表达社会关注，这既是一种坚守，也是一种处世术。小波的思想与背景使他的选择不是去做一个敢言者或斗士而是比较中性的评论家，在现实层面上，唯其如此文章才能出版，写作才能不被外部环境干扰。他的主张如反对偏执，追求智慧，要讲得有趣种种，和他的小说一样，在八十年代毫无声息而从九十年代后半起大为流行，实在与时势变迁有莫大的关系。 
　　令我啼笑皆非的是，近来有些文章在拿鲁迅和小波比较。不知道是否由于去年在鲁迅纪念馆办了一次王小波生平展览的关系。这很有拿鲁迅说事来借此提高王小波的文学地位的嫌疑，因为鲁迅先生仍是中国大众最公认的大作家。然而鲁迅先生追求的是做一勇者，终其一生激烈批评现实，其“勇气”自不待言，其偏执亦不必为尊者讳。小波追求的是做一智者，是一个不同的方向。 
　　王方名先生生前最受刺激的事，莫过于大量手稿在“文革”里散失无遗。据说他晚年精神偏执，思路飘逸，与几乎所有人都吵翻。而小波则太幸运了，幸运到了让人无法抱怨：他穿过的毛衣成了展品，从此或价值不菲；他写过的情书成了畅销书，让书商喜笑颜开，也给今后的情书指南提供了一本参考书。对比父子际遇，也算是对生活的残酷与荒诞的一瞥。 
　　我为小波的小说杂文有很多读者高兴，因为我相信小波也想成名，希望自己的作品广为人知。毕竟，一个人想当作家，也就会想有人读其作品。说自己不这么想的人十有八九是矫情。如果他有一些与朋友思想往来的书信，拿来出版也不为过，倒会对将来研究他的人有益。不过小波好像属于独行大盜一类，既未打入文坛某一团伙也不见有许多曾深入交流思想的朋友。 
　　人性喜欢窥探隐私的好奇心，远胜于追求智慧这种高尚愿望。所以商业时代，名人感情私事最适合做书架上的公共风景使之贴近大众。一次成功的文化商业行为往往以牺牲审美趣味为代价。当年曾见大杂文家梁实秋的情书，情挚词朴仍不免读来滑稽肉麻。 
　　智者和勇者从来是人类的短缺产品。在今天，被认为是勇者的人一般容易引起争议还很可能犯忌讳，而被认为是智者的人不大招惹谁还保不准商机无限。如果说鲁迅先生和王小波有可比性的话，或许首先该比较二人身后的盛名。鲁迅先生被祭奠了几十年还将大把的文人倒进了鲁迅研究的池塘里，与“红学”并驾齐驱，蔚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两大奇观。与鲁迅先生相比，所谓“王小波热”还只算小巫见大巫。如果不再赚钱，“王学”兴起的可能性也不太大。虽然我完全理解“王小波迷”们多是心地善良、渴望智慧的文学青年，“王小波热”的推手们也多是为了他的文字而尽心尽力，我仍然不以为无节制的溢美是对逝者的尊重，尤其对于小波这样一个十分在意语言的准确并说过“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我的师承》）这个道理的人，把他捧上天去恰恰会把他涂写成一个错误的前提，“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就什么都能够推导出来”（《人性的逆转》）。 
　　我十七岁游逛到杭州时想去看岳飞庙，见到的是一片被夷平的工地。从那以后，我了解到我们有着悠久的鞭尸掘坟的历史，而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是很容易也常见的。神化也好，亵渎也好，折腾永远不再会说话的死人是最省事的选择，折射出这个族群缺少宗教和不尊重个人的传统；还可能有内心深处的胆小怕事，好事的人们往往也是世故的。

三

　　单用国民性自然无法说明“王小波热”之所以发生，还是要回归他的作品和我们的时代。我没有受过文本分析的学术训练，更极少读当代文学批评，偶尔翻一下，觉得做个文评家一定要是码字的快手，那正是我的弱项。在我的票友人生里多少用过心的一是写诗，一是史学，这两者都是忌讳长篇大论的。我也还远没有读遍小波的作品，而且以我五柳先生式的读法，读了也就是在嘴上卖弄书名而已。所以读书很多的人不见得有学问，主要在于怎么读。既然无论传统的《说文解字》还是西式结构、解构都不会，手边更没有足够的资料，我也就只能写点感想。一方面，这叫“无知近乎勇”；另一方面，我也有个很说得过去的理由，就是人文学不像科学，不存在似乎绝对的真理、定律和结论，不是说非专业人士就免开尊口。在这里，自以为达到真理的人都有些可疑，而凡人的思考与怀疑同样可能提供很有意思的视角。在这里，妄自尊大和自我菲薄都不可取，开放式的立论与质疑才是理想的态度。 
　　我觉得，小波的主要心血在小说，然而他的杂文可能给他带来了更多的读者与更大的声名。在我读过的部分年轻一代关于小波的文章里，说自己是由杂文而接触他的居大多数。这是启发我这么想的经验性理由。我去国日久，又是圈外人，自然孤陋寡闻，但我还没有看到同代作家里有谁像王小波写了这么一批思想相对温和、语言比较易懂、文字略带嘲讽的议论性杂文。相对而言，多数同代人文章的语言和内容喜欢带些学术味道，只适合人文学或社会科学圈内人读，而小波的文章虽谈不上老少咸宜，至少相当一部分理工科出身的人也会读。小波主要从九十年代才开始发表文章，此时的读者群主流已比他年轻了一代。对于他们而言，小波的文字既新鲜又适合他们这代人的相对简捷明了直奔主题的思维方式。也许更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是西学断绝三十年后再度东渐时期，所谓文化反思热的激进夸张，文化对现实政治的参与意向，对西方思想文学的接近生吞活剥的引借，最后以悲剧戛然而止，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作用。此后，思想界转趋沉潜与保守，整个社会在商业化同时也非政治化。小波的思想由杂文直接表达，没有太多舶来气息，有锋芒而不激进，对时事基本不介入，既企图坚守思想自由又知道自律，正好暗合也参与构成了当代思潮的一个重要方向。 
　　虽然小波由于走得早吸引了大批读者，但读者多少与是否被准确解读一点关系都没有。虽然我看的不多，但看到的对他的流行解读要么引用其杂文的某些章句近于望文生义，要么不管搭不搭界地把他比附某些作家，不是误导，就是说了等于没说。比如拉上乔依斯垫背，奧威尔绝对有影响，卡夫卡也还沾边，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则是影响很大，许多人想仿效又学不来的，把乔依斯找来就需要点想象力，自己离当大作家也不远了。又比如说他文字天真有趣，傻子最天真，王小波是觉得思考有趣，生活中嘴上这么说的人比真这么想的人多得多。又比如说追求智慧，结果智慧究竟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楚王小波就给扛到了追智教教主宝座上 
　　九十年代初王朔红极一时，也是时势使然。王朔是第一个普及调侃和反讽的人，功不可没。他那种“千万别把我当人”里的幽默与无奈在中国既经典也预示着一个时期的开始。然而痞气演过了就容易发腻，找乐装不吝也难以持久。所以王小波说我要做知识分子，我要享受思想的乐趣，而且他说话的方式不做艰深状，有王朔的京味但不那么贫，符合在指点迷津之余也愉快地满足阅读需求，就从世纪末开始得到了共鸣。 
　　小波从早年就想当小说家，杂文是副业。他的雄心在小说方面，他明显想通过小说构筑一个自己的世界。他有自己的思想，但没有这方面的野心，在杂文里只是东一下西一下地谈了一些想法。想了解或评论王小波，需要分析他的小说。我觉得，只看一些杂文就误认小波的成就在于思想，不仅是由于读漏的书太多而缺少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基本认识，更多半因此会影响对他小说的阅读。 
　　我倾向于小波在写杂文时候会想到读者，写小说时候就顾不上他们，只管自己面向天空疾笔狂书去了。我倾向于小波如果在世，看他小说的人不会太多，对他小说的好恶该相当分明。我倾向于买过和翻过王小波小说的人远多于从头到尾读过的人。大多数人其实不觉得他的小说好看，而少数从头到尾读过的人或许会惊呼：小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写，于是大家一起欢呼王小波的想象力和智慧了。 
　　我是大约一九九五年先看到《黄金时代》，当时的感受是，小波的文笔较当年变化颇大，写得冷静多了，而追求荒诞效果这一点则不变。我当时遗憾的是，这篇小说虽与多数叙述“文革”的作品不同，却仍以性为主轴。而我一直认为“文革”叙述可以有类似《日瓦戈医生》的方式。在当时现实中性压抑不仅不是唯一的元素，而且并不怎么重要。写“文革”的文学在伤痕愈后一窝蜂地注重性，多少缺失了更多元的视角。后来，我陆续读了另两个时代和其他一些小说，了解到《黄金时代》只是一个大架构里的一部分，性在那里和时间一样，是一个多意性的主轴。《黄金时代》可能是最被广为阅读的，它的结构不脱传统时空叙事也是基本现实的，所以它虽然被认为是代表作，却多少游离于另两个时代之外，有点不搭界。在《白银时代》那里开始可以看到小波的叙述在结构方面的想象力，时空错乱，人物叠合，看似无序，实则出于他的精心设计。 
　　我有一个感觉，小波的结构想象力其实主要来源于他父亲。七十年代中我曾不止一次听王方名先生开讲他那有关人类思维与逻辑的大体系，虽然不敢说理解其内容，但还记得那言辞尖刻、意兴遄飞、唾沫纷扬、慷慨激昂的形象。王方名先生关于形象思维的思考本身，部分就是对想象的逻辑性的考察。小波的语言风格，所谓“汪洋恣肆”的想象，在叙述背后对于联想的理智建构，无一不看到来自其父的影响。不同的是，王方名先生的主要思想来源是革命意识形态，想从个根本性的一元体系演绎自己的逻辑学体系，几乎一开始就注定要无疾而终；小波的主要思想来源是翻译文学和一些西方哲学，如罗素，想用理性的想象编织一个小说的大体系，虽然未尽全功，毕竟已初见端倪。 
　　我想欣赏王小波小说的人，或是认同其想象力，或是以为其语言在当代文学里比较少见。然而我觉得他的小说的特点在于，他讲一个其实未必絮烦的故事，却有意说得支离破碎、乱七八糟。虽然也属于那类解构的小说，同时他又在解构中试图建立一个抽象宏大的结构。他想把故事说得像一个有趣的智力游戏，让读者好像在一个迷宫里来回转悠，时刻看到不同的风景，做出多样的解读，又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结局。我看不出除了荒诞，小波还想在小说里表达一定的思想，思想在这里并非一个重要元素。我们这代人对于文以载道有很分歧的看法，小波大概是反对派那拨的。小波恐怕更关心如何把小说写得聪明，而这也是西方现代文学的一大潮流。在他那里，思想也罢，现实批判也罢，是次要的。他所希望的是有自己的空间，写自己的小说，并不以社会关怀或思想指南为己任。这种相对个人化的想法，凸显在他的杂文里，凑巧合乎今日中国的思潮。 
　　喜欢什么样的小说这件事，也属于青菜萝卜各有所好的问题。而且，在一方面有所长，大多就在另一方面有所短。我想，小波小说里鲜见影响当代文学很深的俄罗斯文学的厚重沉郁，好像也看不出本国的忧患传统，他想必很反感文学的教化与煽情。小波的联想驰骋，更多由理性操作，是把一段段合乎逻辑的冷静叙述，在打乱的时间、空间、主体和载体之中连续起来，写出一个或多个模糊荒诞的世界。很可能，相当一部分写或研究小说的人会喜欢，相当一部分数学智力高的人也会喜欢小波的那种看似“天马行空”的能力。然而，这样的小说写法其实是很理智的，某种意义上是很“男性化”的。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是，小波小说有冲击力，在中国也有一定的颠覆性，然而少了些悠远纤细的感动。如果做一个问卷并分析，也许会发现以下几点：喜欢他的小说的人其实总数并不多，能读明白的更少；而这些人以知识分子为多，以“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为多，大约以男性为多。

四

　　业余文评只能客串一下，小波的作品还是留待后人评说。以后的事情怎么样，谁都不知道。当代人看到的是，王小波已经是二十世纪末在中国一个很有影响的作家，成为文学史的一道风景。 
　　然而，真正让我震痛的，其实并不仅仅是小波的逝世。七年多以前，在一次数百人的本地华人宴会上，有人说起此前不久，一个来美十多年的大陆学人在底特律遭劫身亡，我们都熟悉的中国驻本地的领事专程去协助处理后事。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但也总是有的，人们在席间感叹了一阵子也就过去了。几个月以后，我才知道这位遇害者竟然是小波的弟弟晨光，当时的感觉就像被人一拳打在胸口上。 
　　晨光和小波看上去一点不像：小波嘴唇厚厚的，言语不多，似乎很憨实；晨光嘴唇相当薄，话多且快，显得很机灵，才气外溢。相同之处是，晨光也是很聪明的人，虽然不是在文字方面。他生于一九五五年，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一九八七年留学美国，一九九三年在新泽西大学获有机化学博士学位。他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晚下班途中汽车抛锚，下车寻求帮助时遇劫，受伤不治。 
　　命运有时候是残酷的，让人无话可说。我已经多次体会到，在你认识的人死亡时，语言没有意义。要过这些年，我才想写这些文字，虽然我不以为这些文字有什么意义，过去的事情也就过去了。在我写此文时，读到一篇短文，提到小波与晨光的母亲宋华女士乐观而健康，有时难过就背背毛泽东诗词。唉，毛泽东的影响真是深远久长啊！ 
　　愿小波与晨光在天之灵安息。

写于二〇〇六年四月十日王小波去世九周年忌日

　　本文选自《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李大兴／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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