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站在失败者一边

崔卫平在书一方 2019-09-13

┃Blessed is the One Reading
┃讀書的人是有福的

站在失败者一边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在他的《被禁锢的头脑》（1951年）一书中，曾以一种出奇的冷静谈到他自己上中学和大学的小城，那是一个令历史和地理老师头疼的地方：在近50年内，它依次属于不同的国家及其统治者，人们在大街上看到穿着不同制服的军队。稍前的顺序是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然后又是立陶宛人、德国人和俄国人。而每次这样的变更，油漆工都要重新粉刷街道，新的政府要重新颁布新的官方语言，居民们也要更换新的护照，被指定服从新的法律和禁令。这是一种彻底无力的境地，在人口上占绝对大多数的人民却处于一种完全的和公开的失败之中，公然被极少数强权的胜利者所控制和践踏。时过境迁，现今令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在什么地方曾经存在过一种什么样“失败”的事实——实际上，有关“中－东”欧民族在近代历史上如何被占领和蹂躏的事实对人们并不陌生——而是伴随着失败而产生的一种可以称之为“失败感”的那种东西。
　　“失败”和“失败感”的区别在于：后者承担自身失败的这个事实，承认自已作为失败者的身份，担当自己作为失败者的悲惨处境。换句话说，也有失败了而不承担失败这件事，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向胜利的强权者谄媚，尽快地把自己的头脑换成强权者的头脑，将自己的语言变成强权者所使用的那种语言，学着用强权者的那种天衣无缝的必然性，即强词夺理的方式来说话；要不潜在地认为“失败”是其他人的事情，落在这个民族整体上的灾难，而并不降临到他这个有特殊身份的人物身上。有“失败感”的人的做法则相反：他深深地感到乃至坚持和咬定自已的失败，不在自已的脸上弄出那种似是而非的笑容，他绝望无力的神情是在表明他不可能加入任何一种强权者提供的游戏。一个人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他仍然认为自己天然属于他身处灾难中的同胞兄弟，承认自己和他们一样地无能为力，一样地饱受失去自由的痛楚。
　　从近年来接触到的“中－东”欧作家的作品中，我一再感受到这种坚定不移的道义精神和立场。他们并不急于更换背景，迅速弄出一套“换了人间”的全新语汇，在已经被涂改得面目全非的情况中增添新的混乱，而是执著于事实上正面临被遗忘的痛苦，赋予它们清晰的轮廓和形式。这样做不一定是发出呐喊，相反，那是一些叫喊不出来的悲痛和哀伤，是和死去的人一同深深地沉入地下，是去体验和分享他们的无尽的沉默和泪水，去承受和分担他们死后仍然难以瞑目的苦难命运。“在一个集中营里我度过了大部分战争时期，几乎在我周围的每一个人——我的同代人和我的父辈、祖父辈那代人——都死去时，我却幸存下来。这时为一种类似责任或使命的感情所压倒：去变成他们的声音，他们抗议将他们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抹去、抗议死亡的叫喊。几乎正是这种感情促使我去写作。”捷克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如是说。

　　在流放中所有的妇女
　　发辫被削掉
　　……
　　这些头发不再闪耀光泽
　　不再被微风掀起
　　不再由任何人的手
　　或者雨水、嘴唇抚摸

　　在巨大的箱子里
　　蜷伏着这些死者
　　干枯头发的云堆
　　和一条褪了色的辫子
　　系着丝带
　　曾经被学校里淘气的男孩
　　所拉扯

　　这首题为“辫子”的诗的作者波兰诗人塔杜施·罗泽维克（1921～），具有一种罕见的目标如一，执著地挖掘和表现作为当事者、目击者和幸存者的痛苦经验。他感到最大的困惑是在于：经历了那样一种残暴黑暗又回到看似正常的生活中来，人们能否为自己重新找到一个道德上的起点和支点？能否真正战胜那种一度降临便很可能永远挥之不去的内心的空洞虚无？换句话说，除了关心那些死者，他还深切地关心战争给作为失败者的一般人们所带来的道德上的破坏。

　　孩子们，波拿巴·拿破仑
　　是什么时候
　　出生的？教师问道。

　　一千年以前，孩子们说。
　　一百年以前，孩子们说。
　　没有人知道。

　　孩子们，波拿巴·拿破仑
　　这一生
　　做了什么？教师问道。

　　他赢得了一场战争，孩子们说。
　　他输了一场战争，孩子们说。
　　没有人知道。

　　我们的卖肉人曾经有一条狗，
　　弗兰克说，
　　它的名字叫拿破仑，卖肉人经常打它，
　　那只狗
　　一年前
　　死于饥饿。

　　此刻所有的孩子都感到悲哀
　　为拿破仑。

　　这首诗的作者是1998年去世的捷克当代杰出诗人米洛斯拉夫·赫鲁伯。作为一个著名的免疫学家，他的诗体现了对于历史波涛中人类个体生命及其痛苦、失败和激情的深深关切。这首小诗把人们一般关注的目光稍稍偏离了一点，从那个“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转移到卖肉人所养的也叫“拿破仑”的一只狗上来，指出为孩子所经历的悲哀只能是针对这个身边具体的小生物，于是轻轻地便解构了那个需要成千上百人生命作代价的历史神话，站到了无名无声的、但知冷知热的生命们的立场上来。我还特别喜欢赫鲁伯的那首《发明》，其中允许有人站到好大喜功的权势者面前，对他说：

　　……今年持续的失败
　　拖住了我的脚步。全盘皆输。我经手的每件事
　　都不成样子
　　……
　　后来弄清第四个人
　　是阿基米德

　　公开承认自己作为“失败者”的身份，给出失败者的那个不可置换的位置，惟有这样，才能担当起失败者的处境及尊严，就像允许他说：“我不是你，我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我并没有打算加入你的游戏。在这个意义上，失败者的存在如同对于强权的胜利者的一种威胁和挑衅。”
　　活着的“失败”是陷入沉默。有关“沉默”在“中－东”欧诗人的笔下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并且实际上也产生了一大批好诗。在这个范围内，几乎每人都有得意之作。其中有被迫沉默、噤若寒蝉的那种紧张经验，也有拒绝开口、表示一种坚定的不合作的态度，以及远离这些耀武扬威的喧嚣的沉寂心情。沉默如同愿意沉入“地下”，避免在为掩盖失败所作出的慌不择言或在滔滔不绝之中掉进强权者的游戏，变成强权者所需要的那种圆滑流畅和油头粉面，以及像他们那样正在以一种无可质疑的方式表达“真理”。

　　当一只蝴蝶
　　剧烈地对折
　　它的翅膀
　　请将这当作一个沉默的呼唤

　　当一只受惊的鸟儿
　　它的一片羽毛
　　跌进一束光线
　　请将这当作一个沉默的呼唤

　　……

　　野上的那些树木
　　缄默地站立着
　　像那些受惊吓者
　　竖起汗毛
　　　　——《沉默》，作者梯·卡波维奇（波兰诗人，1921～）

　　我走向森林
　　那儿保持着
　　只巨大沙漏的微响
　　将叶片筛选为腐土
　　腐土筛选为叶片
　　昆虫们有力的嘴巴
　　吃光大地上所有的沉默
　　　　——《声音》，作者兹·赫伯特（波兰诗人，1924～）

　　空房间在嚎叫
　　我的皮肤猛地紧缩

　　天花板开始哀诉
　　我扔给它一块骨头
　　四处的角落开始抽泣
　　我各扔一块骨头
　　地板开始低吠
　　我也扔给它一块骨头

　　一堵墙开始咆哮
　　我照样扔出一块骨头
　　接着第二、第三、第四面墙
　　全都开始咆哮
　　我给每位扔一块骨头

　　空房间开始嚎哭
　　而我自身已空洞
　　不再有一块骨头
　　……
　　回响回响
　　回响
　　　　——《回响》，作者玻帕（南斯拉夫诗人，1922～1991）

　　“悔恨”和称之为“道德上的焦虑”，也是这些艺术家经常处理的内容。我是否可能阻止某些罪行？或至少减轻它们破坏的程度？我是否有力量和足够的勇气？我自身的道德是否已发生畸变？我是否能够在恰当的时候站出来？包括现在。这是一首题为“我没有设法挽救”的诗：

　　我没有设法挽救
　　一个孤单的生命

　　我不知道如何阻止
　　一粒飞行的子弹
　　我徘徊在公墓
　　……

　　去帮助不再呼喊的人
　　去营救在事情发生之后

　　我想及时赶到
　　即使已经太迟
　　　　泽·菲考维斯基（波兰诗人，1924～）

　　站在失败者这一边，和那些死去的及生活、内心受重创的人们一同担当痛苦，使得这些艺术家发展出一种我称之为的“简约的美学”或“节约的美学”。不事铺张，不高声大语，不雄辩和诡辩，该省略的一概省略，该沉默的时候绝不多说一句话，仿佛他们一边说，一边用随身携带的那种消音器将刚刚写下的话抹去——在那样多的人永久地陷入沉默之后，他们也不愿意特地将自己留在历史上。这是一些沉默的词语，布满在它们的背景之上的，是一双双哀告无门的眼睛，是那些沾着泥土和血的裸露的头皮，是生活所突然呈现的巨大断裂。这种断裂造成了艺术作品词语之间、句子之间和结构上的许多空白和裂缝，有很强烈的片断感。波兰女诗人希姆博斯卡（1923～，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表示，她关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中的“碎片”。自称受这位女诗人影响的波兰大导演基斯洛夫斯基在他的一系列受人欢迎的影片中，与其说是在表现什么，毋宁说是在隐藏什么、收起什么，就好像受伤的人当众收起他的隐痛一样；与其说是在作品（系列的有《红》、《蓝》、《白》、《十诫》）中连续说了些什么，毋宁说是用后一部影片将前一部影片掩盖起来，用后一句话将前一句话悄悄抹去。他早期拍纪录片培养起来的耐心和专注，后来变成对于生活和人性中的那些失掉“线索”的断裂之处的调查，他在作品中也到处留下了失去联系的裂缝。“所有不必要的东西都应该绝对舍弃。”“我喜欢观察生活的碎片，喜欢在不知前因后果的情况下拍下被我惊鸿一瞥的生活点滴。”他在影片中仅仅关注一些痛点，和他在那本自传叙述中仅仅涉及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一样。《十诫》中的第五部《杀人影片》，我看了不下十几次，越看越觉得先是神情恍惚杀了人，后被全部调动起来的国家机器所杀的那个小伙子正是我本人。他的无力，他的悲伤，他的哀痛。

　　本文选自《正义之前》，崔卫平／著，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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