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王德威私人史 2019-07-30

┃Blessed is the One Reading
┃讀書的人是有福的

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齐邦媛与《巨流河》

　　齐邦媛教授是台湾文学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一位前辈，弟子门生多恭称为“齐先生”。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今夏出版，既叫好又叫座，成为台湾文坛一桩盛事。在这本二十五万字的传记里，齐邦媛回顾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从东北流亡到关内、到西南，又从大陆流亡到台湾。她个人的成长和家国的丧乱如影随形，而她六十多年的台湾经验则见证了一代“大陆人”如何从漂流到落地生根的历程。
　　类似《巨流河》的回忆录近年在海峡两岸并不少见，比齐邦媛的经历更传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这本书如此受到瞩目？我以为《巨流河》之所以可读，是因为齐邦媛不仅写下一本自传而已。透过个人遭遇，她更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不得已的转折：东北与台湾——齐邦媛的两个故乡——剧烈的嬗变，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更重要的，作为一位文学播种者，齐邦媛不断叩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而《巨流河》本身不也可以是一本文学作品？不少读者深为书中的篇章所动容。齐邦媛笔下的人和事当然有其感人因素，但她的叙述风格可能也是关键所在。《巨流河》涵盖的那个时代，实在说来，真是“欢乐苦短，忧愁实多”，齐邦媛也不讳言她是在哭泣中长大的孩子。然而多少年后，她竟是以最内敛的方式处理那些原该催泪的材料。这里所蕴藏的深情和所显现的节制，不是过来人不能如此。《巨流河》从东北的巨流河写起，以台湾的哑口海结束，从波澜壮阔到波澜不惊，我们的前辈是以她大半生的历练体现了她的文学情怀。

齐邦媛（1924－）

东北与台湾

　　《巨流河》是一本惆怅的书。惆怅，与其说是齐邦媛个人的感怀，更不如说是她和她那个时代总体情绪的投射。以家世教育和成就而言，齐邦媛其实可以说是幸运的。然而表象之下，她写出一代人的追求与遗憾，希望与怅惘。齐邦媛出生于辽宁铁岭，六岁离开家乡，以后十七年辗转大江南北。1947年在极偶然的机会下，齐邦媛到台湾担任台大外文系助教，未料就此定居超过六十年。从东北到台湾，从六年到六十年，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她魂牵梦萦的原籍，一个是她安身立命的所在，都是她的故乡。而这两个地方所产生的微妙互动和所蕴藉的巨大历史忧伤，我以为是《巨流河》全书力量的来源。
　　东北与台湾距离遥远，幅员地理大不相同，却在近现代中国史上经历类似的命运，甚至形成互为倒影的关系。东北原为前清龙兴之地，地广人稀，直到1870年代才开放允许汉人屯垦定居。台湾孤悬海外，也迟至十九世纪才有大宗闽南移民入住。这两个地方在二十世纪之交都成为东西帝国主义势力觊觎的目标。1895年甲午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与辽东半岛同时被割让给日本。之后辽东半岛的归属引起帝俄、法国和德国的干涉，几经转圜，方才由中国以“赎辽费”换回。列强势力一旦介入，两地从此多事。以后五十年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而东北历经日俄战争（1905）、“九一八事变”（1931），终于由日本一手导演建立伪满洲国（1932—1945）。
　　不论在文化或政治上，东北和台湾历来与“关内”或“内地”有着紧张关系。两地都是移民之乡，草莽桀骜的气息一向让中央人士见外。两地也都曾经是不同形式的殖民地，面对占领者的漠视和殖民者的压迫，从来隐忍着一种悲情和不平。《巨流河》对东北和台湾的历史着墨不多，但读者如果不能领会作者对这两个地方的复杂情感，就难以理解字里行间的心声。而书中串联东北和台湾历史、政治的重要线索，是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1899—1987）。
　　齐世英是民初东北的精英分子。早年受到张作霖的提拔，曾经先后赴日本、德国留学。在东北当时闭塞的情况下，这是何等的资历。然而青年齐世英另有抱负。1925年他自德国回到沈阳，结识张作霖的部将、新军领袖郭松龄（1883—1925）。郭愤于日俄侵犯东北而军阀犹自内战不已，策动倒戈反张，齐世英以一介文人身份慨然加入。但郭松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未几兵败巨流河，并以身殉。齐世英从此流亡。
　　“渡不过的巨流河”成为《巨流河》回顾忧患重重的东北和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意象。假使郭松龄渡过巨流河，倒张成功，是否东北就能够及早现代化，也就避兔“九一八”、西安事变的发生？假使东北能够得到中央重视，是否伪满洲国就无法建立，也就没日后的抗战甚至国共内战？但历史不是假设，更无从改写，齐世英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进入关内，加入国民党，负责东北党务，与此同时又创立中山中学，收容东北流亡学生。抗战结束，齐世英奉命整合东北人事，重建家乡，却发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贪腐无能，听任俄国人蹂躏东三省。中共崛起，东北是首先易手的地区，国民党从这里一败涂地，齐世英再度流亡。
　　齐世英晚年有口述历史问世，帮助记录他与国民党中央的半生龃齬，但是语多含蓄，而他的回忆基本止于1949年。《巨流河》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出于一个女儿对父亲的追忆，视角自然不同，下文另议。更值得注意的是《巨流河》叙述了齐世英来到台湾以后的遭遇。1954年齐世英因为反对增加电费以筹措军饷的政策触怒蒋介石，竟被开除党籍；1960年更因与雷震及台籍人士吴三连、许世贤、郭雨新等人筹组新党，几乎系狱。齐世英为台湾的民生和民主付出了他后半生的代价，但骨子里他的反蒋也出于东北人的憾恨。东北还是台湾，都不过是蒋政权的棋子罢了。
　　渡不过的巨流河——多少壮怀激烈都已付诸流水。晚年的齐世英在充满孤愤的日子里郁郁而终。但正如唐君毅论中国人文精神所谓，从“惊天动地"到“寂天寞地”，求仁得仁，又何憾之有？而这位东北“汉子”与台湾的因缘是要由他的女儿来承续。
　　齐邦媛应是台湾光复后最早来台的大陆知识分子之一。彼时的台湾仍受日本战败影响，“二二八”事件刚过去不久，国共内战方殷，充满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位年轻的东北女子在台湾开始了人生的另一页。
　　齐邦媛对台湾的一往情深，不必等到九十年代“政治正确”的风潮。她是最早重视台湾文学的学者，也是译介台湾文学的推手。她所交往的作家文人有不少站在国民党甚至“大陆人”的对立面，但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换，他们的友情始终不渝。齐邦媛这样的包容仿佛来自于一种奇妙的、同仇敌忾的义气：她“懂得”一辈台湾人的心中，何尝不也有一道过不去的巨流河？现代中国史上，台湾错过了太多，也被辜负了太多。像《亚细亚的孤儿》和《寒夜三部曲》这类作品写的是台湾之命运，却有了一位东北人作知音。
　　巨流河那场战役早就灰飞烟灭，照片里当年那目光熠熠的热血青年历尽颠仆，已经安息。而他那六岁背井离乡的女儿因缘际会，成为白先勇口中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蓦然回首，齐邦媛感叹拥抱台湾之余，“她又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纪录？”《巨流河》因此是本迟来的书。它是一场女儿与父亲跨越生命巨流的对话，也是齐邦媛为不能回归的东北，不再离开的台湾所作的告白。

全家福

四种“洁净”典型

　　《巨流河》见证了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有十足可歌可泣的素材，但齐邦媛却选择了不同的回忆形式。她的叙述平白和缓，即使处理至痛时刻，也显示极大的谦抑和低徊。不少读者指出这是此书的魅力所在，但我们更不妨思考，这样的风格之下，蕴含了怎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又是什么样的人和事促成了这样的风格？
　　在《巨流河》所述及的众多人物里，我以为有四位最足以决定齐邦媛的态度：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如上所述，齐世英的一生是此书的“潜文本”。政治上，齐从巨流河一役到国民党撤离大陆，不折不扣地是个台面上的人物，来台之后却因为见罪领袖，过早结束事业。齐邦媛眼中的父亲一身傲骨，从来不能跻身权力核心。但她认为父亲的特色不在于他的择善固执，更重要的，他是个“温和洁净”的性情中人。
　　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杀后的齐世英在武汉与家人重逢，他“那一条洁白的手帕上都是灰黄的尘土……被眼泪湿得透透的。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重庆大轰炸后一夜大雨滂沱，“妈妈又在生病……全家挤在还有一半屋顶的屋内……他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雨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的等着天亮……”晚年的齐世英郁郁寡欢，每提东北沦陷始末，即泪流不能自已。这是失落愧疚的眼泪，也是洁身自爱的眼泪。
　　齐世英的一生大起大落，齐邦媛却谓从父亲那学到“温和”与“洁净”，很是耐人寻味。乱世出英雄，但成败之外，又有几人终其一生能保有“温和”与“洁净”？这是《巨流河》反思历史与生命的基调。
　　怀抱着这样的标准，齐邦媛写下她和张大飞（1918—1945）的因缘。张大飞是东北子弟，父亲在伪满洲国成立时任沈阳县警察局长，因为协助抗日，被日本人公开浇油漆烧死。张大飞逃入关内，进入中山中学而与齐家相识；“七七事变”他加入空军，胜利前夕在河南一场空战中殉国。张大飞的故事悲惨壮烈，他对少年齐邦媛的呵护成为两人最深刻的默契，当他宿命式地迎向死亡，他为生者留下永远的遗憾。
　　齐邦媛笔下的张大飞英姿飒飒，亲爱精诚，应该是《巨流河》里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他雨中伫立在齐邦媛校园里的身影，他虔诚的宗教信仰，他幽幽的诀别信，无不充满青春加死亡的浪漫色彩。但这正是齐邦媛所要厘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容如此轻易归类，因为那是一种至诚的信托，最洁净的情操。我们今天的抗战想象早已被《色·戒》这类故事所垄断。当学者文人口沫横飞分析又分析张爱玲式的复杂情事，张大飞这样的生，这样的死，反而要让人无言以对。面对逝者，这岂不是一种更艰难的纪念？
　　二十世纪末，七十五岁的齐邦媛访问南京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干百牺牲者中找到张大飞的名字。五十五年的谜底揭开，尘归尘，土归土，历史在这里的启示非关英雄，更无关男女。俱往矣——诚如齐邦媛所说，张大飞的一生短暂如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如此而已，却是“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那般灿烂洁净”。
　　朱光潜（1897—1986）是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美学家，抗战时期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因为赏识齐邦媛的才华，亲自促请她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一般对于朱光潜的认识止于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或是《悲剧心理学》，事实上朱也是三十年代“京派”文学的关键人物，和沈从文等共同标举出一种敬谨真诚的写作观。但这成为朱日后在大陆学界争议性的起源。1935年鲁迅为文攻击朱对文学“静穆"的观点，一时沸沸扬扬。的确，在充满“呐喊”和“彷徨”的时代谈美，谈静穆，宁非不识时务？
　　齐邦媛对朱光潜抗战教学的描述揭开了朱较少被提及的一面。朱在战火中一字一句吟哦，教导雪莱、济慈的诗歌，与其说是与时代脱节，不如说开启了另一种回应现实的境界——正所谓“言不及己，若不堪忧”。某日朱在讲华兹华斯的长诗之际，突有所感而哽咽不能止，他“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就此令人注意的不是朱光潜的眼泪，而是他的快步走出教室。这是种矜持的态度了。朱的美学其实有忧患为底色，他谈“静穆”哪里是无感于现实？那正是痛定思痛后的豁然与自尊，中国式的“悲剧”精神。然而在狂飙的时代里，朱光潜注定要被误解。五十年代当他的女弟子在台湾回味浪漫主义诗歌课时，他正一步一步走向美学大辩论的风暴里。
　　钱穆（1895—1990）与齐邦媛的忘年交是《巨流河》的另一高潮。两人初识时，齐任职国立编译馆，钱已隐居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为了一本新编《中国通史》是否亵渎武胜岳飞，一同卷入一场是非；国学大师竟被指为为“动摇国本”的学术著作背书。极端年代的历史被极端政治化，此又一例。但钱穆不为所动。此无他，经过多少风浪，他对传承文化的信念唯“诚明”而已。
　　此时的钱穆已经渐渐失去视力，心境反而益发澄澈。然而大陆经过“文革”摧残殆尽，台湾的本土运动山雨欲来，“一生为故国招魂”的老人恐怕也有了时不我予的忧愁。有十六年，齐邦媛定时往访钱穆，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的生存之道。深秋时节的台湾四顾萧瑟，唯有先生居处阶前积满红叶，依然那样祥和灿烂。然后1990年在“立法委员”陈水扁的鼓噪、李登辉的坐视下，钱被迫迁出素书楼，两个月之后去世。
　　钱穆的《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但“国家机器”所操作的历史何尝顾及于此？是在个人的记录里，出于对典型在宿昔的温情与敬意，历史的意义才浮现出来。二十世纪的风暴吹得中国满目疮痍，但无论如何，“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过去如此，未来也应如此。这正是齐邦媛受教于钱穆最深之处。

齐邦媛在武汉大学

知识的天梯

　　由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齐邦媛厕身学校一甲子，或读书求学，或为人师表，在在见证知识和知识以外因素的复杂互动。她尝谓一生仿佛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叠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但到头来她发现这石梯其实是个天梯，而且在她“初登阶段，天梯就撤掉了”。这知识的天梯之所以过早撤掉不仅和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动荡有关，尤其凸现了性别身份的局限。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青年流亡关内。齐世英有感于他们的失学，多方奔走，在1934年成立国立中山中学，首批学生即达两千人。这是齐邦媛第一次目睹教育和国家命运的密切关联。中山中学的学生泰半无家可归，学校是他们唯一的托命所在，师生之间自然有了如亲人般的关系。“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成为他们共勉的目标。抗战爆发，这群半大的孩子由老师率领从南京到武汉，经湖南、广西，再到四川，一路炮火威胁不断，死伤随时发生，但中山的学生犹能弦歌不辍，堪称抗战教育史的一页传奇。
　　中山中学因为战争而建立，齐邦媛所就读的南开中学、武汉大学则因战争而迁移。南开由张伯苓于1904年创立，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校友包括周恩来、温家宝两位国家总理，钱思亮、吴大猷两位“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无数文化名人如曹禺、穆旦、端木蕻良等。武汉大学是华中学术重镇，前身是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1928年成为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抗战爆发，南开迁到重庆沙坪坝，武大迁到乐山。
　　齐邦媛何其有幸，在战时仍然能够按部就班接受教育。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南开依然保持了一贯对教学质量的坚持。南开六年赋予齐邦媛深切的自我期许，一如其校歌所谓，“智勇纯真，文质彬彬”。到了乐山武汉大学阶段，她更在名师指导下专心文学。战争中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不论是南开“激情孟夫子”孟志荪的中文课还是武大朱光潜的英美文学、吴宓（1894—1978）的文学与人生、袁昌英（1894—1973）的莎士比亚，都让学生如沐春风，一生受用不尽。在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中国文化基础伤痕累累的年月里，齐邦媛以亲身经验见证知识之重要，教育之重要。
　　然而战时的教育毕竟不能与历史和政治因素脱钩。齐邦媛记得在乐山如何兴冲冲地参加“读书会”，首次接触进步文学歌曲；她也曾目睹抗战胜利后的学潮，以及闻一多、张莘夫被暗杀后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武汉大学复校之后，校园政治愈演愈烈；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中，国民党终于将军队开进校园，逮捕左派师生，酿成“六一惨案”。
　　半个世纪后回顾当日校园红潮，齐邦媛毋宁是抱着哀矜勿喜的心情。她曾经因为不够积极而被当众羞辱，但她明白理想和激进、天真和狂热的距离每每只有一线之隔，历史的后见之明难以作判断。她更感慨的是，许多进步同学五十年代即成为被整肃的对象，他们为革命理想所作的奉献和他们日后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成为反比。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器”之间艰难的抗争了。
　　反讽的是，类似的教育与意识形态的拉锯也曾出现在台湾，而齐邦媛竟然身与其役。时间到了1970年代，“反攻复国”大业已是强弩之末，但保守的栋梁们仍然夙夜匪懈。彼时齐邦媛任职“国立”编译馆，有心重新修订中学国文教科书，未料引来排山倒海的攻击。齐邦媛所坚持的是编订六册不以政治挂帅，而能引起阅读兴趣、增进语文知识的教科书，但她的提议却被扣上“动摇国本”的大帽子。齐邦媛如何与反对者周旋可想而知，要紧的是她克服重重难关，完成了理想。
　　我们今天对照新旧两版教科书的内容，不能不惊讶当时惊天动地的争议焦点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政治正确”和“政治不正确”原来不过如此这般。倒是齐邦媛能够全身而退，还是受助于当时台湾政治社会环境与大陆的巨大差距。日后台湾中学师生使用一本文学性和亲和力均强的国文教材时，可曾想象幕后的推手之所以如此热情，或许正因为自己的南开经验：一位好老师，一本好教材，即使在最晦暗的时刻也能启迪一颗颗敏感的心灵。
　　齐邦媛记录她求学或教学经验的底线是她作为女性的自觉。1930、1940年代女性接受教育已经相当普遍，但毕业之后追求事业却谈何容易。拿到武汉大学外文系学位后的齐邦媛就曾着实彷徨过。她曾经考虑继续深造，但国共内战的威胁将她送到了台湾，以后为人妻，为人母，从此开始另外一种生涯。
　　但齐邦嫒从来没有放弃她追求学问的梦想。她回忆初到台大外文系担任助教，如何一进门就为办公室堆得老高的书籍所吸引；或在台中一中教书时，如何从“菜场、煤炉、奶瓶、尿布中偷得……几个小时，重谈自己珍爱的知识”的那种“幸福”的感觉。直到大学毕业二十年后，她才有了重拾书本的机会，其时她已近四十五岁。
　　1968年，齐邦媛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所，把握每一分钟“偷来的”时间苦读，自认是一生“最劳累也最充实的一年”（379）。然而就在硕士学位唾手可得之际，她必须为了家庭因素放弃一切，而劝她如此决定的包括她的父亲。
　　这，对于齐邦媛而言，是她生命中渡不过的“巨流河”吧？齐邦媛是惆怅的，因为知道自己有能力，也有机会渡到河的那一岸，却如何可望也不可即。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果在齐世英那里巨流河有着史诗般的波涛汹涌，齐邦媛的巨流河可全不是那回事。她的“河”里净是贤妻良母的守则，是日复一日的家庭责任。但这样“家常”的生命考验，如此琐碎，如此漫长，艰难处未必亚于一次战役，一场战争。在知识的殿堂里，齐先生那一辈女性有太多事倍功半的无奈。直到多年以后，她才能够坦然面对。

千年之泪

　　《巨流河》回顾现代中国史洪流和浮沉，其中的人与事，感慨不在话下，以最近流行的话语来说，这似乎也是本向“失败者”致敬的书。齐邦媛对此也许有不同看法。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等人所受到的伤害和困蹇只是世纪中期千万中国人中的抽样，如果向他们致敬的理由出自他们是“失败者”，似乎忽略了命运交错下个人意志升华的力量和发自其中的“潜德之幽光”。《圣经·提摩太后书》的箴言值得思考：“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而齐邦媛本人是在文学里找到了回应历史暴虐和无常的方法。一般回忆录里，我们很难看到像《巨流河》的许多篇章那样，将历史和文学作出如此绵密诚恳的交汇。齐邦媛以书写自己的生命来见证文学无所不在的力量。她的文学启蒙始自南开，孟志荪老师的中国诗词课让她“如醉如痴地背诵，欣赏所有作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武汉大学朱光潜教授的英诗课则让她进入浪漫主义以来那撼动英美文化的伟大诗魂。华兹华斯清幽的“露西”组诗，雪莱《云雀之歌》轻快不羁的意象，还有济慈《夜莺颂》对生死神秘递换的抒情，在在让一个二十岁不到的中国女学生不能自已。
　　环顾战争中的混乱和死亡，诗以铿锵有致的声音召唤齐邦媛维持生命的秩序和尊严。少年“多识”愁滋味，雪莱的《哀歌》“I die! I faint! I fail!”引起她无限共鸣。但“我所惦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感觉他的生死与世界、人生、日夜运转的时间都息息相关。我们这么年轻，却被卷入这么广大且似乎没有止境的战争里”。在张大飞殉国的噩耗传来的时刻，在战后晦暗的政局里，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沉淀她的痛苦和困惑。“O the bleeding drops of red, /Where on the deck my Capitan lies, /Fallen cold and dead.”“那强而有力的诗句，隔着太平洋呼应对所有人的悲悼”。悲伤由此提升为悲悯。
　　多年以后，齐邦媛出版中文文学评论集《千年之泪》（1990）。书名源自《杜诗镜铨》引王嗣爽评杜甫《无家别》：“目击成诗，遂下千年之泪。”生命、死亡、思念、爱、亲情交织成人生共同的主题，唯有诗人能以他们的素心慧眼，“目击”、铭刻这些经验，并使之成为回荡千百年的声音。齐邦媛有泪，不只是呼应千年以前杜甫的泪，也是从杜甫那里理解了她的孟志荪、朱光潜老师的泪，还有她父亲的泪。文学的魅力不在于大江大海般的情绪宣泄而已，更在于所蕴积的丰富思辨想象能量，永远伺机喷薄而出，令不同时空的读者也荡气回肠；而文学批评者恰恰是最专志敏锐的读者，触动作品字里行间的玄机，开拓出无限阅读诠释的可能。
　　杜甫、辛弃疾的诗歌诚然带给齐邦媛深刻的感怀，西方文学中希腊、罗马史诗到浪漫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甚至艾略特等现代派同样让她心有戚戚焉。齐邦媛曾提到西方远古文学里，她独钟罗马史诗《伊尼亚德》（The Aeneid）。《伊尼亚德》描述特洛伊战后，伊尼亚斯（Aeneas）带着一群“遗民”渡海寻找新天地的始末。他们历尽考验，终在意大利建立了罗马帝国。但是伊尼亚斯自己并无缘看到他的努力带来任何结果，他英年早逝，留下未竟的事业。这样的史诗由齐邦媛道来显然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由是我们对她的心事又有了更多体会。成功不必在我，历史胜败的定义如何能够局限在某一时地的定点？
　　1995年，抗战胜利五十年，齐邦媛赴山东威海参加会议。站在渤海湾畔北望应是辽东半岛，再往北就通往她的故乡铁岭。然而齐是以台湾学者身份参加会议的，不久就要回台。她不禁感慨：“五十年在台湾，仍是个‘外省人’，像那永远回不了家的船（The Flying Dutchman)。”“怅惘千秋一洒泪”，杜甫的泪化作齐邦媛的泪。与此同时，她又想到福斯特（Foster）的《印度之旅》的结尾：“全忘记创伤，‘还不是此时，还不是此地（not now, not here）。’”这里中西文学的重重交涉，足以让我们理解当历史的发展来到眼前无路的时刻，是文学陡然开拓了另一种境界，从而生发出生命又一层次的感喟。
　　也正是怀抱这样的文学眼界，齐邦媛在过去四十年致力台湾文学的发展。台湾很小，但历史的机缘使这座小岛和大陆有了分庭抗礼的机会。甲午战后，台湾是在被割裂的创伤下被掷入现代性体验的。1949年，将近两百万军民涌入岛上，更加深台湾文学的忧患色彩。齐邦媛阅读台湾文学时，她看到大陆来台作家如司马中原、姜贵笔下那“震撼山野的哀痛”，也指出木土作家吴浊流、郑清文、李乔的文字一样能激起干年之泪。
　　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情况如今已经不复见，再过多少年，1895、1947、1949这些年份都可能成为微不足道的历史泡沫。但或许只有台湾的文学还能够幸存，见证一个世纪海峡两岸的创伤。齐邦媛是抱持这样的意愿的。她也应该相信，如果雪莱和济慈能够感动一个抗战期间的中国女学生，那么吴浊流、司马中原也未必不能感动另一个时空和语境里的西方读者。她花了四十年推动台湾文学翻译，与其说是为了给台湾文学找身份，不如说是更诚恳地相信文学可以有战胜历史混沌和政治霸权的潜力。
　　《巨流河》最终是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媛在她的书中一页一页地成长，终而有了风霜。但她娓娓叙述却又让我们觉得时间流淌，人事升沉，却有一个声音不曾老去。那是一个“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
　　是在这个声音的引导下，我们乃能与齐邦媛一起回顾她的似水年华：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本文为《巨流河》一书的后记，齐邦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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