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夜里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值夜班的一直在窗子外面盯着我。我想，我怎么这么倒霉，什么事情都让我摊上！他们如果把这件事情硬栽在我头上的话，我这14年劳改所受的罪，算是白受了，还不如早点死了好。

因为我也是还没等出学校门就被抓起来了，因此对他们非常同情。他们有的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有的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上山下乡”的号召，抱着一个金色的幻想到这里来的，对于这帮不谙世事的孩子，我感到太可怜了。

到了码头监狱他们先给我增加了一副脚镣，然后就把我塞进了小号。我心想，这一次恐怕小命难保了，好在我又没有父母、老婆孩子，孤身一人，无什么牵挂，早死早“托生”。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也就豁出来了。

这回的小号跟上次关的小号可就大不一样了。小号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像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躺下伸不直腿，活像一个棺材。

8月中旬，水稻已开始拔节扬花，拔草就停止了。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这段时间是农闲期。所谓农闲是不会让犯人闲着的，一部分犯人去修导流堤，另一部分犯人在家修场院和田间道路。

20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犯罪我只遇到一个特例。有一个叫刘坤成的小伙子，哈尔滨道里人，平时因小偷小摸有点劣迹，在街道上受管制。他跟派出所所长住前后院，负责对他进行帮教的就是派出所所长的夫人，一位女民警。

在北京监狱时间虽短，却认识了两个特除犯人，一个叫王德，另一个叫孙得高。

Alive收稿邮箱chings@aliyun.com识码关注本号

因为夜深人静，吉普车开得飞快，大约在夜里两点钟左右，吉普车开进了北京市草岚子看守所。阅读排行

伴送军官到站长室里去打电话，他还希望专署能派个汽车来接一下，可是没有办到，也不可能办到。于是我们雇了两辆三轮车。我和孩子们，保姆合坐一辆，伴送军官和军士合坐一辆。于是便向专署而来。

感谢部分作者慷慨赐稿。特别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个号一直是个人利用业余时间在维护，时间和精力所限，不能对所有投稿一一回复，敬希谅解。

以老三届为代表的这一代人，既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得最成功的一代，也是道德观念最实用主义的一代。我后来在工作中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人。我上的政教系，我们这个班良知的旅程

过了两天，大队办食堂，这个食堂是为一批因饥饿而成黄肿病的人办的。父亲成了食堂的事务长，管伙食账，与炊事员一起，两家人都能吃病伙。谁说书画不能充饥？我们一家子的命就是这幅画救过来的！六．种瓜遇贼

还有什么可说的？那房子简直象是特意为我度身打造的一样。当下我便跟杨先生去看房。林太跟杨先生一样和蔼可亲，一看就让人产生信任感的那种女子。她似乎跟我一样有点吶于言辞，但说出的话句句在点子上，非常实在：

李先念身材魁梧，五官端正，在熟读古书的父亲眼里，还真有点两耳垂肩，双手过膝，且目能自顾其耳的皇叔相。和其他行伍出身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相比，李先念身上有两个极为重要的优点，其一是好学，其二是沉稳。

祖父的墨宝虽未能传世，但跟着张之洞的那些年却生活得十分幸福。据外祖母当年的口述，张之洞是个极仗义的人，对祖父很好，曾把湖北省内他自己兴办洋务时建立的某一个煤矿（或者是铁矿，名字似乎叫富华）送给祖父。

每次我听到《如歌的行板》的时候，就会想到父亲的一生，18年过去了，看现在的人，对自由的渴望比以前强烈了，但是，重视个人的经验超过理性的思索，这一条并没有变。2021.07.242021.08.18

来美之初经济不景，老布什为此输掉大选。捱过苦日子的我，并无美国繁荣年代的记忆，就像土拨鼠习惯的明暗度。访问学者有薪水，不觉得穷，儿子的餐券始终让父母不自在。幸好三个月后，妻子找到第一份工作，脱贫了。

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康家大队宣布给本村的地主、富农摘帽了。中共榆树县委统战部通知我去一趟到了县委，统战部门上果然多了一个“右派分子摘帽子办公室”的牌子。我进屋坐定以后，就发生了下面这样一段奇特的问答。

年仅十二三岁的我，面临着严重的抉择，要不就投笔从戎，参加川军，在军阀混战中捞个连排长当当；要不就走艰苦创业自食其力的道路，用先父经常告诫我的话说，就是“靠一技之长吃饭”。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一年之后，大多数学生都离开了，农场也因此需要补充工人，被迁往北边的囚犯们没有都被带回来，许多囚犯在他们被“释放”时不让回去，被强迫申请留场以保持劳力。于是，就有许多平民工人被送进海伦农场。

晚上四周一遍寂静，间或有几声夜鹭的鸣叫，夜已深沉，彷佛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的梦乡。

其实医生一人一个主意，我做一个胆结石手术，病区主任和副院长还一个说要做，一个说年纪太大风险高，不做为好。说到底还是家里人乱出主意，请了那么些名医来，也是因为家里有钱，假如是寻常人家，没准倒治好了。

本文选自《故乡水》，李文俊著译，漓江出版社，2018年11月。本期荐书

在这段时期内，我每日上午去《良友》，每周两个下午去晏摩士，所余时间或编“新华”、“联华”，或为上海的刊物画些漫画，这无论是对我个人的心理感觉，还是对父亲支撑家庭的实际补助，都是很可以满足的了。

过了一会儿我手机响了，一看是母亲打来的。我接了，她在电话那头说：“我就试一下能不能打通。”

又是大雾，声声鸟啼，清脆圆润。忽然想起回来后没有听到鸡鸣声，也没有狗吠声，在路上也没有碰到家禽和土狗，村庄上空只有鸟儿飞来飞去。

同垸的同龄人，几乎都是孩子的爸妈了，他们都在十八九岁到二十岁之间结婚，几乎都生了几个孩子，几乎都要生儿子的，他们的面孔看起来比我衰老了很多。我跟他们的生活也如此不同，彼此的生活没有什么共同点。

在箭在弦上的时候，避免了一次牵涉到处理一个英勇的解放军战士的政治生命的错误。应该感谢这位小费同志，他不嫌麻烦，始终认真负责，不搞主观急躁，我祝愿他今后能更好地发挥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9

后来，我们把他的自述整理成一份万把字的材料。此外，既然没有任何对他的检举和揭发材料，那就只能相信他合理而又无任何漏洞与矛盾的自述了。（他本人还有一些比这长得多的事情，篇幅不允许，从略了。）

我被任命为学习委员，跟小学的官职持平。大概还是我的作文考卷起作用，引起老师的错觉，以为我真的学习优异。有一名前大队长被降为平民。文革时那学生跳得最高，兴许与她入学就怀才不遇有关？3

回来后，把情况给魏主任说了，他没让我正式汇报，也没让我写文字材料，更没让我给同学们传达什么。报纸上连篇累牍已经全是文化革命的事。傻子也能看出，形势要大变了，社教工作队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9．农村造反

我们二队很穷。一般人家，炕上铺领苇席就行了，能铺上羊毛毡的就是光景不错的人家，很少。如果能用上被褥的，也就是躺柜上摞着被褥的人家，那就更少了，算是很富很富的人家了。我们二队，只有下台的队长家里才有。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我与王蓓送别独生子翔鹰赴美留学。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例外得到允许，越过海关，把儿子送进检票口。在即将分别的一瞬间，我拥抱住他，他的眼圈红了。

这让我在之后好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有些好奇：六零年，到底是怎么回事，能让这个见过世面的老李如此伤心欲绝？这也促成了我下乡之后，在干好农活接受再教育之外，做的第一件额外的事情：社会调查。

二十一年之后，厚重沉闷的历史大幕终于被拉开。1978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1978）55号文件，批转同意中组部、统战部等五部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全国反右派运动也基本被否定。

1960年的大饥荒渐渐远去，小学一年级时，我的饭盒里时常装着地瓜窝头，到了三年级，饭盒里就装起了母亲烙的糖饼或葱花饼。情况若再好些，我还会带上一只咸鸭蛋和少许油炸花生米。

我们就到东北去看外景，去试，显然不行了。看外景以后，对我们有个好处，在内景搭景的时候，我们几乎就按实景来搭，但是搭的总有虚假的一面。但是又像真的，就是似真非真，这样，杨子荣打虎上山的马鞭也就协调了。

母亲在时，我们总是心安理得地吮吸着她那伟大的母爱。悠然自得地享受着她那无怨无悔无私奉献的坚强之心。然而一旦母亲离去，那曾经的心安和自得却将化作撕心裂肺的刺痛拷问着我们。

牧师楼上顶层的楼梯口，靠墙砌了一个小水池，一根铁管牵上来，安个水龙头，就成了顶层住户公用的唯一的自来水。水池边有一扇窗，能看到教堂的一隅和半个操场（庭院），更能整个望见那棵大榆树。

感谢部分作者慷慨赐稿。特别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个号一直是个人利用业余时间在维护，时间和精力所限，不能对所有投稿一一回复，敬希谅解。

姚文元微笑地说：“什么逻辑思维！不就是那些庸俗社会学吗？我们的作品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严重，就是逻辑思维太多了。所以我主张全盘接受《专论》的观点。作家只能用形象思维来写作，不要去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

1970年3月，即我被捕的19个月之后，又是突然把我找到小号走廊一端的那间小屋，还是那个年轻的公安干部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是否参加过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叫什么名字？你担任什么角色？”

首先是我们小组的梁维山和冯代被捕了，据说是因为他二人与外场的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那时我还没有嗅出什么味道来，我还和董方说：“老梁和冯代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过于偏激，和我们不是一种类型的人。”

有一天晚上新妈妈和小妹在家里发生煤气中毒，造反派允许父亲回家看看。父亲在路上想，如果新妈妈和小妹不在了，他觉得自己没有活下去的愿望了，他决不想活了。结果那天没有发生死亡事故，死神与林杉擦肩而过。

从1958年水利会战之后，我们设计室又接着按杨场长的意图，设计和参加施工安装了面粉厂、榨油厂、汽车库、利用玉米芯生产糠醛的厂，还在三井子西边建成砖瓦厂和发电厂。建小水力发电厂之前，杨场长找我去设计。

我们一行到哈尔滨劳改局报到后，关入中心监狱。监狱发一身大红色的棉袄袂。我们会同当地的技术犯人，晚上被关进监狱，白天带出来办公室。立即投入设计省公安厅大楼的紧张工作。

快考试了，我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都找我来了，反正找我也好找，到柜台上一找就找着了。老师们痛骂我没出息，可是我还是根本没想到要找本书复习复习。卖裤子，我已经很满足了。最终还是组长为我报了名。

于是，我便从玉姨抽抽噎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得知了文舅的遭遇。“他肯定同我一样是因为家庭问题被打了右派的。”玉姨说，“你是晓得的，他从小就懦弱怕事，总是给哥哥们欺。怎么会去进攻党呢？一定也是被人害。”

1973年被打倒批判的邓公复出主持国家工作后，拨乱反正本来见到经济复苏的东北农村，1975年又一次被“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折腾的穷上加穷。无奈，1977年春天，我们全家返回了关里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