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梦断未名湖⑧文革纪事

〇 守护民间记忆

梦断

未名湖

文革纪事

© 陈奉孝／文

1

　　1966年的春天，由批判“燕山夜话”开始，首先就挖出来了“三家村”，进而整个北京市委被打成了黑帮。当时兴凯湖农场的干部和劳改就业人员的一些孩子跳猴皮筋儿，一边跳，一边唱：“一根藤上结仁瓜，邓拓、吴晗、廖沫沙”，我听了以后感到又好笑，又惊奇，中国的小孩子也会赶政治浪头呵，谁教给她们的呢？
　　兴凯湖劳改农场直属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管辖，劳改队的干部也都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下去的。这些人文化水平都很低，他们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对整个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帮更是大惑不解。有一次出工干活时，我走在后面，就听到韩指导员和王队长谈话：“怎么搞的，怎么整个北京市委都成了黑帮呢？今后听谁的？”他们思想上虽然跟不上形势，但出于他们的职业本能，却对犯人加强了防范。出工时增加了武装人员看押，围墙和大门上都增加了武装人员，收工后不准犯人到院子里去，一律在监舍里“学习”，对像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更是加强了监视。一位晚上值班打更的犯人肖福安，因为1962年时我曾经给他写过申诉材料，所以对我不错。有一天他对我说：“陈奉孝！最近你可要注意，说话要小心，千万别再顶撞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事少议论，管教让我注意你。”
　　有天晚上，韩指导员把我叫到队部谈话，问我：“陈奉孝！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你对整个北京市委被打倒怎么看？”我知道他们思想上是倾向北京市委的，不过我很小心，怕被抓辫子。我说：“报告韩指导员，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至于北京市委为什么被打倒，我不清楚，也许是犯了错误，这是上层的事，我被关在劳改队里，社会上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毛主席不是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吗？”他笑了，说：“你这小子学乖了，你不是整天看报纸吗？你对报纸上的文章有什么看法，应该如实向政府汇报，像你这样的犯人，劳动是次要的，主要是加强思想改造。”我笑了笑，答应一声就没再说话。我明白他们找我谈话的用意，一是想通过我谈看法来验证一下他们自己的判断，二是想从我的谈话中找把柄，我不会轻易上当的。

2

　　监狱、劳改队有一个规律，每到“五一”、“十一”、元旦、春节等这些重大节日前的一两天，都要进行“清监”。所谓“清监”，即等犯人出工后，对犯人的行李进行仔细的检查，检查一下犯人是否藏有凶器、违禁书刊以及写过什么东西（这是重点）。对此我是有所准备的，每到这些重大节日前的一个多礼拜，我就把自己平时写的日记拿到院子里找个地方藏起来，可是这一次在6月底来了个突然袭击，检查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仔细。收工回来进监舍一看，整个监舍被翻得乱七八糟，我的一床草褥子被翻到了上面，撕了个大口子，我知道坏事了。
　　我被捕前留下的“财产”就是书和一条破线毯子，被捕后，书被没收了，线毯子给了我，我就用这条破线毯子做了一条很厚的乌拉草褥子。在草褥子头上我留了一个小口子，每天晚上我写完了日记后就偷偷塞进褥子里。从62年到66年文革开始，我差不多天天写。日记的内容除了记录了劳改队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外，还写了我对中苏两党分歧的看法，对《九评》文章的个人见解以及对我所读过的一些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论点的质疑。文革开始后，我重点记录了自己对文革的一些看法，其中有北京市委被打倒后我的一些幸灾乐祸的情绪，还有我读《燕山夜话》的一些心得体会。报纸上透露说是陈毅元帅首先对毛主席说《燕山夜话》有毒，其实我读这本书时，也觉得邓拓写的一些历史小故事有借古讽今的意思，我对邓拓的才华非常佩服。
　　当然我首先就检查我的草褥子，从撕开的口子往里一摸，日记不见了，我知道这下恐怕要大祸临头了。当天夜里我一夜没睡觉，我只能期望但愿他们不能从中发现什么问题。我知道劳改队的干部文化水平有限，我写的日记当中，凡是敏感的地方，我写得特别隐晦，有的地方我就只用每个字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代替，我估计他们看不懂。可是我的估计错了。他们越是看不懂就越是怀疑我写的是“反动内容”。
　　第二天一早站队出工他们就把我留下了，也没有对我多说什么就给我戴上手铐，用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了码头监狱。
　　码头监狱是整个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监狱，也叫“严管队”，凡是被送到这里来的犯人或刑满就业人员，都是因为有“重新犯罪”行为，准备加刑或判刑的。兴凯湖劳改农场每年至少要召开两次公判大会，每次加刑的、枪毙的都有，全是从这里拉出去的。为了让我受“教育”，这样的公判大会，差不多每次都让我参加。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看见有那么多人被拉出去枪毙，我心里还有点害怕，参加的次数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到了码头监狱他们先给我增加了一副脚镣，然后就把我塞进了小号。我心想，这一次恐怕小命难保了，好在我又没有父母、老婆孩子，孤身一人，无什么牵挂，早死早“托生”。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也就豁出来了。
　　两天以后从总场来了一位管教干事（此人是公安干校毕业的，看来有点文化），跟码头监狱的尹指导员一块儿提审我，要我承认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机翻案，并让我交待我的“阴谋诡计”，特别是我写的那些拼音字的字头是不是“企图组织暴动”的计划等等。我当然不能承认，我承认这是我记下的读书、读报的心得体会，也承认了我对北京市委被打倒，感到幸灾乐祸，因为我估计这一点问题不大，因为北京市委毕竟被打成了黑帮。至于我记的那些拼音字的字头，我就坚持说，时间久了，记不得了。别说那根本不是什么“企图组织暴动的计划”，如果真是的话，说什么我也不能承认。于是他们便让两个打手给我上老虎凳。
　　对于“老虎凳”这种刑罚，过去我只是从小说里知道，日本宪兵队抓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上刑时有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等刑罚，但老虎凳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可不知道。这回我可知道了。原来上老虎凳是把你捆在一条长板凳上，胸部捆一道，靠近膝盖的地方再捆一道，然后掀起你的后脚跟垫砖头。人的腿是只能往后弯，不能往前弯的，这时给你垫了砖头以后，就好像把腿往前折断了似的，疼得浑身直冒汗，不一会就昏了过去。听说旧社会在东北抓到了“胡子”（土匪）上刑时，有的垫到三块砖头，腿上的筋都绷断了，仍然咬牙不承认，因为旧社会审犯人时，如果没有口供，是不能判刑的。不管这些家伙的罪行如何，能挺过这样的刑罚可真不简单。这回我也真正懂得了为什么在重刑之下会出现那么多屈死鬼。后来看电影《红灯记》时，我又联想到了这次受刑，我认为叛徒虽然可恨，但也应该区别情况，对于那些主动叛变投敌的叛徒，抓住应该千刀万剐，但对于那些因挺刑不过招了供而成了叛徒的人，的确还有情有可愿之处。王连举最初并不想当叛徒，如果他一开始就想当叛徒的话，就用不着自己打自己一枪了，只不过他这一招没有逃过老奸巨滑的鸠山的眼睛，最后在重刑之下实在挺不了啦，才招了供当了叛徒。好在我这一次只垫了一块砖就昏了过去，再上刑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解开绳子等我苏醒过来以后，两条腿疼得站不起来了，最后他们拖着我重新将我塞进了小号。
　　塞进小号以后，我用戴着铐子的手按摩自己的膝盖和腿弯处，并试探着弯弯腿，渐渐地觉得恢复过来了，我又扶着墙慢慢地站了起来，知道自己并没有残废。经过这次提审以后，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提审我。我心里直纳闷，我想可不能就这样拉出去枪毙，我又没招什么供。
　　11月份的一天，我突然从小号里被放了出来，其他被关在小号里的犯人也被放了出来，码头监狱的管教人员有时来，有时不来，武装看押人员增加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还看见原来的管教干部都戴上了红卫兵袖标，“红卫兵”三个字是一样的，但下面的小字好像不一样。后来听从总场送来的犯人赵宝成说，兴凯湖劳改农场的干部们也成立了这个战斗队、那个战斗队，自己跟自己打起派性仗来了，还说总场的符政委戴高帽子游了街等等。我明白了，原来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顾不上犯人了，只是交给武装人员严格看押，别发生逃跑、暴动之类的事就行了。其实他们也知道，码头监狱跟农场不一样，犯人整天被锁在监号里，一个也跑不了，也不可能闹起什么事来，又有武装看押，所以他们放心。
　　进入1967年1月份，红卫兵运动发展到了高潮，全国各地、各单位都在夺权，不可一世的各地党委纷纷陷入瘫痪状态，过去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被各派红卫兵组织夺去，全国乱成一锅粥，兴凯湖农场自然也不例外。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因为兴凯湖农场紧靠苏联，相隔只有一条大约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后来发生的珍宝岛战役，就离兴凯湖不远。鉴于1962年发生的新疆伊犁地区事件的教训，公安部决定解散兴凯湖劳改农场。但是一两万劳改犯和劳教人员以及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怎么安置呢？最后决定交给黑龙江省公安厅负责安置。黑龙江省有许多劳改农场，但任何一个劳改单位一下子接纳这么多的犯人，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办？最后决定将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犯人“化整为零”，分散到黑龙江省的各个劳改农场去，原兴凯湖农场的干部除了少数人随犯人一起调到了黑龙江省的劳改单位外，大部分暂时留守。在犯人调走的同时，兴凯湖农场进驻了兵团，后来知青下放，兴凯湖农场就成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因为经过犯人十多年的开垦和建设，这里的房屋和农田基本建设已经相当不错了。
　　码头监狱严管队的犯人被调到了黑龙江省北安县（现在叫市）第49劳改支队，即长水河劳改农场。押送犯人的干部作完交割后就回去了。就这么一乱哄，我的问题再也没有人继续审问，不了了之了。谢天谢地！我又捡了一条小命。不仅我捡了一条小命，这些被送到码头监狱的犯人，大都是准备加刑的，这下全幸免了。
　　1月份是天气最冷的季节。走的那一天兴凯湖正刮着大“湮泡”，气温下降到零下38度。由于怕犯人冻死在路上，还算不错，临走每人发了一顶新的狗皮帽子。这样也不行，因为坐的是敞蓬汽车，连一点挡风的东西都没有，犯人就把所有能御寒的东西都用上了。我就干脆解开自己的破行李，拿出破劳改被子把自己包起来。兴凯湖农场离密山县城大约一百华里左右，汽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密山县城，许多犯人都冻坏了，不少犯人的脸上、手上、脚上都冻起了泡。
　　汽车到了密山县城，犯人马上进了闷罐车，一直开到北安县，先安排进了北安监狱，第二天又用汽车把我们拉到了长水河劳改农场。

3

　　我们这个兴凯湖劳改农场码头监狱严管队的犯人首先被送到了长水河农场二分场。这里的二分场也和兴凯湖农场二分场一样，关押的基本上全是一些“历史反革命”，而我们这个严管队，虽然人数仅有百人左右，却是五花八门，犯什么罪的都有。为了不让我们跟原来的犯人混杂，他们单独给我们腾出了一排监舍，并严令我们不许串监。
　　两、三天后，军管会召集二分场的全体犯人训话，训话的是长水河农场军管会主任金参谋（朝鲜族人）。他开口就说：“反革命们！坏蛋们！文化大革命没有你们的事，也没有你们的份！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听清了没有？！”全体犯人一致大声喊：“听清了！”金参谋这几句简短的训话就像刻在了我脑子里一样，我敢保证，以上写的与他当年讲的一字不差。
　　由于文化大革命没有我们的事，也没有我们的份，这倒也好，大家吃完了饭就在监舍里下棋、打扑克，有些刑事犯就围在一起讲一些下流故事，而我就整天看报纸。干部们偶而来看一看，嘱咐一下犯人中的“积极分子”，发现什么情况及时向政府汇报，不多会儿就走了。这两个来月的时间是我自被捕以来感到最轻松、最“自由”、心情最舒畅的一段时间，既不用出工干活，也没有管教干部整天盯着你，找你的麻烦，除了肚子仍然吃不饱以外，那过的简直就是“天堂”一般的生活。

4

　　我们在长水河农场二分场，实际上是一种暂时性寄押，到了3月底，天气渐渐缓和了，便被调到了总场场部所在地六分场，在这里就没有像在二分场那样自在了。首先，必须每天出工劳动，其次，有四位干部来管理我们这个严管队。一位是姓张的指导员，50来岁，此人还比较和善，很少跟犯人吹胡子瞪眼。听六分场的老犯人讲，张过去当过刘少奇的警卫员，文革一开始他就被下放劳动，不久又回来了。第二个是黄管教，这个家伙简直是一个凶神恶煞，见了犯人就恨得咬牙切齿，尤其是对“现反”，他一开口就先背几句毛主席语录，什么“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许你们（原话应该是‘他们’）规规距距，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是有的，那也无关大局”等等。而且也像那位金参谋一样，给犯人训话，一开口就是“反革命们！坏蛋们！”有一半以上的犯人都被他用小绳勒过。另外还有一位姓刘的队长，30来岁，也很凶，一位姓杜的小青年干事（劳改干部子弟，十八、九岁）。
　　我们这个严管队里有一个叫马维智的“现反”，收到北京家中寄来的一些日用品，是用一张红卫兵办的小报包着寄来的。年轻的杜队长因为刚参加对犯人的管理工作，缺乏经验，大概“警惕性”也不高，他打开包看一看，没发现什么违禁物品，就用原来的那张小报把东西包起来给了马维智。就因为这张小报，闹了一场风波。
　　原来那张小报上登着一条惊人的消息：刘、邓路线的二号头子邓小平剖腹自杀、陶铸自杀、罗瑞卿跳楼摔断了腿、王光美跳楼自杀未遂、杨尚昆自杀未遂等等。显然登的这些东西真假难辩，现在知道只有陶铸自杀和罗瑞卿跳楼是真的，其它的都是假的。那时红卫兵办的各种各样的小报全国到处都是，就连犯人出工干活有时都能捡到。人被关在监狱、劳改队里，对小报登的这些内容的真假，当然不清楚，但越是不清楚就越感兴趣，于是犯人们将这张小报传着看，结果不知被哪个想争取“立功减刑”的犯人汇报了黄管教。
　　黄管教这家伙不去批评杜干事，却把全队的犯人召集起来，追查都有谁看过这张小报，硬说犯人想借着看这张小报的机会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组织“暴动”，并且要追查“黑后台”。那年头不论社会上还是劳改队，只要发生一件屁大的事，都要追查“黑后台”。一追查“黑后台”我就首当其冲，这是由我的那张倒霉的判决书决定的。可是自从我侥幸躲过了因写日记而可能带来的杀头之祸后，我变得非常老实，言行非常谨慎。从报纸上我看到像中央领导那样的人物说被打倒就被打倒、说被整死就被整死；在这种时候，整死一个犯人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所以我特别小心，一天除了吃饭、干活、看报纸以外，很少说话。别的犯人在干活休息时或是在饭后经常聚在一起闲聊，我都躲得远远的，这张小报也是在别的犯人传看时，我从旁边瞧了几眼，我并没有拿到手里看，也正因为如此，姓黄的这家伙想借机把我打成“黑后台”的企图没有得逞。不过许多人却遭了殃，让他用小绳勒起来、吊起来的犯人有十来个。
　　黄管教为什么要这样干呢？这家伙原来只是一个小干事，文革一开始他成了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为了表现自己“阶级觉悟高”，“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得紧”，因此他总想能从犯人当中挖出一个什么“反革命集团”来，这样他不就立了大功了吗？有了“功劳”才能往上爬呀！后来还是那位张指导员比较通情达理，从中做了工作，把这件事压了下去。因为这件本来没有的事如果闹大了恐怕连小杜干事也要受到军管会的批评和处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姓黄的家伙看起来很凶，见了犯人咬牙切齿，口口声声说什么“我们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其实这家伙是一个说大话的怕死鬼。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天两个犯人金宝祥和王宗昌在工地干活时打架动了铁锹，晚上他主持开这两个犯人的批斗会。会开了不一会儿，他刚讲完了一些共产党员不怕死的大话，突然停电，监舍里一片漆黑，这家伙“蹭”地一下就从窗户跳了出去，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些犯人都是兴凯湖劳改农场严管队来的，他怕万一这里面有哪个被他收拾过的不怕死的亡命徒，趁着断电看不见的机会对他下黑手。

5

　　1967年在长水河六分场，犯人的劳动主要是修一条战备公路，因为那时已把“苏修”当成了头号敌人，美帝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战备公路据说从满洲里直通南方的广州。在关内实际上许多主要公路（国道）早已有了，而黑龙江的公路却非常落后，绝大多数是一些土路。这条战备公路有一小段正好穿过长水河农场六分场，我们的任务就是修这一小段。路正好穿过一个小山包，因此我们干的活就是用打眼放炮的办法把山包上的土和石头炸开，然后用小车推、肩膀抬的办法将土和碎石头运出去，垫在地势低洼的地方。活虽然很累，但犯人们却得益非浅，因为开山时挖出许多党参，犯人就用水洗洗，回监舍后用饭盒煮煮吃。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我每天中午在工地休息时就捡了许多党参，用一个劳改褂子包起来带回去煮着吃。落实政策后，谈到这一情况，许多同学和朋友都说：怪不得你虽然受了那么多折磨，但身体依然这么好，原来是吃党参吃的。我说：“我是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炼出来的”。
　　在出工、收工的路上，我看到了不少新闻。因为六分场是总场部所在地，干部特别多，经常看到不同造反派的队伍游行，有的打着这个“战斗队”的旗子，有的打着那个“战斗队”的旗子，还看到不同造反派的队伍互相对峙、辩论的场面。后来听说他们之间还爆发过武斗，但我没有亲眼看见。
　　这一年对犯人来说有个好处，因为全国乱成一锅粥，劳改单位也不例外，干部们都在打内战，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管犯人，对犯人只是加强了警戒，以防发生暴动之类的事情，至于犯人内部的一些事情也就无暇多管了，出工、收工完全由看押的解放军说了算。在野地里站岗看押犯人实际上是一件苦差事，因此出工一般比过去晚，而收工一般比过去早。过去解放军看押一般都是四个人，拿的都是冲锋枪，而现在增加到六至八个人，而且还增加了机枪。
　　从劳动方面来说，这一年可说是最轻的，但从精神方面来说，压力却感到特别大，我要处处更加小心，以免被人抓住把柄。我知道自己不同于一般犯人，由于我的判决书的关系，我一直是被管教干部“另眼看待”的。这一年被加刑的犯人特别多，因为到处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口号和标语，而且天天要背语录，大唱革命歌曲（主要是语录歌），因为不小心把标语写错了一个字，口号喊错了一句话而被加刑的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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