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梦断未名湖①被捕前后
〇 守护民间记忆
| 梦断 | 未名湖 |
被捕前后
© 陈奉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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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我断定号召人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运动恐怕要转向了。后来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右派的文章，特别是到了7月份，对右派的批判变成了围攻，实际上已剥夺了右派的发言权。右派阵营迅速土崩瓦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纷纷举起了白旗，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大会小会作检查，违心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给自己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大帽子，而且互相搞起了检举揭发，为了自己能过关，不惜出卖朋友。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非常心灰意冷。
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实在不理解这是为什么。我想到外部世界去看看。那时候要想通过合法手续出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在国外又没有任何亲友，要想出国只能采取非法的办法。我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外国驻华使馆的帮助，于是我先去了印度大使馆。大使馆门口有中国警察把门并设有岗楼，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想进外国使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仅人进不去，就是向大使馆打电话也不可能，因为电话必须通过门口的岗楼往里转，一个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给大使馆打电话，他根本不会给你往里转。幸亏我的行动是在8月份，当时还没有下令抓人，后来就不行了。如果你往外国使馆打电话，不等你放下电话，警察就来了，我想可能是因为已有不少人想像我一样，企图寻求外国使馆的帮助，被当局发觉了。我被捕后遇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人民大学的何铁生，另一个是北师大的陆正，他们两个都是因为往外国大使馆打电话而被捕的。何铁生被判15年，陆正被判12年。后来陆正在兴凯湖劳改农场四分场一中队还跟我在一起劳改过，1960年他疯了。
我又去了英国代办处，情况跟印度驻华使馆一样，同样进不去。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贺永增，他说，你不妨到南斯拉夫大使馆试试，并告诉我，南斯拉夫大使馆在后圆恩寺，不在东郊民巷（那时候大部分外国驻华使馆都在东郊民巷）。贺是老北京人，对北京的情况很熟悉，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南斯拉夫大使馆在哪里，甚至连后圆恩寺这条胡同在哪里也不知道。我按照他告诉我的路线去了后圆恩寺。这是一条小胡同，两辆汽车如果相向而行，刚刚能错开车。使馆门前同样有中国警察把门并设有岗楼。要想从大门进去看来是不可能了，但我发现离使馆门口约三十米左右的拐弯处，有一棵大槐树离使馆外墙很近，于是我就爬树翻墙进了大使馆。一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他看到我戴着北京大学的校徽，用中国话问我：“你要干什么？你为什么不从大门进来，爬墙进来是犯法的！”我回答说：“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要请求大使馆的帮助，我知道爬墙进来是错误的，但从大门是进不来的，中国警察不允许。”于是他把我领进了一间办公室并叫来了一位官员（可能是大使馆的秘书），我对他说：“我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可能要被捕，我请求贵国大使馆的帮助，把我送到贵国或英国去。”他看了我的学生证后对我说：“我从报纸上看到过你的名字，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将你送出去。”我说：“能不能将我装进一只大木箱里，作为外交人员的行李运出去？”他笑了，问我：“你怎么会想到这种办法？”我说：“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逃亡者》，二战期间，北欧国家的一些反抗德国法西斯统治的民主人士，就是用这种办法瞒过了希特勒党卫队的眼睛，上了轮船，最后到了盟国去的。”他笑了，说：“你太天真了！”的确，我当时是太天真了，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一点也不懂，他们是不会因为帮助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的青年学生去担一定的外交风险的。不过他说：“我可以用我们使馆的车把你送出去，如果你自己从使馆大门走出去，那太危险了！”最后他用使馆的车把我和一个南斯拉夫的留学生一起送了出来，到北京动物园门口我就下了车。因为如果我同那位南斯拉夫留学生一起回北大的话，肯定会被人发现的。
我为什么想到南斯拉夫或英国去呢？斯大林把铁托开除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以后，一直骂铁托是共产党的叛徒，中国共产党当然也跟着苏联老大哥学，骂铁托是叛徒。可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开始修好，中国自然也跟着苏联走，开始修好中南关系。报纸上介绍了不少当前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情况，说南斯拉夫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工矿企业都有“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工矿企业的领导人都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当时我想，这样的社会主义可能比苏联式个人独裁的社会主义要好，既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了剥削，人民又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这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说实在话，我一点也不向往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对国民党政权，我更没有好感，因为我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那时虽然年龄还小，但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腐败与黑暗也知道一些。我向往的是社会公正。新中国成立后，连续搞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丝毫没有牵连到我和我的家庭，但我中学时代的同学的家长和老师有不少都受到了迫害。还有，那时的党员，总好像高人一等，老师都不敢批评党员学生，党群关系一点也不好，往往是大家在一起聊天，见到一个党员来了，大家都不说话了。这种社会现象，在我一个青少年的心灵上一直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为什么也想去英国呢？据说英国是一个学术、思想最自由的国家。当年马克思不是在大英博物馆里学习研究，最后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吗？英国当局并没有禁止和迫害他。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想法实际上一方面反映了一个青年人对一个理想社会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自己的天真和知识的贫乏。
2
我从小就有点野性，这可能与我从10岁左右就开始独立生活有关。看来要想通过合法的办法出国是不可能了，我就开始筹划逃跑。反右运动变得激烈以后，流传着一种说法，国外有一个“大陆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援救会”，这一组织在东京、香港、伦敦等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办事处，它可以向从大陆逃出去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提供援助。逃出去的右派学生如果想继续读书，它也可以提供帮助。这一消息是北京石油学院的周乐甫（现改名周振礼）先生告诉我的。后来被捕以后才知道，那不过是台湾国民党搞的一个特务组织，企图网罗从大陆逃出去的人，这与我想出国的目的完全不一样。我也幸亏没有逃出去投奔这个组织，不然的话，我就真成了叛国罪犯了。怎么逃呢？一开始我想向香港方面逃，可是有两个条件不允许：第一，我身上没有多少钱了，现有的钱连买一张到广州的火车票都不够了，何况这两天我还要吃饭；第二，我对南方的地理情况一点也不熟悉，也不懂广东话，因此只好放弃。
正好那时塘沽新港开辟不久，每天有外国船进出港口，我想我可以采取两个办法上外国船。一个办法是我可以找机会混进去，再一个办法就是我可以下海游到外国船上去。那时我国规定的海岸线是十二海里，我会游泳，如果再买一个救生圈带上，我想十二海里游过去不成问题。于是我就偷偷买了一个学游泳用的救生圈，并把一些油印的大字报和学生证用腊纸包好带在身上，准备到时候下海游泳。9月份北京的天气已经凉了，我身上只有一套单衣，为了办《广场》我把自己的除书以外的全部东西都卖了。刘奇弟给了我一件线衣穿。9月16日上午大约10点左右，我去了谭天荣的宿舍，那时宿舍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的床铺周围贴满了批判他的小字报和纸条，有些是带有侮辱性的。我把要逃跑的打算告诉了他，他还替我担心说：“这样太危险了！”我说：“没有办法，只有这一条路了，不然的话，我们早晚都要被捕！”他没有再表示反对的意见。最后我把剩下的几元钱菜票给了他，他那时的经济情况比我还困难，每天吃的是米饭泡酱油，因为小饭厅的酱油是不要钱的。
我从谭天荣的宿舍出来往南校门走去，有一个细高挑戴眼镜、大约三十岁左右的人总跟着我，离我二、三十米远。其实我早就知道我被盯上了，十多天前贺永增就告诉了我这一情况，我也早就发现学校里突然增加了一些新面孔，有的戴着教职工的红牌校徽，有的戴着学生的白牌校徽。贺告诉我说，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下来的人，专门盯右派中的活跃分子的。我也没有细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断定我被捕是早晚的事。为了甩掉他，我先乘32路（即现在的332路）公共汽车到了北京动物园，可是他盯得很紧，我左转右转总甩不掉他。我从动物园出来就乘101无轨电车直奔前门车站，他也跟我上了同一辆车。我买了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上了火车，他也上了火车，而且跟我在同一个车厢里，相距三、四排座位，我心里有点紧张。
到天津东站我下了火车，出了站就向对面一个饭馆跑去，他不好意思跑，就大步往前赶。我进了饭馆瞧着他快赶过来了，我就从旁门出去又跑向了火车站，这时正好有一辆从北京开往塘沽方向的车过来，没有买票我就挤了上去。50年代，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由北京开往东北的火车每隔15分钟就有一趟，我庆幸这回真地把他甩掉了。
火车到塘沽大约晚上八点左右，那天正好全塘沽停电。我找一个小饭馆吃了一碗面条，又问了饭馆服务员码头的方向，就直奔码头而去。我在码头上转了好几个钟头，主要是想看看靠岸的船当中有没有外国船，转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晚上没有电也看不清。再往远处看，的确有灯光在游动，我想那可能是游动的船，除了看见游动的灯光外，究竟是什么样的船，挂的什么国旗，根本看不见，这时我犹豫了。回去吧，我不甘心，但眼下情况如果下海向外游的话，实在太危险了，因此我就在码头上来回地走，走累了我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正好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帐篷，好像盖着什么东西，外面用一些大石头压着，大概是怕风刮起来，于是我就向那个方向走去。走到帐篷跟前，刚想坐下，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两个人来，一下就把我扭住了。我挣扎着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注意你半天了！”我又问：“我究竟干什么了，你们抓我？”他们说：“到派出所再说！”
就这样他们把我扭送到了不远处的派出所。出来一个像头头模样的人，他们指着我向那个头头说：“这家伙在码头上转悠了半宿了，不知想干什么！”那个头头接过话来就问我：“黑灯瞎火你在码头上转悠什么？”我说：“不干什么，看看大海。”他嘿嘿冷笑了两声说：“黑灯瞎火，半夜三更的你看什么大海！？”接着又下令：“搜他身上！”在码头上那两个家伙抓我时，因为没有灯光，他们看不清我身上带着什么，可是这回到了煤气灯底下，就看得很清楚了。因为我腰里系着用蜡纸包好的一些油印的大字报，还有一份《广场》、学生证和一个没有吹气的救生圈，鼓鼓囊囊的，这下坏了！他搜出我的东西和学生证一看笑了，说道：“你不是个小偷，原来你就是报纸上登的北京大学右派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的骨干分子陈奉孝啊！”（那时还没有将“百花学社”称为反革命集团）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夜里没有电，我在码头上转悠，那里有许多露天仓库，他们可能是怀疑我打算偷东西或搞什么破坏才抓我的，结果却抓了北京大学的一个右派骨干分子，对他们来讲，这比抓一个小偷之类的当然收获要大得多。那个头头马上拿起电话跟塘沽公安局通了话，不一会来了一辆吉普车，从上面下来一个人，拿着一张逮捕证（我估计可能是现用打字机打的）叫我签字，我不签，那个人说：“你不签字就是拒捕，要加重罪行！”我也没有理他，我知道现在说什么话都毫无意义了。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塞进了吉普车里，里面早已坐着一个人，正是跟踪我的那条“尾巴”。
因为夜深人静，吉普车开得飞快，大约在夜里两点钟左右，吉普车开进了北京市草岚子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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