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梦断未名湖④监狱

〇 守护民间记忆

梦断

未名湖

监狱

© 陈奉孝／文

1

　　判刑后大约十几天，我就被调到了北京监狱的“翻译组”。中国的监狱、劳改队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这里面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上至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党内犯了错误的干部，下至流氓小偷、地痞无赖，其中有具有真才实学掌握各种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也有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所谓“理论家”和人格低下的文人，有被冤枉的好人，也有罪有应得、货真价实的罪犯，各色人物应有尽有。它可称为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也可称为是一个各色人等的大杂烩。最近又增加了一批由右派升级而成的“现行反革命”，真可说是样样齐全了。翻译组当然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历反”，少数几个是“现反”，刑期都很长，其中无期、死缓的占多数。
　　在一般犯人眼里，翻译组的犯人是“高等犯人”，因为这些人不用参加体力劳动，岂不知这些人是被严格监管的，因为这些人都属于“阶级敌人”的行列。至于我为什么被调到翻译组去呢？我猜想可能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我懂点外语。我虽然不是外语专业的，但在北大读书时我曾翻译过两本数学书，其中一本当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已经答应给我出版，译稿也已寄去，但因我被打成右派，书没有出来。另一本译完了还没等交出版社，反右就开始了，我被捕后译稿不知下落。最近我才听张景中告诉我，我被捕后，这本书的译稿他曾为我保存过一段时间，后来他也被送去劳教，辗转二十多年，早弄丢了。不仅如此，因为我还参加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翻译（这是我的“罪行”之一），所以也把我调进了翻译组。第二，翻译组虽然不参加劳动，但实际上是被严格监管的，所以把我调到这里来。其他原因我就猜不出了。翻译组的任务是翻译一些资料，当然译者的名字是不能出现的。我在这里誊写、校稿都干过，时间都不长，因为我在北京监狱总共不过两个来月的时间，由于我一直不承认自己有罪，就把我从这个不参加体力劳动的“优越环境”调到通州监狱去了。
　　在北京监狱时间虽短，却认识了两个特除犯人，一个叫王德，另一个叫孙得高。
　　王德是北京市顺义县人，抗美援朝时当过志愿军，转业后因流氓打架被判刑三年，在北京监狱袜厂劳改。北京监狱袜厂是我国最早生产尼龙产品的地方，我国的第一双尼龙袜子就是北京监狱袜厂生产的，当时社会上一般见不到，主要出口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监狱关的大部分是被判15年以上的重刑犯，少部分是轻刑犯，而且这些轻刑犯都是刑事犯，按当时管教人员的说法，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犯罪人员。毛泽东说过“人民犯了法也要进班房，也有死刑，但这与对阶级敌人实行的专政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像小偷、流氓、贪污犯等都属于“人民内部”的犯罪之列，被看作是“自己人”。监狱袜厂的劳动分白班和夜班，重刑犯上白班，看管很严；轻刑犯上夜班，看管较松。那时北京监狱被称作是“模范监狱”，常有外国人去参观。
　　1956年有一天，犯人王德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明天有外国人来参观，他利用上夜班的机会将一个窝窝头拿回了宿舍去，他也不睡觉，在监舍里趴在窗子上瞧着外面的动静。果然快到开饭的时候来了许多外国人，由监狱长领着往犯人食堂走，这时这位王德老兄穿着一个小裤叉，披着一件劳改棉袄，手里举着一个窝窝头就往外国人群里跑，一边跑一边喊：“你们看看呐，你们来参观时他们（指监狱管理人员）给我们（犯人）吃好的，你们走了我们吃的是窝窝头白菜汤！”跟随这帮外国人的中国保安人员和监狱的管理人员上来拦他，但当着外宾的面又不好把他怎么样，许多外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然他们自己也有翻译，事后不会不清楚）。一位监狱的管理人员还对外宾说：“这个人是个疯子！”这下可好，等外国人走了，立刻给他砸上脚镣、戴上手铐塞进了小号。三天后就开全体犯人大会宣布加刑15年，罪名由流氓打架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要知道，这是在1956年，这一年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政治气氛最宽松的一年，对犯人的判刑也是最轻的一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57年以后，非枪毙不可。另外也因为王德毕竟是当过志愿军，原犯罪是流氓打架，属“自己人”范围，如果一个“反革命”犯再来这么一下，即使在56年，脑袋也得搬家。后来王德跟我一起调到了兴凯湖劳改农场四分场。
　　北京监狱是中国的模范监狱，犯人的食宿条件比其它地方的劳改单位要好得多，对犯人的管理方式比其它劳改单位也文明得多，即使这样，这里面也是充满着假象。头一天接到通知，明天外宾要来参观，那好，一个下午停产打扫卫生，车间、食堂、宿舍被打扫得于干净净，犯人每人发一条新毛巾、新床单，被褥叠得整整齐齐，食堂开饭时是四菜一汤、大馒头，十人一桌。这样的劳动、生活环境比一般的工厂、学校要好得多，外国人走了呢？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另一个人叫孙得高，山东莱阳人，父母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胶东游击队，后来被日本人杀害了。解放后他参加了海军，是海军少尉。50年代初共产党大力号召学习苏联老大哥，跳舞是苏联人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于是我国的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等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举办舞会。孙德高迷上了跳舞并在舞会上交了个女朋友。交女朋友是要花钱的，他挣的那点军饷不够花，就向战友借，但借了又没有钱还人家，人家多次问他要，他还不出。有一次一位借给他钱的战友当着他女朋友的面问他要钱，他觉得这伤了他的面子，结果把人家打了，于是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给砸了，并打了看禁闭室的战士。本来关7天禁闭就算了，这下可好，被军事法院依破坏军纪罪判刑3年。他更火了，继续胡闹，又被加刑到7年并转到地方，进了北京监狱。这下他更灰心了，女朋友也吹了，自己的父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而今天为这么点小事就判7年徒刑，这辈子算完了。于是便破罐子破摔，顶撞干部、抗拒劳动、骂监狱长，又被加刑到15年。他干脆就豁出来了，越闹越厉害，监狱长找他谈话，他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还了得！犯人打管教干部那是犯死罪的，要是换一个没有像他这样的家庭出身背景的犯人，动手打管教干部，非枪毙不可。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遗孤，原罪也较轻，又不是反革命这样的阶级敌人，因此对他宽大处理，加刑到死缓，塞进了小号，一关就是三个月。在小号里每天给他三两八钱的苞米面窝头（或稀粥）吃。“三两八”是什么意思呢？听一些早进监的犯人说（管教干部也透露过）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的，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这也算是“人道主义”吧。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都吃不饱，劳改队犯人的生活能好吗（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后面我将详细叙述）？犯人当中又有犯了错误的“犯人中的犯人”，被关起来不劳动，还能让你享受跟一般犯人一样的待遇？于是便决定只给“三两八”吃。说来也奇怪，有人被关小号最长达一年多之久，竟然没有饿死！我本人在兴凯湖劳改农场就被关过好几个月也没有被饿死。这位发明“三两八”的法医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但这种长期饥饿的滋味可真难熬呵。上刑只是皮肉之苦，是短时间的，而这种饥饿却是长时间的。凡是59年到61年在北京劳改单位被关过小号的犯人，一提起“三两八”没有不害怕的。孙得高被关了三个月实在受不了啦，要求跟监狱长谈话，监狱长问他：“怎么样，孙得高，你想谈什么？你服不服？”他说；“报告监狱长（犯人跟干部谈话，前面必须加‘报告’两个字，过去孙得高从来没喊过报告），我服了！在敌人的机枪面前我没有低过头，现在我饿怕了，我服了，我低头认罪。”监狱长笑了，把他放了出来，这回可真地成了皮包骨头了。后来孙得高也到了兴凯湖劳改农场并且跟我在一个中队。我们在一个中队呆了4年多，后来他被调走了。

2

　　大约在1958年8月份，我被调到了北京市通州监狱。通州监狱前后换了好几个名字，我被调去时叫“通县新生鞋厂”，因为犯人以生产手工纳底的布鞋为主，另外还生产擦屁股用的豆纸（就是草纸，北京人叫豆纸，现在生活提高了，这种东西早就不见了），后来又改名为“新生造纸厂”、“新生小五金厂”等等。那时凡是带着“新生”两个字的单位都是监狱或劳改单位。
　　通州监狱有男犯人也有女犯人，男、女犯人分两个院关押。监狱共有纳（鞋）底、绱鞋、制帮、造纸四个车间，女犯都在纳底车间和绱鞋车间，男犯人多半在造纸车间，老弱病残在制帮车间。男、女犯人严禁互相串监，这条纪律非常严，如有违犯，轻者戴手铐脚镣关小号，重者加刑。女犯人干活的车间与男犯人干活的车间隔着一个很宽的院子，让你搞搞什么“眉目传情”之类活动也不可能。全监狱只有一个叫李文成的男犯人被允许到女车间去，因为他是个电工，不管哪个车间的电灯坏了他都要去修理。有一天正好是大礼拜休息，他到锅炉房去修线路，烧锅炉的是个女犯，两人在一张破床上搞起名堂来了，正搞着听到外面“咯登咯登”走路的声音，那个女犯人说：“坏了！管教来了！”吓得李文成光着屁股抱着衣服就钻了床底。这位女管教可能是闲得闷得慌了，找这位烧锅炉的女犯人对她进行“思想教育”，实际是闲聊，一坐就是两个多钟头，李文成在床底下大气不敢出，憋坏了。说起这位女管教，她的形象大概跟《水浒传》里的孙二娘差不多，满脸横肉，从来没见她笑过，非常厉害，犯人没有不怕她的。
　　这几个车间当中制帮车间和造纸车间是最脏的。制帮的过程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破布，用水洗洗，然后用糨糊一层层粘起来，最后粘上一层好布，凉干后做鞋邦用。那些破布上屎、尿、血迹等什么脏东西都有，因为这项劳动比较轻，因此多由一些老、弱、病、残的犯人来干。
　　造纸车间更脏，原料都是捡来的烂纸，里面擦屁股纸、妇女的月经纸都有，在一个大池子里用火碱水泡烂，再用清水洗洗，打成纸浆，犯人用抄纸的帘子一张张抄出来。我调进来登记完了（犯人每调换一个单位都要登记姓名、年龄、案由、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等等，这是惯例），就分到造纸车间。一进车间我就想吐，这里完全是原始劳动，条件比起北京监狱来差得太多了。每个犯人都有劳动定额，完不成定额要受到惩罚，轻的批评教育，重的要关禁闭、记过，如果认为你是“消极怠工”，会依“抗拒劳动”的罪名被加刑。另外还有管生产的干部和犯人质量检查员，如果检查到你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像上面写的一样，轻者批评教育，重者关禁闭、记过，如果经检查多次不合格，会依破坏生产的罪名被加刑。每年都召开犯人奖惩大会，在大会上每次都有犯人因“抗拒改造”、“破坏生产”的罪名被加刑的。也有受减刑的，这多半是那些家庭出身好、劳改期间能“积极靠拢政府”（即经常向干部打小报告）的刑事犯，“现反”受到减刑的几乎一个没有。

3

　　我来的当天就惹了一个大麻烦。犯人晚上睡觉的监号是上锁的，每晚都有值夜班的干部巡回检查。这天夜里大约十二点左右，监号的门突然被打开，一位管教干部拿着手电筒（其实监号里的电灯是不允许关的，主要是黑夜里怕犯人搞什么名堂）满屋里一照，问：“哪个是新来的犯人陈奉孝？”我马上从被窝里爬起来答道“报告管教，是我！”他命令：“穿上衣服出来！”我赶快穿好衣服出来，心想半夜三更叫我出来干什么呢？我刚来半天，又没犯什么错误，更不可能是调动，我一边走一边琢磨。
　　他把我领到管教科，我喊报告进去。像审判台一样，有一个看来是个头头样的干部（后来我知道他就是管教科的隋科长）在桌子后面坐着，桌子上有一张写满字的纸，他正看着。离桌子大约四、五米远的地方，地下放着一个小板凳，一看就知道是为我预备的，我朝小板凳走去，刚想坐下，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陈奉孝！”“犯什么罪？”“现反。”“什么文化程度？”“大学文化程度。”他突然拿出手枪猛地往桌子上一拍大声训我：“你登记表怎么填的？你是北京大学的右派，也是反革命集团‘百花学社’的头子，你为什么填文盲？你态度极不老实，还想欺骗政府？！”我看他拿出枪来唬我，也有点火了，我说：“报告管教，我不就是把文化程度填错了吗？就算我故意，这点错误也判不了死刑吧？就是我真被判死刑，也要经法院，你也不敢随便拿枪打死我！你拿枪干什么？”我这么一讲不要紧，门外的武装人员立刻冲进来了，这位管教下令：“把他铐起来！”武装人员马上给我戴上背铐，他又下令：“给他砸上脚镣，打打他的反动气焰！”武装人员马上出去拿来一副大脚镣来就给我砸上了，然后就把我塞进了禁闭室。我心里琢磨“这个地方这么厉害！我刚来就给我个下马威，在草岚子提审过三十多次，可没对我这样过。”
　　我为什么填个“文盲”呢？因为反右以后，不仅在社会上知识分子受到歧视，在监狱里受的歧视更厉害，尤其是由右派升级为“反革命”的犯人，始终被看成是犯人中的犯人。我并不是不知道，这样登记并瞒不过管教人员，我是想瞒过同监犯人，因为登记表是犯人大组长拿来叫新来的犯人登记的。这回可好，偷鸡不着蚀把米，全监狱的犯人没有不知道我这个新来的犯人是北京大学“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了。刚一进来就被戴上铐镣关了禁闭，这家伙肯定是个“危险分子”，被严管的对象了。
　　因为戴的是土铐子，一晚上我的两只手就被勒得肿得像个小馒头似的。第二天上午开饭时，扔给我一个小窝头叫我趴着啃，两只胳膊向后捭得像断了似地痛，哪里还顾得饿呢！还算不错，他们可能考虑我初次进监，没尝过这种滋味，先这么教训我一下，到了下午就给我摘下背铐，换成前铐。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合法的”刑罚的滋味。我又想起了在草岚子时的杨百万，他戴了一个多月的背铐，手腕子全都磨烂了，他是怎么挺过来的！

4

　　1958年的夏天，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都掀起了一场大炼钢铁的高潮，监狱、劳改队也不例外。这倒把我给救了，因为那时要求人人都参加，这不仅是一场经济活动，而实际上成了一场政治运动，于是仅蹲了一个星期的禁闭室就把我放出来参加了大炼钢铁的运动。女犯人坐在地上用锤子砸运来的破铜烂铁（其中有不少是从老百姓家里搜集来的尚能用的铁炊具），通州监狱里一天24小时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真是一首壮烈的交响乐。壮年的男犯人管来回运料，而我和另外一个犯人则守着一个用破砖头垒起来的土高炉，一连干了一个星期，累了就坐在地上打个盹。尽管累得人困马乏，犯人们却很高兴。为什么呢？在大炼钢铁期间，吃饭不定量，可以敞开肚皮吃。由于长时间的饥饿，平时又吃不到多少油水，犯人肠胃的皮都薄了，一下让你随便吃，不少人就不知道饥饱了。头一天就撑坏了十几个人，这下可把犯人医务室给忙坏了，忙着给这十几个犯人灌硫酸铜水，让这些家伙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时间一长非出人命不可。其中有一名叫张典荣的犯人，一顿就吃了13个半窝窝头（每个大约有半斤左右），因为吃得太多了，疼得在地下打滚，把胃给撑破了，没有抢救过来，死了。表面上看是吃多了撑死的，实际上是饿死的。第二天措施改变了，到开饭时，犯人去领窝窝头，政府干部在旁边看着，每人只给两个，个别大个子身强力壮的犯人给3个，这实际上都能吃饱。一个星期后，因为没有那么多原料了，大炼钢铁也就结束了，又恢复了原来的定量，这下更觉得饿得慌，因为在这一个星期内，犯人的胃都给撑大了。
　　造纸车间有两个犯人大组长，一个叫李振福，一个叫韩荣。李振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牢头和打手，韩荣的罪名是“包庇反革命”，人心眼还不坏。因为他家世代开纸坊，懂技术，所以也让他当大组长，管生产。有一天他偷偷对我说：“你怎么敢顶撞隋科长呢？要是他一枪把你打死了，说你抢他的枪，又没有证人，你不白死呵！”这是肺腑之言，我记住了，后来在二十多年的劳改当中，我跟管教干部顶起来的时候，都是当着许多犯人的面，我想，他再野蛮也不敢当着这么多犯人的面把我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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