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梦断未名湖⑥兴凯湖农场

〇 守护民间记忆

梦断

未名湖

兴凯湖农场

© 陈奉孝／文

1

　　1959年4月6日，我又被押送到了兴凯湖劳改农场。
　　兴凯湖劳改农场地处黑龙江省东南角的密山县。那里有大、小两个兴凯湖，小兴凯湖完全在中国境内，大兴凯湖有三分之一在中国境内，三分之二在苏联（俄罗斯）境内。两湖之间有一条不太宽的土岗子将两湖隔开，这条土岗子叫大湖岗，它是由密山县城到兴凯湖劳改农场唯一的陆上通道，长约50公里。由大湖岗进到里面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到了雨季，这一片沼泽地跟小兴凯湖连成一片。密山县的北面是虎林县，那里有部队开垦的十个农场：850农场至859农场。当年的大右派丁玲、吴祖光等人就在这里劳动改造过。据说是在建这十个军垦农场时发现了这片沼泽地，如果在这里开垦，条件实在太困难，所以就选择了虎林县。这一情况被北京市公安局知道后，组织人去进行了实地勘察，发现如果围着小兴凯湖修一条堤坝将水拦住，然后将沼泽地的水排掉，开垦出来，那将是一大片肥沃的土地。于是通过跟黑龙江省协商，征得中央政府的同意，就把这一片沼泽地要了下来，打算组织劳改犯去开垦。
　　51年镇反、55年肃反、57年反右、57到58年之间的第二次肃反，全国抓了几百万、上千万的人，这么多的犯人关里各地方的监狱是绝对容纳不下的，怎么办？于是决定利用这批无偿的劳动力到边疆去开荒，美其名曰“劳动改造”。
　　1964年之前，关里的山东、河北、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犯人，基本上都往黑龙江省发配。山西、陕西、四川等省的犯人大都往新疆、青海省发配。人们常说的“北大荒”（兴凯湖农场还不属北大荒）基本上都是劳改犯开垦出来的。我估计光劳改农场就不下一百个，因为67年我从兴凯湖农场调到北安县的长水河农场时，长水河农场就叫第四十九劳改支队。除了几个大城市的监狱外，基本上一个支队就是一个大农场，支队下面又分大队，每个大队又是一个分场，因此我估计黑龙江省光劳改农场就绝不止一百个。可能是因为荒地开垦得差不多了，也可能是因为黑龙江省的荒地靠苏联太近，60年代中苏处于敌对状态，因此从64年开始，关里的犯人就不再往黑龙江省发配了，一律往新疆、青海发配。听说1964年山东省和黑龙江省还打过一场官司，山东省想把40万在黑龙江省劳改刑满后就业的人员要回去，结果没有成功，原因是中央调解说，山东人多地少，黑龙江地广人稀，还是将这些人留在黑龙江吧，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从这点就可以想象到全国究竟有多少劳改犯发配到了黑龙江省了。
　　兴凯湖劳改农场始建于1955年。第一批发配来的犯人都是青壮年劳动力。椐一个叫王世禄的犯人（回民，原是国民党兵，他是第一批发配来的）告诉我，他们是冬天发配来的，为什么选择冬天来呢？因为冬天沼泽地里的水基本不多了，即使有水的地方也结了冰，人们可以用镐头刨开冻土挖土修堤。他们那一次就来了一万多犯人，解放军用机枪押着，经过大湖岗进到里面。车停下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的一位处长下来用喇叭筒子对大家说：“我们到家了！”犯人们一看，白茫茫一片雪地，连一间房子都没有，怎么说到家了呢？是不是要集体枪毙？开始有点骚动。那位处长可能早就料到了这一点，马上大声喊话：“你们不要胡思乱想，你们看前面地上的烟筒不是在冒烟吗？那是地窖，里面生着炉子，很暖和，铺着厚厚的草，一点也不潮湿，这是早就给大家预备好了的。目前条件暂时艰苦一点，等大家把大堤修好了，水排下去，我们还要盖砖瓦房，盖楼房，把兴凯湖农场建设成一个鱼米之乡！”
　　犯人们随着他指的方向往前看，果然在不远处的一快高包地上，平地上竖着一根根烟筒在冒烟，这时大家才放心了。下车后，根据事先分配好了的小组，一组一个地窖地进到里面。外面的温度是零下30多度，可地窖里的确很暖和。离犯人居住区大约五、六十米远的另一个高包地上是管教干部和看押犯人的解放军住的地方，他们住的也是地窖，条件当然比犯人住的要好得多。这里既然没有围墙，难道不怕犯人逃跑吗？不怕。这里除了大湖岗唯一一条旱路外，周围全是一片沼泽地，而大湖岗上设了好几道卡子，连干部进出兴凯湖农场都要有证件，犯人要想从这里跑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周围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你怎么跑？这片沼泽地也很奇怪，夏天全是一片烂泥塘，谁要冒险逃跑，非掉进烂泥塘淹死不可。冬天结了冰也不行，小湖里有的地方冰冻得一米多厚，可以跑汽车和拖拉机，可有的地方不结冰，湖里到处是芦苇，人要进去连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冬天逃跑非冻死不可。我在兴凯湖劳改八年，还没有听说有一个犯人活着跑出去的。另外，如果往苏联跑的话，那很容易，因为兴凯湖一分场与苏联毗邻，中间仅有一条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相隔，可那时中苏友好，往苏联跑等于送死。63、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确实有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跑到苏联，结果都被送回来枪毙了。
　　在我被押送去兴凯湖农场之前，已经有好几批犯人被押送过去，这些先到的犯人的主要任务有四项：一是围着小兴凯湖修了一条长一百多里的大堤，取名叫“导流堤”。导流堤底宽五十多米，高十多米，顶上两辆汽车对开绰绰有余，最初的规划是修好后在上面铺铁轨，直达密山县城。二是修了一条宽几十米的泻洪道，因为小兴凯湖的水位比大兴凯湖的水位高，夏天涨水时可向大兴凯湖泻洪。三是修了两条大排水渠，取名叫“双排干”，直通苏尔察河，将沼泽地的水排下去后好开垦。四是修了一条七、八十米宽，一百里左右长的大干渠，好引小兴凯湖的水灌溉种水稻。59年我去时，从兴凯湖总场印的一份小报上看到过介绍，仅这四项工程的土方量，如果一方挨一方地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三圈半！有个叫卢俞飞的犯人是总场的技术员，此人当过国民党上将卫立煌的秘书，他给犯人作报告时也谈过。这样大的土方量全是犯人用铁锹和镐头一锹锹地挖、一镐镐地刨，然后用肩膀抬出来的，这跟历史上秦始皇修长城又有何异！这样大的工程如果是部队或老百姓干的，报纸、广播电台早就大肆宣传了，可犯人的劳动是不能宣传的，外人哪里知道其中的内情和犯人的苦难！
　　我去时各个分场已成雏形，我们的任务是种水稻，我只在农闲时参加过这些土方工程的维修工作。

2

　　我是1959年4月6号被押送到兴凯湖农场的，这次一下就押送去了五、六千犯人，有男犯人，也有女犯人，还有一部分劳动教养的（后来谭天荣告诉我，他也是那一次跟我一起押送去的，不过因为他是劳动教养，我是犯人，所以我们始终没有碰过面）。临走时一人发了一身劳改棉衣、一兜子馒头和几个萝卜咸菜。管教干部嘱咐说：“这是路上的口粮，要节约着吃，谁要是在路上提前吃光了，就不再发了。”闷罐车里犯人像排麻袋似地挤得满满的，中间放着一个大尿桶，让犯人拉屎撒尿用。每个闷罐车顶上有解放军架着机枪看押，每到一个大站需要加水、倒尿时，车站上都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
　　4、5月份正是黑龙江省东部的连阴天季节，59年这一年的雨水又特别多，一连下了一个多月的雨，火车到了密山，大雨下个不停，汽车根本走不了，这么多犯人怎么办？车站上有一些破仓库，就把犯人暂时关在这些破仓库里，解放军穿着雨衣日夜持枪把守。我有幸被押到密山剧院里。密山剧院是兴凯湖农场盖的，平时给密山县当电影院、剧院用，当北京押送犯人来时作为临时落脚的地方，面积很大，楼上楼下能容纳两、三千人。为稳定犯人情绪，预防犯人闹事，天天演戏，这倒不错。演戏的是兴凯湖农场的一个犯人京剧团。这个犯人京剧团大有来头。解放初，中国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先生因干涉他儿子尚长春的婚姻（尚长春因此自杀）曾被判过三年劳改，是他在北京监狱创建了这个犯人京剧团。57年以前，政府对犯人还比较好，北京的各劳改单位为了活跃犯人的文娱生活，每两个礼拜还演一次电影，过年过节还组织犯人自编自演节目。后来听说梅葆玖先生也曾参与过这个犯人京剧团的创建工作。
　　劳改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这里面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北京监狱犯人京剧团的水平还是很高的，至少比一些县城的剧团的水平要高得多。兴凯湖犯人京剧团就是由北京监狱京剧团分出去的。在这里困了四天，这倒好，困了就坐在椅子上睡觉，醒了就看戏，与在闷罐车里相比，简直是进了天堂了。解放军看得非常严，每隔五六米远就有一名解放军持冲锋枪日夜监视，想逃跑比登天还难。
　　不过在这四天当中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原北京监狱的几个犯人想组织逃跑，由于解放军看得太严，他们没敢行动。这几个犯人的刑期都是无期、死缓，只有两个年轻人的刑期是15年，一个叫闫长河，一个叫赵得亮。这件事差一点把我牵连上，如果被牵连上，我早就没命了。赵得亮原是一名中学生，因参加流氓盗窃集团并且是一名小头头，被判刑15年。在密山剧院他曾几次跑到我跟前来跟我聊天，但却一点也没有向我透露他们想逃跑的问题。这种事情是极其秘密的，他们绝不会向一个他们不十分了解的人透露他们的计划，更不可能随便拉一个不可靠的人加入他们的团伙。他们既然要策划逃跑，当然免不了要来回串动，这一点早已被积极靠拢政府的犯人盯上了，汇报给了押送犯人的管教干部，可是他们没有付诸行动，干部也没有惊动他们，因为怕惊动其他犯人。要知道，几千犯人集中到一起是很危险的。
　　在密山待了四天后，雨停了，犯人立即被押上大卡车向兴凯湖农场进发。每两辆大卡车之间有一辆中吉普，上面有解放军架着机枪看押，车队两边还有骑兵，这种威严的阵势我是第一次经历。如果有哪个犯人企图跳车逃跑，立即击毙。
　　到了农场后立即把赵得亮他们抓了起来，经审讯破了案。突破口是从一个叫牛连乡的犯人打开的。牛连乡此人大有来头，他是山东济宁人，50岁左右，从小跟着傅作义将军，当过北京市昌平县的县长和傅作义部队的军法处处长。1951年镇反时，他被抓起来，跟五百多人一起被拉到徐州市北的一个山沟里准备枪毙，可是临行刑前，一辆吉普车飞速赶到刑场，将他押了回去，后改判无期，是傅作义向中共领导求情，救了他一命。此人老奸巨滑，管教先把他找来，大镣子往地下一摔说：“牛连乡！你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你清楚你这条命是怎么留下来的。你们在密山剧院策划的阴谋我们全掌握了，如果你想活，把问题彻底交待清楚，否则后果怎样，你自己也会知道！”这老家伙一五一十全交待了。最后首犯钟殿馨（此人是国民党空降特务）、主犯李学谦、王海洲、刘全忠四人被枪毙了，从犯赵得亮、闫长河被加刑到死缓，牛连乡因为已经是无期，又检举有功，没再加刑。

3

　　到了兴凯湖农场后，我被分到四分场一中队七班（劳改队对犯人的管理完全是采取军事化的方法）。那时兴凯湖农场共有总场、八个分场和一个造纸场共十个单位，另外还有一个码头监狱（也叫“严管队”），是专门关押准备加刑的犯人的地方，编制相当于一个中队。总场是团级，分场是营级，每个分场又分若干中队，中队是连级，中队下面又分若干小队，小队是排级。
　　我在的四分场有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大约200到250个左右的犯人，其中一、二、三中队种水田，四中队多半是一些老弱病残，种旱田和菜园。犯人住的房子深于地表一米左右，上面再用土坯垒高一米左右，顶上搭上木杆子，铺上草，抹上泥，因为是碱土，下雨一般不漏。监舍里有对面两盘大土炕，每个监舍住七、八十个犯人。早、晚出工到地里干活都要站队点名。劳动是按班分配任务，班长都是一些身强力壮的刑事犯，专门负责在地里监督本班犯人的劳动。班里领到任务后再分到每个犯人，如果整个班完不成任务，班长要受批评，如果长年都能超额完成任务，班长首先要受到奖励，有的给予减刑。这样一来，有哪个犯人完不成任务，不用干部说话，犯人班长就对你不客气，回去以后还要开你的批斗会。有哪个犯人如果长年完不成任务，会以“消极怠工、抗拒改造”的罪名被加刑。因此到了劳改队后，首先一条，你必须拚命干活，这一关如果你过不了，拉班里的后腿，不要说会受到加刑处分，犯人这一关你就过不了。知识分子出身的犯人在劳改队里受犯人的欺负，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4月下旬，兴凯湖农场进入春播大忙季节，我们这批犯人就是为赶春播调来的。一个中队二百多犯人种着近一万亩水田，全是人工劳动，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种水田的第一道工序是打田埂。这里打的田埂可不像我国南方农民打的那种田埂，又窄又矮，只要挡住水就行。这里由于是新开荒的地，地势不平，面积又大，每个池子就有三、五亩地不等，因此田埂打得又宽又高，上面要能走人。打田埂是按土方量计算的，每个人每天的定额是十方。
　　黑龙江地处我国的最北部，春天白天特别长，早晨三点钟左右太阳就出来了，晚上八点钟左右才落下去。为了抢种抢播，早上三点多钟就下地，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到了播种时，甚至到晚上九点也收不了工。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打田埂时，我的两只手都磨起了大血泡，收工回来，腰疼得像断了似的，但十多天以后，就慢慢适应了，“劳动真能改造人呵！”
　　打完田埂就是水平地。黑龙江的气候，到月底，地表面已经化开了10～20公分，下面仍然是冻土，直到6月底才能全部化透，4月底5月初，夜里仍然结冰。早上三点多钟犯人到了水池子里，光脚下去将一层薄冰踩碎，脚一下就踩到了稀泥下面的冻土上，冻得脚疼得受不了，干一小会赶紧就得跳到池埂上让脚暖和暖和再下去，这样来回折腾五六回，脚慢慢适应了（实际是冻麻木了）才能干活。每次跳到田埂上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干部和犯人大组长看到你在池埂上会催你赶快下去。我的脚脖子被冰碴子划得满是小血口子。这样干不行，后来就干脆穿着鞋下去，这样好多了，起码脚不至于直接踩到冻土上了，到中午天暖和了，把鞋脱下来晒一晒，晚上收工时再穿。到中午开饭时，犯人伙房把窝窝头和菜汤送到工地，吃完饭休息一小会，马上起来再干。
　　新调来的犯人在来农场前都存在一个幻想，认为到了农场后就能吃饱饭，也不至于天天被锁在监号里了，到农场一看，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农场不但依然吃不饱，而且劳动强度之高、劳动时间之长、气候条件之恶劣比在北京监狱及北京附近的劳改单位要坏得多。我的情绪更加低沉，怀疑15年刑期后，能否活着出去。

4

　　春播过后到中耕除草，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农活不多，多半是修路、修排水渠等，下午收工比较早，吃过晚饭以后，犯人可以在院子里遛达遛达，下下象棋什么的。这时有几个同中队但不同组的犯人经常来找我聊天，一个是北京铁道学院的蒋明欣，一个是北师大的闫景旭和清华大学的智淼源，这几个人都是由右派升级为“现反”的。有人向干部作了汇报。管教干部找我说：“监规纪律规定犯人不许串队、串班组，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报告管教，我知道，我没有串队、串班组。”
　　“那你为什么经常和蒋明欣等几个人在一起嘀嘀咕咕？你们打算搞什么名堂？”
　　我说：“又不是我找的他们，是他们来找的我，不过是闲聊天罢了！”
　　他又说：“陈奉孝，我警告你！我们知道你原本就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如果你胆敢在劳改期间继续搞什么名堂，绝没有好下场！”
　　本来我的情绪就很低落，一听这话我就火了，我说：“监规上没有规定犯人不许互相聊天呀，国民党监狱里关了那么多共产党员，还允许互相聊天呢，难道共产党的监狱里犯人连聊天都不允许吗？聊聊天就是企图搞什么名堂？”
　　这下把他惹火了，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哪个犯人敢如此顶撞管教干部的，他下令：“把他关起来！打打他的反动气焰！”
　　于是给我戴上手铐，关进了小号。这是我到兴凯湖农场后第一次，也是入监后的第二次被关小号。实际上这次我和蒋明欣等人都犯了一个大忌，前面我交待过，在犯人当中，“现行反革命”犯，被认为是犯人中的“危险分子”，因为这些人的罪名是“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因此是被严格监视的。如果几个“现行反革命”犯经常在一起凑堆子，势必引起管教干部的怀疑。
　　不过这次被关小号并没有给我施严重的刑罚，只不过戴了副前铐，小号也不是后来几次被关的那种棺材式的小号。这次被关的小号是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土屋子，吃的也不是“三两八”，而是每天八两，一共关了21天。可能我也算是一个“特殊人物”吧，在这期间分场有一位姓李的副教导员（即分场的副场长）找我谈了一次话，对我进行教育，他说：“陈奉孝！你本来是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人民培养你念大学是很不容易的，你应该感激才是，而你却犯了严重错误，成了右派反革命，你应该好好反省，吸取教训，好好接受改造，可以争取减刑嘛！你还年轻，初入监改造，不能自暴自弃。在改造期间顶撞干部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你要好好写个检查，早点出去参加劳动。”
　　此人看来有点文化，说话态度也比较和善，我也没再讲什么，只答应着就是了。最后我胡乱写了份检查承认顶撞了干部，违犯了监规，就把我放出来了。其实我也很清楚，我又没犯什么大错误，他们也没抓着我什么把柄，现在到了中耕除草的大忙季节，将我关着也是白白浪费一个劳动力，所以才决定把我放出来的。
　　这次关小号认识了一个叫彭大普的孩子，才19岁，跟我关在一起。他有严重的羊角风病，一天抽好几次，不能下地干活，整天关在这里。一抽起羊角风来就“扑通”倒在地下，满嘴吐白沫，浑身抽搐。有一次正吃着饭，犯了羊角风，菜汤也撒了，窝窝头也掉在地上了，我给他捡起来用水洗了洗，等他醒过来再吃，醒来时他还从地上捡菜叶子吃，太可怜了。我出小号不久他就死了。

5

　　8月中旬，水稻已开始拔节扬花，拔草就停止了。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这段时间是农闲期。所谓农闲是不会让犯人闲着的，一部分犯人去修导流堤，另一部分犯人在家修场院和田间道路。
　　这一个多月兴凯湖的蚊子多得叫你难以想象。每个在兴凯湖农场呆过的人，不管是犯人、劳教人员还是干部都知道这一点。在关里，白天蚊子是不出来叮人的，兴凯湖的蚊子可不一样。犯人夏天穿的都是白色囚服，干活时蚊子趴在身上能把白囚服“变成”黑囚服，犯人于活必须把袖口、裤脚扎死，用一块布把脸包起来，光露着眼睛，手因为不停地于活，蚊子落不上，露在外面不要紧。
　　这年8月份我参加了修场院。场院里的杂草长得半人多高，里面的蚊子滚成蛋。用铁锹一铲，蚊子像一窝蜂一样向你扑来。有一个叫王锦泉的犯人，此人是原绥远省人，是傅作义部队的一个连长，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董其武等人都作为“功臣”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成了新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部队全部被整编了，而他的中、下级军官大部分却以“反革命”的罪名在“镇反”、“肃反”运动中被送进了监狱和劳改队，前面写的牛连乡就是一个，王锦泉又是一个，我接触过的这样的下级军官不下十几个。王锦泉经常发牢骚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傅作义把我们卖了”等等。在修场院时不知为什么他跟带工干部顶起来了，干部下令把他捆起来丢在场院边的沟里，蚊子叮得他一边打滚，一边像杀猪一样地叫。等收工时干部叫几个犯人把他拖出来，脸上全是血，肿得像个发面馒头，白囚衣也成了红的，这全是他打滚时压死叮在他身上吃血的蚊子。收工回去，塞进小号，三天后就死了。
　　兴凯湖的蚊子能吃人，没到过这个地方的人可能不相信，可凡是早期到过兴凯湖的人都了解这一情况。那时晚上犯人都把劳改被子里的棉絮抽出来，利用被面和被里做成一个像棺材一样的小蚊帐，钻进里面睡觉，屋地下还用蒿子点起来熏着，就连吃晚饭也要钻进像棺材一样的蚊帐里去吃。
　　除了蚊子以外，还有两种咬人的东西最可恶，一种是瞎虻，就是叮牲口的牛虻，牲口的皮多么厚，都被这小东西咬出血来，何况人，一叮就是一个小三角口子，直流血。再一种就是“小咬”。小咬这种东西比蚊子小得多，但毒性很大，专门往人的眉毛、头发根里钻，人被他咬以后，肿起来好几天下不去。过去民间有个顺口溜：“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可兴凯湖的犯人也有一个顺口溜：“兴凯湖有三宝，瞎虻、蚊子和小咬”。

6

　　修完了场院，我参加打乌拉草的劳动。真正的乌拉草并不长在旱地里，而是长在水泡子里的草甸子上，草根连着草根织成一层厚厚的甸子，甸子底下是烂泥塘。用镰刀割下来后，一小把一小把地捆起来，小把连成大把，然后用草搓一根绳子，趟着水拖出来，最后背回去。老弱病残犯人再用木棒子将每把乌拉草砸柔软了，打成乌拉草绳，秋收时发给犯人背稻捆用。冬天犯人也用它垫在棉胶鞋里，的确很保暖，冬天鞋里如果不垫乌拉草，非把脚冻坏了不可。打乌拉草这个活按说不算累，可我差一点送了命。乌拉草甸子是漂在水上的，底下是烂泥塘，在上面每走一步，周围好几米的地方都颤动。我一不小心踩到了一块腐烂了的草甸子上，一条腿陷了下去直到大腿根，拔不上来，越拔越往下陷，我吓坏了，我赶紧趴下以减轻压力，同时用手抓住周围的乌拉草大喊，幸亏组长杨奎离我不远（实际上是管教干部叫他时刻盯着我），赶紧过来把我拉上来，不然的话，再晚一点我就全陷进去淹死了。
　　9月20号前后开始收割水稻。水稻、谷子这类农作物跟小麦不一样，小麦的杆是光滑的，而水稻、谷子的杆上有毛，磨手磨得厉害。头一回割水稻，我一点经验没有，拿镰刀的右手磨起了泡，抓水稻的左手的五个手指头肚都磨流了血，把把稻子都留下了我的血印。有些老犯人告诉我，你抓稻子的方法不对，攥的太死，应当攥活把，后来我学会了，割得还比较快，为此还在黑板报上受过表扬，这是我22年劳改生涯中唯一一次受过的表扬，其它时间不是挨整，就是关禁闭、戴铐镣、蹲小号了。
　　收割完了是运输脱谷，运输全靠人背，最远的地方离场院有十多里路，二百人要把近万亩的水稻背到场院，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脱谷的时间更长，从10月下旬一直干到过了元日，这种活又脏又累，犯人日夜两班倒，每班12小时。拖拉机发动起来带着十个大脱粒滚子，每个滚子上四个犯人用手拿着一把把稻子在飞速旋转的滚子上脱粒。每个滚子前面有一个犯人用木叉打料，把乱草挑出去，把脱下的谷粒用刮板刮出来，这项工作不仅又脏又累，而且很危险。按照操作规程，打料的人是不许背朝脱粒滚的，可是有一个犯人背对着脱粒滚往外推脱下来的谷粒，不小心滑倒了，被脱粒滚把脚绞了进去，两条腿从膝盖以下全绞烂了。
　　也是同年，种旱田的三分场在脱黄豆时，一个在脱谷机老虎口前管着喂机子的犯人，因为踩着黄豆粒滑倒，他的包脸布被老虎口往里挠豆秸的铁爪子钩住了，人被拖了进去，两边的两个犯人赶紧拽住他的两只脚，结果整个脑袋被打碎了。犯人脱谷，年年都有伤亡。犯人工伤致残不能下地干活了，养好后在监舍里干轻活，例如坐着编筐，打草绳之类，不会让你白吃饭。工伤死了的，挖个坑埋了拉倒，不论伤还是死都不会给一分钱的抚恤金，家属没有一个敢追问的。
　　黑龙江的地一年有五、六个月的时间被大雪覆盖，一片白茫茫。老百姓打完场以后基本上没有多少活可干了，进入了农闲时期，犯人是没有什么农闲的。脱完谷从1月到3月打冻方，每人把镐、一把锹修排灌渠或马路，零下三、四十度顶着大“湮泡”干活。所谓“湮泡”就是暴风雪，黑龙江人管它叫“湮泡”。这一年快过春节时，一连几天刮大湮泡，一天夜里刮湮泡刮得把犯人监舍都埋起来了，我因为靠进一个窗户口睡觉，窗户口上有一条缝子，雪花直往里钻，我就把头蒙起来睡，等睡醒后，被子上落满了厚厚的一层雪，屋里到了零下十七度。早晨犯人出不来了，就从里面往外掏雪洞，一个个像狗一样爬出来，然后用锹把堵住监舍的雪挖开。

7

　　由于环境的恶劣，又累又饿，冬天又冷，我的情绪非常低落，每天收工后回来，吃过饭以后我就往被窝上一靠，开会学习我也不发言，有人向管教干事汇报说我有逃跑思想。管教王干事找我谈话，问我：“陈奉孝！你来兴凯湖农场已经半年多了，通过半年多的劳动改造，你有什么收获和想法？”我心里说，什么劳动改造，纯粹是拿人当奴隶使唤！于是我就回答：“不就是劳动吗？有什么想法？我没有什么想法！”他听我讲话带着不满情绪，便说：“陈奉孝！我告诉你，我们对你的要求，不仅仅是劳动，而且是要通过劳动改造你的反动思想。我们知道你不认罪，你开会学习不发言，你整天在想什么？我警告你！如果你想逃跑或是想搞什么名堂，那是死路一条！”
　　我本来情绪非常低落，思想苦闷得很，听他这么一讲，立刻就火了。我也没加“报告”俩字，就说：“王干事！你根据什么说我有逃跑思想？你根据什么说我想搞什么名堂？是哪个混蛋向你做的汇报？学习不发言就是想逃跑？就是想搞什么名堂？”一个犯人怎么敢用这种口气和管教干部说话？这还了得！他立刻给我戴上了手铐，关进了小号。
　　这时兴凯湖农场还没有盖起像棺材一样的小号（这样的小号是60年盖的）。可是小号里已经关着一个犯人刘全忠，就是在密山剧院参与策划逃跑的其中一个。他已经被判了死刑，等待开宣判大会枪毙。我一进去他就问我：“怎么，你也被判死刑了？因为什么？”我说：“没有！我是因为顶撞干部进来的。”他说：“那怎么跟我关在一起？”我说：“不知道！”实际上我明白，他们是想给我施加思想压力。我进来的头几天，刘全忠好像还跟常人一样，可是当临近枪毙的时候，这家伙精神开始崩溃了。刘全忠原来犯罪就是流氓打架，后来又因为在监狱里参与犯人打群架，死了一个犯人，结果他被加刑到死缓。像他这样的流氓犯，在监狱和劳改队里，总喜欢表现自己是“英雄”，不怕死，但真正到了要杀他的时候，精神就垮了，这就是所说的“假亡命徒”。临枪毙前大约一个礼拜，这家伙时哭时笑，我有点害怕，怕他对我下手，因为这种家伙临死前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判了死刑等待枪毙的犯人，关在死刑号里，拉屎撒尿都不许出来。号里有一个破马桶，专供被判了死刑的犯人用。可这家伙这时却把屎尿到处拉，拉完屎还用根小木棍往墙上抹，这时我可不敢制止他。你想，跟这样一个家伙关在一起是个什么滋味！
　　到了枪毙他的那一天，看守一早给他端来一碗饺子，他知道今天就要被枪毙了，他一边吃一边说：“饿了这么多日子了，临死做个饱死鬼！”看他吃完了，门外的看守让他把手伸出来。他从观察孔上把手伸出去，看守给他摘了手铐，然后开开小号的门，叫他出来，等他一迈出小号的门，事先藏在小号门口两边的看守人员一个拌子把他撩倒，迅速将他的两只胳膊拧到背后，五花大绑绑起来，押到汽车上拉走了。后来看小号的犯人告诉我，他是在二分场开公判大会时枪毙的，同时枪毙的还有钟殿馨、李学谦和王海洲。
　　因为是冬天，农活不紧，我就这样无故被关了45天，这年的春节我就是在小号里度过的。

延伸阅读 点击打开

阅读排行 点击打开

读者拇指奖

阅读榜

TOP100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收稿邮箱
[e-mail]

识码关注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