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杨家旧事

〇 守护民间记忆

家族

史

杨家旧事
节选

© 杨苡／口述
© 余斌／撰文

　　关于杨家，我知道的并不多。现在知道的一些，有不少还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看来的。其实亲戚间议论得不少，母亲也念叨过，但我总是听过就忘，没上心记过。年轻的时候，我对家的印象很糟糕，鸦片、小脚、姨太太，让人气闷的生活方式……要用标签的话，这不就是标准的封建家庭嘛。
　　我认为自己“生正逢时”，因为我生于1919年，五四运动的那一年。对政治、理论什么的，我不感兴趣，也从来没弄懂过，同时我与各种运动都是疏远的，但我最基本的判断和态度，或者你说常识、价值观也行，都是新文化给我的。这里面也包括对旧式家庭的态度。
　　新文学作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巴金，当然是因为我和巴先生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也一直得到他的教诲，但我最初对他产生崇拜，却和他的那部《家》有很大关系。我觉得我的家和他笔下的封建大家庭像极了，简直就是它的翻版，里面的好些人物都能找到对应。年轻的时候，我最强烈的冲动，就是像《家》里的觉慧那样，离开家，摆脱那个环境，到外面广大的世界去。
　　快解放时，我参加了“民主青联”。要填表，我问介绍人方应旸，我该算是什么身份，他大概因为我父亲是银行行长，就说，“大资产阶级”。解放后要填各种表格，里面有一栏是“家庭出身”，我不知该怎么填，问过我哥。他也嘀咕：说是买办资产阶级吧，父亲不是给洋人做事，不算。那么，算官僚资产阶级，或者民族资产阶级？我过去的一个地下党朋友说，你父亲是银行行长，拿工资的，应该填“高级职员”。我姐接受了不少革命道理，以“剥削阶级”为耻，她从我母亲那边说，称我们是“城市贫民”——我们家早破产了嘛。到最后我也不知该算什么。不管算什么，到文革结束时为止，提我们家都是不光彩的事。
　　那时候再想不到，这些年，家世啊，家里过去的风光啊，有钱有势啊什么的，又变得吃香了，“贵族”成了一个好头衔，提起来都是很羡慕的样子。媒体采访，动不动就往“贵族”上扯。不止一次，报道里把“贵族”什么的安到我们家头上，我觉得莫名其妙。第一，我们家早就败落了，哪里是什么“贵族”？再说我们是庶出，按照旧的观念，是被歧视的，我又因为有“妨父”之名，没享受过什么阔家小姐的尊贵。第二，我是相信平等，反对讲究等级的那一套的，我的许多同学，中西女校的、西南联大的、中央大学的，出身名门，家里有钱有势，他们都不喜欢吹嘘自己家里如何如何，炫耀这些是要被看不起的。现在不是常说到“教养”吗？摆阔、津津乐道这些东西，我看就是没教养。
　　我最烦考据来考据去的，自己家里的事，就更是烦。看过些“百年家族”一类的书，祖上哪里人氏，做过什么官什么官，讲得清清楚楚，真是肯下功夫。我不行，那些官职之类，一下就把头绕昏了，而且我也弄不明白哪个官有多大。有一阵电视上放一部叫《走向共和》的连续剧，我正好在北京，黄宗江打电话让我快看，除了说演得好、剧本棒极了，特别提醒，说里面写到你们杨家了。他说的是剧中的杨士琦，袁世凯的心腹幕僚，后来做过很大的官。我姐看了那一段，很生气，说把杨家的人写得很坏，让我别看。当时我就住她家，从小就不敢拗着她，她说不看也就不看了，后来没再播，错过了。我没我姐那种卫护杨家的意识，看了的话，随便剧里写成什么样，我也不会生气。我哥就更不在乎了。
　　因为不感兴趣，碰到记者采访，我常会有抵触情绪。虽然出于礼貌，为不让人家难堪，我多少会说点，但也说不了多少。事实上我的记忆力还算好，许多往事都记得很清楚，年纪大了，眼前的事说忘就忘，过去的事却经常想起，有时就像过电影似的，只是这不是人家想听的。我有时也怀疑，说那些琐碎的人与事有什么意思？我记住的经常是些好玩的事，就像你们现在说的“八卦”。

发迹传说

　　外间说到我们家族的事，都会从杨殿邦开始。但那离得太久远，我听说的杨家发迹故事，都是从祖母说起。
　　祖母是四川总督吴棠的女儿，叫吴述仙。吴棠在清河县做县令时，有位故交之子走水路送父亲的棺材回原籍下葬，从他那儿经过，他让仆役拿了三百两银子送去。谁知到河边码头上错了船，因恰好有另外一只灵船也在那儿歇脚，而且身份和吴的故交一样，也是道员。仆役回来报告，吴棠一听，知道是送错了。已经送出去，没有讨回来的理，他只好又拿了一份银子送上。他去故交灵船上致祭，顺道也上了前面仆役误上的那条船祭拜一番，船上的人自然千恩万谢的。这回将错就错，算是给他后来飞黄腾达埋下伏笔了：船上的人是安徽皖南道员惠征的两个女儿，其中之一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那时候慈禧还没选进宫里，等到掌权了，对当年落难时吴棠的仗义念念不忘，一有机会就提拔他。吴棠从此官运好得不得了。
　　吴棠怎么会把女儿嫁给杨家，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吴家受慈禧眷顾，杨家就跟着沾光，这门亲事对后来的杨家，非同小可。有人说，这事儿是编的，我也不知真假，家里都这么传。另一件事应该靠谱一点，是关于祖母的死。说八国联军要进京的消息传来，全家惊慌，那时有各种可怕的传闻。祖母吓得不轻，听到外人传话，一屁股就坐在地下，从此一病不起，年纪不大就死了。
　　照家里传的这个，祖母似乎很胆小，外间传的都是“正能量”的，说她成了杨家的长嫂后如何和祖父一起带领弟弟们发奋读书，结果兄弟五个（我祖父兄弟八个，有两个早夭）参加科举考试，四个人中了进士，点了翰林。
　　杨家对吴家当然是很感恩的，我姑妈跟我说，父亲那一辈号里都有个“川”字（父亲杨毓璋号“霁川”，七叔号“朗川”，姑妈叫“杨丽川”），就跟吴棠做四川总督有关。
　　祖父杨士燮号“渭叟”，是长子，虽也中了进士，做过杭州知府、淮阴知府之类的官，但论做官，比不了先人，因为杨殿邦是做到漕运总督的。也比不了同辈，他的两个弟弟杨士骧、杨士琦，一个做到直隶总督，一个是袁世凯的心腹（说是袁的“智囊”），权势熏天。他也不大喜欢做官，官场没意思，官场黑暗看透了，杨宪益在自传里说祖父自号“三湖（壶）太守”，三壶是烟壶、酒壶、尿壶，总之是有点玩世不恭。
　　他曾被派到日本考察学务，做过横滨总领事官，和当时的官员比是开了眼界的，杨士骧、杨士琦算起来又是洋务派的人，所以有点洋派。他在天津租界里买地盖房，儿子也都送出去留学。父亲和三叔留日，五叔七叔留美，八叔留法……除了老姨太生的两个，差不多都送出去留学了。
　　我出生时祖父已经去世多年，全部的印象就是全家福的照片，还有他的画像。画像，当时称作“影像”。那时已经有摄影这回事了，我手头也还有祖父的“全家福”，但没见过单独的相片，只见过他的影像。祖父的影像是齐白石画的。齐白石那时小有名气，但没后来那么大名气，给人画像也是糊口，不是太贵，也不那么稀奇。影像很大，我想要比单元房的一扇门还大，到祭祖时就挂出来，前面摆上供品。影像上的祖父八字胡须，穿布衣，不戴官帽，像《十五贯》里微服私访的况钟那种样子。并排挂的是祖母的影像，凤冠霞帔，很正式的朝廷命妇的装扮，和祖父的像在一起，一个随便，一个很正式，真有意思。
　　祖父祖母之外，旁边还有一位，影像小一些，一起受祭拜，应该是祖父的继室吧。这是我推断的，因祖母死得早。不可能是姨太太，祭祖时，若是有哪位姨太太已过世，也绝不可能在祭拜之列的。祖父有一个妾，后来我们称作“老姨太”。过去当官的三妻四妾很普遍，祖父只有一个，算少有的了。他不喜欢这些，也反对儿子们讨小老婆。
　　我们的祖籍是安徽泗州，现在的盱眙，属于江苏宿迁，但是家里不大有人提起那里，会说到的是淮安。杨殿邦当漕运总督时，就把家安在那里了。即使是淮安，我也从来没去过。《人民日报》原来的文艺副刊主编袁鹰是淮安人，有一次见面，他说小时候住的就是你家的宅院。也不知他怎么知道那房子过去是杨家的，也许比较大，杨家有地位吧。一个熟人曾经住在你家过去的房子里，这事想想很好玩，但事实上他知道房子是什么样，而我是一点概念也没有的。
　　包括祖籍泗州，我都是这两年才知道。那里还要搞什么名人故居，和我联系，要我提供杨家的情况材料什么的。我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两个孩子去了一趟，结果反而是他们从宿迁方面知道了一点家族的过去。

大排行、小排行

　　旧式大家庭里，关系很复杂，我说的还不是人际关系的难处——单是这一房那一房，大排行小排行，七大姑八大姨的，要弄清楚就挺费劲。
　　大房就是长房，祖父是长子，父亲也是长子，一直是长房。大排行就是不管哪一房的，男的就按照年岁一起排下来。祖父再往上，我就弄不清了。祖父兄弟八人，比如我父亲那一辈，父亲、三叔、七叔、八叔，还有瑗叔（记不清他的排行了）、十八叔，是祖父生的，五叔是四爷爷生的，四叔是五爷爷生的……排在一起，一共是十八个。正出和庶出是排在一起的，比如瑗叔、十八叔，就是祖父的姨太太生的。他们长我一辈，而十八叔只比我大一点点。过去的家庭，辈分高年岁小的情况很多，姨太太年轻，就更是如此了。
　　大排行是从祖父那儿开始，再往上就不排了，解放后论出身是“查三代”，祖孙三代，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祖父生了八个儿子，杨宪益的大排行，就是与祖父其他几个儿子生的男孩按出生先后顺序排，不再和叔爷爷家的孙辈“混编”。
　　男尊女卑，家谱里的排行只有男的，女的就在一房一房内部单另排了，比如我们这一房，大太太生了大姐二姐，母亲生了我姐和我，行五行六，二姨太则生了四姐。
　　各房单另排，就叫“小排行”了。杨宪益出生后，因为说女的好养活，就把他和我们排一块儿，所以家里我有大姐、二姐、四姐，亲姐姐杨敏如是五姐，并没有个三姐，“三姐”是跳过去的，行三的就是杨宪益。
　　我记事时，各房已经不大来往了，好多亲戚只限于过年时去拜个年，即使爷爷这一房，我们也只是和七叔家关系密切，三叔我只见过几面。再长一辈的，听说过六爷爷。母亲说，他在花园街住过一阵。照说各房分开过了，各有各的家，但若是有了什么事，还是大房管。父亲是长子，因此爷爷不在了以后，姨太太是跟大房过，和我们一起住在花园街。六爷爷住花园街，是因他精神出了问题，在我们家养病。他混得不好，杨士琦是袁世凯的红人，他就想让杨士琦帮他谋个差事，杨士琦没理他，他就抱怨。母亲常见他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念念有词的，瘆得慌。这位六爷爷后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下文。
　　家族中官做得最大的是杨士骧，做过直隶总督。我也不知自己见过没有，就是见过也不记得了。只记得玩过他的像章。大概是给他办丧事的时候，做过一批像章，陶瓷的。也不知娘抽屉里怎么会有那么些。我喜欢跳房子，可以一个人玩很长时间，觉得像章用来跳房子再好不过，比瓦片什么的好多了。母亲看到了说，怎么拿这个玩？！我说娘让我随便玩的呀。娘有个抽屉，里面一大堆玩意儿，有玉石，有翡翠，四爷爷的像章就杂在里面，翻来翻去很麻烦，娘就让我底朝天倒出来，让我想要什么就拿什么。结果我就挑了一模一样的好多个像章。现在想来挺可笑，我和五爷爷的交集，居然就是把他的像章踢来踢去。
　　稍有印象的是二婶。二叔是五爷爷杨士琦的儿子，娶的是袁世凯的女儿——杨家和袁家通婚，好像还不止这一桩。二叔家在北京，住一个王府里。七叔过五十大寿时，我正好中学毕业去北京玩儿，就由正在燕京念书的我姐领着去拜寿。那次二婶也来了，我姐指给我看，那就是二婶。二婶前呼后拥的，穿戴、排场，完全是贵妇的派头，七叔恭恭敬敬的。更早我们在天津住花园街的时候，她好像来过一次，也是很大的排场，下人都在小声议论，似乎大气都不敢出，说话都是窃窃私语的，说她和我们家的关系，是袁家的女儿……无非是如何既富且贵吧。我对她长什么样一点印象没有了，只记得不管哪次，她一出现，大家都屏声敛气的。
　　二叔二婶住在北京。我们和亲戚的亲疏远近，也和是不是住在天津有关，好多亲戚都住在北京，也就不怎么来往了。祖父早早就不做官，又不喜做官，住在天津离官场就有点距离了。杨家做大官的，比如杨士骧、杨士琦，当然要在北京，朝廷在那里，后来到民国，北洋政府也在那里。杨家的不少后人，都是靠祖产生活，整天什么事也不干，还看不起人，母亲不希望有来往（因为是姨太太的身份，交往中往往被歧视）。她看不起没本事的人，总是强调要“学本事”，能自立。这多少也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应该又是受到祖父的影响。

父亲杨毓璋

　　祖父自己不喜欢当官，也不叫我父亲当官。从日本留学回来后，父亲去了沈阳做电话电报局的局长。照现在的官本位，什么都是官，校长也是官，局长当然也是官了。过去是有区别的，电话电报这样新派的带些专业性技术性的，不算官，离官场远，离商反而近些。几年后他回到天津，当中国银行的行长，跟官场来往很多，但本身还是商。
　　父亲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的是什么系，我不知道，说是学实业、经济什么的。学什么不重要，反正在日本他也没有好好念书，时间都花在吃喝玩乐、和艺妓瞎混这些事情上了，肯定是没拿到过文凭什么的。他写过不少情诗，给艺妓的，让我母亲收着，还讲给她听。母亲一直放在一个盒子里收着的，还拿给我看过，可惜后来都烧了。
　　祖父当然不希望父亲过公子哥式的生活，回国以后就严格管束他，后来父亲确实也戒了各种不良嗜好，改邪归正了。他那个沈阳电话电报局局长的差事，据说是杨士骧给弄的，几年后当中国银行行长，肯定也和杨家的背景有关，不过至少到任职天津中国银行的时候，他已经很是“务正业”了。而且他很能理财，中国银行在他手上办得有声有色的，家业也大了许多。以过去的眼光看，他要算他那一辈里最能为杨家光宗耀祖的了。
　　他对自己办的中国银行特别有信心，虽也在天津置办了一些产业，绝大部分的资产却存在中国银行里。人家有钱都变成金银珠宝什么的，他不信这些，不认为黄金翡翠之类就可靠，也不是相信钞票，他是对中国银行有自信，都往行里一存。说起来后来我们家的败落，也多少与此有关，除了叔叔私自拿钱贩私盐之外，也和日本人来了之后强令中国银行里的钱都变成储备券有关，换成不值钱的储备券，我们家的钱等于全没了。
　　中国银行是官办的，父亲当然要与官场打交道，北洋政府的许多要员都和他熟。他在天津有地位，人家说起来杨大爷怎样怎样的，说到底，还是与此有关。记得家里有一幅很大的画，有大衣柜那么大，说是舌画，用舌头蘸着墨汁画的，不知什么人的，应该是个名人或名画家，要不也不会一直挂在那里。两边是一副对联，“自非北海孔文举，谁识东莱太史慈”，徐世昌的字。孔文举就是让梨的那个孔融，和太史慈都是三国人物，太史慈发迹前孔融帮助过他，徐世昌用这典故，是比喻父亲的中国银行对北洋政府的资助。支持北洋，就是拿出钱来帮他们打内战呗。那副对联一直挂在客厅里，我走来走去老是看见，就记住了，意思是后来听人解释了明白的。徐世昌我也不知是谁，一直到很迟，不知听人提到多少回了，才记住北洋时期他当过总统。袁世凯、徐世昌，还有其他北洋的人，都把中国银行当他们的钱袋子。那两句是摘的苏东坡一首诗里的句子，做了对联，反正是客套、寒暄就是了。
　　正在春风得意的时候，父亲得了一场病，是伤寒，本来已经好了，又赶上杨宪益得了白喉还是猩红热，夜里哭闹，他披衣服起来看，又感风寒，复发了。这一回病得很厉害，但还是可以治的。坏就坏在家族里人多主意多，一会儿请这个名医，一会儿请那个高人（中医、西医都请的，有日本医生，还有德国医生，大体上还是按西医的来，父亲自己是更信西医的，母亲受影响，也是更信西医），请来的人各是各的治疗方案，先是照这个做，后来又照那个做，结果病情反而加重，终于不治，就这么没了。所以后来家里议论父亲的病故，都说是给医生治死的。
　　其实医生一人一个主意，我做一个胆结石手术，病区主任和副院长还一个说要做，一个说年纪太大风险高，不做为好。说到底还是家里人乱出主意，请了那么些名医来，也是因为家里有钱，假如是寻常人家，没准倒治好了。
　　我出生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了，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关于他是什么样一个人，都是从家里人的闲谈中拼凑出来的，特别是我母亲。
　　我得到的一个印象是父亲特别好玩，吹拉弹唱什么的都喜欢，还有就是唱戏听戏。他编了一本《历代帝王像》，自费印制的，花了很多钱，做得很讲究，每一张像前面都有玻璃纸，像那种洋派的大画册。还有一张《升官图》，应该算是他发明的一种游戏吧，上面有各种官位，在碗里掷骰子，掷出几点来，就做什么官，官位的排列很复杂，一级一级往上升，还有降的。升到最后是一个圆，那就表示进宫里了。画在一张很大的纸上，过年时才请出来，恭而敬之的，说是老爷留下来的，是老爷的心血。过年时大人那边在赌钱，推牌九打麻将，我就很高兴玩这个，运气总是很好，升得很快，可惜我对那些什么什么官一点没概念。
　　这两样都是父亲带着弟弟们编的，他是老大嘛。他这也是找点事做。长子不能远游，他得守在家里，再说他有过在日本寻花问柳的前科，祖父也不允许他离开家。闷得慌，就得找个玩法。
　　父亲去世时是立了遗嘱的，我母亲因为最后一直在伺候他，几乎寸步不离，所以知道遗嘱的内容。不是父亲写，是他说，一个师爷在旁边记。她文化程度不高，遗嘱又是用文言的，有些内容她也不是很清楚，但有两条，一是关于“大公主”，一是关于二姨太的，后来当着大家念的时候，母亲发现没有了。应该是七叔和娘商量后改掉了。
　　因为父亲去世得太早，别人跟我说起父亲去世会难过，没了父爱什么的，我就不大能够体会——我太小了，对于我，父亲就像是没有存在过。我当然也很少会想到父亲，倒是成年以后，有一次从报上看到，或是听说天津那边谁谁又当了汉奸的事，就跟我哥说起过父亲。当时北洋政府的一些高官都出任了伪职，其中不少人与父亲是朋友，或是熟人，比如王克敏与父亲就很熟。我就问杨宪益：要是父亲还活着，他会不会当汉奸？他仰头想一下说，不会的。再想一下，又说，也难说——说不准。不过最后还是说，不会的，他根本就不想当官嘛。

母亲徐燕若

　　父亲去世时，母亲才二十四五岁。她当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不过说我母亲，得先交代父亲整个的婚姻状况，不然现在的人听起来又是乱的。
　　过去有地位的男性，三妻四妾是常有的事。祖父虽然反对父亲纳妾，父亲也没兴趣，但还是有三个夫人。正妻是扬州的大小姐，按北边的习惯，我们都得叫“娘”。庶出的孩子叫自己的亲生母亲“姆妈”（五叔家的姨太太，我们从孩子这边说，就称“五叔家的姆妈”）。外人则分别称“太太”“大姨太”“二姨太”（或“大姨奶”“二姨奶”）。
　　我母亲是河北南皮人。外公在天津开车行，就像《骆驼祥子》里虎妞她爹那样的吧。论成分应该是“城市贫民”，要不怎么会卖女儿？但也不好说，按解放后的划分，像骆驼祥子那样拉车的当然是“劳动人民”，可他把车租给人家去拉，就属于“剥削阶级”了。后来我姐参加革命后对母亲的出身很忌讳，不提开车行，只说是“城市贫民”。
　　母亲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姐姐早早就死了，外公要供舅舅读书，供不起，就将母亲卖给杨家做妾。是外公和杨家的老仆人潘爷谈好的，签了卖身契。对杨家来说，父亲这一房一直没男孩，娘进杨家多年，生了八胎，只有两个活下来，就是大姐、二姐，二姐年纪轻轻就病故，剩下大姐，就是后来我们背地里叫“大公主”的。娶我母亲进门，就是为了传宗接代的问题。
　　母亲进杨家时十五岁，父亲那时三十多了。没想到母亲第一胎就是男孩，就是我哥哥杨宪益。母亲在杨家的地位是因生了哥哥改变的——为杨家立了大功嘛。但是我哥生下来就让娘抱走了，算是她名下的，一直跟着她住一块。虽然每天吃饭都在一起，但是是娘管他。除了母亲，还有个二姨太，原来是丫头，别家送给父亲的。大姑妈开始时张嘴就叫母亲和她“金姑娘”“银姑娘”，后来家里都是称“大姨太”“二姨太”。父亲喜欢母亲，待她很好，对二姨太就不那么好了。我想这不仅是因为母亲生了我哥，父亲对她还是有感情的。母亲应该也比二姨太听话，性格上更讨父亲喜欢。父亲曾带她悄悄去照相馆照相，让母亲照一张，抱着我哥照一张，他也抱着我哥照一张。他和母亲没有合过影——母亲是姨太太，不可能有合影的。当然我也没见过父亲和娘的合影。结婚照是后来才有的。
　　母亲常说起父亲，她有两个福建那边做得很漂亮的漆盒，里面放着父亲的照片、诗稿什么的，还有一只德国造的金表。我大了之后，她会时不时一一拿出来跟我念叨。有些情诗是父亲在日本留学时和一个下女好（算他的初恋吧），写给那个下女的。这些父亲都跟母亲说，什么都跟她说。娘是富家大小姐，比母亲有文化，但旧诗词呀这些的，他宁可跟没什么文化的母亲说，要紧的东西也放母亲这里。
　　父亲教母亲读书，母亲原来识字不多，也就小学二年级吧，后来能念书，都是父亲教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很多书都让其他各房拿走了，一大套一大套的，只剩下《说部丛刊》。要母亲识字念书，这是在还没有杨宪益之前就开始了，要求她每天看书写字，《说部丛刊》买来，整整一柜子，父亲对母亲说的，看书她就该从这看起。怀上杨宪益之后，父亲还对她说，如果是个男孩，就把她扶正，和娘平起平坐，姊妹相称。父亲去世后，这话没人提了，当然母亲也没争过，只是和我们说说。
　　母亲的运气不错，但这是撞上的，她还是恨外公将她卖了，提起来就恨。进了杨家她就再没见过外公，不能见，也不想见。按照卖身契，进来之后她就得和娘家一刀两断，再不能有来往了。外公病重时说要见母亲一面，母亲就是不见。但后来她和外婆倒是见过，偷偷地借着看电影在外面见。我还记得小时有次她领我和她的丫头来凤去看电影，看一会儿她人不见了，再回来眼睛红红的。
　　再往后，母亲和小姨、舅舅也是有来往的，不仅来往，还总是想办法帮助他们。小姨上妇女职校，舅舅念中学，都是她供的。

“妨父”之名

　　我说自己“生正逢时”，那是赶上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大环境，可从小环境，也就是我们家的情况说，我出生的就太不是时候了。父亲的去世是我们家的转折点，从此一落千丈，我恰好就出生在这个节骨眼上。过去有好多迷信的说法，莫名其妙瞎联系，就因为出生不久父亲去世了，我就有了“妨父”的恶名。
　　女孩在家中没地位，原本就不受待见，我的婴儿阶段，家里天下大乱，先是父亲的病，后来是办丧事，更没人管我了。有的就是因“妨父”的“另眼相看”，似乎我就是不祥的。
　　喂我奶的奶妈没好好检查，后来自己停了奶，喂我奶只是做样子，背着人给我喂点水什么的，所以我身体特别弱。后来还是一个德国医生来，追问起来才弄清是怎么回事。医生把我母亲说了一顿（母亲是姨太太，又才二十来岁，医生敢熊她，对娘是不会的），母亲也只有听着，不吱声。后来那奶妈就被辞掉了，换了个新的。
　　带我的媬姆姓张，家里都叫“张妈”。她领着我，住母亲大房间后面的一间小屋，睡一张老式的大床。张妈对我不好，背着人偶尔还会拧我一下，掐我一下，我胆小，也不敢对人说。她和我睡的那张床是架子床，挂着蚊帐。有天晚上有蚊子，她起来点了蜡烛打蚊子，蜡烛没放好倒了，把整个帐子都给烧了，她瞒着不说，家里人居然不知道。后来有人在房间里发现一小堆帐子烧成的灰，追究起来，才知原来有这事。这可了不得，不是我有多重要，而是家里下人的管束问题。父亲去世以后，没了权威，娘是软性子，早就有议论，说下人越来越不像话了。这次娘也惊动了，把人都叫过去，包括我母亲，大大发落了一通，张妈就让她走人了。
　　那时我五六岁，以后好几年，我就一个人睡在那个小房间里，直到十一岁得伤寒病。年纪那么小，我一个人住很害怕，特别是晚上。可我不敢讲，也没人管我。
　　那时伤寒可是不得了的病，弄不好要死人的，而且还传染。我就被弄到一个大房间里去，比我原先住的小屋亮堂多、漂亮多了。就待在里面，不许出去，有人守着门，也不许人进来——要是传染给小少爷，那还得了？！头一次有点好了，后来有次二姨太吃馄饨，问我要不要尝尝，我馋，吃了一个。就一个，不知怎么又不行了，比原来还厉害，真的要死了。
　　亲戚间都在传，还到庙里烧香拜佛，求签问卦，不想抽到的是个下下签。于是就有人说，别治了，治不好了，还白花许多钱。这话居然还当着我母亲说。平日的生活，家里的费用都是娘那儿出，早饭我们自己吃，中午、晚上都是一起吃的，也是娘那儿开支，但给我看病，这钱要母亲自己拿出来。母亲过去听他们议论什么“妨父”之类的，也疑疑惑惑的，至少是不敢反驳，就算不服，反正这里那里总觉得我不好，这次她拗起来了，发脾气说：我就不信治不了！我生出来的，我就是要让她活！我就是要把三个孩子好好养大！她当然是舍不得我，同时也是把平时在家族里受的气发泄出来。
　　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倒不信烧香拜佛那些个迷信。看病之类，她是崇洋的，比如她就信那个德国医生，相信西药。那段时间她对我特别好，家里也特别做这做那的给我吃。我被隔离在那个大房间里，雇了一个德国医院的特别看护照顾我，当然是很贵，前前后后，为那场病，花了六百大洋。
　　住到大房间，是母亲抱我过去的，我搂着她脖子，有气无力的，还说话，说生病真好。母亲听着，眼泪就下来了。后来病好了，我因为那段时间的特殊待遇，又说，生病真好。母亲瞪我一眼说，别瞎说！
　　母亲对我一直都是很严肃的，所以我怕她，我姐敢跟她吵架，我不敢，她教训我我从不敢回嘴。我犯了错，母亲要打，都是让我把手伸出来，拿尺条子打。打得不重，象征性的。每次我都赶紧说，“下次不了”，“再不敢了”。我姐没怎么挨过打，每次还没打呢，她已经尖叫起来了。
　　母亲最要我守规矩，比如吃饭，只许吃面前盘子里的菜，不许乱伸筷子，到对面夹菜更是不行的。别人夹菜给我，她都让回去；让我吃海参，她说我不吃；往我碗里夹松花蛋，她说我不喜欢……其实我嘴一点不刁，什么都吃的，我想她是怕我不懂规矩让人看低了我们。在大家庭里，遗下一点口实都会被扯到“姨太太”上面去——姨太太养的嘛。
　　虽然都是庶出，我和我哥我姐又不一样，我哥被宠不用说，我姐因是母亲自己带的，也比较惯，我在家里是地位最低的。有个段子家里人时常笑着说起，说是每逢吃鸡，我哥和大公主吃腿，我姐吃鸡胸肉，轮到我，只有吃鸡皮的份。事实上有鸡吃就不错了，母亲是但凡像样点的菜都替我让回去的，我因此常常觉得没吃饱——是真的吃不饱。经常别人给东西，我就吃，这又是母亲不许的。我哥老拿好东西给我吃，有时正吃着，母亲见了，就问，哪来的？我说，哥给的呀。我哥做什么都对，谁都说不得的，母亲听我理直气壮的，有时就骂我，说我这是“狗仗人势”。若是吃了下人给的，那就真生气了。
　　下人吃饭都是等我们吃完之后，有专给他们的菜，再加上主人的剩菜。其实也蛮不错的，我常在他们桌边转来转去的。他们逗我，让我喊他们一声，比如“来凤姐”，就让吃一口；“喊‘张奶奶’，不喊‘张妈’”——平常年纪大的女佣人都是喊“张妈”“王妈”——我照她们说的喊了，就喂我一口。母亲知道了，就说，你就是贱。就是因为经常不饱，我老惦着吃，对吃的事情印象也深。祭祖时吃得特别好，要做一桌菜，影像挂起来，牌位请出来，一桌菜摆在前面。祭祖完了，菜就端到饭厅去吃。
　　其他事情上，母亲对我不满的也多了。她认定我哥我姐是能读书的，我不用功，而且笨（我的确是贪玩，不大用功），一直都是这印象。家务活、伺候人之类，她从来没觉得我姐应该会，反正她会读书，事实上我姐一辈子都不会做家务，基本上也没做过。我就不同了，她觉得应该会，她就教过我怎么给人捶腿（她是给娘捶过腿的），怎么伺候人，还有各种家务。
　　有什么事，她都是跟我姐说，跟我姐商量，她觉得我是什么也不懂的，直到我姐上了燕京，走了以后，母亲没人说话了。不仅母亲，娘因为大公主嫁了人，也觉得家里冷清，我于是也成了家里的一号人物。

外面的世界

　　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家一直在走下坡路，没什么客人登门，冷冷清清的，就剩下妇孺。父亲喜欢京戏，常把一些角儿请到家里唱戏，谭鑫培、梅兰芳、周信芳，都到家里来唱过。现在当然都没了，大人，还有佣人们常常议论谁谁如何如何，某次来家里唱的是哪一出，听上去就像戏文里说的“前朝旧事”。
　　但小孩子是感觉不到什么的，我一点比较也没有，更是没有什么异样感。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照旧，对我来说，好像从来就是那样。家里有固定的菜金，每天是五元大洋，当时佣人一个月只有两元钱的工钱，这一比就相当奢侈了。不过我也并没觉得家里很有钱——我都还常常吃不饱嘛。再一个是我一点也不知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直生活在花园街宅子里，家里是不让出去玩的，除了后来上中西女校时的同学，的确也没跟别人家的孩子玩过，而中西又是贵族学校。
　　偶尔出门，要不就是逢年过节走亲戚，拜年，或是什么亲戚结婚了，给当花童。当花童特别开心，牵着新娘子的纱裙在后面走，走一步，脚一并停一下，再走一步并脚停一下。还有就是跟母亲逛店、看戏、吃西餐，印象也特别深，因为平常不出门，在外面看到什么都很新奇。
　　我觉得特好玩的一个地方是中原公司，那是个吃喝玩乐的地方，在日租界，模仿的是上海的大世界，挺热闹的。记不清是几层楼了，好像是七层，不然为什么最上面一层叫“七重天”呢？里面什么都有，下面几层卖百货，四层、五层有好多唱戏的、说书的、讲相声的、变戏法的。这边唱，那边也在唱。本地的之外，还有从南边来的班子，天津人称为“苏摊”，评弹、沪剧、越剧什么的都归在里面。还有海派的京戏，一看就知道是从南边来的。
　　老派的京戏看得多了，海派的布景什么的都不一样，看着新鲜。我还记得有一出《石头人招亲》，说几个姑娘春天出游，拎着菜篮子，一路嬉闹，见到石像，就拿菜篮子套到头上去当帽子。不想石像突然出声了，要她们嫁给他，意思是套上他的头就像抛绣球似的，等于定亲。姑娘又羞又急没办法，只好跟石头人成亲。在小孩看来，剧情很滑稽，唱词特别大白话，一下就记着了，我哥回家还大声唱：“你们出来就该正派，不该菜篮子套上我的脑袋，现在我们拜了天地成了恩爱，你为何又哭起来？”
　　还有一出戏，忘记名字了，是说捉奸凶案的。台上有床，拉着帐子，表示正在通奸，丈夫上来捉奸，拿着刀做捅人的样子，而后帐子里就跑出人来，身上全是血，脸像是劈成了两半，挺吓人的。观众看到这里就惊叫，传统京戏里绝对没有这样刺激的表演。母亲说，都什么乌七八糟的！以后就不让我们去看了。
　　还有起士林，一要去那里，我就很兴奋。起士林是天津有名的吃西餐的地方，德国两兄弟开的。西餐是新鲜事儿，母亲会领我们去吃。起士林英文店名是KIESSLING AND BODER，给中国人一叫，落了单，就剩KIESSLING了。后来上海开了“凯司令”，倒是更接近英文的发音。有人说是从天津开过去的，有人说不是一家。张爱玲散文里就提到过起士林的蛋糕。
　　起士林不是西餐里最贵的，但因为是第一家，在天津就成西餐的代表了，说“去吃起士林”，就等于说去吃像模像样的西餐。名流、有钱人都爱往那里跑，梅兰芳经常出现的。有一次在那里就看到他们一大帮子人。
　　印象更深的是有次看到张学良和赵四。应该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事，我们在等着上菜时，就见张学良他们进来。除了赵四，都是男的，穿着马裤、靴子，像是刚骑了马回来，纨绔子弟的样子。赵四穿着很时髦，手里拿着个白色的长烟嘴，翘着兰花指。张学良照片常在报上出现，又因丢了东三省，名声很坏的，当然认得出。我们都恨日本人，不喜欢张学良，不过我特别喜欢好看的人，看到赵四，也想不起这些了。母亲看我老盯着那边看，就说，要看你就过去看呗。我真的就跑过去，近了点站在他们桌子附近盯着看，觉得赵四真是好看。赵四发现了，就逗我两句，还摸摸我头发。我那时大概十来岁，比桌子高不多少，见赵四指甲血红的，还是后来才知道那叫蔻丹。

又一次大变故

　　大概是我十来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父亲去世后又一次大的变故：我们家的大部分钱忽然没了。
　　父亲究竟留下了多少遗产，我当时不知道，后来也没闹清楚过，反正这一次过后，大部分都损失了。他留下的钱全都存在中国银行，我们是靠利息生活，每月都是问七叔拿钱。七叔是天津中国银行的副行长，只有他手里的图章可以动得了这笔钱。他当副行长，是父亲生前的安排，七叔是留美的，还年轻，父亲觉得得慢慢培养，主持大局的行长的位置给了卞伯眉，扬州人，也是留美的。
　　想动这钱的不是七叔，是三叔。三叔想与别人合伙贩私盐，说是取个整数。七叔原本是不答应的，三叔火了，跟他大闹，他是小弟，最后拗不过，只好松口。结果说贩私盐的船翻了，那笔钱自然也就没了。“整数”是多少，说法不一，我后来听说是二十万，我姐听来的是三十万。
　　这下家里乱了。娘整天在楼下哭，有段时间，牌也不打了，早上起来梳洗过后，梳头褂子也不脱，光哭，抽水烟袋。花园街大宅子里上上下下嘀嘀咕咕的，全是这事，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氛围。连丫头来凤也跟我一脸惊慌地学说。她说，这下完了，杨家败了，以后要到街上要饭了。我不知要饭是怎么回事，只从京戏《锁麟囊》里看到过要饭的穿着百衲衣，五颜六色的，很好玩。就想，要饭就要饭呗。我问她，那还可以看电影吗？还有冰激凌吃吗？后来发现有的看，也有的吃，起士林也还照样去，就心安了。
　　管钱的是七叔，他日子自然不好过。那时中国银行的行长是卞伯眉，他女儿和我差不多大，有一次很神秘地对我说，七叔枕头底下压着一把手枪，大概是大人说话时她听来的。枪在我们听来是很可怕的东西，我吓得就去跟母亲说，母亲又去跟娘讲。再一打听，说七叔被这事弄得不得安宁，他也没办法，跟人讲，再逼他他就拿枪自杀。
　　七叔私自动了父亲留下的钱，也算是又一类型的“挪用公款”了，名声不好，行里就把他调到北平去当那边的中国银行行长了。副的变成正的，听上去不是升了吗？事实上天津才是北方的金融中心，就像上海在南方的地位，北平银行的地位和天津行不能比，在好多生活在租界的天津人眼中，北平土得很。
　　父亲的兄弟里面，我接触最多的是七叔。三叔、七叔、瑗叔、狗叔是祖父这一房的，瑗叔、狗叔是老姨太生的，年纪小，而且被歧视。父亲去世后，杨家在中国银行的人是七叔，所以七叔可以说是家里的主心骨。
　　他是留美的，学什么我不清楚。父亲去世时，交代行长的位子由卞伯眉接过去，七叔年轻，还得历练。安排他当天津中国银行的副行长。等他听三叔的话，把家里的积蓄拿去贩私盐蚀了本，在天津待不住了，就调到北平，当北平中国银行行长。在天津的时候，七叔家也住在花园街上，离我们不远，他会坐着敞篷马车过来。
　　七叔早先喜欢过窑子里一个叫小翠的，但家里是不许的，爷爷的规矩严得很。再说小翠又被王克敏看上，还为她赎了身，七叔这事儿当然是没戏。家里都知道，太太之间还少不了议论。七婶最憨厚，也会加入其中说道。
　　有一次她们扶乩——也是闲着没事当游戏吧——四个人一人站在方桌的一边，桌子有条腿下面垫一沓子纸，这样桌子就不平了。而后等桌子一动，就说神来了，或是谁的鬼魂亡灵来了。桌子自己怎么会动？还不是哪个碰了的。她们就商议，说请谁呢，不好请长辈，请长辈好像不恭敬。七婶没心没肺的，就说请小翠。都不说话了，有点紧张的气氛，过一阵就说小翠来了。请来了是要和她说话的，扶着桌子的人就问，小翠，你都惦记谁呀？当然没有回话，就听见很轻的声音响了七下。小翠后来是在养老院死的，很惨。她们就啧啧叹息，说小翠死了还想着七爷哩。我在旁边看着的，直想大笑，哪有小翠的影子？七婶是不信这些的，我母亲也不信，但其他几位是信的，好像里面有六婶吧。不管信不信，都当真的一样。后来家里下人之间都在传，说小翠如何如何死了还惦记七爷。
　　七叔在我眼里总是很严肃，道貌岸然的，真想象不出他当少爷时有过那么一场恋爱。我见到的他当然早不是少爷了，家里人提起来都有点怕的样子。七婶说，有一次她和纮武几个没事，在饭厅里吃崩豆（天津人把油炸的蚕豆叫“崩豆”），七叔忽然进来了，见状大怒，虎着脸一言不发，从插瓶里拿出鸡毛掸子，往吊灯上一捅，灯泡碎了，碎屑落在桌上，到处都是。他气哼哼走开了，大家都吓得不吭气，仆人赶忙进来打扫。为什么发那么大火？七婶说过的，我记不大清了，好像家族里老辈什么人得了恶疾或是病死的，说是和吃豆子有关，家里传下来的规矩，不许吃豆子，蚕豆、毛豆、扁豆……凡豆类都不许吃。禁止归禁止，没人信吃豆子会有多大事，后来家里人还吃，只不过是背着他。这点事也要偷偷摸摸的，想想真是可笑。
　　七叔过五十大寿时，我去贺过寿。原本是轮不到我的，那年我从中西毕业，去北京我姐那儿玩（她在燕京读书），就让我跟我姐一块儿代表我们这一房去祝寿。打长途电话，传话传错了，七叔家那边听成娘要去。大房的嫂子要来，那可是大事，所以七叔家一大帮人到火车站去接站，结果发现从车上就下来我一个。七叔绷着脸，很生气的样子，一言不发就上他自己的车上班去了。
　　过寿的那天，我跟我姐去的。七叔家在王府里，一进一进的院子，来了很多人，热闹得很。那可能是七叔家最好的时候，他还在家里请梅兰芳吃饭。父亲在世时常请京戏的名角到家里（中国银行一直捧角的），女眷都是回避的，屏风挡起来，要看梅老板，大家只能躲在屏风后面，从缝里张两眼。
　　在北平的时候，行里有个女职员，叫徐尔秀，戴眼镜，是个老姑娘，忘了哪个大学毕业的，考取了北平中国银行，外地人，没地方住，七叔家老大的宅院，前院空着，有间房就让她住了。七叔每天早上起来在院里走，找碴儿和她说话，他一激动脸就会红，说话结巴，和徐小姐说话就有点那意思。家里就有人议论，说七叔喜欢上人家了。他是有家长威风的，谁也不敢说，只有小女儿杨冠如，她是家里惯宝贝，跟外人也说，她跟我姐说这事，我就在边上。我姐很吃惊，觉得太糟糕了，说怎么可以呢？七叔对徐小姐有好感是可能的，我在他家住过几天都看得出来，他对徐小姐客气得不自然。七婶也知道这事，只是说，他能怎么样？七叔的确也没怎么样。不可能的嘛，传个字条、写信的机会都没有，过段时间也就过去了。家里都说，七叔喜欢过两个女的，一个是知识分子模样的，一个就是前面说的那小翠。
　　日本人占领北平、天津后，中国银行悄悄撤往南方，七叔全家都离开了天津，我到昆明就是跟他们一路。七叔后来去了西安，当西安那边的行长，再后来又到成都工作。抗战胜利后到了上海，这时行里没事给他做，位子上都有人了。也是他没本事，跟不上了，这样早早就退了休。他用金条在延庆路顶了一处房子，小儿子杨纮武后来在上海工作、成家，七叔退休后，和七婶就跟着武过，一直住那房子。
　　我到上海，会去看他们。四八年我陪姐夫罗沛霖去上海，去过，解放后也去过。时间太久，当时的情形已记不清，这次那次的也混淆了，只记得他们住得很挤。纮武有两男两女，加上七叔七婶，七八口人住三间房。有一次我在那儿，那时五哥（纮武的哥哥）已被打成右派了，七叔心情不好，不说话，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纮武说他：走来走去的，烦不烦？！他也不吭声。我就想起过去家里人都怕他，纮武当然也怕。他真是老了，没脾气了。
　　大概那就是最后一次见到七叔吧，后来他是得肺癌死的，家里人都说他也是郁郁而终。

天津搬家史

　　要说杨家“败了”，就我祖父这一支而言，一败是父亲去世，再败就是贩私盐的钱打了水漂。七叔向娘保证过的：大嫂家里生活的一切，还是照旧。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们住的地方很明显的每况愈下，花园街的大宅子住不下去，卖了，大宅子有好几个院落，据说是拆开卖给了三家。
　　花园街的宅子几乎占了整整一条街，大宅院里套着小院子。父亲是长房，祖父去世后，老姨太（祖父的妾）是要长子养的，也住在花园街，有一个单另的小院子，堂屋之外，还有五间吧，也有前院后院，院子有自己的门通到外面。
　　关于花园街，我印象很深的是大院主楼楼下有一个很大的堂屋，那是父亲的会客厅，摆着一大圈椅子，都是红木的，上面还有装饰。祭祖也在那里，要不是够高够大，那些大幅的字画，还有祭祖时请出来的祖父、祖母的遗像，也挂不下。父亲去世后，没那么多来客了，除非祭祖，都各自待在自己屋里，会客厅就一直空着。后来放了张乒乓球桌，我们要演戏玩啊什么的，也在那儿，总之成了我们的游戏室了。还办杂志，我哥弄的，叫《消寒会》——也就我们兄妹三个人，我是充数的，等于就是他和我姐。
　　我还记得小时家里有辆敞篷马车，现在的小汽车有车库，马车也要有地方停的，就是马号。我那时觉得马车比小汽车更威风，马号给我的印象深，是因为门头有一只进口的瓷狗，真狼狗大小，砌进去的，真是“看门狗”了。后来我在一个父亲当军长的同学家里也看见过一只差不多大小的瓷狗，只是她家是放在客厅门口地上的，是不是租界里不兴养看家狗了呢？我也说不清楚。
　　从花园街，我们搬到了法租界的兆丰路兆丰里，像上海那样的里弄洋房。里弄不是胡同，也不称“巷子”，两边是中式房子的才叫胡同，兆丰路的房子都是洋派的，兆丰里一号是栋法国式的别墅，外面贴着玫瑰红的瓷砖，挺漂亮的房子。我们搬到的是兆丰里二号，也不错，外墙贴着绿瓷砖，进门上高台阶，二楼有大平台。不过不是独栋的，楼上楼下好多间，但大人都觉得太小了——和花园街比，当然是小多了。
　　从花园街出来，家里人也少了许多，这时候二姨太已经和家里闹翻，和四姐走了，老姨太一家也另过了。佣人当中，二厨子、来凤都因出事被撵走了。只剩下潘爷、拉洋车的车夫，服侍娘的小玉，大厨，好像还有一个年纪大些的女佣。男佣人住地下室。北方好多房子都有“地窨子”的，西式房子的地下室不同，有一截在地面上，有窗户，所以我常常还没进家门就从窗户里看见潘爷在地下室里坐着。
　　说是三层，实际上应是两层楼，但也有亭子间。楼上楼下都有卫生间。后面还有一间蛮大的屋，专门放箱子的，后来搬到伦敦道昭明里，再后来到耀华里，都有这么间放箱子的房间。
　　房子是小了，但我和我哥都很高兴：这里有抽水马桶，干净漂亮的卫生间，还有热水。我们最喜欢的是二楼大大的露台，水磨石的地，站在上面可以看出去好远。刚搬进去不久，我哥就让我抱着他的小狗“小花”到露台上照了张相。
　　兆丰里的位置也很好，不远处就是法国教堂，绿牌电车道出门就是。天津有好几路电车，当时也不叫几路几路，因为有绿牌子，天津人就叫它“绿牌电车”。上了绿牌电车就能到天津最热闹的地方，中原公司、天祥市场，租界就那么大，闹市区其实离家都不算很远。
　　但这地点等到“津变”发生，就变成它的短处了。“津变”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在天津闹的暴动，当时我们在家里就听到枪声。兆丰里正当法租界与日租界交界处，我家正门朝法租界，后门出去就是日租界。在二楼露台上可以看到日租界的情形，平时可以看到穿木屐的日本人，穿校服的学生，鞠躬行礼的，喝醉的酒鬼跌跌撞撞哼小调。当然事变时根本不敢上露台，想上去张望大人也不让。暴动是从日租界闹起，往“中国地”闹，不是针对租界，但挨着日租界总是危险。最怕的是流弹，我还记得娘慌慌张张指挥着佣人用棉被把窗子蒙起来。
　　津变很快就平息了，但谁知日本人还会闹出什么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日本人决不会就此罢休，离日租界越远越好。这样我们就搬到了英租界的伦敦道昭明里。昭明里的房子比兆丰里那边小，但房租更贵，一个月要二百多大洋。
　　天津和上海一样，西方列强都有租界，除了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过去还有俄租界、德租界、意租界、奥租界。奥租界的“奥”是奥匈帝国，不是奥地利。我小时候，德租界、奥租界已经没有了（因为“一战”战败），民国政府收回以后叫作“特别一区”“特别二区”。虽然已经收回，天津人意识里还是没当作“中国地”的一部分，和纯粹的“中国地”比起来，的确有点特别，因为建筑，还有居住的人不一样。只是收回来以后，管理跟不上，眼见得就衰落了，街道没有原来的整洁，有点向“中国地”的脏乱差靠拢了。
　　英租界、法租界明显好于其他租界。英租界最安静、整洁，最有安全感。英租界在墙子河外，靠着河边的是老区，再往外是新开发的，一栋一栋的apartment，要不就是别墅，就像民国定都之后南京颐和路那一带，好多有钱人也在那儿买地盖房子。昭明里就在新区里，因为环境好，房价就高，房租当然也贵（同是英租界，我们后来住的耀华里就便宜多了），面积比兆丰里小，租金却要高出一截。
　　昭明里的房子好像是上海银行盖的，资中筠他们家就住在昭明里，离得不远，她父亲是上海银行的行长。我们住了不到一年就搬到耀华里去了，因为嫌房租贵。耀华里我们住的是二楼三底，娘住楼下，我们住楼上。那时的人还是过去住中式房子的习惯，喜欢住一楼，地位高的往往住在下面，娘因为小脚，上下楼不便，更要住一楼了，大公主后来也是住楼下。算起来耀华里住的时间是最长的，最多三六年搬过来，直到五三年罗沛霖在北京工作，我姐我母亲她们把家搬到北京，有十好几个年头，比住花园街的时间还长。但我住在那里的时间并不长，三八年离开天津到昆明读书后，过了十一年我才回到天津，住了几个月，生完孩子后又回到南京。七二年再回天津时，耀华里已经没有我的家了。
　　事实上1949年我回天津时，耀华里已经面目全非了。平津战役时，国民党的军队开始是准备死守打巷战的，当兵的都住到我们家了，门前挖了战壕，我去时还在，出了门就是沟。家里也和走时不一样了，乱糟糟的，而且显得很破败，倒像是杨家败落的一个缩影。我当时并没有多少伤感，因为我对过去没有多少留恋，而且刚解放，虽是百废待兴，但腐败的国民党垮台了，天亮了嘛。

　　本文节选自《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余斌／著，杨苡／口述，译林出版社，2023年1月。

本期荐书 识码购买

杨苡口述自传 译林出版社 识码购买

延伸阅读 点击打开

阅读排行 点击打开

读者拇指奖

阅读榜

TOP100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收稿邮箱
[e-mail]

识码关注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