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看见月光想哭的孩子

┃Personal History

看见月光想哭的孩子
读一九三九年巴金的一封信

© 杨苡／文

1936年，17岁的杨苡在天津

一九三九年一月巴金寄自桂林

静如： 
　　两信都收到。我这几天正为《文丛》的事忙碌着。要到五六期合刊出版，我的工作才告一段落，这个月底我便可以走了。寄你们的刊物是平寄的，大概“走”得慢，以后等新的出版，一并用航空信寄你。在那本刊物里《火》第六章内有一首朝鲜民歌，你可以学来唱唱。我听见一个朝鲜朋友唱过，是很凄凉的。 
　　听人说昆明很暖和，但你信上却描写出那样的冷。这里也冷过两天。不过比起上海天气毕竟差得多。这年除夕和元旦都是在阴雨中过去的。整天在外面跑的人，连过年过节也忘记了。沈太太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以前还不知道。沈先生处我也久不去信，所以不知道他的近况。我还以为他在那里过着很舒服的日子。 
　　你看见月色想哭，大概又在思念家乡，出门不久的人总免不掉这一套，以后在外面久了，新的环境会使你渐渐忘却了旧的，倘使是由于寂寞，你就应该设法排遣它。你现在是个大人了，应该“大人气”才行。要是你只管放任感情，说不定会给你招来更多的忧郁的思想。 
　　我在这里还好。这半年来敌机似乎就跟着我炸。我到哪里它炸到哪里。今天昨天都投过炸弹。每次不过强迫我们游山。我始终未受到损失，而且胆子也大了。 
　　余后谈 
祝好 
　　　　　　德瑞 十二日 
　　转上陈小姐给你的信一封。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深夜，我同我的几个亲友登上从天津开往香港的大客轮，这是属于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云南号”，应该是被称作豪华客轮的。我们这些年轻人心里充满着爱国激情，急于离开沦陷区，那些表面上仍然歌舞升平的所谓“租界”迟早要被日本鬼子占领的，不安全的预感迫使我们的家长们不得不同意把子女送到被认为是安全的地区，而我们所向往的是自由。因此我们兴奋甚至于相当开心地向码头上含着眼泪的母亲们挥手，大声说：“再见！”开船后，一些日本人也在挥动着彩带，大叫“沙扬挪拉（再见）！”我们觉得恶心！ 
　　这是卢沟桥事变后整整一年的事，我还没有来得及在家里欢庆我的十九岁生日，就这么离开了，丢下我那被我称作“金丝笼”的家，我的宝贝唱片，我收藏的各种画片，还有各种大小的洋娃娃，当然还有十分珍贵的巴金的十封信，还有早已在信封上编好了号码的用缎带捆住的共四十封的另一扎信。谁会想到我会在十一年后才能回到故乡，谁又能够预测到未来的命运：我从此永远失去了那些信！ 
　　我至今仿佛还能听得见我在昆明所居住的木门外面滂沱大雨击打着门板的声音，那时我挺开心，当雨水从门缝窗缝中漏进来时，我和堂弟唱着当时美国流行歌曲《我在雨中唱》，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这些被纳入“平津流亡学生”来昆明的多数是报考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联合招考的中学生，还有不少湖南长沙临时大学、比较早些从平津一带随校撤退的流亡大学生也陆续到来，大家都是头脑中塞满了爱国激情的理想主义者，我们这一批从天津出来抵达香港后又住了十天，等着乘法国邮船到安南（越南）海防，然后坐上没有座位、只能坐在地上的“闷罐车”（四等火车），每天天不亮赶上车，傍晚又疲惫不堪地下火车找住宿的地方。我从豪华客轮的“大餐间”（即头等舱，伙食是西餐，每天晚上大厅有舞会）转乘法国邮船的二等舱，到了海防后由于我们几个所谓银行界的小弟不愿过特殊的生活，而且离“家长”们越来越远了，便和船上认识的流亡学生和两位老师一起在海防最高级的商务酒店（那是中国银行安排的）只住了三天，然后到河内时便住进一个中级旅店，入境后干脆一起住十分简陋潮湿的小店。在进入云南边境时，我们感到又回到祖国的怀抱里了，一看见国旗，便从闷罐车的又湿又脏的地上跳起来，每天从清晨起盘坐在地上直到傍晚，那种疲惫，那种晕乎乎的感觉一刹那全消失了。我们对着车厢窗外的云南大兵激动地唱起一连串的抗日歌曲。 
　　抵达昆明后，在滂沱大雨中有个南屏大旅社派人把我们安置好，这里的女主人被人称作刘太太，一位云南军长的遗孀。她很有文化修养，一直为青年学生（包括地下党）做一些她认为该做的事。全国解放后她是全国政协委员，当然在“文革”时不可避免地遭难，落下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但在那个时代，她带给我们这些被昆明雨季淋得湿漉漉的十八九岁大孩子的关怀是类似母爱的温暖照顾。 
　　从南屏大旅社搬出来后我们凑几个人找到小西门内有一条叫蒲草田的小街，搬进一所具有真正云南风格的有两层楼四方回廊的深宅大院，不到一两个月，我们又散伙了，不是闹不愉快，而是几间房的房租只有我和堂弟能对付。那里的女主人特别喜欢我，大宅的“老爷”（也姓杨）好像是鸦片烟鬼一样，不大出面，杨太太则每天下午在家里至少约一桌人打麻将，到宵夜时还常叫她的丫头给我这个被她另眼看待的“杨小姐”送碗馄饨或什么点心，一转眼就让我堂弟吞下了。让我觉得很滑稽的是她问我：“你是不是白杨的妹妹？”如今我回想起来总还是觉得那里一切真像电影一样，包括房子和人。不久我们姐弟便被同船认识的北平艺专的郑颖孙老师带到了大西门内的青云街。我和我的堂弟住在那所宅门的门楼下面用纸和竹条隔开的两个小屋，现在被叫作门面房。两个小屋一共不会超过四五个平方，晚上门窗得上门板，点上油灯。生活是简朴的，但我却觉得好自由！ 
　　那时的生活真是新鲜又充实，我们并不觉得艰苦，而且嘲笑那些怕吃苦的“哥儿们”。我们这一帮年轻人还兴致勃勃地筹备百人大合唱，排练没有几次，却被一个月后昆明遭到的第一次轰炸闹散了。 
　　我还加入了青年会的漫画班，因为绘画本来是我的理想事业，只是母亲不允许而已，虽然她从来不反对我画着玩。后来我又开始给昆明抗敌文协办的诗刊《战歌》投稿，写了几首抗战诗，跟穆木天、雷石榆、罗铁鹰这些诗人一起开座谈会，吃小馆，这都是我在天津不可能享受的“我行我素”。才到昆明不久我们便学会了和当地人对话，见面就说：“你家请啦咯？”（你吃过饭了吗？）然后每次回话称是时，就使劲说：“使勒么！”（是的啊！）我们比赛谁学得地道，结果往往是我。即使是昆明的样样小菜都辣得我们呼啦啦地吸气，淌眼泪，也还要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硬吞下去。搬到青云街后，住在后院楼上的沈从文先生带我们去羊肉馆吃滚烫的“口条”（羊舌头）和“灯笼”（羊眼睛），这我可没办法咽下碗中那一只只对我瞪眼的“灯笼”了！沈先生却对我笑眯眯地说：“少男少女要勇敢些，没吃过，也该尝尝。”我摇摇头，坚决不吃。 
　　那时候昆明没有高楼大厦，我们迷恋上昆明的云、树、山和水，还有那几个庙宇，西山上的“龙门”，城里金碧路上竖着的“金马”和“碧鸡”两个大牌坊……我们这些在租界里长大的孩子们都觉得一切美极了。至今仍在梦中萦绕的似有经典的莫奈油画风格的翠湖，那一大片泛着涟漪平滑如缎的滇池都可入画，可惜命中注定我不能走上绘画的道路！ 
　　我多想考进已迁到昆明的杭州艺专去圆我的绘画之梦，但是我必须进西南联大。我怕考试，特别怕数学，可是人家告诉我不用考，因为我在一九三七年中学毕业时已经顺利地“保送”进南开大学中文系，当时只考了作文和英文，这本是我的“强项”。所谓“保送”也是我们学校订的规矩，是看高中三年课程平均得来的分数够一定数字就可以保送到这个或那个大学，于是我就算是西南联大的“复学生”进了外文系。因为我在一年前已考上了中文系，这样我就有了N．2214的学号，我一向记不住数字，但这个学号由于T字号（清华）和P字号（北大）外文系诸位学兄出于优越感常嘲笑我这个小小的N字号，我就记了一辈子！ 
　　九月份我该是真正满十九岁了，没有想到过生日，也不想什么“寿面”，在家里似乎也没什么喜庆场面。然而在昆明，我真觉得我是大人了，我们在等待着变成大学生。西南联大是学者名流荟萃之地，生活再艰苦，也无所谓．雨季过后秋高气爽，我们也玩够了，逛够了，忽然在“九·二八”这天昆明遭受了日本鬼子第一次大轰炸！这场轰炸影响了联大的开学，有一颗炸弹落在校址附近，先搬到男生宿舍的一个个男生和老师们灰头土脸地往外跑。和我们同船一路同行的一个男生的全部行李都炸光了，过了几十年，他对我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在冬天来到之前，我和我堂弟特地到裁缝店给他做了件棉袍御寒，他还照了张照片送我们……我都早不记得有这回事，只永远记住了那一天大轰炸的情景。 
　　我们和郑颖孙先生是住在门楼上下的，所谓楼梯不过是一个窄窄的木梯式的楼梯，是郑先生发明了倒退着下楼，下面给我们姐弟住。那天早上警报器一响，我们根本没当回事，不过到后面大院里向天空张望一下，住在大院一排正房的杨振声先生和子女也出来了，住在他楼下面小间的沈从文先生也慢吞吞地下了楼。沈先生是经历过战争的，这位表面上文质彬彬的戴眼镜的白面书生，在少年时看过四百一十个人头和一大串人的耳朵的军队小文书满脸毫不在乎的神气。这时住在后院的被誉为为父报仇的“义女”施剑翘女士和她准备上大学的弟弟也从后面跑过来了。沈先生向我们几个年轻人介绍了她，开着玩笑要她给我们讲述当年在天津如何利用念经拜佛时枪杀孙传芳的故事。当时没有一个人惊慌失措，只一味诅咒着小日本可恶之极！直到三架敌机突然在天上出现，飞得很低，我们眼看明晃晃的炸弹随着极为刺耳的尖锐的哨子一样的声音猛地落下时，施女士带着天津腔调地喊了一声：“我的妈呀！”便跑回后院，我们倒没有她那样恐惧，或许我们看过不少美国战争片，或许我们根本没想到轰炸后的惨状，只会连声咒骂小日本不得好死！ 
　　从此只要看到大西门城楼和所有的城楼上面挂了红灯笼，警报器就开始响起来；先是长长的，到紧急警报时，就呜呜地不停，响得人心烦意乱。我们和沈从文先生同样不赞成每天一大早出城去“跑警报”，城楼上一挂灯笼，城里的人家就喊着左邻右舍：“挂灯笼喽！鬼子又来整啦咯！”沈先生认为是浪费大家的时间，炸弹掉下来没什么了不起！还为此写过文章，跟杨振声先生看法不太一样，沈先生当时是一个人住着，家属还没来，而杨先生儿女都在身边。沈先生为了跑警报这件事不愉快，他们两家本来是合伙过日子的，找了一个云南女人为他们烧饭，有天吃午饭后，杨振声的女儿悄悄告诉我：“今天吃饭时沈先生跟我爸爸说着说着，忽然哭了，把我们吓坏了！” 
　　一场不愉快很快就化解了，在我们尊称为“三姐”的沈太太张兆和带着小龙朱和抱在手里的小虎雏来到昆明后，为了一家四口的安全，在响警报之后我们都陆续出城“跑警报”了。虽然据我的回忆，“九·二八”之后轰炸次数不多，我们空军还用高射炮打落了一架敌机，在大成殿大院中供百姓们参观、咒骂，的确是很令人激动的事，我为此又写过一首诗在《战歌》上发表。谁也没想到联大开学后我们搬进大西门外农校的西南联大临时校舍后仍旧是一听警报响，就夹着书本出城，有的老师索性在城外找个山沟附近上课．那时除了所谓“陪都”山城重庆修建了防空洞，（因此后来山城里有过一场空前的大规模的窒息死亡！）在昆明、桂林等地都没有修建，城外只有荒野山坡，和过去打内战时留下的所谓“战壕”。由于桂林遭受滥炸，我担心巴金先生和他的女友，或被戏称为小女朋友的陈小姐的安全，也打过“安否？”的电报，他写了篇首这封信，不乏幽默地讲“每次不过强迫我们游山”。那时的巴金虽然和我已经通了三四年信却并未见过面，直到一九四〇年八月巴金第一次到昆明去看他的“陈小姐”（即萧珊）这才见到我。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四一年他在昆明大西门内金鸡巷暂住时，我和赵抱着孩子也从城外岗头村进城住一两天，晚上我们好几个人在黯淡的油灯下“摆龙门阵”，巴金给我们讲桂林的滥炸，那时昆明在一九四〇年也遭过滥炸，似乎一切都司空见惯了，我还记得他一边笑，一边又拿我开玩笑，取笑我如果去了重庆一定不敢坐那种两脚腾空像飞下山坡的黄包车，还有抬人上山的滑竿，还笑我一定不敢吃四川的“红油抄手”，我还反驳说：“我当然会吃辣的！”那时候我们都有过那样强烈的信念，心里都燃烧着火炽一样的爱国热情，毫不在乎多艰苦的生活。的确我的生活越来越艰苦。一九三八年晚秋我们女生还能住进农校外一座小楼房里，表面上比在青云街生活条件好些，但是楼下一大间住了十几个女生，睡双层木床，开始时我还认为也很有诗意，那一盏盏油灯可以自己添置，但木床木缝里的臭虫之多当时却是我从未见过的，一天夜里一个四川女生大声尖叫，她说耳朵里爬进了臭虫，我们都赶快起来，点上油灯，她大哭大叫，这个富家小姐在想她的妈妈，我们中间另有一个似乎有点经验的，不知怎么竟把那只臭虫从耳朵里引出来了。第二天我们十几个人半夜里起来捉臭虫，结果战果辉煌，捉了共四十只！第二天我们从燕京大学来的女舍监很有魄力，把我们一古脑儿搬到农校内上课的教室中住了三天，所有我们睡过的木床全部用开水浇灌。 
　　但是到了冬天，我们便发现昆明也不是那样每天“四季如春”，我们这些习惯北方的大火炉或暖气汀的“宝贝”们开始想家了，晚上就会想到，若是在家过年多好，有那么多好吃的，一星期还能看一次电影。我们常会用棉被捂着脸悄悄地流泪，还以为这就是书上说的“未作过长夜哭泣的人不足以语人生”。这些多少都读过一些世界名著的少女们自以为多愁善感，但是正如巴金信上提醒说：“出门不久的人总免不掉这一套，以后在外面久了，新的环境会使你渐渐忘却了旧的。”我其实也并不寂寞，我的上铺原是我在小学不同年级的同学。我们当然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包括爱情。至少昆明天空的云彩就让我们这些在城市的喧嚣中走出的孩子们赞赏不已，在空旷的农校大操场上，我们喜欢从宿舍里搬两只木椅出来，傻看天上的月亮或一块块各种形状的白云掠过。月光下的人总是很美很美的。我多想拥有一支画笔！我们都喜欢说：“快看那月亮旁边那颗星！”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是颗星，傍依着我们心中的“月亮”，然后我们的眼眶开始湿漉漉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揪心的感觉，这正是生命中开花的年龄经常会发生的事。 
　　有一个晚上，从北京来的福建籍女生陈和我在晚饭后洗了头发，两人坐在操场里呆望着天空。她当然不是上海爱国女中的那位以后被人称作“萧珊”的“陈小姐”，这时萧珊还没有到昆明，那些天她正在跟着她崇拜的巴先生在桂林城外转悠，被敌机逼着“游山”。这个“陈”和一个正在香港编文艺副刊的人的妻子“王”后来都寄住在青云街沈先生那边楼上，“王”一直被她爱人亲昵地称为“小树叶”，她们都和我住在同一间宿舍，这时“王”在屋里写信，我和“陈”在操场上一边用木梳梳理出湿湿的头发，一边悄悄地谈心。她爱上了一个世俗绝不允许他们之间有爱情的人，我也在日夜等待着那个写过四十封信的人有一天突然出现。“陈”说：“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办？”我至今还记得她轻轻地叫着我的名字时的叹息，我在梳理着我额前的一排“刘海”，梳下的水滴和我的眼泪也分不清，我说：“我不知道，我好想家，我想回去！” 
　　于是我们各自掏出抽纱绣花的细白小手绢擦拭着流下的泪水，然后又叹着气把椅子搬回宿舍。“陈”又在写她的情书，“小树叶”更是每天晚上写着长长的情书，我没有情书可写，只能写信给巴先生诉说我患了怀乡病，又抱怨生活太苦，吃也吃不饱；过了几十年，在上海巴金的大客厅里，巴金还对老朋友们笑着说起我当年真能写长信，他说：“她可以一封信写十好几张大信纸！”说完大笑！ 
　　现在还会有当年我们那样的中学生读者？似乎我们那时所追求的向往的一切，现在已经无法被年轻人理解了！作者和读者，还有编辑之间本来是最能够结成深厚的友谊的，应该是无话不谈，而不是为了什么功利！今年我重新翻阅我所编的巴金给我的六十封信（《雪泥集》），看到老友黄裳兄的题签，想到老友辛笛兄受苏东坡的诗的启发所起的书名，如今离这本小册子出版又过了十四五年，我们这些被沈先生在几十年前就提示过的“我和我的读者都将老去”的白发苍苍的人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岁月流逝，我们那个时代早已被淹没了！只有记忆永远不会被冲走，留下来的声音总会在记忆中长存。怀旧的情思常常被逝者的声音唤醒，泛起了心底沉淀的记忆，这种感觉是相当苦涩的，我们这些人度过了多么疲惫又多么丰富的一生！那个指挥着我们百人大合唱，练着根据世界经典歌剧《阿伊达》改编的进行曲的李抱忱先生在“九·二八”大轰炸之后便匆忙离去，前几年听说已在台北逝世。那位在青云街楼上躺在他在安南买的绳床上摇晃着对我倾诉他的封建婚姻的郑颖孙先生也早已作古，还有慢声细语督促我勤奋习作的沈从文先生，不苟言笑的杨振声先生，还有那位同沈先生一起在青云街楼上埋头书案编写教材的严肃极了的朱自清先生……他们以及与他们同辈的长者都一一离去，有的在现代文学史上永远留下了他们的姓名，而我们这一代，曾是当年的少男少女的学生也一个个如秋天的落叶纷纷。梳理着湿漉漉长发的“陈”始终没有嫁人，孤单地生活、孤单地死去。有一年冬天我由“小树叶”后来的伴侣陪着单独去看“小树叶”。快四十年没见了，她早已被红卫兵迫害成活着的死人，躺在房屋中一张垫着棉褥的木板床上，不停地翻动着双腿，根本无法用棉被盖住她的双脚，她瞪着眼，嘴里发出狼嚎的声音，她当然不认识我，我当时也没有流泪。过了半年她死于肺炎，我从杜诗人的信中得到了这个消息，庆幸她终于得到了真正的解脱，这时我却止不住我的泪水。如今对“小树叶”负疚一生的人也走完了他不带地图的旅程，而萧珊在二十九年前的“八·一三”那天永远离开了她一生崇拜维护的巴先生！但我却还活着，令人惊异地经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么多羞辱，也还能平静地等待着走完生命最后这一段路。现在重读这些信，我忽然感到羞愧，为了自己曾经是个那样任性的女孩子，从一九三六年起在给巴金的信上一味地抱怨巴金不鼓励我走觉慧的路，只叫我忍耐，要好好读书，等到我离开家之后又在抱怨生活艰苦，苦苦地想念过去舒适的家。我当时并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提醒，暗示我抓紧时机好好读书，不要放任感情，我并没有做到这些。是不是因为我一旦飞出了那个充满旧礼教的环境便如一匹脱缰的小马从马厩的栅栏里跳跃而出，开始欢快地奔跑起来，以至于后来跑乱了步子跑进了一片迷茫的荒原？！ 
　　那时候我还没听过德沃夏克的歌剧《水仙女》中鲁萨尔卡的咏叹调，我们只会在月光下痴痴地望着月光唱着刘半农和赵元任的名曲：“……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他！……”但是过了六十多年，在月色如洗的深夜，我躺着，望着透过窗帘流泻进来的那一道月光，多少故人缓缓地在月光下走近又走远，好像还听得见那些看见月色就想哭的想家的少女们的笑声和悄悄话。第二天我翻开了巴金在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写的信，那时他写字已经有些困难了，只能“一笔一划地填格子”，他在信上说：“想想写《雪泥集》那些信函的日子真像在做梦。” 
　　是的，岁月的流逝使我们年轻时崇拜的巴金在被病魔折磨得力不从心时也感叹了。我真想告诉他，我还是每天做梦，却没想到在人变得衰老时，梦醒之后恰如满地落英，即使绚丽多彩，却再也无法捡起，只能依稀记得昨夜见到他，或是她，在梦里又找到那些失去的信，又继续写信，写诗……当我每次听德沃夏克的歌剧《水仙女》时，当鲁萨尔卡凄婉地唱着“啊，月亮留下吧，留一会儿吧！告诉我，我的爱人在何方？”时，我总会泪水盈眶，真想痛快地哭一次，却必须忍住，是我自己说过：“怀旧是一种奢侈。”但是，为了那些不该早逝的人，为了我们永远不会实现的梦想，为了那些一生被命运抛来抛去的已故友人，为了那几个在月光下呓语的“已故少女”，也为了所有早已滑过翡翠年华的老友们一个个碎梦难拾，我还是无法摆脱“怀旧”。当我重读这几十封已经纸张发黄的旧信时，我珍惜它们居然能逃过一个个劫难，使我有可能将一个伟大的、已达九十七高龄的作家，和一个微不足道的年过八十的读者长达六十五年的纯洁友谊展示给所有的祝福巴金的人。

　　本文选自《青青者忆》，杨苡／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往期文章 点击打开

↓ 点击阅读原文浏览总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