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自叙：抗战初期

┃Personal History

篱槿堂自叙
抗战初期

© 赵俪生／文

赵俪生、高昭一夫妇

一．太原

　　芦沟桥事变后12天，我悄悄锁上我宿舍（6院720号）的房门，将钥匙交给工友老关，只携带随身换洗的衣裤，从清华园车站搭上平绥路火车，于黎明时到达大同，恰逢开往太原的长途汽车班车尚未发车，我连忙搭车，于日落前到达太原。 
　　事情是这样的：清华园这座恬静的园林已经叫人住不下去了。自芦沟桥炮声打响以来，若干江南籍的同学，特别是家里有钱或做官人家的子弟，都接到家里的叮嘱，物无巨细，统统包装起来：“回南”。仿佛北平已成异域，他们这次离开就再也不要回来了。学校呢，表面装出绝不南迁的姿态，但实际上，图书馆的善本书在装箱，电机馆、机械馆、航空实验馆里的珍贵仪器也在装箱，白天不装夜里装，每当夜深人静之时，砸钉之声响彻在大楼里，好像小时候听大地主人家入敛时的声响。总之给人一种印象，北平已经可以不要了，随什么人要占去就让他们占去吧，中国的地面大着呢。 
　　至于到山西，也有充足的理由。当时在全中国，山西是向“抗日救亡”开放得最宽的一个省区。在这里，不能不从阎锡山说起。 
　　阎锡山是一个军阀，统治山西多少年的土皇帝。但他和别个军阀比较，有个极大的不同，他善于思维，善于出新点子、新花样，善于应付新局面。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左”倾盲动之下，曾向东“侵入”过阎锡山的“领地”。林彪、徐海东、刘志丹都曾率部进入山西，在洪洞、赵城、中阳、石楼一带与阎军曾有接触。晋军是有名的两支枪的部队，一支步枪还有一支大烟枪，这么腐朽怎么能打仗呢。这时，陈诚等的中央军也插进山西来，大大搅乱了阎的“地方主义”。当时阎说，他是“踩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他先组织一个社会团体，叫“主张公道团”，简称“公道团”或“好人团”。它的团歌中，说什么共产党来了，“不论贫富都难逃”。 
　　这看得很明白，他企图挑拨穷人和富人团结一起去反共，这是很险恶的，但也是徒然的。因为地主和贫雇农间怎么能在反共上团结得起来呢？这个团体很快就臭了。阎锡山又开始组织第二个社会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当他着手组织这个团体时，形势又变了一步。共产党的信使周小舟，已往返于延安与太原之间了；以薄一波为首的大批平津学生来到了太原，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者相当于共青团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队员。新鲜的血液注入到旧的血管里，自然就生气勃勃起来。在八年抗战中，“牺盟”建立了新军（决死队），建立了部分新政权，所以一旦日本投降，这股势力就成为八路军的一支强有力的辅助力量。 
　　我到山西来，是参加“牺盟”的训练班的。从清华的“民先”，已经派遣过不止一批的受训者了。其中有著名的凌松如（烈士）和纪毓秀（女），我的中学同学王承鸿，还有戴新民（女），他们受过训已经是指导员或更高的领导者了。还有王玉发，传说他在太原和托派头目张慕陶有接触，被遣返回清华。半年前，“民先”派遣的名单上就有我，可是当时我正在译一部苏联小说，腾不开身。现在译稿全部杀青，寄给上海沈雁冰去了，所以我就到太原来报到。 
　　山西是我离开山东后接触的第二个省区（北平虽在河北省内但它是特别市，所以到北平不等于已经接触到河北省），并且一直在这个省内工作了三年，所以我的脑海内一直在盘桓着山西与山东的比较。山东人口多，当时黄河正在决口，真是一片“哀鸿遍野”的景象，乞丐到处皆是。山西，人们一面在骂阎锡山反动，一面也承认山西境内没有叫化子，老百姓中也有穷的，但大家日子过得很安定。我常常想，这两个省跟历史上的齐国、晋国有没有关系？怕是有的。齐国自管仲以来经营工商业，所以后来的山东人眼界较宽，生活能力强。但缺点也有，也就是历来古书里说的，不免有点“夸”，还有点“诈”。晋国当年以“兵强”著称，宋、元、明清以来除晋北人还有点英武镖悍的特色外，晋中、晋南人全很绵软。晋中人经营金融业务和高利贷，钱庄和票号都是他们办起来的，他们这里俨然成了北方资本家的发源地和集中地了。语言情况也各别，山东话基本上还是“中原音韵”，不会发入声；山西人是不是当年晋国执行“远交近攻”政策、派遣大批人才支援越国，把“南蛮鴂舌”输入进来了，至少晋中人是会发入声的。住房也不一样，山东除地主住瓦房外，一般是麦秸房顶，很简陋；山西人住窑洞，贫户是土窑，像晋中大商人住的却全是一挂一挂的砖窑，加以油漆，也十分气派。山东人的村庄是平面的，山西人的住处则是一层一层的，高高下下。下一层的房顶就是上一层的场院，记得我们的侦察兵把手榴弹插进下一层窑的烟洞里，把底下住的日本兵全炸死了。 
　　我到太原国民师范报了到，就立刻发给我一套灰粗布军装，一根皮带，一副绑腿，编在第十连（记得第十一连是女同志，第十二连是俘虏的“红小鬼”）。吃的蒸馍莲花菜和土豆。上午下午全是下操，中午还有一小时的“抗热运动”，即大家整队蹲在操场上让太阳晒。军官还是晋军的旧军官，有时也行些打骂。但不管怎样，当时“抗日救亡”的气氛是高的。予生也晚，赶不上1925年广州北伐，1927年武汉分裂前的那种大气氛了，但1937年太原的抗日救亡的大气氛却是刚好赶上。记得我们大家到郊外操练回来，通过首义门的城门洞，高唱着山西的救亡歌曲，有一段是：

　　到前线去，大伙儿一起！驱除我们的敌人，出中国去，今天是被压迫的民族，明天一切属于我们自已！自己！

　　这真是具有时代性的一段歌词。记得1978年秋，上海一个电影公司要拍敦煌和常书鸿的片子，要一个像是学者那样的常书鸿的访问者，用京剧说就是找一个“里子”，找到了我。这位总导演是山西人，说起来恰好和我同时在国民师范受训。片子拍完，摄影总技师是山东人，找来一瓶白干，三人痛饮，酒醉后总导演就和我一起高唱起这首歌来，一遍一遍，热情无法控制，使敦煌的女招待员大为惊恐，担心我俩都疯了。不想这首歌在41年之后，还有这么大魅力。 
　　可是事情又生了枝节。我母亲在青岛，为了避开日军可能攻占青岛的炮火，要将青岛的家搬回老家。这时大姐姐、二姐姐早亡故了，三姐姐也出嫁了，只剩下四姐姐和母亲二人，搬家有困难，所以写信来叫我回趟山东。我考虑，我是唯一的儿子，于是就向牺盟会和民先队请了假（这时“决死队”已开始筹组，我也报了名），经由石家庄、郑州、徐州到济南。这时方才得知母亲已迁回老家，于是再往老家奔。记得当时济南开往青岛的火车是空的，只有一家往青岛奔丧的和我，可是这列车返回时却拥挤不堪了。这说明，人们都认为沿海为危险地带，所以都向内陆跑。我回到老家，与年已花甲的母亲团聚了22天，没想到这是母子间最后一次的团聚。9月初，我又告别母亲出行到济南。这次是告别，是永别。五六年后，母亲就在沦陷区病故，终年67岁。我连奔丧都是不可能的。

二．长沙

　　从老家到济南，就遇上“平津流亡同学会”的许多熟同学。原来他们是晚一步、日本军队已经进驻以后才搭轮船到烟台的。这些男女同学，一旦离开学校，离开组织，不管曾经多么革命，现在骤然间自由主义化了，成为一些无拘无束的小布尔乔亚。举两个例。 
　　我的朋友郑庭祥的未婚妻宋守莲，在齐鲁大学医学院肄业，当时我们三人再加宋的一位女同学，四个一起逛大明湖，划船，在齐鲁小卖部赌吃冰淇凌，谁吃得最多谁可以不付钱。北大的诗人鲁笛（后改为陆平）和他的女友请大家到小布政司街沂州小馆去吃“馓”，这是一种用鸡汤煮的大麦仁粥饭。他的女友即席伸出她的胳膊，叫每个人在她的胳臂上签名。推却不过，我也用自来水笔签了“冯夷”二字。事后想起，在软骨隆咚的人的皮肉上签字，至今还不禁毛骨悚然。 
　　我也遇见了王逊，他本是济南人。不久前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明日的园子》，说半夜以后，有咸丰朝伺候王爷的几个宫婢在树丛里窃窃私语，说日本兵已经驻进园子里来了，还在体育馆里养马。后来日本人果然在体育馆里养了马。所以我们把王逊叫“预言家”。当时他的旅行伙伴是任泽雨，任的父亲是武昌地方法院监狱的典狱长，他邀约我们到武汉，住宿可以在他家里，有时还可以吃饭，以节省旅途开支。他们说，到武汉停一停再去长沙，看一看北大、清华、南开合组的临时大学，可以上就争取个毕业，不可上时再返回北方的交战区，亦不为晚。于是我们三人结成伙伴，在郑州又遇上山西五台的同学赵继昌，四个人一路下湖广地面上去了。 
　　人的眼界是不断开扩的。小时候不知道“山”是什么样，十岁从黄旗埠坐火车，开出一站是蚱山，还没有陕西汉唐皇帝的陵墓那么大的一个土疙瘩，但那是我见到的第一座山。到青岛，看见了大海。到北平，看见了皇帝的宫殿（这地方要叫我住我会感到很不舒服的）。现在到了武汉三镇，真是令人胸襟不禁大大开扩。当时中国航空员与苏联航空员并肩与日本飞机进行空战。由于战争刚开始，人们对轰炸的惧怕心理还不重，我们坐在轮渡的甲板上从报童手里买过《新华日报》，一个字一个字细读上面三版连载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这时头顶上正有架日机中炮，一溜烟扎下来。心里油然地觉察到，真是面对到大时代、大场面了。想起《桃花扇》里写明末左良玉镇守三镇，“想俺左良玉镇此名邦，好不壮哉！”我当时也油然有了“壮哉”的感受。 
　　“壮哉”之外，也还有小实惠。譬如北方人总是吃面条，到武汉就尝起米粉了，四个人叫一锅子，又叫“锅面”。还有就是街上到处有卖莲子的，热热的一小壶给你倒到碗里，加一块桂圆。几十年后我又到武汉，满街上找这种莲子，已经找不到了。 
　　到长沙，一进小吴门韭菜园临时大学的校园，就碰到朱自清先生了，他说茅盾先生几次打电话问我报到了没有，仿佛有什么急事，他还把沈的地址告诉我，还说沈的住址很保密，不可传扬出去，他不愿接触过多的人。我按地址去找，在郊区一位教授的二层楼寓内找到了。当时鲁迅已经过世，茅盾算文艺界的头号人物。他瘦小，不多说话，说话冷冷的，不流露感情。身上裹一件皮夹克。从外表看，他很像个特工人员，而实际恰恰相反。他告诉我，我的译稿他收到了，转手交给了王任叔（巴人）先生，已编入“大时代文艺丛书”。再多的话他一句也不说了，我只好告辞了。三年后，我在陕西乾州中学教书，他在重庆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我们之间又通了十几封信，信和谈话不一样，有些儿热情。当时他使用的姓名是沈今甫。可惜这些信，为了躲避特务搜查，统统毁掉了。 
　　我们考入了一个“乡村服务团”。同时考入的有韦君宜（魏蓁一）、程之平（骏声）、周荣德、王修（王谦益）和我。韦和程是共产党员，他们报考，怕是党的指示，表示对党外人士的事业也要支持。这个服务团，是“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办的，领导人有晏阳初、瞿菊农、熊佛西等，全是名人，特别是晏，大声讲演，声色俱厉，俨然是一位大人物、大政客。他还邀湖南省主席何键来讲话。何上身很长，下身很短，身段有点像袁世凯，文化水平大约与韩复榘处于伯仲之间，说着一口诘聱的醴陵话。 
　　训练两星期，我和王修编入二分团，下到衡山县石桥铺。被安排在一位保长家的二层木楼上。场景揭开了：一清早我和王修下楼小解，顶头碰见一对老夫妻和一个年轻媳妇，三人一起跪在保长门口，看样子已经跪了一整夜了。问情况，他（她）们说，老夫妻的独子、新媳妇的丈夫被抓壮丁，怕跑掉，一直捆在保长的牲口圈里。我们到牲口圈里一看：果然。我们马上去找保长，保长还在睡觉，好容易叫醒，他说，“你们只是宣传宣传打日本什么的，其余的事莫管。这不是你们的事。”呜呼！晏阳初的“抗战服务”原来仅是如此啊。 
　　我们是这样想的：抗战不是单纯地打日本，应该借打日本的机会，多多少少把国内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松散一下，这样会发放出更多的能量。譬如像阎锡山那里，至少还有那么些条文吧，什么“赚钱多的要多负担；有财产的要多多负担；赚利息的要重重负担”，所谓“合理负担”三原则。不管这些原则在具体执行中还会打多少折扣，但无论如何“土皇帝”的条令是摆在那里了，而湖南“土皇帝”的理由却是“莫管”。你不把内部关系松散一下，你打日本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打得贏的呀。 
　　为此，我与王修跟第二分团的头头辩论了一场，那个头头不过是教会中一个唯唯诺诺的小属员。我二人看到这种宣传工作起不了什么作用，就在回到衡山县时脱离了这个团体。这个团体是有薪水的，记得是25元，我们干了一个半月，只拿了一个月的钱就走了。 
　　我决意回到第二战区。王修也决意与我同行。在北行前，我二人到了一趟南岳。在南岳市上，我头一次看到墙都刷成灰黑色的，窗玻璃上贴了交叉的纸条：这是防空的措施，听说蒋介石的“军委会”迁到了这里。我们从南岳市上了山，临时大学的文科各系就在山上，那一夜，我们和王逊、冯宝麟、邵森棣、查良铮聚谈了大半夜，次晨依依惜别。 
　　在长沙八角亭，我买了一块手帕。我是从来不用手帕的，有鼻涕用手一捋，随便哪里抹一抹就行了。我平生好友童书业，也有类似习惯。这次买手帕，心中默默有个想法。我想：我也是20岁的人了，论虚龄已是21，这20年我有一个精神上的靠山，那就是我的母亲。现在，母亲留在沦陷区了，我应该建设一个新的精神上的靠山，也就是说，应该有个妻子了。我要在第二战区找到这个人，把这块手帕送给她。 
　　“民先”湖南队部给我们増添了一位青年赖珮，于是我们三人结伴北行，直奔临汾。

三．离石

　　北方的气候已经寒冷下来。走到郑州，看到有很多军大衣在卖，老羊皮里、灰绿面子、绒领，每件不过十四五元。当时我袋中还有点余钱，就一次买了三件，每人一件，以御寒气。到临汾，在汾河西岸的刘村，“民先”总队部设在这里，我们遇见了总队长李昌（雷骏随，他是清华比我低两级的同学，湘西少数民族）。他分配我和王修，再增添一位比我们岁数大些的原中法大学学生吉喆，三人去离石参加“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长沙来的中学生赖珮另分配到一一五师学兵队去了。 
　　我们先搭火车。这时太原已经沦陷，火车只通到灵石县的南关镇。深夜，我们在南关镇下车，住进一家店里。这里，临战景象特别明显，就以店里的那条大炕说吧，若干伤兵已像罐头里的鱼一样摆在那里了，我们三个几乎是插进去的。创疼呻吟之声，不绝于耳。翌晨，有不少于三位伤兵已于夜中死去了。我们从这家店出发，步行五天，前往离石。 
　　一路经过双池镇、大麦郊、康家峪、中阳县等地，有一段遇见傅作义三十五军的军车，好心要带我们一段路程，却把我们带向偏西的西楼丛山之中了。这时，正好1938年开头的几天，寒风凛冽，刺人肌骨。但我们也总算领略了晋西，这里正是1935年林彪过河与晋军交战的地方，也是两年后决死二纵队与阎军“新”“旧”两军交战（所谓“韩钧叛变”）的地方。有时，终日奔波于荒山之中不见一户人家，黑下天来好容易找到一个单户人家，男人们都死了或者跑了，只剩下一个70岁老婆婆，苦苦恳求，老婆婆找出一点莜面做猫耳朵，蒸了蘸着柿子醋吃。莜面是燕麦磨成的粉，我从小说里得知，俄罗斯人惯用用燕麦喂马。 
　　离石，明、清时候叫永宁州，“一州管三县”，显然为较县稍大的一种建制。它的城池虽不大，但很坚实。它北邻临县，东邻汾阳，西隔黄河与陕西吴堡为邻，南邻中阳。有一条水叫三川水，是东川、北川、南川汇合起来的，别看是寒冷地带，我亲眼看见水面上游着鸳鸯。语言和饮食习惯有点与陕北类似，例如有两种食品是我到老来都想望的，一种是“钱钱饭”，是把黄豆一颗一颗人工砸扁，像小制钱似的，熬到小米稀饭里；一种叫“黄儿”，是用发酵的小米糊放到带盖的小铁鏊子里煎出来（山东的鏊子是大的，小米糊不发酵）。十字街上有一家很讲究的馆子叫“近古香”，做出来的菜和点心都是上乘的。 
　　“动委会”就设在这里。主任是续范亭。续氏家族传统以反阎著名。续范亭原是孙中山先生的部下，由于曾在中山陵剖腹自杀以示反蒋而名闻遐迩。组织部长是南汉宸，是做秘密联络工作的，在大学里他是经济学教授。人民武装部长是程子华，晋南解县人，跟关羽是老乡，他的十个指头在红军战争中不少于三根被打断了，他用笔写字有一定困难。宣传部长是李公朴，未曾到任，由副部长赵宗复代理。赵是赵戴文的儿子，燕京大学毕业，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红卫兵迫害跳楼自杀了。以上，就是“动委会”领导层的阵营。 
　　城南三里有个村庄叫马茂庄，在“动委会”领导下有个“西北青年工作团”驻扎在这里，实际上也是“民先”的晋西北队部。我、王修、吉喆三人就被分配在这里。这里的头头叫马寅，上海人，回族，年龄比我还小好几岁，人们说他是穿着豁裆裤破格入党的，此人后来仿佛是国家民族委员会的副主任了。我们到达前不久，从河南襄城调来一批女青年，年轻活泼，天真幼稚，叽叽喳喳地整天说个不完。她们的头头叫刘大学（襄城刘氏是颇有点文化传统的），有一些才华，一只眼从小就盲了，所以总戴一副墨晶镜。在这堆女孩中，又有一个刚从“动员宣传团”调来的，她就是我以后的终身妻子——高昭一。 
　　她是河北正定府的人，后期师范毕业，人长得不漂亮，个儿也不高，更说不上窈窕，性格有些生硬、别扭。但不晓为什么，我一上来就感觉出她比另外的女孩们深刻。我常给儿女们说，找对象不能全面要求，只有一点“配”上，就能过一辈子。截止到当时为止，我是个搞文学的，小有才，有一点肤浅，也有相当的骄傲。但我有一个优点，这就是童书业经常说，赵俪生“服善”。看见谁有某个优点，既不贬低也不抹煞，而是不断地称道。高的优点，就是她比我早涉足于社会科学，早接触到政治经济学，譬如，她当时已读过高岛素之的《资本论大纲》，而我则不曾。当然，我也读了满肚子的高尔基、绥拉菲莫维支，她也不曾。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嘛。 
　　我们俩有两次较密切接触的机会。一次是被分配在一起编一种油印小报，拨一孔窑洞，炕上一个炕桌，我二人盘腿对面坐着编报。另一次是被分配到城北四十里大武镇（这里是西晋末匈奴酋长刘渊即帝位的地方）去办一轮“农民训练班”，给一批选拔来的农民讲“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业后他们回去组织农民救国会。离石有好几个区里的农救会是非常出色的，人干着这个工作一方面感到很累，另一方面感到比在湖南何键底下工作过瘾多啦！这是动了一点“真格的”嘛。上课之余，还给民兵教歌，这是高的事，我浑身没有一颗音乐细胞，只是陪陪而已。记得她教的一首歌的头一句是：

　　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

　　当时我想，多么难记的烦冗的歌辞呀。几十年后读外国人索尔兹伯里的《长征》，才知道这是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在毛尔盖作的曲，这时延安整风尚未出现，文学语言大众化尚未提出来，所以这首歌的知识分子气息还很浓厚。我设想，这也许是高昭一在太原国民师范十一连受训时跟十二连的红小鬼那里学来的。她教歌之余，也教我唱点昆曲《林冲夜奔》。北昆的集中地是河北高阳，距正定不远，所以她自小就有机会听白云生、韩世昌的演唱。她又教我唱一支民国年间的歌，叫《湖上招魂曲》，其中有几句云：

　　凄苦的湖上， 
　　雨斜风狂， 
　　没有渔火 
　　也没有灯光。

　　我特别钟情于这几句歌，到老来还一直唱唱。就这样，我们在工作中混在一起混长了，感情就自必由一般的朋友、同志的关系，向更高处发展。 
　　她是城里人，接触面比较广，且自幼丧母，在继母手下长大，就比我懂事得多，显得比我成熟。遇事总是她出点子，她带头，我跟在后面。我想，这样也好。不久，我们又调到离石县的“动员实施委员会”，这是一个比总“动委会”低一级的单位，但优点是能接触到基层。这机关设在离石县城内北城墙根的黑龙王庙里。主任是赵迺光（原名裕如），河南孟县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学生。他比我大几岁，所以同志们喊他“大赵”，喊我“二赵”。这时，王修也调来了，刘大学也调来了。女同志住正房（北房），男同志住厢房。有天，我到街上买了20根芝麻滚子，这是用麦芽糖卷起核桃仁、冰糖碴等做成的一种食品，请大家开个茶话会，宣布我和高昭一已经是夫妻了。 
　　用老式的看法，我们的成婚未免有点仓促，酝酿期太短，会不太成熟。但我们俩认为已经成熟了。这是战时嘛，宜于突击式。试想在正常时期，我们的结合会遭遇多少阻碍。要父母之命，要媒妁之言，要合八字，等等。就以属相说，她属虎，我属蛇，书上说“蛇虎如刀错”，那还了得？！但我们这一“错”就“错”了五六十年于兹了，足见相书上皇历上多是些无稽之谈。 
　　我从长沙八角亭买来的那块手帕，终究有了它的得主。

四．柳林和王老婆山

　　县动员实施委员会的工作分配开了。离石县五个区，城关区、大武区（县东北）、吴城区（县东）、柳林区（县西）、碛口区（县西北）。赵裕如和刘大学留驻城关区，高昭一和韩昌泰去了吴城，王修和刘兴邦去了大武，我一个人去柳林，碛口由当地青年薛玉龙暂代。 
　　听说柳林现在已独立成一个县了，已经高楼大厦林立。当时则还是一个区，不过工商业较其他区发达罢了。我手下有两个地方干部，一叫高如山，一叫王导昌（此人后改为王大昌，五六十年代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住在高如山家里，办公在一座破庙里，工作依然是办农民训练班，组织农民救国会，监督执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我这样工作了二十多天，日本人就打过来了。但就在这二十多天里，我还是碰到并处理一些事情。作为清华园中的一名大学生，到此地才算是得到了一些实际的锻炼。 
　　譬如康克仁的事。康克仁是康家峪的一个地主。土地不是很多，但在穷乡僻壤地方他就算个尖子了。一年前，最初号召组织农民救国会，康克仁有意见，他认为老财和受苦人怎么能尿到一个壶里呢，于是他另外组织了“富农救国会”，还挂了牌子。这行为当然不好，带有某些对抗的气味。但当时从陕北过来的以丁玲、吴奚如为领导的文工团，感染了很深的“左”倾偏向，他（她）们不作说服工作，直接下命令叫民兵前去一绳子将康克仁捆到镇上扣押下来。后来他（她）们一阵风走了，问题给我们留下。我们经过研究分析，在土地改革时期，康可以是“革命对象”；现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康就不应该是“对象”了，况且无论如何不经批准用绳子捆人，扣押不放，群众有反映，康也不断上告。我们呈请县里批准将康释放回康家峪，他愉快地参加了农民救国会。许多中小地主闻风而动，对参加农民救国会不再抱有顾虑了。 
　　正忙得不可开交，县里的电话打来了，叫紧急撤退。说日本军队自汾阳越过黄芦岭、韩信岭，以快速兵力进攻离石，并企图进一步控制黄河上通陕北的重地——军渡。县里叫我们先撤到碛口，再待命到集合地点集合。高如山、王导昌全是柳林本地人，家中的事还需处理。我就带上几个青年往碛口去。在碛口找到薛玉龙兄弟。当夜，就在碛口区公所住宿了。碛口这地方很别致，位于黄河岸边一个山包子上。路呈环形，绕到北面是临县三区，绕回到南面是离石第四区。黄河流在山陕峡谷之中，水势激荡。幼时读《木兰诗》，“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现在身历其境了。 
　　接电话，日军已经进了离石县城了，县领导单位都进入了三角地山地中，叫到山地中集合。清早出发，中午到一个大村庄叫骆驼局，县里的人差不多都在这里，县委书记张榘来了，动委会赵迺光来了，人民武装自卫队大队长阎志清也来了，他手下的几个连队也带到了山地中。我妻高昭一仓皇中乘三十五军军车回来，燕尔新婚，分别一个月，又聚首了。在那种年头，一旦冲散永远失迷的事是很多很多的，我们算侥幸了。 
　　当时的情景，真有点像《铁流》。部队质量极差，只50%的战士有枪，其余的只配几颗手榴弹，有些小鬼连手榴弹也没有，跟着走路。县里的工作人员把家属也带来了，老婆、娃娃、毛驴儿，……这样的队伍真难带呀，把个自卫队大队长急坏了。他的办法是，到一个村庄，首先严密封锁人们的来往，在附近村庄捕捉敌人的探子，同时派出我们有经验的侦察兵，出到各路侦察，我们听取回报，研究决定应战对策。这座丛山叫王老婆山，命名有什么依据，我来不及研究。山名新奇，村名也新奇，什么骆驼局、野狐局、蓝家山、上段段、下段段……十天光景，我们这个庞杂的人流就在这些乱山中转悠着，找寻敌人封锁线上的弱点，企图突围北去，可是始终达不到目的。日本重兵，驻扎在离石、军渡、碛口，呈三角包围。三角间的公路上，由蒙古德王手下的骑兵往返巡逻。他们已知晓，县里的主要人物都在山里，所以扬言要搜山、清乡、扫荡。我们突围突不出去，在山里又稳定不下来，这真把头头们急坏了。 
　　最后他们决定：外省干部（不能操地方乡音者），通过黄河上的筏子送往陕北；本地妇女儿童隐蔽在老乡家里，作为逃荒来的亲戚；只剩下较精干的武装人员，强行突围北去。按照这个决定，张榘、高昭一，河北人；大赵、刘大学，河南人；我，山东人，这五个人纯是外地口音，一旦被俘虏，日本人辨别不出，手下的内蒙人是辨别得出的，不好混过去，所以只有撤到陕北。指定碛口干部薛玉龙兄弟负责办理筏子和筏工之事，地点选中碛口以南、军渡以北的孟门、枣峁一带。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时值3月上旬、农历正月末二月初，我们准备过渡。两块大木板用粗绳捆成一只船的样子，两头各放一只酒篓，内装沙子，以稳住筏身。经决定，我、高昭一，一二○师的一位侦察兵三个人第一天过渡；余三人第二天过渡。当时上流飘下的大冰块甚多，对筏身的撞击力太大，终于两块木板被撞散了，我们三人一齐落水。幸亏当时距离西岸已经不远，那位侦察兵左手抓住我，右手抓住高，拖上岸来，浑身已灌满了冰水，鞋都被冰块冲走了。当我们光着脚丫子踏上沙滩时，感觉到沙滩热呼呼的。 
　　这里是陕西吴堡县的横沟村。“横”字地方语读“斜”，所以叫斜沟。陕北的老百姓真好，他（她）们看见筏子翻了，就跑来一大堆人救护。他们腾出一孔暖窑，让我们上上下下统统脱掉，换上他（她）们的内衣，然后把浸水的衣服拿走，洗的洗，烘干的烘干。第天，大赵、张榘、刘大学也到了。我们在这里休息四天，答谢了老乡们，向延安进发。

　　本文选自《赵俪生文集》，第5卷之《篱槿堂自叙》，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另见《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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