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之：粮票的记忆

┃Personal History

粮票的记忆

© 聿之／文

　　几天前翻腾抽屉，竟翻出阔别多日的几页粮票。对于本无收藏嗜好，且已经历一次迁徙的我来说，它们的复现足以让我忆起它们在当年的重要性，而重新鉴赏这些小小的票证，也使我看见不少当年未在意的东西。 
　　各省的地方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一样制作精良，不同面值的粮票除色彩不同，还绘有不同的画面，无非是大片的沃壤上一派丰收的景象，满载的卡车将这些粮食运往城乡，等等。细细想来，若是真的有这么多粮食，又何必要发这些粮票呢？还是北京粮票朴实得多，细长的一溜带花边：横的像块匾，是粗粮票，买棒子面使；竖着的像块碑，是细粮票，买大米白面。当年的人都爱吃细粮，所以竖着的更受人待见。 
　　我小时候，家长们特别忙，不是大炼钢铁，就是“四清”下乡，所以孩子们就往食堂一送，吃饱就行。我从小学一级起就吃食堂，可刚开始时并没有粮票一说，就是“钱”（后来叫菜票）：二分钱一馒头，三分钱一碗饭。吃完饭把统一制式的搪瓷饭碗往洗碗机里一扔，一会儿它就从机器那头滚出来，坠落在地上一个大笸箩里，慢慢碗都成了崩瓷儿的了。后来有了粮票面票，粮食反倒少了。 
　　大概是我二年级的时候，所有的孩子被安排在一个专门的食堂吃饭，有个师傅从大人们用餐的食堂把饭菜用桶挑到这个小餐厅来卖。师傅岁数不小，头上光光的，也说不上什么慈祥，勺头还特紧，尤其是菜里有肉的时候，所以不受孩子们欢迎。可孩子们也没办法不接受他，最多是躲在楼角齐声骂他“秃瓢秃瓢没有毛”然后逃走，当面绝不承认有过此事。 
　　有一回，秃师傅终于走眼了，把二两一个的窝头当一两卖了，于是当日中午大家都饱餐了一顿，而且谁也不想骂秃瓢了。可好景不长，师傅很快发现了错误，于是当晚重新算账，每个窝头要补收一两粮票。在去餐厅的途中听说这个消息，我们算是彻底懵了：晚饭只有二两的定量，补上去岂不只能饿肚子。在这个冬日的傍晚，我们又躲在楼角，希望奇迹发生，比如他因故离去，换个不知情的师傅。当日餐厅的灯光从窗子上透出，金灿灿的跟窝头似的；棉门帘不断被人掀动，灯光一缕缕泻出，多像棒子面粥从大桶舀进碗里。 
　　然而最终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饥饿把我们送到“秃瓢”的面前，他并不凶，只是不肯高抬贵手。我把惟一的二两粮票亮在手心里，说明我的窘境。他当然会让我回家再拿粮票来，可我告诉他，那时我恰好没有“家”，我已被忙于工作的父母送到工会办的寄宿制“少年之家”去了。 
　　记忆中我那晚并没有挨饿，师傅记了账说以后再算，而“以后”好像是工会的老师从其他寄宿的女孩子那里抠出了几两粮票平了账。但这真是我独自一人，直接面对饥饿威胁的一件事。对于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的一辈人来说，最苦也不过一九六〇年了。 
　　当晚若是我爸在，事情当然会简单一些，可是我要是吃饱了，他肯定挨饿。那年月，他有时也让我去食堂给他买饭，可从食堂到家的这段路，我始终要举着这馒头，这对我该是多大的诱惑！我当时大概还没看过《猪八戒吃西瓜》，但我的思路肯定和老猪很类似。我总假设这个馒头在屉里蒸的时候会与其他馒头发生粘连，而在炊事员拿这个馒头给我时恰好把它的皮粘到了旁边那个馒头上，于是我就心安理得地把一面馒头撕下来吃了。然后又有第二面、第三面和第四面……有时这个馒头整个外皮都被我吃光了。 
　　这种事情反复发生，但他从没有问过我，为什么我总是那个最倒霉的。 
　　后来我又赶上了“上山下乡”，由于算好了不去农村，到农场倒真的没闹过粮荒。最初去的时候，饭量猛增，当地蔬菜副食奇缺，因此三四十斤的定量也不够，所以也请家人寄些全国粮票来。但在我内心里，只是觉得换全国粮票手续繁琐，给家人添乱，也可惜了全国粮票里包含着的那半斤油。后来队里的知青姐妹们支援，加之当地草木丰茂，种下三五寸长一节的木薯杆，几年后便有丰厚的回报。至于那些木薯在当时的所有权性质，以及我们获得木薯是否经过领导批准的问题终算不上个大事，所以也就很少再向家里要粮票。 
　　然而粮票的流通大约是与社会的控制相关的，因此在乡下才知道粮票是不能随便领取的，即使在账面上说这些粮票指标是属于你的。 
　　一般说，那时每年大约只在回家探亲的期间，可以合法地领取到二十来斤粮票，因此这些粮票也显得宝贵。于是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慢慢也像当地人一样，到县城里去之前，从队里食堂称些大米用手巾包好，到街上的饭店、米粉铺吃饭时，也先将所需饭量的大米倒人柜台的秤盘里，算账时将米钱从总金额中扣除，颇费功夫。至于生产队到粮食局买粮，只需有个集体粮本，一伙人随着握有粮本的司务长，走进堆满大米的国家仓库，只管把米往麻袋里装，出门过磅。一时间购粮单位较多，七手八脚，有意无意地多搬了袋半袋的事也是有的。总之大家都是公有制，肉烂在锅里。 
　　印象中当时只有火车上吃饭是不要粮票的，而途中一些不大的车站上有一些农民会要求用粮票换鸡蛋、玉米、水果等吃食。他们多数是在站台另一侧的路基上，站上工作人员一来赶便做鸟兽散。当时他们大概是要三五斤粮票换十来个煮熟的鸡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他们开价过高。说起来颇不好意思之处在于，当时我们这些成伙的知青已经听说了大幅度降低成本的秘诀，这秘诀就在粮票上。 
　　到站台上出售食品的农民很少有文化，他们对粮票的认识和对钞票的认识一样，是靠对花纹与颜色的分辨，而不是对面值文字符号的识别。与钞票不同的是，人民币全国统一，粮票则各省不一。当地一斤票颜色刚好与我们下乡省份的二两票相似，因此完全可能在慌乱中搞错。由于蓄谋已久，我在路过省会城市时专门换了几张二两票，到达贵州、广西之间时，我终于成功地用小票换回了一批鸡蛋。交易过程是短暂的。双方先讨价还价，直到开车铃响起，价格才终于谈妥；然后是一手交粮票，一手交货，票货易手必须同时，否则很可能有一方在列车开动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利益渐渐远去。 
　　不少曾被称为“知青”的人有过这种经验，记忆里这些鸡蛋均是在一片欢快中被分吃完毕，然后便在打扑克的欢乐中将它淡忘。然而在今天，这种情形却常常被已不再是知青的我记起，而且我会强迫症般地推想，这些异省市的粮票在这些农民手上会产生何种结果。我有时也会给自己找到安慰，我会想这些狡黠的农民同样将它在另外的场合“倒”出去；我会想也许他们自认倒霉，将它撕碎，拌几句粗话抛入风里。但我还是觉得这种玩笑开得有些残酷，尤其是以后读了大学、再后来也忝为人父的我，听说一位颇有造诣的学问家，当年就因为伪造了几斤粮票翻了车入了狱，多少年华因此流逝了去，便更尝到了个中的滋味。 
　　八十年代以后人的饭量越来越小，粮票越来越多，但我仍然在年底的时候到粮店排长队，将其换成新年度的票证，似乎是要巩固某种权利。再后北京粮票成了在北京混饭吃的资格，外地民工一度很是需要，因而农贸市场上可以其置换各类商品。在付小保姆、小时工工资之外再添些粮票无疑也颇具人情色彩。但很快粮票就很不值钱了：也许一斤粮票可当三分钱吧，一斤鸡蛋便要到上百斤粮票。这时我便与妻非正式地讨论起粮票的前景问题。出身历史系的我妻常拿出深谙国情的口吻教导我说：“你放心，这东西不会取消的，粮票粮本和户口本一样，是治国之重器。”同时我妻又较有魄力，常主张趁其没有变得一钱不值多换回仨瓜俩枣的，聊胜于无嘛！ 
　　然而这粮票居然就被废了，社会也没有因此动荡不安，粮食倒是多了。而一晃近三十年岁月不在了，我等也倏乎逼近“尚能饭否”的年龄了。

　　本文选自《六十年代记忆》，祝勇／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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