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选舞：我的一九四九与《中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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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九四九与《中央日报》

© 龚选舞／文

上海，1949

　　一九四八年底，我和当时京、沪各报记者一道采访陇海线上国共战事新闻，一路上沿线西进，先后在徐州、商丘、开封、郑州访问国军冯治安、黄伯韬、邱清泉、刘汝明及孙元良五个兵团。原以为这些自抗战以来即已蜚声四海的战将及其统领的百万雄师，必然兵强马壮、战志昂扬，谁知沿途所见，几乎多是师老兵弱、无复斗志的队伍。举一个例，当我们在郑州参观阅兵时，所见的便是营养不足的疲兵弱卒，一个接一个地当场连声仆倒！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等我们回到徐州总部，城南的宿县已为共军袭占，南下南京的津浦路从此被共军切断。我们这群一度意气风发的京沪大报记者，乃不得不困处共军包围下的徐州！ 
　　好在我们这批记者大多是三十上下的青年人，一路东闯西荡，颇是豪气，一时竟不识兵凶战危，究为何物！特别是被安排住在当年辫帅张勋大搞复辟闹剧时招待督军们住过的豪宅里，白天逛大街、吃大餐，晚上看杂剧、赌梭哈，过得也还相当惬意哩。久之，单调的生活过久了，也觉无聊，于是大伙儿吵着要回去。可是，南下的津浦路己被共军切断，最豪华的蓝钢皮车也停在站里，走陆路是完全不行的啦！ 
　　正当记者群困在总部无法南下时，隶属于徐州“剿总”的济南防守主将王耀武在乘空军专机前往南京请示时，例当先行告诉他的顶头上司徐州“剿总”司令刘峙。于是，刘总司令便做了个顺水人情，请我们这批记者搭乘王将军的专机回到南京。一路上大家彼此心事重重，面对如此新闻人物，竟不交一语。 
　　脱险后，我向我的顶头上司陆铿副总编辑报告，说是担任徐州城防第三绥靖区的七十七军及五十九军恐怕靠不大住，这两个原属冯玉祥、先编为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再扩为第三绥靖区的队伍，虽然由西北军老将冯治安担任司令官，但久为对当局不满的两位副司令官张克侠及何基沣所控制。张、何两将不但与国军当局不洽，连他们视为腐化的老上司冯司令官也不看在眼里。此番我们在徐州，总是看到、听见张、何两位与总司令刘峙抬杠，即使是名为司令官的冯治安也长期躲在南京，不敢回防。依照我得自前线传来传闻，和该军与总部经常抗对情况，我认为其间似存在不稳情势。当时，一向敢言的陆先生听后虽表骇然，但告诫我切不可对此再说什么，以免闯祸。 
　　不料，“徐蚌会战”（中共称为淮海战役）刚刚开始，从徐州城防调往贾汪前线的七七、五九两军即在张、何两将率领下投共，致使方自鲁中南下的共军陈毅所部，不费一兵一卒即迅速进军，及时截住了自海州方面西撤的黄伯韬部第七兵团，在碾庄消灭了黄部素称能战的五个军。接下去，徐州弃守，素称国军王牌的邱清泉、李弥及孙元良三大兵团也被一齐打垮，而“徐蚌会战”也好、淮海战役也罢，也就由此结束。 
　　多年后，经张克侠本人证实，他远在国共和谈初期，即在南京一处街角潜上共方和谈代表周恩来座车，与周氏商定日后牵军投共细节。陆铿人称“陆大胆”，一向敢说敢为，但那次听了我的话后却十分谨慎，告诉我军机大事不可随便发言。所幸不久我即在“抢婚”之余，由《中央日报》派往台湾任特派员，走入我一生的另一里程。

　　逃难到宝岛台湾 

　　说我是“抢婚”，一点也不夸张。斯时也，东北初失，徐淮续败，而华北共军在东北林彪乘胜入关之后，平、津、太原三失，也在意料之中。 
　　此时，南京在各大战场连连失利，金圆券改革跟着失败，全国学生反饥饿、反政府的运动又复进入高潮之际，委实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看样子，大家又得逃难。一般说来，男女一道逃难，先得有个名分。此际，我与杨惜玉小姐情投意合，愿订终身，既然眼看到非逃不可，理当先行依法结合。于是乃在丈母娘杨陈春梅主持，与其时连襟、我的上司陆铿及姨姐杨惜珍女士的协助下，在南京闪电式地结了婚。 
　　虽说是闪电抢婚，但在一向爱热闹、讲排场的陆铿兄的相助下，却举行得十分隆重，特别是请到了居正、于右任两位元老福证，谢冠生、陶希圣两位名士权充介绍，更是十分难得。 
　　就在此时，我服务的南京《中央日报》也正酝酿巨变。先是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台湾热烈庆祝光复三周年，规模宏大的博览会在台北隆重开幕。在魏道明主席的邀请下，南京《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先生应邀前往参加。未久，社内社外即传出该报即将迁往台北传闻，而总经理黎世芬也就派往台北，先行为开报筹备了。 
　　适于此时，《中央日报》派驻台北的特派员容又铭兄原为桂林首富，一见大局不妙，便向报社请辞，说要赶返老家应变护产。这下子派谁去台北继任，顿成大家猜测对象。其时我犹在婚假之中，对此事不甚了了。 
　　大约是两年多前我曾奉派继王洪钧兄出任平津特派员，临时因故改派另一资深同仁的缘故吧，这次社方乃决定派我前往台北，继容兄负责该地新闻采访。于是，我这名也算资深的记者，乃于婚假未满之际准备远行。 
　　没想到平常一路愉快的京沪特快车旅行，一下子竟变成一场灾难。首先，买了票竟上不了车，只好在里应外合之下，才从窗口被人连推带拉地挤了上去。一路上像沙丁鱼罐头般堆在一起，妇女们在动弹不得的情况下，也就只好裹着毛巾被褥方便了！终于，花了平日三倍的行车时间，总算到了上海站。 
　　行程中，唯一气定神闲的是一名手拄带上刺刀步枪的大兵，只见他安坐在一捆包袱之上，目无余子地不时左顾右盼，吓得旅客们在极度拥挤之下还得与之保持一点点儿安全距离。 
　　到了上海，立刻赶到北四川路的报社驻沪办事处。一进门，只见黑压压地挤满老老少少的十几口人，原来社内编、经各大部门主管的眷属全都挤在这里。这下我才明白这群老老少少，大家都是在赶往台湾逃难。想不到我请婚假离社的这十来天，报社已经决定迁往隔着一道大海的台湾，而且专门指派原籍上海的总务主任赶来沪上为“疏散”的人购买船票。谁知不论是招商局或者专跑沪台线的中兴轮船公司，平时舒舒畅畅客人买票上船便走，而今当大伙儿都要赶往宝岛逃难，一下便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 
　　妻是首次来到这十里洋场，我也就不免伴着她到处逛逛。一天，正当我俩迷了路，一时不知置身何处时，猛抬头，不就是黑漆金字的“中兴轮船公司”大招牌。平常，我们这般外勤记者就习惯东瞧瞧、西打听，而今，一见是专走台湾的轮船公司，便顺道进门打个招呼。 
　　谁知我刚向卖票窗口打听船期，那位和蔼的售票员便开口相问：“中兴轮明天便开台北，请问要买几张？”一听可以买票，连忙与妻凑钱，原准备多买几张，谁知当日时局日益紧张，购买船票检验身分证明之余，还得缴上半身照片两张。当下我既知船票难买，乃凑好款项买了两张，临时还不得不把身分证上所贴照片撕下送上，以凑足购票所需两张之数。回到办事处，正当我高高兴兴就要道出买票经过时，那位总务主任连忙将我拉到一旁，叫我不要声张，以免久候的眷属们群起责难。 
　　第二天，总算总务和上海办事处两位主任还有一点神通，临时串通中兴轮上的水手头，买下了船上七八处水手伙夫舱位，说好先由我们夫妇持票正规上船，然后由船员将我俩船票带下码头，再由两位同仁眷属持原票登船，这样上上下下，周而复始。包括马星野夫人和李荆荪、黎世芬、周天固、耿修业、王洪钧等同仁眷属乃得一一登船，分别屈住在低级船员铺位。至于那些船员得了一笔外快，也就临时在船上各处凑合凑合去了。 
　　这样，船上各处住上十七八位大小报社眷属，只有我们夫妇俩正式上船坐定客舱。由于只有我一人是成年男士，这责任可就大了，此后我只好在船上摸索，到处探访问候，安抚老少。其间还有着一件趣事，原来在上海登船时还是冬天，大家穿的多是棉、毛甚至皮货，一上船驶向台湾，气温日高，舱位靠近锅炉间的便热得大肆抱怨，说是这样逃难受难，不如待在老家更好！

　　蒋介石暗中安排后路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终于到了基隆，先到台北的总经理黎世芬来迎，他把眷属们安置在台北衡阳街颇富热带情调的“三叶庄”，该处紧靠新公园，小桥流水，花木扶疏，特别是临街多有骑楼，并遍植高大整齐的亚热带行道树，每当凉风起处，更觉遍体生凉，让人不觉在战乱之余，置身福地宝岛！ 
　　一到台北，我们就爱上这个地方，它既非闹市，也非僻野，街道洁净，处处绿地，瑠公圳外，犹是稻田小村，古亭以南，还多有幽幽林庄。市区以内，除几处热闹的商业楼区之外，处处是日式榻榻米式净洁房舍，就中，一些桧木建成精舍，更是幽雅宜人。 
　　此刻，继东北、徐淮失守，平津、太原连败之余，国府蒋、李（宗仁）之争益烈，从海外的台湾西望，我们几位新闻界的朋友注意到时局的几件发展。首先，从东北下来，先在上海开刀治疗苦苦缠身的胃溃疡后，宿将陈诚悄悄地渡海赴台休养，静静“隐居”在而今总统府南边延平南路一幢不太起眼的精舍里。其次，早年在四川主持省政八年的川中耆宿、他的老友张群也回到重庆，出掌重庆绥靖公署。隐隐看得出来的是蒋介石在大陆蒋、李之争日益明显，而中共坐大已不可遏之际，已经在李、白（崇禧）逼退之前，暗中布置后路。 
　　未久，隐居台北的蒋氏第一亲信陈诚果然东山再起，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奉命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未久，张群也出任西南长官公署长官重任。显然，蒋先生预知在桂系李、白内逼与中共外压之下，他必将暂时从第一线上退隐一时，但是远在海外的台湾，和曾为抗战基地的西南，都是他心目中重整江山的基地。果然，在两边安排好之后，他便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布暂行引退，但仍在幕后紧握大权，让一路嚷嚷不休、节节夺权的李宗仁终于出任了代总统，暂时替他挡在前面。 
　　蒋先生军事教育家出身，一路北伐、抗战、“剿共”，固然胜败迭见，但军事上的知识在同辈中也属翘楚。当年对共战争，在东北、华北、华中甚至华南，势难与锐起的共军抗争，但西南当年抗日基地，如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王（陵基）、卢（汉）等川康诸军续予支持，再加上自陕南下的胡宗南劲旅，未尝不可重演抗战八年胜事。至于台湾虽小，但远离大陆，凭他二十年来建立的一支凝聚已久的空军，和自前清、北洋继承下来以及战后得自日本赔偿和英美援赠的大小军舰，当足以力拒陆军特强而海、空军依然极度薄弱的中共。当然，他期待的还有美援，谁都知道当年名列世界首强的美国，早已在全球建立起一言九鼎的实力。

　　国共终成两岸对峙 

　　回到六十年前目睹的台湾。记得当年由法界、外交官转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先生，原是地道职业文官，但在台湾、大陆相继动荡之后，来守是邦的他也深知军力维安的重要。因此在大陆国共大战、台湾军力空虚之际，也在台湾建立一支警卫旅的部队。记得一九四九年元旦一早，他还兴冲冲前往中部检阅他的新军，谁知一回台北便接获中央发表陈诚继任主席的命令。当我们一小群记者赶到台北宾馆打听时，只见他神色黯然地向大家宣布，他已定期移交。果然，五天之后我们便参加了魏、陈的交接典礼。事后，曾任驻美大使的魏先生远赴美国退休，一直到多年后再被召返，出任外交部长，足见他的“圣眷”一直甚隆。 
　　值得一提的是，在陈主席就任不久，为了重视新闻界，还特别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记者会。记得那天在省府大厅里，出席的计有中央社的张任飞、《新生报》的沈源璋、《中华日报》的钱塘江、《公论报》的黄毅辛、《大公报》的吕德润、《新闻报》的王康、《申报》的吴守仁，和代表南京《中央日报》的在下。一开始，省府人员请我们在安排好的座次上坐定，一俟主席入场，典礼人员先呼起立，与主席相互一鞠躬，接着，主席即手持记者名单，一一点校，上下观察，并在名簿上还写了点什么之后，宣布在此国难当头，大家允宜合作。事后大家的感觉是，这是召见、点阅，与平常的记者会完全有异。未久，《大公报》的吕德润更在悄悄变卖省府配给房屋后，连忙返回大陆去了。 
　　再说此后时局发展，依次是蒋总统引退，但仍在幕后主持大局；李宗仁愿以代总统名义上台，但无法统合指挥，最后出走远赴美国，在告洋状不获理睬之余，只好困居纽约，最后重返大陆退隐。至于蒋先生，则是一败一成。在西南，尽管不断与西南地方势力周旋，但在川康军阀纷纷投共，云南卢汉反复之余，只好听任他的爱将胡宗南在丧尽全师之后，乘西昌起飞的最后一架飞机逃出大陆！但以当年绝对优势的海、空军，配合仅存的效忠陆军以保台、澎、金、马的构想，却完全成功。特别是金门古宁头一役，共军虽在一队机帆船的运送下登陆了金门，但在陆上受到国军全力抗拒，海上全被封锁，在无法觅船运送援军的情况下，登陆部队不死即俘，完全失败，形成了国共台海长期对峙之局。 
　　在国际方面，美国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一度全然遗弃在台国府，如果不是韩国南侵，刺激了美国改弦更张，指派了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退守台湾的国府，此后日子也不会好过。

　　复刊与否的争议 

　　再追述一下当年在台际遇。一到台北，尽管没人正式告诉我，但一切迹象显示，向在首都出报的《中央日报》是决定迁台出版了。首先，马社长和黎总经理一口气用中央拨款，在郊区天母购置了整整万坪土地，同时，另在市区为先到的同仁眷属购置住房。我这个编辑部派出的特派员也临时征调，改做临时总务人员，天天跟着黎总经理分向省府及省党部各有关单位请求协助。我们除在市内各地为先到的同仁眷属价购日式住宅安置之外，并先后在中正四路及汉口街觅致了将来用做社址的楼房。 
　　《中央日报》编经两部同仁多为中央政治学校师生，在洽购房舍时多少也利用了同学的关系。那时担任新竹市长的陈贞彬先生早年也曾就读政校，他一口答应我们价购市郊的一组公寓，黎总经理当即派我前往接洽。看到这组建在千坪绿地上的十几幢桧木建造平房，我满意极了，当即报告黎总经理决定一齐购下。记得那天我携带一张数额不算太小支票前往市府订约时，心里突然觉得应该先去看看房屋情况再说。 
　　不料我一到那里，发现小村已为一群妇孺占住，一度我曾以合法租赁人资格进门理论，可是一发现他们全都是气焰犹高的空军单位眷属时，我知道我是输定。在军事紧急时期，谁能与保台卫国的军人军眷抗衡呢。终于，我带了那张支票回到台北，黎先生还一再夸我知道权衡轻重。在失去房子时，没有再付出那张支票！ 
　　也就在几次前往新竹时，饱览到宝岛绿野的秀色。其时，台湾居民不多而田野净洁，在一片碧绿中，衬托着精致的农舍，与宏伟挺立的学校一类建筑，大有中西合璧的精致。最值得回忆的，是我一夜跻身皇家园林的特别际遇。记得那天我也是在新竹洽租房舍，一天，公事完了，赶不回台北，市府临时招待我住一夜大内寝宫。那是日本昭和天皇做太子时来台访问时的行宫，它建立在一片翠绿田野之中，在一列石制东洋宫灯的指引下，我取道精致的玄关，跨过一派东洋情调的客室，独个儿，登上了硕大高耸的龙床，静静地睡了一夜。大约是日间太累了吧，我熟睡如常，不曾入梦。 
　　九四八年底，南京《中央日报》同仁及其眷属陆续从大陆赶来台北，为他们准备食宿已经把黎世芬老哥和我累得精疲力竭，我这个特派员只好放弃采访工作，担任事务人员。因此尽管社长马师星野迭次函电交加，要我们向“蛰居”在台北延平南路的前任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及时烧烧冷灶，我们都抽不出一点功夫！ 
　　说来，陈先生也是我们报社领导之一，当年报社改组之际，为了平衡国民党内的党团关系，分别邀请党团实际领导人陈立夫、陈诚分任董事长和常务监察人（实即监事长）之职。其时，陈诚先生先后担任参谋总长及东北行营主任，极少来社指导业务，只派了一位闲下来的亲信担任监事会秘书，偶尔来社走走。国民党大会正在南京集会，会上，福建选出的国代林紫贵怒责军方作战不力，连遭挫败，一时曾有“请杀陈诚，以谢天下”之豪语，当日央报采访国大新闻的徐佳士兄照实写稿，编辑部也在头版照实刊登。翌日，当包括《大公报》在内的全国报纸一致以“请杀××”字样刊载时，央报却单独对自己的监事长毫不留情。（此一新闻处理与央报单独刊载漆敬尧兄所撰孔宋暴结国家外汇一讯，同让央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极为光耀的纪录。） 
　　为此，黎先生与我虽与陈诚住处近在咫尺，却迟迟未能尊嘱前往拜访。素患胃溃疡的陈诚已经由名医张先林割治成功，迁往台北也似为老蒋总统预置的一步棋子。果然，就在老蒋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布暂时引退之前的二十一天，任命“隐居”台北延平南路的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 
　　记得那天，我们一群记者曾应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之邀前往台北宾馆听取他当日前往中部军事基地检阅部队的报告。会中，南京任命陈氏继任主席的电报适时送上。魏氏脸色非常难看，立即起立告退，不久即径自台北启程前往美国首度退隐。直到二十多年之后，再由政府征调他回国主持外交部务，也许，这是当局给他的一点补偿！ 
　　犹忆当日，魏氏夫妇留法老友，时任高雄市长的黄强将军也随即辞职，并乘船前往他当年留学习武所在的法国。其后十年，我自巴黎飞往非洲马达加斯加参加该国独立庆典，竟在会场见到这位高挺如昔的黄老将军。原来他当年留法时的一位学长，在马国独立前曾任法国派驻马岛末任总督，任命他出任马岛某区公卖局长，从此他也就在马岛留住下来。记得当时正值月圆之夜，蒙他邀我前往他的湖边别墅，先检视他的中国古玩收藏，然后在畅饮红酒之余，乘兴一同朗读苏东坡居士的《前赤壁赋》。前前后后，他居然能不遗一字地背了出来，最后还慷慨郁郁地含泪自语：“今生今世，怕只好留此荒岛，继续沽酒维生啦！”此后多年，就再也不曾听到黄老将军的讯息。

　　第一大报的陨落 

　　最后，我们来谈谈《中央日报》在台复刊的艰苦过程。 
　　说来，央报在台复刊固然是当日自大陆迁台民众的愿望，实际上也得到老蒋总统的大力支持。犹忆央报有意迁台之初，蒋氏即准自党库拨出巨款支持，当日央报能一次付款在天母购置万坪土地，即为明证。 
　　可是，当时出长台湾省府的陈诚上将，却持不同意见，他一则说央报彼时在台出版，徒乱民心士气，再则指出当日台北，党报已有《中华日报》，而《新生报》也是省府的机关喉舌，再来一家大陆报纸于事无补。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他对不久前独刊“请杀陈诚，以谢天下”的报复，但弥漫各个阶层的党团对立气氛却不无关系。可笑的是当日央报的人事配备也正好是“人为的扭曲”，既让控制党的陈立夫担任董事长，也要掌握团的陈诚挂名监事长。而今，监事长就是不准董事长控制的央报在台复刊。 
　　理论上，陈监事长说得也是振振有词，在当日报纸常与政府唱反调的情况下，陈监事长说的话“不无理由”，但事实上南京央报的编、经两路人马连带家眷，足足有着三百多人已经来台，不出报、没收入，岂不要这些人饿死！最后，该是上头暗中出面调解。《中央日报》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在台北勉强出版，只是从此二陈裂痕更深，终于陈立夫氏不得不被放逐美国，养鸡维生 
　　说老实话，当年《中央日报》在台北贸然出版，设备既差，人员更少，前途可真的有点茫然。所幸社长马师星野领导有方，老主笔王新命、戴杜衡等冲刺有力，一时在这一党的机关报上竟出现了“清除政治垃圾”的鸿文，要把当年在台当道的政治人物一概清除！这种连当年《大公报》也不敢说的话，竟出自中央党报主笔之手，虽然各方一致赞好，但也种下了马社长此后在央报极盛时期黯然下台的命运。 
　　当然，《中央日报》在台湾猛然冒起，在极短的时间成为销路最大的报纸，其锐利的言论固然是一大功臣，但国府迁台前散在各地的忠勇的央报记者群，也提供了绝大的助力。他们多能勇立岗位，把各地最佳、最后的消息，用电报、电话，分别传来台北，让央报经常有着来自各方的重要独家讯息。这里，我要举出一个例证。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共军攻进上海，当日午后央报驻上海特派员丘舜文兄在共军列队进城之际，犹打来长途电话报告当地当时情况。犹忆丘兄一度曾要我不要放下话筒，等他出门看看街头情况再说。移时，丘兄返室，告诉我进城共军正在北四川路列队游行之后，方才向我殷殷道别。当时我一面接听，一边流泪，对这位老同事的负责态度，感动至极。当然，这通临危不乱的电话，翌日即成为央报独家最为特别抢手的大新闻！ 
　　像这类来自大陆各地记者传来的新闻，每天都有，而且每天都是独家，成为央报最大特色。未久，台北其余各报电讯部门研究之后，发现技术上可以截收央报各地拍来电讯，结果央报花了人力财力拍来的新闻，竟为各报分享。一天各报截得一条新闻指出，国府已派旅美侨领何锦章氏出任驻美大使，各报一致在头版显著刊登，可是翻阅央报，独不见此一重大消息。经查询后，方知是央报预设的圈套，而所谓的何大使也者，正是天天在台北上班的央报工人。此公虽出身工房，但穿着华丽，派头很大，冬天里戴上南京盛锡福帽庄特制的宽边呢帽，穿着上海师傅特别缝制西装和苏格兰呢绒的大衣，再踏上拔佳雪亮的高贵进口皮鞋。说他是中国新近选派的驻美大使，谁能有一丝半毫的怀疑！这下子，往日盗用央报电讯的各报，不由得一齐栽了个好大的筋斗！ 
　　写到这里，读者不禁要问：你说央报如何好怎么棒，为什么在报摊上却好久不见了。答案是有关历来央报主持人的抱负。自从马社长被人攻击下了台，继任诸公也都还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后来一位来自官邸秘书出长，为了一心要替他的两代老板在各报之间做一个称职的“文胆”，便一直以联络拉拢各民营报纸老板为职志，既不努力争取新闻，也不强化评论。本来是国民党部第四组的职责，他却要一力揽来，全力以赴。在这种只要记者一有突出表现，便会影响他拉拢对象的作风下，央报上下又有谁愿意为了争取新闻，和同业们争个打破了头？ 
　　任何一个行业，竞争求进原是兴业的唯一法门，一旦要息事宁人，为上头去拉拢原该是竞争对象的同业，这样的报纸还能有什么样的前途？果然，一个活泼蹦跳、天天争取独家新闻、晚晚撰写爱国利民社评，销路最好的党营第一大报，最后逃不了关门大吉的命运！说起来，这该是角色的混淆，要替大老板做“文胆”，调和，这原该是官方、党部主持宣传部门者的职责，实用不着新闻业者自我牺牲，损己利人地去自我淘汰！ 
　　一家大大成功的报纸就是如此这般沦落，甚至消逝，在这里我不禁感慨系之地忆起一件沉痛的往事。一九六六年元月九日凌晨，当我正在台北寓所酣睡时，“国防部”一位友人突然打来电话，告以中共海军登陆艇一艘，由共方海军人员吴文献、吴珍如及吴春富驾驶，投奔马祖。在当日国共高度对抗时期，这当然是个大好消息，于是我立即赶往报社，约同央报军事首席记者刘毅夫兄，立即电洽航空业巨子陈文宽先生，包下一架小型航机，并派定刘兄与当日采访组副主任王嗣佑兄一同前往实地采访。 
　　就在刘、王就要出发前往机场之前，我突然想起，早在马星野先生主持社务之际，我这位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单独即可做此决定。但是，当时担任社长的曹圣芬先生与我之间便缺少这种关系，于是我及时拦下刘、王两兄，先给当日社长曹圣芬先生知会一下。谁知曹先生一接电话便立加阻止，抬出蒋经国先生最近曾面许以重任，要他充任蒋的文胆，负责联络各个新闻机构。如果我们单独包机采访新闻，势必开罪各报同业，从而有负当道付托云云。 
　　于是在他的强力指示下，我们只好遍告各报同业，邀请他们派人一同乘机前往采访。不幸的是，这三位前来的共军，在台北国防部派机接来台湾途中为中共派机击落丧生。就这样，我们派出的航机延迟赶到马祖，资深摄影记者郭琴舫兄也只能在三位吴先生在马祖登机之前，远远拍了张照片。 
　　当晚我们的飞机安然返回，记者们也费力赶写了非常翔实的新闻，可是社方的处理方式竟是：第一，新闻尽量删节，琴舫兄冒险摄得的独家照片，另冲几份分别送给各报一同刊登。就这样，接受我们邀请登机前往采访的各报记者大写特写，我们分送的照片各报也大登特登，只有一心要为当道充当“文胆”者所主持的报纸，图文都登得小而又小。 
　　第二天开社务会议，这位“文胆”社长还当众把我大大修理一番，指责我既破坏报社间的协调，也危急采访同仁的安全。不久我也就被社方放逐美国，再过三年更被解职。前后在央报干了长长二十四年有余，临走一文退休金也没摸到！ 
　　犹忆我到美国，虽然生活说得上相当困苦，但我仍全力投入工作。首先全力注意当年美国大选情况，撰写了一连串分析及预测，当时其他报纸资深记者一致指出民主党候选人、时任副总统的汉弗莱铁定当选时，我却根据选情，独持共和党尼克森必可东山再起，结果我这个新手预测果然实现。二、注意美国一直无法解决的黑白族裔分离问题，加以研究并予分析报导，甚获读者重视。三、对麻州巨富肯尼迪家族的兴衰，做了较有系统的报导，尤对罗伯特之被刺与泰德之骄玩，特别重视，制作系统报导。四、对六〇年代肯尼迪开创，由詹森集其大成的“大社会”政策及其措施，加以分析，这都是当日美国政情的主要发展，读者也多认为我抓住了美国政治的脉动。 
　　即在此时，报社却来通知，指出我任期已满，业已派人前来接替，并主动告以我可继续留在美国，不必返社工作。当天我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心想央报驻外特派员从未有过任期，前任陈裕清兄一做就是二十整年，为什轮到我便一下子有了制度。 
　　于是我马上想到后路。先检视家当，全家积蓄不过四百元（存放在抽屉，所幸枉顾偷儿，竟未发现），不过，困苦，也未尝不是一次激励，特别是两子女，由此努力向上。老大一才，才只读了两年高中、三年大学，便一跃考入医科，而今在肠胃科上已经执业了三十余年；老二又才，习化学工程，毕业做了多年化工厂长；小女珊才，十二岁进了高中，十五岁升入大学，二十二岁便获得了法学博士，顺利进入大律师楼，成为美国第一位派往大陆执业的华裔律师，回美后一直担任曾列世界第一的瑞士药厂专利律师。他们早都结了婚，孙子女辈已有三位博士、一位经济分析师、一位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桥梁工程师和三位仍在大学的学子。 
　　回想起来，当初如果不是那么穷、那般苦，他们或许不会有着多大成就。

　　本文选自《龚选舞回忆录：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龚选舞／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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