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钧：我与外甥女孙维世

┃Personal History

我与外甥女孙维世

© 任钧／口述
© 王克明／撰写

左起：任锐 孙维世 任钧

　　孙维世是我二姐任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她父亲是孙炳文。从幼年时候第一次见面，到“文革”开始后最后一次见面，我叫过她的小名“小兰”，也叫过她的学名“维世”——这都是她的名字，她却一直管我叫“六姨”。但是，虽然我长她一辈，却只比她大一岁，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玩儿的最要好的朋友。

1

　　维世小时候常住在外公外婆家，也就是我父母跟前。不管是在河南新蔡老家，还是在我父亲外出做事的住宅，维世都来住过。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姐姐们都大我许多。她们跟我玩儿都是哄着我，不如跟一般大的小伙伴儿一块儿好玩儿。而且姐姐们常不在家，我觉得闷。维世生性活泼好动，她一来，我就特别高兴。两个小女孩儿，一会儿悄悄地商量这商量那，一会儿就撒了欢儿地疯跑疯玩儿。 
　　我二姐住在北京的时候，我也随父亲住在那里。我虽然是维世兄妹的姨母，但我比维世的哥哥宁世（孙泱）、济世还小几岁。因为宁世最调皮捣蛋，自然就成了这群小孩子的头儿。于是，我、维世、济世，就都跟着宁世跑这儿跑那儿地玩儿。那时我五姐在北京上学，也住在那儿，她身体不好，喜欢安静，最受不了宁世的淘气。二姐后来告诉我，那会儿，我五姐有病时，只要一听到宁世的脚步声，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可想而知宁世有多淘了。谁也没想到，宁世后来能变得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做过朱德同志的秘书，当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一次，孩子头儿宁世带领我们偷偷溜出去，到街上买东西吃，被我父亲发现了。我父亲——维世他们的外公——生气了，厉声说：“你们在街上乱花钱乱吃东西，一点儿规矩都没有！这还了得！都给我跪下！”于是，我这个小姨母，跟我的外甥、外甥女宁世、济世、维世一起，在屋外走廊里跪成一排。父亲骂孩子最爱说“狗东西”，我就跟外甥、外甥女们一起成为跪在那里的“狗东西”，听我父亲教训，谁也不敢动。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曾在陕西做事，带我在西安住过。姐姐们都不在，也没有别的小孩儿，我只好自己想办法玩儿。大人们都睡午觉了，我就拿根棍儿挑着个什么东西，前院后院地跑来跑去，玩儿出一身汗。但还是闷得慌，就老想维世，想让她来跟我一起玩儿。我整天跟母亲喊：“没人跟我玩儿！没人跟我玩儿！”母亲只能笑，拿我没办法。想着想着，有一天，维世真来了。那天，我看见从门里走进来的人群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小女孩。小兰！我太高兴了——又有人跟我玩儿了！ 
　　在西安的时候，有段时间，父亲请了位教师，来家里教我和维世读书。开始，我们还觉得新鲜，没两天，就坐不住了。我们俩不想念书，想出去玩儿，就悄悄商量逃学的办法，怎么能不让大人们找到——那时我们常悄悄商量事情。我们不懂得走出院子去，只是在前院后院找地方躲藏。找来找去，找到一处席棚，下边有个破洞，里面可能是个临时厨房。我们俩特高兴，就往那洞里钻。钻进去，俩人并排，头朝里呆着不动。听见大人使劲儿喊我们，我们就捂着嘴悄悄地笑，得意得很，这下儿谁都找不到我们了。可是没一会儿，就听见跟了我父亲一辈子的随从田兴仁喊起来：“看见了，看见了，在这儿呢！”原来，我们俩的四条小腿、四只小脚，都在席洞子外面露着呢。田兴仁哈哈笑着，抓着我们俩的脚，把我们拽了出来。父亲的这位随从田兴仁，一直跟随父亲。我母亲在新蔡县给他娶了媳妇，我管他媳妇叫“田嫂”。田嫂叫我“六妹”。后来田兴仁死了，田嫂改嫁给我大表兄的儿子，她就改叫我“六姑”了。田兴仁把我和维世拽出来后，送到老师那儿。没办法，我俩只好坐下，接着念书。

2

　　维世的父亲孙炳文牺牲后，我和维世都在开封上了小学。我父亲那时在开封万寿街租住了一套房子。那地方走不远一拐弯就是龙亭、潘杨湖，我们常去。我在开封省立第二小学时，维世在另一个学校，白天不在一起。但是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维世从小就喜欢学艺术明星的动作，一高兴，就叫我说：“六姨，你看。”然后对着镜子摆姿势，比划来比划去的，学得可好了。两个小女孩儿，一个管另一个叫“六姨”，想来有趣。从小我就管维世叫“小兰”，可是维世只知道我叫“六姨”，好像那就是我的名字。 
　　我们俩学人家明星，把围巾围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蹦来蹦去地玩儿。每天晚上都特别开心地蹦半天才睡。一天夜里我醒来，觉得冷，发现身上没盖着被子。扭头一看，维世没了。床上只剩了我一个人，被子也没了。我就喊：“小兰，小兰，你在哪儿呢？”喊了半天没应答。我爬起来找，才发现，原来她睡在地上了。她裹着被子，从床上掉到地上，居然没摔醒，还睡得很香。长大以后，我每说起小时候这件事情，维世都哈哈大笑，说：“六姨你再给我讲讲。” 
　　到念中学的时候，我们俩不在一地儿念书了。我还在开封，在明伦女中念初中。维世却由我三姐夫冯友兰资助，进了北京的贝满女中。我也有一段时间就读北京的志诚中学，和维世一块儿在北京。那时我三姐家有块红地毯，维世特别喜欢，一去就让我跟她一块儿，光着脚在上面跳舞。她还学着指挥唱歌，我们一起唱：“云儿飘，星儿耀耀，海早息了风潮……”维世那时看电影看得多，喜欢表演。我其实也挺喜欢文艺的，但接触多的只是戏曲。后来我又回到开封明伦女中念完初中，进了开封的一所教会学校静宜女中读高中。二姐再回开封住时，就没带维世回来了。 
　　1935年，二姐任锐带着我和维世一起去了上海，我们俩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本来，二姐是想把我们送进学校继续读书，可是我们俩想学表演艺术，二姐就找地下党的人帮忙，带我们见了一个人，把我们俩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天一公司在徐家汇，二姐带我们找到那儿，我俩的吃、住、学就都在那公司里了。安顿好后，我们就找不到二姐了，只能等她隔些天来看我们一趟。后来才知道，她那时做着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正赶上有一个人叛变，二姐就搬家了，搬来搬去。所以，她住在哪儿，我们不知道，只能等她来找我们，不能我们去找她。 
　　在东方话剧社，我和维世假装是姐妹俩，都化名姓李。我叫李露，维世叫李琳。那时天一公司有个吴丽珠，她的小女儿跟我要好，我送了她一个小小的铜制圆墨盒。那墨盒我有两个，是在北京定做的，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我和维世来学习的这个班，由吴丽珠负责，一共就十几个学生。但是请来了当时的著名导演万籁天给我们上课，讲表演等。那时，不少新文艺工作者到那里去，我和维世见到好多人，有崔嵬、王莹、左明等。江青那时候叫蓝萍，也来给我们讲过课。她来时，手里拿着一摞她自己的照片，一只手托着下巴照的，送给我们每人一张，正面都有她自己的签名“蓝萍”。左明也给我和维世送了照片，上面各写着送给李露、李琳。学习期间，天一公司还组织我们观看了王莹、顾而已、叶露茜、蓝萍等演的话剧《钦差大臣》，蓝萍在里面演木匠妻子，不是主演。 
　　大概两三个月，课程完了。因为天一公司的电影在南洋有些影响，吴丽珠就想带我们去南洋发展。但二姐不同意，我们就没去。那之后，我回了开封，继续在静宜女中上学，维世也回北京上学去了。后来，我又去北京上学，同时学点儿钢琴和京剧。维世则又去了上海，演了电影，成了初露头角的明星。

3

　　再见维世，就是在延安了。父亲送我刚到延安时，我们住在统战部招待所。二姐和维世都在马列学院。记得有人领着父亲和我去马列学院找她们，半路上，老远见到了正要来看我们的二姐和维世。我们高兴极了，拥抱在一起，一块儿回到我和父亲住的地方。当时我刚到延安，需要赶快安排。那时候投奔延安的青年，一般都先入抗日军政大学。大家接受了维世的建议，让我不进抗大，而是直接考鲁迅艺术学院。我便去了。鲁艺考试的老师是姚士晓，他让我读了一段儿丁玲的词，还读了一段《顺民》的台词，并且带表演，就录取我进了戏剧系。父亲离开延安后，我就住到鲁艺去了。 
　　维世和我二姐当时在延安的马列学院母女同学。那段时间，到星期天，我和二姐、维世就见面。平时，我没事儿的话，一有空儿也去她们那里。就像小时候一样，我跟维世什么都聊。她常给我说些外面不知道的事，各种各样的。她不喜欢江青，也跟我聊。那会儿在延安，江青倒是一直对她挺客气的，但她看不上江青。江青约她，她都不去。因为来延安前在上海时，她知道江青的事儿太多了…… 
　　我最早接触江青，就是跟维世一起在上海学习那次。到延安后，江青老看我们的戏。不过跟她也只是认识而已，没什么来往。她那时挺热情，有时在路上碰见，就招呼说：“任均，有时间到杨家岭来玩儿嘛！”因为平时没什么接触，心里也并不喜欢她，所以我也就没去过。 
　　维世在马列学院也演戏，我还去看过。我到后台去找她，看见在剧中演丈夫的同志开玩笑说维世：“这哪像我老婆呀？像我女儿！”我那时虽然喜欢演戏，但我知道我的个头、形象等等条件不是多好，不是多适合演戏。可那时没人，只要你一哼哼调子，人家就觉得你会。后来我就服从组织分配，毕业后到了鲁艺平剧团演戏。其实我哪里比得了人家科班的戏剧功夫。我只是到延安前票过一出半戏，学过点儿。以前家里有留声机，有些京剧唱片，我手摇着给留声机上弦，听过一些，唱腔都是从那里学的。在延安时，观众真给鼓掌欢迎，也就弄得自己真敢演了。可维世不一样，她不光是条件好，表演也好。到延安前她就已经演过电影了。在延安，维世演过一个戏里的大小姐，演得很好，后来大家因此不叫她的名字，叫她“大小姐”了。

4

　　1939年，是延安很艰苦的时期，缺吃少喝的。我和维世都还年轻，馋得厉害。一次我二姐生病，维世费了好大劲儿，求人搞到了一点儿大米，很少的一小杯。我们俩特别兴奋，因为那点儿大米太珍贵了。我们一起给她妈妈煮了一大碗粥。好久没见到大米了，闻到大米粥的香味，我们俩都忍不住想尝一尝，就一人尝了一小勺。尝完了，咂巴咂巴嘴，太香了，又想尝。我们就又一人一勺。然后，我们说“最后一勺”，便细细品尝，竞停不下来。一会儿，我们发现，一碗粥只剩半碗了。我们互相看看，笑了起来，赶紧给二姐端过去。 
　　可惜，同聚在延安的时间不长，二姐和维世就都离开延安了。二姐从延安去重庆大后方工作时，我和维世一块儿去送。战争年代，每次分别，都不知道何时再见。我们流着泪送二姐上了汽车。二姐说：“别哭了，我不久就会回来的。”目送二姐远去后，维世跟我约好，下周日她去我那里再聚。 
　　没想到，第二天维世也走了。维世走的时候我不知道，她妈妈也不知道，是偶然走的。那个周末我没出门，只等维世来聚，可是没有等到。那时也没电话什么的，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来，只以为她是有事情绊住了。又过几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她从新疆托人带来的信，非常奇怪。打开一看，才知道她已经离开延安了。 
　　姐离开了，维世突然间也走了，我心里空空荡荡，非常难过。我便把这封信仔细收了起来，就像珍藏友情，珍藏亲情。我自己也没想到，维世匆忙之中写的这封信，我一收就收藏了七十年：

　　亲爱的六姨 
　　连我自己也想不到、送妈妈走的第二天早上就这样匆促的离开了你，这个原订的来看你的星期日之约也不能赶到，我想你一定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我！六姨，分别了，工作是由组织的分配，去的方向住址也未定，暂时的通信恐怕不很容易，有可能的话，我一定不会忘记给你写信的。 
　　六姨，希望你千万不要难过。送别妈妈时，我们俩的眼泪都是不该流的，我愿望你是又快乐又健康。见面并不是困难的事，我们应该努力自已的工作或学习！ 
　　还账零用后，钱还有多，这五块钱带给你用！妈妈处我已有信及电报给她，她的通信处： 
　　“重庆，机房街70号，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你有工夫多写信给她！不尽，匆祝 
　　努力与康健！ 
　　友梅

　　后来维世告诉我，那天，周恩来副主席要去苏联治疗胳膊骨折，她跟大家一起去送，临时她也想去，周说那要请示毛主席批准。维世当时就跑去请示毛主席，主席签字同意了。维世就上了飞机。飞经新疆落地时，她抓紧时间给我写了这封信，信里还夹带了五元钱。 
　　维世的原名就叫“孙维世”，也叫过“任友梅”，在苏联时叫“孙克英”。她没叫过“孙光英”。 
　　维世去苏联了，我在延安，一下子远隔万里，不通音信，让人惦念。第二年春，一天我出门，在路上遇到原鲁艺同学田民他说：“任均，我带来了周副主席给你的信！”我知道他爱开玩笑，不信，说：“周副主席给我的信？我不信。”他真的拿出封信递给我，说：“你不信？拿去看！”我接过来一看，信封是墨笔直写三行：“烦转／任均同志启／周讬”。真是周副主席的亲笔字。我忘了对田民说句“谢谢”，急忙拆信。周恩来副主席的信是：

　　任钧同志： 
　　颖超同志走前本想和你一谈任锐同志在渝及维世在苏的情形，惜走得太快，未能如愿。前晚看到你的拿手戏，赞佩不已！ 
　　你有什么东西或信要带给任锐及维世的，我可给你转去。维世在苏常谈到你。星期日有暇，请来中央局玩玩。此致 
　　敬礼！ 
　　周恩来 
　　四月廿二

　　从周副主席的信里能看出来，二姐和维世都挺好的，我心里很安慰，很高兴。但没听邓大姐谈情况，错过一个能知道二姐和维世详细情形的机会，我又很惋惜。记得我第一次见邓大姐，是去马列学院看二姐的时候。那次，我和二姐在路上走着，遇见一个和蔼的女同志，比二姐矮点儿。二姐站下，跟她有说有笑，然后给我介绍说，这是周副主席的爱人邓颖超同志。 
　　收到周副主席的信后，我曾叫我的鲁艺同班同学王思真陪我去趙中央局周副主席那儿，她不去。没人陪我，我也就没去。但我常想，维世在异国他乡，现在什么样子了呢？ 
　　二姐调回延安工作后，我常去杨家岭找她。一次去杨家岭，我路过任弼时同志的窑洞时，正碰见任弼时同志走出来。他问我：“任均同志，你去哪儿呀？”我站下，说：“我去我姐姐那儿。”任弼时同志也站住，热情地跟我说起话来，很关心地问长问短。说话间聊到维世，他问我：“维世在苏联挺好的，你有她的照片吗？”我说：“我没有。”他说：“我给你！我有好几张呢。你等等。”他转身回窑洞里去，我在外面等他。过一会儿，他拿了一张维世的照片出来，说：“这是维世给我的，你拿上吧。”我一看，是一张维世在苏联照的半身照，可漂亮了。我高兴极了，看来看去，一个劲儿地谢谢任弼时同志。 
　　那时候，二姐也给过我一张维世的照片。那是维世在苏联时跟林彪夫人张梅的合影，是她从苏联寄给母亲的。张梅同志是陕北人，很漂亮，人称“陕北一枝花”。她在陕北嫁了林彪，陪着去苏联养伤。维世在照片背面写：“妈妈：这是林彪同志的老婆。她年纪也不大，会唱陕北歌‘……你妈妈打你对你哥哥说……’哈哈！”看着这照片，读着维世嘻嘻哈哈写的字，一个欢蹦乱跳的维世就好像来到了我眼前。 
　　没想到的是，维世在苏联一呆就是六七年，经历了苏德战争，也千辛万苦的。那段时间，她学习戏剧，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教育，这为她后来从事戏剧导演工作奠定了基础。后来维世回国，先在东北，国内战争爆发后，她没再回到延安。1946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前，我到了晋绥边区。一天碰见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她告诉我，前段时间维世和我二姐都在这附近参加搞土改。二姐身体有病，维世就陪着她离开了。真可惜，我到这里晚了，没见到她们，不知道她们上哪儿去了。 
　　1949年，在天津天和医院的病房里，我又看到二姐和维世了。而这次见面，我们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二姐病得很重。维世从来非常孝顺母亲，现在，她又是跪在母亲的面前，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又是来回找大夫，叫护士。第二天，二姐去世了，我和维世都哭得死去活来。我们一起陪着二姐的棺材，从天津回到北京，把她安葬在万安公墓。 
　　我和一达那时带着孩子住在北京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维世跟组织上说，想和六姨住在一起，组织上就把她也安排到翠明庄了，住我们隔壁的房间。大家都知道维世的母亲刚刚去世，报纸上也登了，来看她的人特别多，我和一达就帮忙接待。周恩来夫妻俩也来过。一见维世，邓颖超就把她抱住，哭了。我抱着女儿乔乔在旁边，看到周恩来也很难过。大家在维世那房间里坐了很长时间，维世一直哭，他们老两口就一直劝慰。 
　　一天，王明、孟庆树夫妇也来看维世，不巧维世不在，就到我们房间里来坐。他们问我二姐去世的情况，和维世的情况，聊了一会儿，留了地址，让我们有时间去他们家玩儿。王明夫妇在延安时认识我们，也知道我们跟维世是亲戚。那时我看，王明是个和善的男人，孟庆树是个漂亮的女人，在延安时曾经流传王明以前追孟庆树的故事。

5

　　后来我和一达到天津工作，维世则在北京做了她最喜欢的工作——导演。一放假，她就回她邓颖超妈妈家去。她管邓大姐叫“妈妈”。我们每次从天津来北京，一定会去跟她聚会。开始在东单三条，后来她和金山住在张自忠路，跟欧阳予倩等人一块儿住在一个深宅大院里。维世和金山也到天津去看过我们几次。金山跟着维世叫我“六姨”，六姨长六姨短地叫。多年后，“文革”结束以后，维世已死，金山还是叫我“六姨”。一达好和他开玩笑，老是跟他笑说：“你别忘了我是你的长辈，我是你的六姨夫呀。”金山那人也好开玩笑，两个人一见面老是嘻嘻哈哈的，后来都成老头儿了，还总是没个正形儿。我们在天津时，维世每次去开会或办事，都一定去家里看我。有次她从苏联回来，先到了天津，给我带来一大堆孩子的玩具和衣服之类，可把我高兴死了——孩子有穿的有玩儿的了。她知道我孩子多。后来我在保加利亚生的小儿子卡林，会走路后在那里穿的一件紫红丝绒小大衣，谁都说好看，就是维世从苏联买来给我送到天津的，我给带到保加利亚去了。 
　　每想起维世有一次专程到天津来看我的情形，我都很难过。那是金山在朝鲜犯错误以后。维世跟金山结婚，连周总理都不同意，邓大姐也不高兴。但是维世觉得跟金山说得来，剧本、演员、舞台、表演，有说不完的话，有共同事业。她还是不愿意嫁给当官儿的。金山是老地下党员，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艺术上才华横溢。但他天性风流，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时，居然跟金日成的女秘书搞上了。据说金日成因此一怒之下把那个女秘书处理了。金山被送回国来，也面临着严重的惩治。维世压力很大，没人交流，就自己一个人跑到天津来找我说话。那时我正忙，“左”的路线下，整天得开会，忙着批评和自我批评，弄得人束手束脚的。维世那次来，只住了一个晚上。说话间，我看她不似平日高高兴兴的样子，就问她，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她就跟我说金山在朝鲜犯错误的事，我很吃惊，说那怎么办？维世说想跟金山离婚，还说总理气得说应该枪毙金山。我问她你们要是离了婚，金山怎么办？他愿意吗？维世说，我要是跟他离婚，他就得死，他不愿意跟我离婚。维世那天情绪很低，告诉我说，人家开会批判金山，要求她坐在后面听，还叫她表态，弄得她非常难受。从小到大，维世总是那种开朗和倔强的样子，我没有见她这样发过愁。此刻，我面前的维世真可怜 
　　那天我们聊到半夜。我看她难过的样子，却无能为力，只能尽量地宽慰她，温暖她，跟她说别太难过了，金山以后应该再不敢了，还是帮助他改正错误吧。第二天早上，维世从我家走，情绪仍然低落，但在她那么伤心苦恼的情况下，我竟然没有请假，没送她到火车站。我只把她送到了家门口，看着她自己慢慢地步行远去了。这么多年来，我常想起那天早上。维世那时心里很苦，特意从北京跑来找我倾诉，我怎么就不能再多给她一丝温暖，把她送到火车站呢？我怎么就能站在家门口，看着她孤独无助地远去呢？对此，我后悔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我每每想起那天早晨维世那踽踽远去的背影，还是后悔莫及，泪流满面。我心疼维世！ 
　　维世要是跟金山离婚，金山真就后果难说了。维世最后还是决定不离婚，这等于保了金山。在天津目送维世走后，我们再见面，是在北京了。那时我和一达常回北京，开会、学习什么的，所以常看维世的节目，也去她家做客。金山正狼狈着时，我们又去了。他好像有些紧张的样子。他会做一手好菜，那次给我们炖了一锅红烧肉，还告诉我们用酒炖肉才好吃。可是他往桌子这边端的时候，那一大锅红烧肉，“啪”地一下儿掉地上，一锅肉不能吃了。弄得维世也很尴尬，叹了口气，还安慰金山。后来我们出国工作，回国休假时，住在北京和平宾馆。金山和维世抱着他们的养女小兰—跟维世的小名一样，好几次来和平宾馆看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回国工作后，在广安门那边住过一个四合院，后来又搬过两次家，维世都来。我们时常见面，你来我往。 
　　那些年，维世把精力全投入工作，排了几个大戏，都很成功。每次见面，我们都很为她高兴。虽然在日常生活里，金山对维世很好，维世对金山很专一，但维世心里的苦，无法对人说。我们知道了，也不能提起。对维世婚姻生活的不幸，我始终非常同情。社会上后来有多种无聊传说，说维世这个那个的，甚至还有凭谣传写书挣钱的。那就都是假的了。……可是，人死了，想怎么编就怎么编。维世只是因为漂亮，死后就被人编出些不三不四的故事。…… 
　　那些说法儿都是想象的、虚构的，那不是我了解的维世。我了解的维世，性格非常开朗，脾气又很倔强，对待工作忘我投人，对待长辈孝顺关怀，对待婚姻理想主义，对待感情专注如一。

6

　　维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 
　　当年维世到晋西北和她母亲一块儿搞土改时，母亲病重了。在我到晋西北之前，她们一起离开了那儿。从那时起，她就再没离开过她的妈妈。她知道她妈妈把他们兄弟姐妹带大，受了很多艰难困苦，太不容易了。我二姐病重那两年，维世一直和她在一起，照顾她。宁世和维世陪母亲住进天津的医院后，兄妹俩一起伺候了一段时间。后来宁世因为工作需要，就离开医院去东北了。剩下维世一人留在医院，跑前跑后，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服侍母亲。我和三姐从北京赶去医院时，看到她给妈妈喂饭，都是双膝跪在地上，凑在病床跟前，轻声细语地跟妈妈说话。我想，这两年来，她眼看着母亲越来越虚弱，自己却没有回天之力，心中定非常难过。三姐看着维世疲累的样子，很心疼，感慨地对我说：“维世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维世跟她的外祖父感情特别好，非常敬爱她的外祖父。小时候我们俩一起念书时，就是我父亲——她的外祖父带着我们，关爱我们，训斥我们，教育我们。我们老家管外祖父叫“姥爷”，管外祖母叫“姥娘”。维世常对我说：“我的姥爷可不是一般的姥爷。”这里面有她对姥爷的崇敬，有她因姥爷而生的自豪，也有她对姥爷的拳拳孝心。姥爷来北京开会时，维世也一起参加。她总去看望姥爷，还跪着给姥爷洗脚。我这儿留有一封约50年前她从北京写给外祖父的信：

　　亲爱的老（姥）爷： 
　　接到你的信，心里很高兴！老爷汇来的钱，无法兑换成德国的马克，所以还是给您老人家寄回，请老爷就用这笔钱把皮大衣改一改，千万不要忽视冬季的保暖！老爷要买的药，我一定设法去买，请您老人家放心！ 
　　老（姥）娘身体好吗？请您告诉老娘，我们看见老爷身体健康，精神很好，我们心里很感谢她！要她老人随时注意老爷的身体，注意老爷和我订的爱国公约，并督促老爷的实行！我从国外回来时，老爷的衣服一定就做好了，有老娘照顾老爷，我们心里也放心多了！ 
　　亲爱的老爷，您可要注意身体！您老人家的身体好，我们大家都高兴。我们希望下届会议时，你和老娘再到北京来！有工夫给我写信。敬祝您老人家 
　　健康！问老娘好！ 
　　孙 
　　兰上 
　　一月十四日

　　那之后，维世从国外回来，约我一起去郑州，带着她给外祖父买的药，看望外祖父。我也很想去看父亲，可是当时不好请假，没去成。维世就自己一个人，专程坐火车去郑州，看了她的姥爷，给姥爷带了很多滋补品、衣物，还给她的后继姥娘送了对金耳环。我父亲后来给我的信里说，维世去看他，跟他谈了很多，说说笑笑的，给他带去了很多快乐和欣慰。“文革”中，维世跟我最后见面的时候，世道已经大乱。她跟我说起外祖父，忧心忡忡，担心老人也会受到冲击。我心里也很不放心，但还是宽慰自己，也宽慰维世，说：“那么老的老人，他们不至于下手整他吧？” 
　　维世对养父母周恩来、邓颖超也很孝顺。两位长辈觉得她懂事儿，所以喜欢她，连她的妹妹，也关怀照顾起来。周总理和邓大姐之所以这样，最主要的，是因为维世是孙炳文、任锐的孩子。他们觉得，抚育故人遗孤，是一种责任。这是过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现象，从“赵氏孤儿”那会儿就开始了。周恩来抚育维世，朱老总培养孙泱（宁世），包括黄志烜抚养粤生（新世）、帮助济世，其实都是一个字，忠孝节义的“义”。他们三个人，是孙炳文生前最要好的朋友，所以要管孙炳文的孩子。邓演达、房师亮、冯友兰他们帮助我二姐和孩子们，同样是因为这个“义”。我父亲一生，也是把抚恤辛亥烈士后代视为责任的。现在的文化中快没有这些了，没什么人理解了，所以才能产生出一些龌龊的想象。不管最后维世和宁世是怎样的结局，我作为家人，永远感谢周恩来、朱德那些年对二姐的孩子的抚育之恩。

7

　　一晃十几年忙碌过去，家人团聚，亲友往来，一如既往。可是突然之间，“文革”骤至。谁都不会想到，维世的生命旅程，即将终结。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维世的最后三次见面。地点都是在北京我的家里，时间都是在“文革”开始不久，都是晚上。 
　　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维世带头巾，穿大衣，急匆匆来到。她跟我说她成了反动艺术权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盘子洗厕所。主要的，她跟我说：“六姨呀，江青怎么能出来参政了呢？她出来对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讨厌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儿太多了。”我们聊了很多当时“文革”的形势，还有江青过去的事情。 
　　那段时间，我的两个小儿子学校没事儿，爱在家里玩剪纸，自己把一些画儿和毛主席的照片设计成剪纸图案，再剪出来，弄得挺好的。维世在我那儿聊天，偶尔看到了那些剪纸，可喜欢了。她很高兴她的小弟弟们有这样小小的创造性，乐呵呵地欣赏了半天。 
　　第二次，一天黄昏时分，维世偷偷来找我，进门说她已经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她是秘密地溜出来的。一坐下，她就告诉我，哥哥死了。 
　　孙泱死了？我大惊。她说：“他们说哥哥是自杀，我不信，得搞清楚这件事。”她很难过。我们谈孙泱，谈他的家人孩子，都觉得他那样乐观的人，不可能自杀。我们想起来小时候宁世带着我们一起淘气，难过极了。…… 
　　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带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漯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 
　　维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使我想到戏剧故事中的乱臣贼子，对一哄而起的“文革”忧心忡忡；对维世的处境，提心吊胆——那时候好多人在非正常死亡。但她的自信又让我心绪稍安，而且我觉得，有周总理、邓大姐在，维世起码能有生命安全。临告别时，维世说：“六姨你也小心，咱们家的人都得小心。现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说话的人不多了，我总会有机会再溜到六姨这儿来的。” 
　　可是，那以后，她再也没来过我家。因为周总理、邓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为孙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鸣不平，发出了五封申诉信，分别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没想到，孙泱、金山的事儿没人理，维世自己也被抓起来了。最后见面那次，我看着她美丽而又自强的面容，听着她愤愤而又自信的话语，对她的前程也有些许乐观。我没有去设想残酷的明天，更没有去想象悲惨的结局。我想，维世聪明，她一定能溜出来，能悄悄地再来找我。我们俩从小就一块儿溜出过学堂。她一定能平安，一定能来的。 
　　谁料，今生今世，我们再没见面！

　　本文选自《我这九十年》，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华文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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