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一段公案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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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公案的由来

© 李慎之／文

李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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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载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四节的开头有这么一段话：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我要在这里坦白交代一个当年不算秘密而现在却鲜为知的事实：讲这个主张要“大民主”的话的人就是我。说是“几个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当时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一个是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王飞同志。 
　　我们这番话是在1956年秋天波匈事件闹得不可开交以后，毛主席专门派他的秘书林克同志到新华社向我们这两个当时接触有关情况最多的人征求意见的时候讲的。林克本人自1949年北平解放时起就一直在我手下工作，1954年秋天在《参考消息》选报组组长任上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帮助毛主席看一天几十万字的参考资料（按：1955年3月1日以后，《参考消息》由刊物型的16开8版改为报纸型。另办刊物型的《参考资料》，版面无一定限制），所以毛主席派他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当时正是苏共二十大开过半年以后，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其冲击波不断扩大，直到波兰与匈牙利出现乱局，苏共和中共对如何处理局势也发生了意见分歧。我自已在铺天盖地的外国新闻报道日日夜夜的冲击下，也是忧心忡忡，到了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我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太严重了，希望只能寄托在取得胜利才7年而且领导着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众望所归、一贯提倡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而且素有宽容与开明之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一个民主与宽容的范例。 
　　这里需要补叙的是，据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对我讲，自从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央书记处（在那年9月结束的八大以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每天都要开会，为我党有史以来所未有。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我们的因应之道。仿照苏共的制度，党内有资格经常列席书记处会议的本来只有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一人，但是，第一，邓拓虽然是新闻界的老前辈，可是从未涉猎过国际问题；第二，从江西时代起我党国际消息的来源就完全集中在新华社手里，《人民日报》到那时在这方面还无任何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每天开会要问到国际上的最新情况时，邓拓同志实在是心中无数，不免不满与批评。毛主席因此特别指名要吴冷西代替邓拓列席中央常委会议。吴不但领导着当时掌握全部国际消息来源的新华社，而且曾任《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国际部主任，因此在中央会议上能够做到有问必答，而为他做后勤工作的就是新华社的国际部。今天的新华社有国际部与参编部两个部，但是历史上两者有过分合，50年代中期是合的时期。收集所谓外国资产阶级新闻的选报、翻译、编辑的工作完全在我个人的分工范围之内。为了执行乔木同志要把新华社办成“消息总汇”的方针，为了要追求时效，我规定《参考资料》一天要出3本，上午版64页，中午版24页，晚上版32页，而且要求一定得在早上8点、中午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这样“一日三参”、120块16开的版面，尽管是老5号宇，大致算起来每天也有二十三四万宇左右，数量是很大的。我当然做不到字字过目，但是大部分内容，尤其是重要的内容是必须知道的。冷西去中南海开会前后经常要到国际部了解最新情况，大部分时候就是找我去汇报。与此同时，他也当然要把中央讨论的情况，特别是毛主席所讲的，在我听来是闻所未闻的话向我吹风，以作为我们搜集材料的指导。 

　　整个1956年，在人们心目中是越来越宽松的一年。高饶事件与先是反胡风集团的斗争、后来又扩大为肃反的运动都随着1955年过去了，也就是毛主席后来说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这一年开头就是毛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私营工商业改造完成的喜报，然后又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皆大欢喜，一心想着向科学进军了。3月份的苏共二十大推倒了斯大林，在许多人心目中也去除了不少思想上的压力：接着就是4月份毛主席发表很多新思想的《论十大关系》。5月份，陆定一同志又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发表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从来没有提出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使更多的人心情进一步舒畅、思想活泼。我在这样的大潮激荡下思想也越来越转向寻求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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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忆起我当时的心情，大概只能用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后毛主席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的活来说，是头脑里“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学过点心理学，知道人的视听能力是选择性的，即所谓selective eyes或selective ears。毛主席当时讲的话大概是两面都有，但是我只听得进，也只记得住他批评斯大林，批评苏联的话，认为苏联东欧之所以出问题全是因为没有实行民主，而是一味强调专政，终致循着（当时世界上唯一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走向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必然走向个人专政（即独裁）”达到的结果。因此当毛主看到波匈大乱而派秘书林克到新华社来向王飞和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就人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民主的制度。冷西同志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我就向林克说“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冷西还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就说“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者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已的权利与义务”；冷西又告诉我“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就说“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应当建立宪法法院”；至于毛主席引用王凤姐的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更是使我钦佩他老人家胸襟之宽阔，气魄之宏大，我还因此而明确提出“革命胜利以后就是要搞点改良主义”的主张。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思想与毛主席要搞“不断革命”的思想真是南辕北辙，但是当时我这个有选择性的脑袋却居然懵懂到自以为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的地步。当然，促使我这样想的原因也还有别的刺激源，例如，那时我每星期都要到外交部去参加一次张闻天同志主持的汇报会。闻天同志是我最崇敬的我党元老之一，那时还是政治局委员。还记得他有一次讲过：“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一点，不要只靠他毛泽东一个人发展嘛。”就是这些话当时竟使我狂妄到了以为自已在毛主席前没有什么不可以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地步。 
　　向毛主席提意见的是王飞同志和我两个人，王飞为人远远比我谨慎。在林克来电话说要找我们以后，他还特意先同我一起向冷西作了一次汇报（这在我本来是认为并无必要的）。谈话开始以后，虽然我们对彼此的意见都是相互支持的，但是话还是我讲得最多。“大民主和小民主”的话就是我讲得忘乎所以时的临时发明（我这样说不是要维护我的版权，而是不敢逃避我的责任）。但是我确实没有说过“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话，我的原话是说“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而且我还对这两个词儿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作了解释。一方面，我感到虽然当时的政治大体上可称清明，社会也可算安定，却又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认为这都是跟苏联模式学习的结果，现在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另一方面，当时正是建国7年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调资定级工作刚过，那次调资的过程中，我一方面坚决反对领导上对我个人提级，另一方面又对几乎天天都有人到我的办公室，甚至到我家里来诉苦的现象十分反感。来的人无例外地都是说自已什么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现在的级别是多少多少，别的什么什么人跟他同时或者比他还晚参加工作，而现在的级别又是多少多少。我以为一个人自己到上级面前伸手要求提级是岂有此理的事情，而且这样一闹的结果，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调整，半年不得太平。此外，如分房子，调工作……一概都是如此，更不用说上班迟到早退，办公拖拖拉拉了。我虽然几乎没有在旧社会工作的经验，却硬是断定这是古来未有的荒唐事。我认为这都是共产党太讲人情，不讲法治的结果，这就是我所厌恶的小民主。我自以为所见甚是，却不料过不了几天毛主席就在二中全会上对我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而且据冷西同志会后向我讲，毛主席的原话是说：“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这样，我觉得毛主席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虽然想不通，心里倒并不害怕，甚至没有委屈感。另外，冷西还专门找王飞和我传达：“主席说这两个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又说：“这不仅是几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我猜想毛主席虽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但是他既然提出这是一个思潮，想必有解决的办法，我只须静待就是了。不过林克大概是听到了毛主席讲话的全部内容的，心里很有点紧张，又来找我，问我是不是他把我的话传错了，颇有歉意。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只是向他再次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正是因为敌人已经被打倒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他听了我的话又去向毛主席解释了一遍。主席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不同”。这样，家就住在新华社大院里的林克又回来向我传达了一遍。我虽然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还是并不在意。过不了几天，我就随周总理出访亚欧11国去了（原定是访问亚洲8国，但是新年前后因为波匈局势愈演愈烈，总理在访问印度的中途，临时奉召回京，受命访问苏波匈三国然后再从莫斯科启程完成对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的访问，我作为代表团的秘书，是全程参加的）回国以后没有几天，就听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号召“志士仁人学习哥白尼、布鲁诺”，进行鸣放了。 
　　因为我发明了“大民主”这个词，又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所以在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有些人就传言我是“钦犯”，是毛主席自定的右派。这是极大的误解。毛主席是以大手笔写大文章的人，不会把区区一个李慎之放在心上。我是真诚相信他说的“他们是好同志”的话的。要解决他心目中的“思潮”问题，他的一贯做法是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如果我在反右派运动所涉及的时段里出国去了或者生病住院，没有鸣放，我就不可能成为右派，无奈我“秉性难移”，也就只有“在劫难逃”了。事实上，我随总理出访中途回京的时候，王飞还跟我讲：“你走了以后，林克又来传达主席的指示，要我们同他一起读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被我婉拒了。”我当时还不理解，以为能同毛主席这样的天才理论家一起读书是莫大的荣幸，一定可以得益匪浅，结果未能如愿，颇有惋惜之意。但是王飞对我说：“已经犯了错误，挨了批评了，不要再惹事了。”我是末代延安人，没有经历过整风、审干、抢救这样些运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心头越来越热，尤其是毛主席公开号召“共产党员头上要长犄角”，“要敢唱对台戏”，更是使我心潮澎湃为毛主席要带领我们走一条全新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了，因此还是不改故态，放言无忌，终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王飞则从此谨言慎行，只是最后还是不免受我之累，受到降级处分，丢掉了新华社编委委员（即党组成员）兼国际部主任的乌纱帽。他虽然从不怨我，我却是感到永远愧对老友的。 
　　我终于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受到四类处理，但是最后定案的罪状中却并没“大民主”这一条。这大概是因为按照政策，向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进言不能算是错误的缘故。出我意料的是，我的第一条罪状居然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而我本来还自以为这是我的功劳。事实上，不但当时的《参考资料》反映情况详尽及时，而且还由我主持在“一日三参”之外出了二十几期的专辑和若干期的内参专辑，如各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生产孰先孰后……等问题的议论”。中央一再表示满意而且嘉奖过的。1956年7月，毛主席还通过中宣部布置我和当时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姚臻同志一起编了两册《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搜罗了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和领导人所发表的批判斯大林问题的决议、声明、论文、报告以及党的机关报的若干社论。就我现在所知，在全世界的同类文集中，我们这本可能是最完备，因此也是最权威的。

3

　　经过毛主席的批判，“大民主”已臭名远扬、无人理睬十年之后，忽然在中国大地上又走红起来。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群众纷纷传言“毛主席提倡大民主了”，而且这个信息是由总理下达的。这场大民主带来的热闹不仅将“永垂史册”，而且现在还活在四五十岁以上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里。当时新华社很有几个造反派头头，因为知道我是“大民主”这个词儿的发明人而来向我煽动：老李，你这个右派分子也该翻翻身了，毛主席都主张大民主，你说说大民主有什么错？”对这，我只能木然以对，同时渐渐在心里凑成了这么四句：“十年前事已成尘，不向天花悟昨因。洗尽狂名销尽想，笑他多事解铃人。“ 
　　正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又过了十多年，我们的国家又批起大民主来了。不但从宪法里取消了“四大”，而且报章杂志上也有文章根据《毛选》追查起最初提出大民主的根源是在一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这个人一贯警惕“群氓心理”，痛恨“暴民政治”，打心眼里反对“四大”，迄今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每看到那样的文章，我就有一种冲动，想自首坦白：我就是那个信口开河，害得大家吃了那么多苦头的人。但是我马上又想到，我纵然自愿千万剐，又哪里能够狂妄到认为自己有资格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呢？ 
　　知道我是大民主的发明人的朋友大概还并没有认为我犯了那么大的罪。1982年，乔木同志把我调上玉泉山去参加起草“十二大”文件的第一天，就在吃晚饭的时候向众位秀才介绍：“李慎之同志就是那个当初提出‘大民主’的人。”二十多年没有参加上层的工作，我当时熟识的人确实已经不多了。 
　　为什么毛主席心中的“大民主”同我目中的“大民主”能有那么大的反差，或者说截然相反？为什么我“以辞逆志”而终于失之？这是我长期思索的问题。在60年代的“文革”中我已经悟到，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和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或者是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与“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他所说的大民主。不过，相对比而言，反右派与反右倾是比较“小一点”的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则是“特大”的大民主而已。毛主席逝世后不过10个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批判我的大民主和阐述他的大民主的讲话全文，读完之后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要是早知道这些话，我就是再迟钝也不致于栽那么大的筋斗。照说冷西和林克都绐我解释过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尤其是冷西同志，因为我马上要随总理出国来不及听二中全会的正式传达，还专门花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对我一个人进行传达直到深夜，我至今感念。但是无奈他们一点没有给我讲毛主席在这篇讲话中说得相当清楚的要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反对资阶级大民主（当然也就是我所说的大民主）的一番意思。到底是我一个人糊涂到了不辨左右是非的程度呢，还是大家都有点儿糊涂呢？ 
　　至于我所说的小民主，虽然毛主席也曾让冷西和林克告诉我“我们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但是似乎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在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老人家只有一次提到“预先出告示，到期（明年）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现在看起来，毛主席早在发动反右派斗争前半年已经发出警告了，而且说得相当明白，然而就我观察所及，全国人民（包括党的干部在内）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实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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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我当年十分厌恶的小民主在中国仍然大量存在：提级别、评职称、分房子到哪里都是无休无止的争吵和照顾。所以，不过十来年，本来一个都没有的硕士、博士、博导，……还有“大师”已经是满坑满谷了。不过我似乎也已经想通，我心目中的小民主大概是毛主席所说的民主的必要的补充，这倒也是特别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有点“人情味”的宣泄之道。我希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民主能在中国永远结束了。我也希望我所厌恶的小民主能越来越少。但是我现在已经能够懂得，个人的幻想并不能代替历史的实际。 
　　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大民主的故事还远没有完。不知哪位高手把大民主译成Mass Democracy——群众性的民主，这是一个很容易望文生义而极有吸引力的名词。因此随着“文化大革命”震动世界，大民主的思潮也在世界上引起回响。著名的“巴黎1968年5月”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到现在，大民主在西方虽然没有成什么气候，然而在欧美的大学里却是香烟不断。我完全不懂他们到底主张些什么，但是他们大概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理想主义的理论，而且决不是同毛泽东思想毫无关联的。在那些人的心目中，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彻底消灭官僚制度的主张。 
　　事情已经过去整40年。我年逾七旬，行将就木。我个人虽不足道，但是“大民主”却是中国或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桩公案，也会成为政治学上的一个名词。我作为其发明人，有趁人证物证还在而向历史交代一下的义务，特别是对那些有历史癖的人们，省得他们以后挖空心思地去调查、考证，弄得不好，反而可能以讹传讹，难于征信。 
　　“文革”中，我的专案组长曾经问过我：“毛主席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还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可以指天发誓，一直到反右派运动，我骨头里决没有一丝一毫反对他老人家的意思。我甚至告诉她，到反右运动结束的时候，我还给自己做了一副不能算是对子的对子：“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作多情，多情却被无情恼。”就是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我也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当然，我也得承认，后来对他老人家的思想也慢慢滋生了怀疑以至异议，但是那是到1959年在农村经过两年改造看到“大跃进”失败，开始有人饿死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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