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腥风千里扬州路
┃Personal History
腥风千里扬州路
© 巫宁坤/文
巫宁坤
我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一九二〇年出生在彩衣街老宅,直到三七年逃难才离乡。小时候,我并不觉得家乡有什么好。一道破破烂烂的城墙,一条条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街道,弯弯曲曲的一人巷,堆满街头巷尾的垃圾,有什么好?什么“三分明月二分在扬州”,什么“烟花三月下扬州”,什么“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仿佛都是无稽之谈。
芦沟桥炮声一响,几个月后日寇兵临城下,我上过五年半的扬州中学宣布解散,全体师生齐集树人堂,合唱《松花江上》,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全场泣不成声。会后,大家纷纷离校,我也加入了流亡学生的队伍。谁料到,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就从此漂泊天涯。十几年当中,跑过不少中外名城,我反而日益怀念我那“一无是处”的故乡了。
一九五一年夏天,我从芝加哥大学兼程回国,应聘到燕京大学任教。游子还乡,满以为从此可以安居乐业,为人民服务了。我把寡母从扬州接到北京同住,暂时就不急于还乡。谁料到,一入彀中,一切便都身不由己。先是我中了“阳谋”暗算,发配北大荒,老母和妻子儿女被赶到合肥。及至“文革”十年浩劫,红卫兵勒令我的老母离城,这时我已身为“牛鬼”,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看着老人家在离家十五年之后又孤身还乡。
一九六八年二月,接到堂弟从扬州发来的电报,得知老母病逝。我立即请假去奔丧。经过一昼夜车船的折腾,我这个游子终于踏上了阔别卅一年的故土。我多想喊一声:“故乡,你的游子回来啦!”可是故乡变化不小,乍一看几乎面目全非。那熟悉的城墙不见了,那些青石板路也不见了,我的脚下是一条板着干部面孔的水泥大街,两旁排列着千篇一律的两、三层的水泥楼房,要多丑有多丑。而我呢,“尘满面,鬓如霜”,形同陌路。我问了几次路才找到家门,两扇黑漆大门变成了一扇寒碜的小门。进们后才知道经过房改,原来巫姓一家住的房子已经住上好几家了。听堂弟妹们说,老人家是因为缺医少药,糖尿病加剧致死。灵停在一间黑屋子里,老人家在那里面度过最后一年多孤苦伶仃的日子,棺材是用两扇旧门板打的。
第二天一早,我跟在一辆平板车后面,把灵柩送往城郊去入土为安。一路上,我回想她的一生,从小是孤儿,在叔父家长到三十多岁,被嫁给我父亲当填房接管六个未成年的儿女。父亲赋闲,家里靠典当过日子,娘真是茹苦含辛把我们拉扯大了,还不让失学,谈何容易!后来,她一人寡居十年,直到我回国把她接到北京同住,满心以为从此可以欢度晚年了。无奈十七年来,老人家受我株连,没过上几年好日子,最后还赶上“文革”苦海无边,唯有一死才得到解脱。
多年来,虽然说不上为扬州魂牵梦绕,我还是常常惦着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一行。怎么也没料到,“三十一年还旧国,”竟是在腥风血雨中来埋葬含恨死去的老母。死者好歹安息了,活下来的,磨难还没尽头哩。当年那些恐惧和梦想,它们曾驱使我在腥风血雨中背井离乡,去追求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如今,梦想早已破碎,恐惧却牢牢地织入生活的经纬。游子还乡仿佛是一场醒不了的噩梦中的插曲。
安葬后第二天,弟妹们忙于“闹革命”,我独自到大街小巷去走走,看看故乡似曾相识的面貌,听听久已生疏的乡音。彩衣街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我小时从来没听说过,现在也无心去打听。只觉得这彩色斑烂的名字,对两旁贴满大字报的长街,真是绝妙的讽刺。我想起当年那些摆摊子的手艺人,或是用面团,或是用梨膏糖,作成形形色色的神仙人物,孙悟空啦、猪八戒啦、哪咤啦、托塔李天王啦,一个个神采飞扬,五色缤纷。那些彩衣神仙曾为我孤寂的童年添过多少生趣,画过多少好梦!
一个过路的胖男骇好奇地睁着大眼睛朝我看,我便问他还有没有做面人儿和糖人儿的,他笑呵呵地说:“一听就晓得叔叔是外地来的。扫四旧早就把他们扫光了。”
我说:“你不觉得可惜吗?”
胖孩子说:“那有什么法子!文化大革命嘛!”
我说:“你说得对。你的扬州话说得真好听。”
他说:“扬州人不说扬州话说什么?”
我笑着用扬州口音说:“我也会说扬州话。”
小胖子又乐呵呵地说:“叔叔说的又不像。”
我突然感到失落了,我多么羡慕那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的诗人。
满街到处都是高音喇叭,播送着震耳欲聋的革命歌曲。我心里却回荡着来自童年的歌声。年年夏天黄昏时分,沿街人家往往在家门口乘凉。总有一个瞎子,中年男的,穿一身土白布褂裤,边走边拉胡琴。有一个十来岁的姑娘,背后拖着一条漆黑的大辫子,一手扶着瞎子,一手提着一个收钱的小布口袋,低头唱着各种小调。时隔数十年,我早已附庸风雅,胡乱哼哼西洋歌曲,可是她常用《四季相思》的调子唱的孟姜女万里寻夫的故事却难以忘怀。古城夏夜,她那如泣如诉的哀歌让我过早地体味到人生的苦难。我曾取笑自己,毕竟孟姜女的故事早已是老古董,秦始皇那个暴君也早已遗臭万年了,何必自作多情,为古人担忧。没料到,反右浩劫中,我被充军比万喜良还远几千里呢。妻子也像孟姜女当年一样,为冰天雪地中服苦役的丈夫做棉衣,又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去狱中探望人命危浅的丈夫。我在故乡的土地上踽踽独行,忍不住流下泪来。不用问人:“今天还有盲人歌女唱孟姜女吗?”
出天宁门,沿瘦西湖走到绿杨村。冬天湖水浅,没有游船。我猛然想起当年绿杨树下有位老者,身上穿件道袍,手提一根钓鱼杆,杆端挂着个布口袋。湖里有游船经过时,老人家就站起身来,不紧不慢地把口袋伸到船上,抑扬顿挫地唱一段道情,讨点钱。他常唱的那段,我又轻轻哼了起来:“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来往无牵绊。沙鸥点点轻波远,荻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影,蓦抬头月上东山。”何等的神仙境界!不用问,这样的老渔翁早已绝迹,道情自然也没人唱了,郑板桥这样的“反动”思想也难逃红色恐怖的熊熊烈火。
等我重访了“长堤春柳”和五亭桥,斜阳已晚。回到彩衣街,经过一家烧饼店,猛然闻见一股烤烧饼的香味扑鼻而来,又把我带回少年的岁月。每天清早,我背上书包,走到娘床前去要几个铜板,然后就连蹦带跳上学去。到了烧饼铺,买两个刚出炉的烧饼,一路走一路吃。萝卜丝烧饼一年四季都有,雪白的萝卜丝配上香喷喷的葱花,比“狮子头”还好吃。豌豆苗烧饼只有春天有,鼓鼓囊囊的夹满了碧绿粉嫩的豆苗,色香味俱全,今天想起来还流口水。此刻站在烧饼铺前,我忍不住问道:“有萝卜丝、豌豆苗的烧饼吗?”一个年轻的师傅打量了我一番,笑着说:“早已不做了。只做‘椒盐草鞋底’,大路货。同志是外乡来的吧?”
我怎么能忘记,整整七年前,也是春节期间,我在劳改营里饿得奄奄一息,娘从北京去探监,从茶淀火车站到清河劳改农场,一双小脚走十多里碎石子路,手里提着食品袋。眼看着白发苍苍的老母疲惫不堪的神情,我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娘从袋子里先拿出个纸包,边打开包边说:“我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烤炉烧饼,萝卜丝的、豌豆苗的。豌豆苗,北京连影子也没有。白萝卜倒有,不如扬州的好吃。现在好面粉也困难,春节一户才配给一斤。我切了一碗白萝卜丝,加了葱花,滴了几滴麻油,包了十个小饼子,一个一个在煤球炉上烤出来的,自然没有烧饼铺做的好吃。”我忍不住哭了。
娘说:“哭什么,吃吧。”
我一边说着话一边吃起烧饼来,不知不觉就把十个都报销了。
娘问:“味道还可以吗?”
我说:“说不上,我是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再来十个我就知味了。”
娘黯然一笑说:“听说你们这里饿死了不少人,看到你活着,我就放心啦。”
今天我还活着,您却只是一抔黄土了,而我被“扫四旧”吓得连一个烧饼也没敢供在您灵前。
再见了,似曾相识的故乡!我好比一个失去的古王国的考古工作者,从时间的窖穴里发掘到一些碎片、几块化石,也许它们会为我打开一扇门,让我走进那个尘封土埋的世界。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本文选自《孤琴》,巫宁坤/著,允晨文化,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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