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另类

赵园私人史 2019-08-16

┃Personal History

另类

赵园

人私我已不能准确地记起，自己是什么时候有了“出身”这概念的。或许并非在“反右”之后；只不过“反右”使我获得了一种身份，“右派子女”。“出身”的严重意味，肯定是到这时，才被深切地领略的。此后发生的事情略有一点戏剧性，即在那时常常要填的诸种表格中，起先在“出身”栏填的是地主——依据的大约是后来所谓的“查三代”的原则，到中学毕业前夕（想必与高考有关），如同施了某种小小的诡计，随大流地将“地主”改成了“职员”。这种小伎俩自有被拆穿的一天。记得文革最热闹的那段时间，躲在宿舍里听外面的辩论会，就听到了如下问答：（众声喝问）：什么出身？（答）：职员。（众）：什么“职员”！滚下去！那之后，在诸种填不胜填的表格上，我也仍旧填我的“职员”，却总像是有点鬼祟。而在这过程中，有了心理症似的对此种表格的恐惧，填写直系、旁系亲属的“政治面貌”一栏，总令我有当众受辱之感。我始终不能在这种事上麻痹自己，将此视为惯例而处之泰然。
译一也不记得打从何年何月起，这类表格竟少了起来，而且其上渐渐隐去了“出身”一项。我想最初我肯定会有被大赦似的庆幸的吧，奇怪的是竟也并无此种记忆。此后的事态发展更匪夷所思，我的姐妹中竟有了不止一个党员，且有人从事过“党的工作”，而我记得我的这个姐妹是连入团也曾大费周章的。时至今日，我们自然早已适应了新的身份与处境，无不心安理得。“忘却”这一心理功能实在是上帝之于人的一大赐予！因而当今年劳动人事部的“履历表”发下时，我竟像是猝不及防似的，有时间倒转之感。当然那种感觉只是瞬间而已。
私私在上述变化发生之前，我也曾像同类那样，被不断地告知应当“划清界限”，更严重的说是“背叛家庭、阶级”，较温和的告诫则是，“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我的姐妹在选择配偶时，无不以“好出身”作为一种即使不明言的条件。只是到了我以大龄青年而与后来的丈夫相遇，在听了他极坦白的自我介绍后，竟因了曾同属“另类”而放下心来。时值七八十年代之交，人的思路有了如此微妙的不同。与他相熟起来之后还发现，这两个绝无机会相谋者，竟作出过同一决定，即不要子女，以便“消灭剥削阶级”。
传方其实即使风水转换也可能是积渐而至，只是人们往往不大察觉罢了。就我的经验，那变化的契机正在将“出身”强调到了极度的文革中。大约是文革中后期吧，我突然领到了一种身份，“可教子女”（全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出自伟大领袖的一条“最新指示”）。
史译当时北大在京郊平谷县的山区搞“教改”，被认为属于这种身份的同学，被军宣队召到了一处“落实政策”。由我看去颇有点讽刺的是，这当儿和我待在一起的，正有几年前还视我为“另类”者。我猜想他们一定会为与我归入了一类而感到耻辱。有趣的还有，这些被“落实政策”的子女们像是全无感激之意，倒都有点悻悻。甚至如我似的老牌“黑五类子女”竟也不安分地想：凭什么说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难道他们都是不必教育、天生革命的？这“可以教育好”岂非认定了我们本来不好？
译书在某种意义上，“可教子女”也如“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文革中所发明的像是意在“解脱”却使当事者备感屈辱的名目；有理由认为使对象受辱（亦一种隐蔽的惩罚）正是动机的一部分。我们这民族从不乏将人分类以及命名的艺术，也是一种“语言智慧”吧，上述构造精致的语言材料即可资证明。这类文本到了现在已必得详加注释才能为年轻者读懂，我却认为包含其中的意味，即使再详尽的注释也不可能传达。
在秦“出身”作为问题在文革中的经历，还远为复杂。即使有过大量迫害的例证，同属“另类”者的文革记忆也仍不妨互有不同。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可能体验过某种“解放”之感。在我的经验中，正是混乱与破坏，给了他们这稀有的机缘。我的相册上保存着二姐文革初期在天安门前私自戴着红卫兵袖章拍的照，摆着当时最流行的姿势（我认为那姿势由二姐做来，特别的帅），将小红书抱在身前。那袖章我只在她的这张照片上见到过，也无从猜测当她将这袖章戴在臂上时，有没有类似“浑水摸鱼”的不安。多半没有的吧。二姐是我的姐妹中最单纯的一个了。此后大规模的串联中，她和我的妹妹更大着胆子，走到了尽可能远的地方，据说所到之处并未遭遇与“出身”有关的盘查。由于某种身份自觉，我没有参与串联，我的姐妹也不曾想到有可能邀我同行。只是她们自己现在也未必说得清楚，她们在行旅中享受与“红卫兵小将”同等待遇，是否就真的心安理得，有没有过“鬼祟”之感。
私私“派仗”也属于此类机缘。据我所知，文革中各地的派仗，那个被对手以“大杂烩”攻诋的组织，通常即所谓的“造反派”。“大杂烩”自然指成份的不纯，“藏污纳垢”。这固然因“造反”者对秩序的蓄意破坏，也往往出于实用的目的，即招兵买马（亦对手所揭露的“招降纳叛”），扩充实力，无论如何，这给了你混迹“群众组织”的机会，你终于有了个可以公开亮出的身份，“××革命群众组织成员”。尤其令人玩味不已的，是“革命”二字。非亲历者绝对不可能想象这身份对此类人的意义。他们中的有些人，文革初期为了证明“决裂”与“忠于”，曾将毛像章别在胸前的皮肉之上，当着此时，即不惜为了这袖标而在派仗中从容赴死——那些甘冒矢石的勇士们尽管汇集在同一名义（“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却不妨骨子里有如上的不同。
书方提示上述差异未见得多余。我早就在担心笼统的判断正在使人各不同的经验、经历湮没不闻。何况有些经验，非亲历者固不能形容，即亲历者也未必能形容。“历史”大约就是这样，因不断删繁就简终至于众口一词，像我在南方所见熏干且上了色的腊肉，永远失去了“复原”的可能。

在秦至于我本人的身份，在文革中另有复杂性。事实上这“身份”究竟是什么，我直到现在也并不确知。这种神秘性才能构成真正的威慑。到研究所工作之后听说，室里的一位同学，1957年“反右”后，带了某种身份被遣到外省，在被诸种用人单位一再拒绝后，他本人竟还不知情。这些应当是写卡夫卡式的小说的材料，记得也有人写过，只是终不能如卡夫卡作品的有力罢了。我们本应有“自己的”《审判》或《红字》，我们对那种情境、体验绝不应感到陌生。甚至还不止于此；发生在我们这里的怪诞与荒谬，岂非早已抵达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
私者话说得远了。我还想说，你要在被划归“另类”的境遇中，才有机会体验被遗忘之为幸福。哥哥曾说起当年他在“牛棚”时，宁愿在大冷天被派到远离单位的地方干活，因为这样他才能将棉衣连同缝在上面的“牛鬼蛇神”的黑袖标剥下，哪怕要为此而狂奔取暖。我也在这过程中。喜欢上了走在全然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们中，只为了被遗忘，同时遗忘（被身份符号所指认的）自己。
者方因了同样的理由，我对两年的插队生活心怀感激。在那间借住的农舍里，我与临时凑成一家的几个大学生，在乡民眼里是平等的。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没有过以我为另类的任何提示抑暗示，竟至使我忘乎所以，直至“再分配”那一天到来，才理所当然地由幻境堕回了现实。我还能记起那被重新指认时的绝望，心灰意冷。与可疑的“身份”一起的，另有其他暧昧的传闻。我也在这时才得知，发生在“文革”前夕的自杀事件，已被调制成了极合大众口味的故事。一个分配在公社卫生院的医科学生，将她听到的关于我的谈论告诉了我，那神情态度中既有怜悯，又有牵连受辱似的嫌恶。这之后的一些年里，这种指认还发生过；我甚至由知交的脸上，也读出过怜悯，疑惑与嫌恶混杂的神情，而我也仍如“再分配”时那样，整个心颤栗不已。
史者在前不久所写的散文中，我写到了那次分配期间逃亡似的经历。当日的目标，只是逃回父母所在的郑州；所欲逃离的与其说是乡村，毋宁说是当地之为政治环境，即有可能因出身与流言而将我窒死的环境。到此时我已失却了乡村之为伊甸园，因劣迹昭彰而无从隐匿。我的师弟解释他对北京的依赖，说北京毕竞是个大一点的水池。对于当时的我，郑州也如此。直到现在，起诉无门的不仍然是农民？

史安其实我已不便用“另类”这模模糊糊的说法，将我跟无以数计的更不幸者归为一类。我毕竞考取了北大。这差不多剥夺了我抱怨、诉苦的权力——尽管我写作本文的目的并不在抱怨或诉苦。70年代末重返北大后，到住在京郊的朋友家做客，她是云南人，曾在北大文工团与我同操乐器。坐在她家附近的山坡上，听她谈到一个志在科技且极富才华的友人，因出身而被分到了不相干的大学，一次郊游中，水性极好的这年轻人，竟头也不回地向滇池深处游去。此后亲友将他葬在高压线路下，高压输电线即其时所能找到的“科技”的象征。这故事让我脊背发凉，悚然于那“头也不回”的冷静决绝。但细细一想，这自杀也不免奢侈。更多的同类甚至不能得到这样的自杀的理由。

私在“出身”这概念已然陌生，或许我们的后代再也不会有如我所写的噩梦。写了这句话后，我并不真的就这样乐观。不是又有了新的等级与新的歧视？只不过“大款”、“白领”以及永在金字塔尖上的“高官”替代了“革干”、“革军”、“工人”、“贫下中农”。还有层出不穷的新的“类”与“另类”。即如：“特困生”。我得承认，这种名目总让我看得不舒服。清初的唐甄说到过施舍的艺术，说的是“君子之处贫士。惠非难，不慢为难”；“不慢”方可谓“善施”（《潜书》上篇《善施》）。可惜此义已不大为今人所知了。我无法设身处地地体验“特困生”的感受，只是怕那种大张旗鼓的宣传，公布其名单甚至照片，正包含着“慢”。我以为总应当有更好的办法，顾到受惠者的尊严。这是一点多余的话，姑且写在这里。

　　本文选自《散文季节：赵园散文精选》，海天出版社，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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