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大学未识读书味

┃Personal History

大学未识读书味

© 张思之／口述
© 孙国栋／整理

处者我想学外交译 

安方离开圣路，回郑州稍作停留，拿着姑妈送的一枚金戒指作为生活费，到南京考大学。功课学得不好，又无文凭竟敢去考，是要点勇气的。为什么要去南京呢？一来它是一个重要的考区（这是当年的办法，挺有意思，值得参考），二来步天濬的哥哥在中央大学，暑假宿舍空，给我留好床位，我可以住下来准备高考。者 
鸦传当年想搞“外交救国”。那时常想，国家为什么这样积弱，总受人欺负？把问题归之于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认为缺少好的外交家——谈笑风生，折冲尊俎，纵横捭阖，攻防有度；目标是维护祖国利益。那时看不起李鸿章（知识少不懂得他），崇拜顾维钧，至今还偶尔翻翻他的全集。一句话，想学外交。秦 
安鸦可是到南京才知道，全国只有一个外交系，偏又设在中央政治大学。那可是国民党的党校哦，专门培养小官僚的地方，据说毕业岀来就是县太爷。我既不想在党，又不想做官——你想，我这个性格做得了官吗？怎么办？想想只有两个系跟外交最接近，一是外语，一是法律。于是报考了南京的东方语言学院和北平的朝阳大学，这两校那年的招生时间比其他高校要早一点，居然都考上了，心头美滋滋的，有点得意。不过也有令人沮丧的事，再后报考北大，由于数学零分，按当时的“规则”，不能参加总评，落榜了。据我估计，语文也考得不好。如果真有傅斯年、罗家伦那般汉语水平，也说不定能混入，他们不也是数学零分而被破格录取了吗！前不久还读到张充和女史的故事说，“1934年夏张充和以数学零分、国文满分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可见我差得太远太远。我至今记得，有的考题有点怪，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一般都难答对，比如“儿”化音之类，那时根本不懂。这也只能怨自己浅薄无知。传 
无者考上大学，沾了英语成绩的光。东方语言学院我考的是暹罗语专业——就是泰国语，号称“东方法语”，我考了第二名。考朝阳大学，我的数学成绩仅5分，只做对一个小题。发榜时自己心虚，就从后往前看，找了半天，结果在靠前的位置找到了名字，我估计也是英语考得好些，把分数拉上来了。英语作文，什么魏得迈访华、马歇尔上庐山，这些时事都写了进去，那时候似乎没有几个学生用英文写时政这些玩艺儿，这不能不说得益于国立六中的训练。安 
言秦一下考上两个学校，回郑州姑妈家告别，同时向绵阳家里通报。父亲一直讨厌我学英语，何况又有朋友毕业于朝阳大学，做高等法院院长，极力推荐朝阳。他以电报表态，六个字：“学费已寄朝阳”。那意思分明是只能去朝阳，去别的地方没学费啊。这一招厉害，掐脖子了，犹豫半天，还得屈服。当初不知道上朝阳免学费。译 
一言这样，我从郑州到南京，转上海，乘船到天津塘沽港。海上航行三天三夜，民生局的小货轮颠得人几乎散架子，虽爱大海，又是初临，也没能上甲板，最后凄凉地孤身一人到了北平。到朝阳时已是十月，风凉气寒，好冷啊！我第二天就跑到东单地摊上买了加厚的冬装，当年有许多美军的军用物资摆在东单广场的地摊上公开出售。地球气温逐年升高，我身有体会。者 

涂在南东吴，北朝阳秦 

书鸦一进朝阳，注册组的老师就说，有你的汇款单。同时知道朝阳不交学费，我变相贪污了父亲的一笔款子。传 
无安朝阳大学是几个国民党元老于1912年创办的，校址在北平东城区海运仓，创办人是汪有龄，后来董事长是居正，以法科著称，在法学界久负盛名，所谓南东吴，北朝阳。还有个说法，叫“无官不朝阳”，就是说百分之八九十的国民党法官都是朝阳毕业的。东吴大学在苏州，主要搞学术，毕业生做律师的多。安 
方者进朝阳之初，也曾下决心要好好读书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没认真读过书，上大学可不能再这么混了。手上不正好有几个钱吗？就买了一大堆法律书，加上刚进入朝阳，一个人也不认识，就潜下心来读书。谁知没过两个月，听到学生自治会竞选的喧闹声就坐不住了，想看个究竟。译 
书老我是新生，没有资格参加竞选，就看人们贴海报、打笔仗；对我也算个启蒙和洗礼。当时各年级级长联合会成立了者 
者在“自治会代表会”，古治民被选为主席。这位老兄是四川人，小矮个，狂，傲，目中无人，法条背得滚瓜烂熟。我入学时他四年级，毕业时参加当年“司法官统考”，第一名，所以戏称“古状元”。当时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古“8·19”被捕，我奉组织之命去“草岚子胡同”看过他。一见面二话没说训了我一通：“你们在外面还干点事不干，为什么不设法把我们营救岀去？”问题这么尖鋭，我能说什么呢？我俩成为朋友是1948年底到解放区以后，后来又一块儿进城，一块儿接收法院。他傲得让院长很难安排他的工作，正好叶帅入主广州，向北京要干部支持，法院就顺势把他作为骨干送出了。到广州后真的是习性难改，任谁都瞧不上。你不是狂傲吗，运动一来，狠整，被整得好惨，牙齿全打掉了。1982年我去广州看他，言及往事，两人心情都极其悲凉！现已失去消息，不知景况是否有些好转？其实我的这位学长蛮可爱的：既正直，又善良，对我的缺点有宽容雅量。秦 

传者打个招呼就入党传 

秦者学生活动反映着两种思潮的争论，主要阵地是墙报。我从初中就爱看墙报，加上当时国民党执政的整个局面也的确让人灰心，这书又读不进去了。安 
方传当时地下党在学校里有两个互不联系的支部，简称“南支”和“北支”。两支统一执行着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发动群众，配合主战场，打垮国民政府，建立新的共和国。北支是抗日战起留在北平的那些人，南支是那时南下以后又回来的一些人。北支领导的外围组织叫民族解放工作先锋队，简称“民工”，在我们班上有个活跃分子，叫刘晨星，山东人，他和林世昌几个同学搞了个读书会，叫“晓春社”，把我拽进去了。1948年开春加入晓春社不久，刘晨星跟我讲咱们晓春社得有骨干分子，我介绍你参加“民工”吧，你会明白为什么要组织“晓春”。他说了“民工”的作用，给我看了一本“民工”的小册子，我答应了。没几天又通知我，说民工成立支部了，你是组织委员。还交给我直接联系一个小组，领导两个人，一个叫陆凤仪，一个叫马莲蒂。从此就上船启航了。译 
鸦处刘晨星1948年暑假到了解放区，改名鲁生，进了“华北联大”。1949年3月再回北平接收，分到教育部。1949年11月7日，苏联大使馆举行盛大招待会，教育部派他参加。鲁生事后对我说，招待会上谁也不认识，就在那里埋头胡吃海塞。没想到有人打了小报告，说太不注意影响，丢了教育部的脸，挨了一通批。后来鲁生改行搞哲学，作了四川大学哲学系主任。1990年，他去厦门开哲学研讨会路过北京，我们在一块儿喝酒。他说，我去开会，是要批毛泽东，他的《实践论》、《矛盾论〉基本上是抄的，我都给他捋清楚了。我当时对毛在理论上的问题还没认清呢，不敢那么狂，经他一吹，感到问题重大。同班老友丁治态度明朗，说：厦门归来给你庆功。我们怎么也料想不到，鲁生乘坐的那班飞机到广州白云机场就失事了。他六十出头就走了。我跟鲁生感情很深，经常怀念他。者 
一在1948年，国共两种力量在学生中的斗争益形激烈。朝阳大学的进步学生除了积极参加众所周知、载入史册的“5·20”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之外，另有件事比较严重。一个是“7·15”事件。东北大学入关的学生举行示威，冲击了当时的参议会。带头冲锋的恰恰是我六中的好友史效曾，是个老地下党，后来是宣武区的统战部长。当时参议会把大铁门关了，门外站着武装警卫。史效曾会武术，一个跟头翻过去把大门打开了，学生冲入，警卫开了枪，造成死伤。那次事件朝阳大学是事后参加的，对校内的影响还不太大。影响大的是“8·19”事件。正值暑假，国民党特务与军警合流到朝阳来搜捕四个学生，其中一个是王舜华，后来做了社会科学院的刑法室主任，“两案”审判时江腾蛟的律师。学校的训导长带着军警，抓走了这四个学生：除王外，还有孙国华、古治民和尹达夫，都是校中名人。同学们为此对训导长特别不满，追着他暴揍了一顿，有的同学下手很重，把他打得很惨。秦 
处鸦“8·19”之后，新学期一开始，中共根据战事发展的新形势，开始组织各大学的“进步学生”转移到解放区，训练自己的“干部队伍”，校内两派力量的对比有了点变化，特务气焰嚣张。他们有枪，晩上有时候对天鸣枪示威。他们手上有个“黑名单”，说是要待机而动。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从各个方面加紧了对进步学生的镇压。有消息说，特务沙凤鸿和闫葆春“已经注意上你了，最好到外面躲几天”。同是“民工”的同班靳龙骧就说，他有个朋友在故宫工作，故宫职工宿舍在“角门”那边，僻静，谁也注意不到，我陪你去。但有个条件，进去就不能出门，否则让人看到不好解释。就这样，我在故宫里躲了整整一个星期，学校情况没有变化，就回来了。传 
涂言10月初的一个晚上，高我一年的“民工”负责人王铁英找到我说：“尔龙，正式通知你，从今天把你被吸收为中共党员。预备期（不叫候补期）半年，半年后转正。”你看我的入党好简单，就这么两句话。什么写申请啊，什么审査啊，什么宣誓啊，哪有这回事呢！分手时他说，“你跟我单线联系，你底下联系的党员有周星海、常青，还有‘民工’的刘道荣那几个人，我把关系也转给你，记住！”这真跟一篇神话似的。如果后来王铁英不在了，肯定有人会说我这段话是瞎编。安 
安秦入了党，对学校的政治活动就更加关注了。“8·19”事件之后，一方面特务挺狂，另一方面进步力量相对沉寂，我认为这不行，得把士气鼓趄来。于是与南支的童明德商量，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名叫“绿洲”，意思是国统区一派沙漠，咱们在这儿建一块绿洲。我写了发刊词，全文忘了，但至今还记得最后一句：“驼铃叮当，绿洲在望。”“望”字内涵似乎颇为丰富，其实自己那时也没解读淸楚。当年中共支部领导下组织的“读书会”大都名不符实，基本上不是“读书”，偶尔读点东西，也无非是中共支部发来的小册子，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一类文章。马列主义经典是不在其内的。我那时虽知马、恩，但《资本论》是从未接触的，有点“进步”思想，也是源于对时政的不满和对摆脱人民贫困、享有自由民主的渴望。总之是个不懂、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的共产党人，如此而已。由此可知，“绿洲”发刊词不会有高明的内容。译 
方涂“绿洲”人热情高，很活跃。不久就是11月12日，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我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壁报，举着“国父”旗帜，掀起一个议国是争民主的高潮。头天晩上，一整面墙都让我刷满了，字都是自己写的，特务当然就很容易追查出墙报的作者与策划者。我就这样成了特务打击的重点，必欲除之了。这说明我不是一个明形势、知分寸、善掩护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者 

言一虎口脱险秦 

涂方12月2日，国民党政府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特刑庭”释放两个进步学生，一个是古治民，另一个是朝阳地下党“南支”负责人，我的同班好友丁治（解放以后改名吴楚，曾任全国铁路工会主席）。我当天有个预感，觉得放人别有目的，特务会借机闹事，收拾我们。但上级没有任何消息，时又找不到王铁英。我寻到平时受王铁英领导的谭乐恕（解放后改名心如，做过宣武区的宣传部长和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问他今晚会不会出事？他说，有事会通知的，“别瞎紧张”。嘿，给了我这么一句，心里很不舒服。传 
传译难道真的是“庸人自扰”？我不踏实。天快黑了，觉得应该把我的想法告诉一些比较危险的人，做点防范，头一个就是比我高一年的范德钦（到解放区后改名范平，跟我在法院同事，后来调北京市委党校任党建教授）。我进他屋子的时候，他正在热水泡脚呢，很轻松的样子。我从他那里一出门，就远远看见特务拿着棍子把住我宿舍门口。一切都清楚了。我几步跨到楼梯口直接从三楼跳下二楼，情况紧急，顾不得险了。下楼直奔东二院，想通知受我领导的人。找到了刘道荣——现改名刘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制史教授——我说道荣，形势不妙，特务已经岀动，你赶快离校。我随即赶到学校大门口内侧庭院观察情况，黑暗中被李雨农一把拦住，他是我十八中的同学，在朝阳念经济系。他说，尔龙，今天你再不告诉我实情，就出不去了，特务都堵在大门口了。你要信得过我，就跟我走。但我先出去，在胡同口等你，然后带你到细管胡同一个朋友家里过夜，他那里保险。关键是看你能不能想法子岀去。我在暗中瞅着他出了校门。我已别无选择。安 
处一校门口马路特窄，对面是个小土坡，坡上开有一家小酒馆。只见十几个特务喝得昏天黑地，闹闹哄哄，似乎刚刚拥出酒馆：一面在争论什么事一面朝学校走。校门右侧靠墙停有一排黄包车，专拉花花公子逛夜总会的。这正给了我一个大好机遇。趁着天色漆黑，把棉大衣一裹，顺着黄包车与围墙之间的那道空，躺下蜷着就朝胡同口滚，那真是滚岀朝阳了。最后几步跑到胡同口，李雨农果然在等我。会合之后，让我跟着他走。他的朋友是个少将军需部长，属53军，叫张凤魁，与雨农的父亲有八拜之交，都是东北军张学良的部下。平津战役时53军全军起义了。当天夜里，雨农约张的二公子一帮人打了通宵麻将，给我找了个房间休息。少将公馆，谁敢轻易干扰？此番应是我的第二次绝处逢生。我呼呼睡了一宿。“一夜无话”，只是苦了雨农。译

安书初见解放区的天者 

者无第二天一早，走出少将家，想回学校·那时候幼稚，竟想回校看个究竟，还想联系那些昨夜没走的人。又是运气好走到海运仓胡同口碰上经济系的杨山旭（山西人，后来在北京商业局任职）。他说，哎呀，特务到处找你呢你不能回去！先跟我走，得躲！也多亏那天动得早，天冷街静，没碰上别的同学。我跟他来到逃亡在北平的山西大学临时住地，躲在他老乡那儿，他去北大找党组织，这时我才觉察出王铁英的这个哥们原来也是党的重要骨干。两天后他得到准确消息：组织决定，我们一块撤回解放区，到华北局报到，接头暗号，两个字：刘仁。刘仁当时是华北局城工部部长。与此同时，杨又找到刘道荣，三个人一起从北平转道天津，奔向沧州泊镇的解放区，华北局城工部已迁到那里。秦 
方一到天津，在南开大学住了一宿，也是北大党组织介绍的关系。这时已是12月中旬，我们过封锁线时坐的是最后一班火车，过后就彻底封掉了。我化装成一个小商人，假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张顺，“浪里白条”，不是为了图吉利，是想造反。那张假身份证上的照片，现在还存着呢。传 
方处过封锁线，三个人装作不认识，离得远远的；国民党哨兵显然已经胸无敌情斗志，心不在焉了，从我衣袋里摸走一支钢笔，一句话都没问。我们在约定的地方会合，雇了一辆老牛破车，一路拉到了泊镇。我疑心那赶车老汉是党组织派的秘密联络员，路上我们又说又唱，人家嘴上叨个烟袋，一句话没有，一声不吭。安 
处秦到了城工部，跟我们接头的，也就是接受我们组织关系的人，竟是同班同学刘宝祥（后来改名金柯，一直在北工大当组织部长）。他审查我的“组织关系”。提到王铁英，他说，行了，知道了，算是接上了关系。然后发了张表让我填写，说“归档备案”。译 
者译当时我想南下，去鲁艺。外交学不成了，法律也没学好，想搞文艺。刘宝祥说，不行，党员一律留下，傅作义很决就投降，咱们必须一块回去接管北平，这是组织决定！因为还要回北平，地下党员的身份暂时还得保密，要求我们改名字。我不想再叫张顺，觉得与梁山好汉同名没意思。杨山旭说，你不要我要，改名杨顺，可是你叫什么呢？我说我想想，一想之下，干脆就叫“思之”吧。文绉绉的，也不大会重名，就这样定了。者 
处在上大学，又没怎么读书。开的课程还有点印象，像民法，刑法，逻辑学，心理学，国文，还有外语，我还学了德语，起始似乎还有点雄心，当然现在全忘光了。讲课讲得好的是民法老师曾志时，后来做了广西大学法律系主任。秦 
处传我入学时，朝阳已经露出衰落模样，国共两党在校园争夺得十分激烈，意识形态斗争成了主课，哪里还会有名教授。不光是我个人不行，我们年级不行，整个学校都不行了。所谓“北有朝阳”，已是空有其名。内战不论谁胜，教育都受了严重损伤。国运如此，谁之过呢？传 
传传我在朝阳并没有打下法律基础，我的法律知识初始是在法院跟老推事们学的，其中有两位是地下党；后来在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算补课吧。我从自身经验中体会到，法律千真万确是一门应用学科，偏重于“解释学”，既应时时免除教条主义，又需处处纠正经验主义：在实践中该学的东西反倒更多更多了安 
传涂大学生活的结束是一个标志，社会的大门对我隆重开启了；我将在另一个天地里摸爬滚打，奋斗挣扎，用人民的乳汁滋养着新的人生经验。译

　　本文选自《行者思之》，张思之／口述，孙国栋／整理，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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