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

┃Personal History

大院

© 叶维丽、马笑冬／口述
© 叶维丽／撰写

新华社大院一角

　　现在人们一说起北京的地方文化就是胡同，怀旧怀的也是胡同。我的一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胡同深处是我家》。其实1949年以后“机关大院”也是北京生活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相对而言，大院对人们还比较神秘。从一个不起眼的旁门进去，往往会发现里面住着成百上千的人。关起门来，自成一体，俨然是一个自行运转的小社会。当年市场经济不发达，物资相对匮乏，一个大院麻雀虽小，往往五脏俱全，具备各种生活服务设施。大院遍布北京城里城外，涉及的机关，党政军学各方面都有。里面的居民，大抵是“国家干部”。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南腔北调。从言谈举止到日常生活习惯，都与胡同里的“老北京”大相径庭。今天，大院的形式虽然依然存在，但那种相对封闭、“共同生活”式的（communal）生活形态已经基本消失。“大院”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并不多。我们的童年、少年，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今天想起来，还有不少令人回味的东西。记下来，权当是保留一点日常生活史。

新华社大院

　　叶：我从小在新华社大院长大，是大院的孩子。说起北京，很少有人注意“大院”和“大院文化”。王朔出名后，很多人说他是北京痞子。其实王朔早期的很多小说写的都是大院。一直到姜文拍的王朔写他少年生活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出来后，刘心武才恍然大悟地说：“噢，他们是大院的孩子！”可见连可以称做“北京通”的作家也曾忽略了大院这一块。

　　马：你为什么那么重视大院？

　　叶：因为我熟悉这个环境。我想机关大院这个现象是1949年共产党进城后才出现的。以前的官员，不管是北洋政府的还是国民党政府的，都租民房，融合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不像后来的干部，进城以后，动辄上千人生活在一起，占地筑墙，建院盖楼，自成一个小社会。这可能和战争期间共产党在延安的生活方式有关系，也和“单位”的形成有关系。真正的高级干部是不住大院的，他们住胡同里的独门独院。大院里住的是中下层干部。北京是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大院最集中。我觉得大院和大院的生活形态，体现了共产党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改造，本身有生活史的价值。还有，就是近来越来越觉得，要研究“文革”早期的红卫兵运动绝不应该忽略大院，红卫兵的中坚就是大院的孩子。 
　　有大院就有“大院文化”，而每个大院的文化又有自己的特点。新华社是个有意思的机关。它首先是一个文职机关，文职和军队不一样，王朔写的是军队大院。新华社是新闻机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国内国外，什么都涉猎。不像铁道部、外交部什么的，比较单一。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各方面的信息东听一耳朵，西听一耳朵，耳濡目染，什么都知道一点儿。 
　　新华社大院在宣武门附近，占地大约有70来亩。在这个院子里，几个时代的历史重叠在一起，对我们学历史的来说，不能不生出些感慨。清朝时这儿是皇家象房，饲养大象的，附近有条街叫象来街。民国后，这里成了国会，是中国议会政治的中心。院子里有座国会礼堂，算是当时的“人民大会堂”。我翻唐德刚的《袁氏当国》，看到1913年袁世凯与国会议员们在这个礼堂前照的相，礼堂正面高处的墙上有“众议院”三个大字，现在那儿是个大红五角星。礼堂后面的小楼是总统休息楼，一座西式小楼，叫圆楼，不知袁世凯是否用过，现在那儿是老干部活动中心。东边还有两座二层的小楼，典型的民初建筑，是议员们下榻之处，一座叫仁义楼，一座叫礼智楼。小的时候我胡乱把礼智楼叫成“李子楼”，我刚出生时我们家就住在那儿。现在那两座楼都很陈旧了，我很庆幸它们还没被拆掉。新华社南面的大街在五六十年代叫“国会街”，旁边有个小胡同叫“众议院夹道”。现在这两个地名都不存在了。唯一一个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痕迹的地名，是新华社北面很不起眼的“参政胡同”，好歹算是给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留下了一点儿纪念。 
　　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个大院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法商学院在学术上不算好，但思想上左倾，有李达、许德珩等一批左倾教授。我父亲抗战前就在这儿念大学。现在院子里还有几座法商学院时代的建筑，包括一个图书馆，匾额上的字是民国名书法家沈尹默题的。我母亲当时在北平女二中上学，学校离法商学院不远（后来女二中搬家了）。我爸爸和我妈妈最初认识，就是因为他们的大学和中学属于同一个“民先”分队，常在一起活动。所以我们家和这一带的渊源很深。 
　　1949年共产党进城，这个院子就成了新华社所在地。我最近看了一个“老新华社“的回忆，他参与了1949年8月在北京城为新华社“号房子”的工作。当时有三个选择，除了国会街这个大院，还有一处在平安里的王府和一处在张自忠路的院落。他说当时“国会大院”的主要建筑都有走廊相连，跟中山公园的走廊一模一样，全院“花木葱茏”，西北处还有一棵北京稀有的菩提树。据说院子里那时还住着一些北京大学的教授。当年共产党各个单位在北京选址“接收”的过程，应该是个很有意思的论文题目。 
　　我小时候新华社工作区和生活区之间不设岗，没像现在这么戒备森严，整个院子就是我们小孩活动的空间。那时还有大片空地，不像现在密密麻麻盖满了楼房：，我们最爱玩的游戏是“找箭头”，两伙小孩，一伙在前面画箭头，另一伙在后面找，就这样把新华社院里犄角旮旯的地方都搜索遍了。不少地方是“无人区”，一个人去会害怕。那时候工作区和生活区之间有一片松树林，林中有一些石桌子石凳子，院里的树木招来很多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乌鸦，秋天的黄昏里乌鸦的噪呱声是我最熟悉的鸟叫，已经久违了。 
　　最近这些年我每次探亲回到这个大院，都觉得像是回到一个大村子。好多人我从小就认得，现在都老了。当年年轻漂亮的阿姨现在变成了老太婆，大家就这样在一起住了一辈子，当然不是住在原来的楼房里，而是搬进了新楼，但没离开这个院子。

　　马：和过去比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叶：有挺大的变化。小时候这个院子里的生活有一种“共同生活”的味道，现在这个味道淡多了。那时候新华社院子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有食堂、合作社（商店）、银行、医务所、邮局、澡堂子、理发馆、裁缝铺，不出门，什么事都办了。最能反映50年代生活形态的是两座1954年建的四层宿舍楼，楼顶是藏青色琉璃瓦的，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的那种“穿西装戴瓜皮帽”的大屋顶。每层楼有六七个单元，中间有个宽大的走廊。每个单元自家有厕所，大家共用一个大厨房。厨房是公共空间，邻居们可以在一起聊天、交流信息。后来我去过地安门附近一个军队大院，那儿的楼房设计得跟我们的非常相像，顶上也有一个大屋顶，只是每层楼的走廊更长，住户更多。我想这是50年代中期宿舍建筑设计的一种式样，高级一点儿的加个大屋顶，简易一点儿的就是“筒子楼”，比起后来的“单元房”少了很多“隐私”。60年代新华社在黄亭子建了一批宿舍楼，格局就不一样了，关起门来可以老死不相往来。这两座50年代的宿舍楼最近都被拆掉了。这些年来北京不仅拆掉了很多老胡同，也拆了大批五六十年代的房屋，代表那个时代的建筑被抹得差不多了。 
　　对当年的生活形态，大人们怎么看我不知道。现在回过头去想，50年代政治运动那么频繁，大人们开完了批判会回家，未必愿意和同事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是对孩子们来说，“筒子楼”式的格局非常便于我们在一起玩，邻居家推门就进，东家西家楼上楼下地串，一到吃饭时间，满院子都是喊孩子的叫声。五六十年代新华社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都是成帮结伙的，在院子里常常看到他们呼啸而过，打打杀杀，有玩不完的游戏。在长大的过程中还是有同龄人的群体好。共同成长的经历给了我们认同感，当年的“新华社小孩”，如今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每逢春节还要聚会，彼此见面都很亲切。这种认同感能持续这么久，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四合院里长大的不一定能这样。 
　　新华社大院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大礼堂，一个是图书馆。礼堂就是民初的那个国会礼堂，每周都在礼堂放电影，中国的外国的都有，都是免费的。有时放内部片，不让小孩进，我们就在门外捣乱，往往闹着闹着就让进去了。有一些特殊的演出我们看不到，比如有一次梅兰芳来演“穆桂英挂帅”，那天要混进去就太难了。候宝林不止一次来说过相声。在一定意义上，这个礼堂是我的美育大课堂，潜移默化中我受到了熏陶。“文革”前大部分的电影和演出我都是在这儿看的。每次电影散场时都放广东音乐“步步高”，到今天我一听见“步步高”就觉得亲切。 
　　还有一个地方也让我念念不忘，就是图书馆。图书馆是开放的，里面有书报杂志，包括东欧的。那时小孩没现在这么多，下学后不少孩子喜欢在图书馆写作业，写完作业就浏览书报杂志，还可以拿家长的借书卡借书。我记得当时爱看苏联的一份讽刺幽默画报。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在新华社图书馆借的，是讲农业合作化的，作者叫李满天。我当时大概上小学二三年级，很得意自己能看大部头的书了。还记得看过一本书，是1956年短篇小说选，其中很多作者大概到1957年都成了右派，里面有一篇陆文夫写苏州的，好像叫《小巷深处》。当时太小，不明白文字背后的政治背景，但感到那些文章风格生动活泼，有的语气还挺尖锐，给我留下了印象。我父母对我看什么书从不干涉，开卷有益，这点对我的成长很重要。 
　　比起当年其他一些单位，新华社是比较开放的。在新华社主要的办公楼上，一直挂着一条大标语：“为把新华社建设成世界性通讯社而奋斗。”现在说把北大、清华办成世界一流，当年的那条标语可是老前辈了。在这个环境里，如果你留心，是能得到一些外面得不到的信息的。60年代有一次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参加完在日内瓦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后在礼堂作报告，我也溜进去听，没人管。报告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有个地方叫日内瓦，无形中你的世界就变大了。再比如，驻外分社的人回国来，在衣着举止上，也能带回外部世界的信息。我总记得一对从欧洲回来的风度翩翩的夫妇，在社里举办的舞会上，就属他俩的舞姿引人注目。在新华社大院里，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派头西化的人。后来我知道他们大多从事外文翻译，很可能是老燕京或者圣约翰的学生。在一个以“土八路”为荣的时代，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毕竟在新华社还有一处生存的空间，虽然他们的心情未必舒畅，他们的才华未必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新华社的各级领导，很多是像我父母一样在抗战初期参加中共的知识青年、“三八式”干部。这里确实是各类知识分子集聚的地方。

商业部宿舍大院

　　马：我没有你对大院那么有意识，但你这么一说，我也算是在大院里长大的。我们家住在商业部宿舍大院。和新华社大院不一样，我们那个大院就是宿舍，商业部机关在别的地方。院里没有你说的那么多服务设施，商店理发馆什么的，要买东西办事都得出院子。 
　　和你们大院差不多，我们院子里年龄相仿的孩子都在一起玩。我很喜欢到一个女孩子家，因为她姐姐是海政文工团的演员，长得和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别提多像了。我去她家就是为了看她姐姐，我就是爱看长得好看的人。还有一个女孩子，她一搬进大院我就注意到了她。她长得和别人不一样，粗粗的辫子，黑黑的眉毛，大眼睛，非常漂亮。我背地里称她是“吉卜赛女郎”。她后来成了我的嫂子。 
　　大院里有点儿什么事儿能传得人人都知道。我们家住在北楼一单元，二单元有个老红军，和我父亲很熟。他们家几个孩子都不错，就是最小的女儿，长得比较漂亮，打扮的也和别人不一样，后来她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进了教养所。出来后谁也惹不起，她经常和父母大吵大闹，也不和他们同住，就住在我家窗户对面的一间小平房里。她那间小屋让我觉得很神秘，窗帘和门都关得严严的，偶尔见她从里面出来，对谁也不理睬。还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人，因为特别爱打扮，总是被人议论来议论去。她一出来，就有人说：“快看快看，就是她。看她那副德行！”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在大院人的监督之下，这算是大院文化的一种现象吧。

　　叶：胡同里也一样吧。

　　马：我不清楚大院里都住着什么样的干部，也没有兴趣去打听。后来我知道我们楼上住着一个副部长，还有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那个老红军已退休在家。他每个星期都拿着一块布把一层到四层的楼梯扶手擦一遍。我见过他擦，走得很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下来再上去。我问爸爸那老头儿是谁，才知道是个老资格的干部，义务为大家服务。 
　　我们大院知名度最高的是传达室李大爷。他最大特征是他那副好嗓子。那时大院里有电话的人家不多，多数人打电话、接电话都要到传达室去。我们院有四栋楼，每栋楼三个单元，每个单元16户，加起来就是192户。李大爷对每一家都了如指掌，需要叫人听电话时，他就会走到院子的某一个合适的地点拉开嗓子喊：某楼某单元某号某人接电话。他的声音洪厚，每个字都拉着长音，响彻整个大院。我在那儿生活了近20年，对这声音太熟悉了，经常充耳不闻。李大爷过世后，我们都说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的声音成了我们大院文化的一部分。

　　叶：在新华社传达室工作的是机关保卫科人员，没有像李大爷那样一个人，少了许多人情味儿。

　　马：李大爷过去一直单身，到了60来岁才娶上媳妇。全院儿的人都为他高兴，好多人送了礼，我们家当然也送了。成家后，李大爷过去的工资就不够用了。于是院里有人提议，各家在交每月的清洁费时多交一两毛钱就够李大娘的了。这个动议被一致通过。 
　　李大爷和我们家比别人家走动更多一些。我们住在一层，窗户斜对面就是李大爷的两间小平房。出大院的门一定要经过他家，我光打招呼都不知打了几千遍了。后来我们家买了冰箱，有一次李大爷问我父母能不能把他刚买的鱼放在我们家的冰箱里。我爸爸妈妈一口答应。鱼放在我们家好长时间也不见李大爷来取。有一天我大哥说，李大爷是不是忘了？我爸爸摇了摇头，说：“他不会忘的，他是舍不得吃。就放在这儿吧。”80年代初我父亲搬出了这个大院，我也在自己的单位里分了房子。有一次我去看父亲，他告诉我：“你李大爷死了。”我听了很难过。
　　你周围的都是“新华社小孩”，因为我们的大院在胡同里，我上的小学就在附近的另一个胡同，我也接触了很多住在胡同里的孩子。我每次去她们家，都挺惊讶的。她们家这样儿啊，这么小，一个四合院，曲里拐弯，这儿一间那儿一间，又挤又矮。她们的妈妈不工作，在家洗衣服做饭，她们也帮着做。夏天把炉子搬到院里做饭。院子里就一个水龙头，用水得轮流排队。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印象。 
　　我们常常在一起玩，玩的最多的是跳皮筋。大家分成两拨，第一拨人先跳，谁跳错了或者皮筋缠在脚上就算是“死”了，必须到一边站着去。皮筋的高度分大概七个等级，最高一级要把皮筋高举过头。如果还有一个人没“死”，她就必须在这最后的关头跳好，这样她的一拨人就都能被救“活”了。我个子高，腿长，不怕皮筋举得高，所以经常承担救大家的任务，等我顺利地跳完，我的伙伴们就高喊：“活了！活了！” 
　　我还去过胡同里另一类同学家，不是大杂院，是独门独院。我们班有一个白白净净、性格温良的女孩子。有一次她请我到她家去玩，事先告诉我进了门不要大声说话。她们家是个宽敞的四合套院，屋里摆着红木家具和各式花瓶古董。我想她家以前一定是大户人家。在堂屋我看见一个正襟危坐的老太太，大概是我同学的奶奶。当时那种年龄的老太太穿得那么一丝不苟的很少见，看起来很像电影里的地主婆，我当时就想起黄世仁的妈来。这个环境让我浑身不自在，也没有玩的兴趣了，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叶：你比我更熟悉胡同的生活。新华社附近也有一个胡同，叫“头发胡同”，顾名思义，又细又长，我不知走过多少遍，但从来没有进过任何一个院子。有时从外面窥视一下，能感到院里很拥挤，东西都堆在门洞里。前几年我曾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吃完晚饭常一个人在头发胡同散步。走在弯弯曲曲的胡同里，耳朵里不时听到胡同两边房屋里传出来的各种声音，有人在听京戏，有人在训孩子，走着听着，我心里感到一种温暖和踏实。在新华社的院子里我没有这种感觉，大部分人都住在80年代以来建的高层楼房里，门窗一关，很封闭。“筒子楼”式的鸡犬相闻、声气相通的生活形态早已不复存在。胡同现在也以每年上百条的速度从北京的地图上消失。不用多久，胡同和“大院”将共同成为历史。

　　本文选自《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叶维丽、马笑冬／口述，叶维丽／撰写，新华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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