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我的先生

于青私人史 2019-08-16

┃Personal History

我的先生

何兆武

　　清朝末年，停止科举，办高等学校，各个省都有自己的髙校。武昌高师，就是现在的武汉大学。南京高师，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湖南高等实验学堂，就是今天的湖南大学，我父亲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他毕业那年，刚好是辛亥革命，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他是临时大总统。宣统也退位了，袁世凯在北京做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因为两个都是中华民国，就合并成一个，就把南京的合并到北京。
　　我父亲本来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工作，后来合并到北京来，我们家就在北京落户了。祖父在家乡办的这间小学我并没有见过，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家乡的情形我不清楚，也没见过祖父，这些都是我父亲告诉我的。
　　我上小学时，一级换一个老师。小学三年级时候北伐，打到北京。原来的国旗是五色旗，后来就换成了青天白日旗，国歌也改成了国民党的党歌，改朝换代了。虽然军阀混战时局混乱，但我们读的小学依然归教育局管。我上的京师高等第四小学堂属于公立小学，三年级的老师一个月的薪水大概是三四十块钱，资格老的大概可以升到五十。但老师们的工资经常发不出来，我们也经常下午停课，因为老师们都去北京市政府请愿，要求发工资去了。
　　那时候30块钱一个人生活够了，但要是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比较困难。拿学生的生活来做参考，学生们在学校里吃饭，一个月的伙食费是6块钱，包括一日三餐。除了吃饭的6块钱，其他的费用也差不多是6块钱。一个单身学生在北京，一个月最低限度也要十一二块钱。
　　我小学时的老师都是教育局分来的。那时有一所北京师范学校，简称北师，就是一个中学，毕业生们都分到各个小学。小学时候我们经常去天安门开会，都是老师组织去的。那时候几乎每天天安门都有大会，算是政治性的，我们太小也听不懂个什么，只记得上面的人讲得慷慨激昂。

　　五四的时候没有打死人，抓了一批，但也很少。火烧赵家楼是烧曹汝霖的家，可是连曹汝霖在内也提出要赶快把学生放了。放了以后，蔡元培还带着教师和学生欢迎他们回来。最大的一次是1926年的“三·一八”，那次确实开枪了，死了几十人。再后来我所经历的学生运动，最大的就是1935年的“一二·九”和1945年的“一二·一”。——《上学记》

　　“一二·九”运动的时候我读初三，那时候比较懂事了。运动后第二天，很多报纸都开了天窗，只有一份外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北平时事时报》报道了，我们那时候的英文水平还看不懂报纸，就把报纸给了英文老师，请他讲。老师拿着报纸也很兴奋的样子，跟我们讲警察怎么打学生，大家听得都很激动。到现在，我已经忘了这位英文老师的名字，但这张报纸我一直记得。
　　“一二·九”运动延续到抗日战争的开始，就是从1935年的12月9日，延续到1937年的7月7日，日本人进攻卢沟桥。1937年春天，我一个做地下党的姐姐被抓了，过了两天，我父亲就接到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写来的一封信，告诉父亲你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安全地保她回来。过了十几天，我姐姐就被放了出来。在那时候，只要我把我的孩子送到你的学校，你就有义务保证他的安全。孩子出了事，你就有义务保他出来。我的孩子送到你那里，你就有义务管。不只是校长，老师们也是这样。“一二·九”的时候一些学生都躲在老师家里，如果有抓人的风声，老师就会尽快告诉学生，让他们快走。

　　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上学记》

　　从我初二到高一这三年，以及我在西南联大的七年，算得上是我读书生涯中最好的两段时光。从我初二到高一这三年，一方面，国内局势很乱，但另一方面，也还是有些复兴的希望。“西安事变”的时候，大家都担心会内战，一旦内战，日本人肯定会浑水摸鱼，你们打内战，他就忙占领。但是“西安事变”是和平解决的，并没有打起来。这件事情做得很高明。
　　那时候全国的老师都基本上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北京几乎包办了全国的中学老师。那时候，全国就这么一个师大。教我们的老师水平还是很不错的。但其实在我看来，老师的水平跟他的教学没有太大的关系。有的老师水平很高，但他教课未必教得很好。有些老师水平未必很高，但他教课教得很好。
　　我有一位很有名气的数学老师闵嗣鹤，陈景润就是他的学生，后来他做了华罗庚的助教，再后来他就进了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五六十年代，每年都有全国中学数学竞赛，这个竞赛的题目就是由他来出。我听一个同教数学的老同学讲，全国中学数学竞赛不是考学生，而是考老师，因为出题目是最难的。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这题目必须难到一定程度，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做出来。好几万学生都来考，但要保证只有几个学生做得出来，又不能没有一个人做出来。这个题就直是闵先生来出的，可见他的水平有多么好。
　　但是他教课却并不好，教课太笨，比如学三角的时候，有四个象限，其实讲一个象限就够了，第二三四个象限就是加减号，一遍就完了，可是他不，四个象限他都是从头讲起。我觉得他有点儿太死。
　　我也曾经在中学里教过书，教历史，也代过一个同学的课教国文。因为生活太困难，那时候朱自清先生也在这个学校里兼课教国文，闻一多先生也曾在中学里教课。我教课也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与兴趣来教书，没有标准教科书。把重要的历史都讲完之后，也会贩卖私货，教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时代有些什么文学家，他们都写过什么东西，选出来几篇文章或是诗词，拿出来讲。我们讲课的自由性非常大。

　　可以说，我们中学时代很大一部分的知识来源都得自梁启超，其实里边很多是抄日本的，要用现在的要求来说，那是抄袭，不过不能那样看待他。那时候中国人没接触西方文化，最初一步只能是靠从日本转手。梁启超自己说：“未能成佛便先度人。”他自己还没成佛，就先救别人。——《上学记》

　　在我十二三岁，处于思想觉醒期的时候，戊戌变法的领袖梁启超，算是影响我最大的一位“先生”。他写了好几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为我开辟出了一个新天地。中国的传统学术，十二三岁的我就是从他那里知道了一点儿。还看丰子恺，都是转述日本人的东西，但是介绍的全是西方的东西，音乐，建筑，对我们来说全都是新知识，他给了我们一个新世界。
　　到了上高中的时候，鲁迅对我的影响最深。我受鲁迅影响最深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数要不得。所以我开始对西方的东西非常感兴趣。那时候教科书都是英美的，一直到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到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学世界史，有几本教科书都是美国人黑斯顿编的，他后来做了美国驻西班牙大使。他编的这几本书都让我开了眼界，觉得比中文书还容易吸收，因为所有专有名词都是英文的不是中文的，不比中文那么啰唆。我感觉那时候看英文书比看中文书更容易，吸收得更快。
　　我高二有一位英文老师叫程君涵，他曾经给我推荐过《格列佛游记》，他觉得这本书的文字非常吸引人。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这本书非常好。学习有很多并不是一定要在课堂上，而是书本身就吸引你，这反而会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就像我们那时候看电影一样。那时候的电影都是美国好莱坞的片子，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我们从一开始什么都听不懂，到后来有些句子就慢慢懂了。这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的，而这种学，却是非常扎实的。

　　旧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转益多师是吾师”，学术上独尊一家，其余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上学记》

　　在我上学的时候，初高中应该也是有教学大纲的，但是教我们的老师基本是不按大纲来的，每个老师都可以完全自由地讲，没有任何规定。比如国文课，上面并没有规定某一本国文教科书，规定老师们要按照这个来讲，所以都是老师自己选出几篇文章来给我们讲。
　　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们全都是国立北平师范学校出来的。高中最后一年，因为打仗，我转入南京中央大学附中，这里都是中央大学的老师，国文课就只读古文，不读白话文。我高中时的国文老师陈先生，他是个学问很好的旧学家，反对白话文，只讲文言文。那时候巴金的小说很流行，班上的女同学都喜欢看他的《家》、《春》、《秋》，这位陈先生就说，巴金有什么好看的，什么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根本不用我讲，你们自己看看就行！
　　我们初中升高中时候的考试，都是负责教课的老师来出题。虽然初中高中不是同一间学校，评卷的老师也并非出题校方的老师，但这对评判试卷没什么大的影响。在抗战以前，都是每个学校自己招生，到我考大学那一年，变成了全国统一招生。变成全国统考后，对于老师的教课风格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高中老师依旧是自由教课，国文与英文课依旧是由老师自己选。

　　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老师的作用正是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来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上学记》

　　在西南联大，我们上课都很自由，随便你上谁的课，也随便你不上谁的课。我在历史系，就有一门必修课史学方法，是由北大的历史系系主任姚从吾教的，但姚先生讲课实在讲得不好，一堂课都讲不出个所以然，最后我就不上他的课。那时候也不点名，到考试时候借笔记来看看就可以了。
　　我们那时候没有给博士学位的，也没有硕士这一说，只有大学毕业，学士就是最高学位。要去大学任教没有要求必须是硕士或是博士，那时候连留学生都没有。华罗庚、钱锺书、王国维都属于那时候国内拔尖的学者，算是大师，他们也都不是博士。陈寅恪在国外十几年，也没拿任何学位。那时候不看重学历，看重能力。
　　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我都是在十分自由的环境下念过来的。我还曾经有个美国老师温德，他上课从来不教课，都是谈天，纯思想交流。而至于教课的内容，有教科书呢，不必让老师再重复一遍。闻一多先生，吴宓先生，上课都是讲他们自己的体会，没有标准教科书照着讲的。那时候的老师总免不了按照他自己的路数去发挥。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的，如果要大家讲的都一样你找个播音员就成了，还找老师干什么。请老师，就是要与学生有一个思想上的交流。

　　本文选自《民国范儿》，新周刊编，漓江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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