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丁酉年纪事

┃Personal History

丁酉年纪事

© 朱正／文

　　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问前因…… 
　　　　　　辛弃疾：沁园春

朱正

一

　　1957年，我在长沙新湖南报社，在这里经历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全过程。 
　　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我被列为斗争对象，在整整一年时间里，享受了每一只“老虎”都享受过的一切待遇：检查交代，批判斗争，不必说了。最难受的是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一天二十四小时，从吃饭到拉屎，都有专人看管，比起后来我在看守所和劳改队的经历，都管得更严厉些。斗了一年，没有查出什么反革命的材料。于是说我参加了一个“思想落后小集团”，以撤职和降一级工资结案。我很觉得委屈，又不敢申辩，就这样心有馀悸的过了几个月。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进入1957年的。 
　　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我感觉到空气似乎有了点宽松。《文汇报》复刊了。它连载了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其中“巨大的疯狂”一章是写苏联肃反的，同我不久前身历的大同小异。在《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停刊前不久的某一期上，有文章反驳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公式。可以看出空气是有了一点变化。同事的脸色也不都是冷若冰霜了，有一位大约是做工会工作的同事还要我去申请困难补助。我敬谢了她的好意，告诉她：我的《鲁迅传略》快要出了，将要得到一笔稿费。 
　　3月，副总编辑苏辛涛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回来，兴冲冲地作了传达，还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4月，《人民日报》陆陆续续发表社论，宣传新方针。费孝通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我也感到了一种早春的天气。 
　　5月1日，报上刊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宜布一个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开始。同以往的三反五反镇反肃反那些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不同，《指示》提出了“和风细雨”，提出了“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原则，并且规定：“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还说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几天之后，总编辑官健平在全社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宣布报社开始整风，号召全体人员向报社领导提意见，反对三个主义。内容大体上就是按照中央指示说的。动员大会之后，即分小组开会座谈，向领导提意见了。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还规定了：“非党员愿意文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我不是党员，即根据这一规定提出不参加整风运动。我要报考大学，需要时间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一天晚饭后，文教部同事黎风邀我同去散步，劝我还是参加整风运动。他说，党有决心克服三个主义，希望你提意正见，帮助党整风。他还说了：你不会没有意见吧。我说我只对于把我列入肃反对象有意见。他说，那你就提嘛。今天我重提往事，不过是说清楚一下事实，并不是对黎风兄有任何抱怨之处，第一，我猜想，他是奉命来同我谈话的；第二，我同他彼此之间素无恶感（大约这就是由他来同我谈话的原因吧），他决没有加害于我的意思；更重要的，第三，即使没有他的劝说，事情的结局也不会有任何不同，因为，不久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宣布“凡是进行整风的单位，所有工作人员都应当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取消了原先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的规定。 
　　就这样，我就参加整风的小组会了。 
　　那时，《人民日报）逐日详细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新湖南报社的座谈会也从这些报道中受到启发，一些人学着说他们说的那些话，例如外行领导内行之类。在这一方面，他们对官健平提出了不少批评，说他对报纸业务一不懂二不钻，外行得很。徐铸成在《“墙”是能够拆掉的》一文中，说《文汇报》的一位党员副总编辑“有一套本事，能够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这话在新湖南报引起了共鸣，一些人说，官健平所有的，正是这样一套本事。 
　　我在小组会上只提了一个问题，肃反运动肃我是错了。1949年8月长沙解放，9月我即考进了新湖南报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这时我还不满十八岁，中学还没有毕业。不但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说还没有政治历史。为什么要把我列为肃反运动对象呢？在肃反运动后期，宣布处理之前不久，报社肃反五人小组找我谈话，念了一个《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给我听，我越听越觉得同我没有关系。这个文件中说的特务间谍、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恶霸、土匪、胡风分子、托匪分子、汉奸、蒋匪军、政、警、宪人员、敌对阶级、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都跟我扯不上。肃反运动一开始，就宣布俞润泉、张志浩、朱正、钟叔河四人是一个“反革命集团”。这四个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过去并不怎么接近，现在大约是因为都要加以打击。就临时编为一个小集团了。 
　　有趣的是这个小集团的称号，或者说“所定的性质”，开始，反革命小集团；批斗若干时日之后，调子稍稍有点降低：反动小集团；最后定案材料上写的，却更加客气，只不过是思想落后小集团了。当我看到拿给我签字的这份定案材料，真是啼笑皆非。肃了一年，并没有把我肃成反革命，这是因为十人小组的那个文件规定了一些具体界限，现在不说我反革命了，只说是思想落后，我有什么办法证明我的思想并不落后呢？在整风小组会上，我说：如果这是肃落后运动，我落后，肃我是肃对了。现在是肃反运动，在定案材料上没有一条反革命的内容，肃我是肃错了。 
　　这里简单插说一下新湖南报社的肃反运动。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新湖南报立案审查的有十余人，他们之中，像朱正、钟叔河，在政治历史上毫无问题。有些人有问题，例如许任飞，曾任国民党军方报纸桂林《扫荡报》总编辑，后来又在重庆《大公报》任编辑；谌震曾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挂过上校参议的头衔；邹今铎原为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在上饶集中营关过。他们的这些问题都不是在肃反中查明，而是相反，都是因为自己早已交代了这些问题才被列为肃反对象。这十多个“老虎”被内查外调、检举坦白、批判斗争，折腾了大约一年。其中谌震、许任飞、俞润泉三人还被正宣布逮捕法办，捉到看守所关了几个月，到运动结束时才放回报社来。我还记得每捉去一个，就把我们这些“老虎”领到写了这事的黑板报前面（逐个带去，每次一个），吓唬一番：你得争取时间，坦白交代，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如此等。这样一年肃反运动的结果，报社并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来。这些“老虎”，包括“逮捕法办”的三个，除了自杀和病死的以外，现在多已享受离休老干部待遇了。 
　　肃反运动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新湖南报社一处独有的，其他单位的肃反也大同小异。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提供了几个数字，拿来计算下，就可以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了。社论说，在肃反运动中，“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这就是说，给一百三十多万肃反对象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换句话说，就是肃错了的。而在定案材料中定为反革命分子的，社论说是“有八万一千多名”。两项相加，肃反对象共约一百四十多万。取整数以一百四十万为分母，错案率是百分之九十四强，每一个在运动结束时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平均有十六个不能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肃反对象作陪。 
　　这里说的是全国的情况。至于新湖南报社的肃反运动弄得这样一塌糊涂，还有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报社肃反五人小组组长是官健平，而他，正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别有来历”的人物。当时他是报社最高领导人，我们这些在下面的编辑记者无从知道他的底细。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他当了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省委机关造反组织“永向东”去调查了那些“走资派”的情况，一查，可就不得了。“官健平何许人也？现已查明他的姓名年龄、籍贯都是假的，只有性别是真的。他曾是追随‘反共救国团’的得力帮凶，抓过农民领袖，打杀过共产党人，后来又成为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干班特务中队长的心腹，结业后又被提升为工作队的分队长。还在四十年代初，他在广西一个中学任训育主任时，结识了在该校当教师的地下党员何大群。此时，他一方面秘密担任国民党湘桂铁路特别党部的监察委员，一方面又和我地下党交往密切。日本投降后，他来到长沙取得地下党的信任，混入了党内，并施展种种伎俩，迷惑上级领导，当上了地下工委书记。解放后，官健平对顶头上司阿谀奉承，青云直上，飞黄腾达。”（邓钧洪《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载上海《新闻记者》杂志1989年第6期）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些经历，岂不正是肃反运动应该审查处理的对象吗？可是不成。他是五人小组组长，肃反运动正是由他主持，他当然不会把自己列人斗争对象。他需要的是转移视线，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于是把那些主动交代了历史上的某些问题的人作为对象，还凑不足数字，再找一些历史上毫无问题并且毫无疑点的人作为对象。 
　　这些人，自己本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没有隐瞒什么问题，却被列为肃反对象，平白无故失去一年自由，挨了多次批斗，不免有些怨气。整风运动开始，号召向领导提意见，于是好些肃反对象就把这问题提出来，要求“给一个说法”。 
　　小组会上，提其他意见的也不少。当时发言最积极，意见最尖锐的，是钟叔河和李长恭二人。李是不久前才从江西钨矿工人报调来的，山东人，很豪爽，能写，是个发稿很多的很强文的记者。 
　　这样的小组讨论延续了两三个星期吧，也就冷下来了，小组会也不再开。大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以为要说的话都说过了，也不必多开会了吧。现在想来，冷下来的原因是中共中央布置反右派斗争的内部指示已经下达，要将整风运正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了。人事科也忙起来，晚上都加班，这倒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猜测这是为什么。事后想来，当是为反右派斗争作准备吧。

二

　　6月8日一早起来，人们吃惊地在报上看到《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过两天，又是社论《工人说话了》。大家知道，风云突变了，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新湖南报》在版面上当然立刻有了反映，每天都以很大的篇幅报道省内外的反右派斗争。至于报社内部，一时却颇为沉闷，不见动静。官健平在党支部会上作了反右派的动员，号召共产党员起来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至于他有没有在包括党外于部的全社大会上也作了这样的动员，我就不记得了。 
　　新湖南报反出来的第一个右派分子是唐荫荪。大约是7月8日，黑板报的大字标题是《向唐荫荪宣战》。当时大家都知道要反右派了，但是都没有想到第一个会是他，很觉意外。他谦和文静，工作努力，人缘也好，以前也没有受过什么批评处分。整风鸣放中，好些人都比他更活跃，发言比他更尖锐，更刺激，这些人都还没有被划成右派，为什么第一名右派分子是他呢？ 
　　现在想来就不难明白了。唐荫荪当然应该是新湖南报社的第一名右派分子，因为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他上大学的时候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想找共产党，没有找到，找到了民盟，就加入了。在他自己，以为这是冒着危险参加了革命，没有想到几年之后这却成了他受打击的一个原因。反右派斗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民盟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宣称：“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这里说的“章罗同盟”即“以章伯钓、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毛泽东有这样用简称的习惯，例如他把杨得志、罗瑞卿、耿飙统率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简称为“杨罗耿兵团”。党报原是不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但唐荫荪是解放前参加民盟，解放后考人新闻干部训练班，到新湖南报工作，参加了青年团，却还保留了盟员身份。他是新湖南报社唯一的民主党派成员。9月5日《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报道说：“唐荫荪就是民盟右派集团安放在本报的坐探。”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拿他来祭旗，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唐荫荪最主要的一项右派罪行，是筹办同人报。9月5日报纸上那篇报道宣布，他、钟叔河、郑昌壬、李长恭、朱纯五人，一个筹办同人报的小集团：“在大鸣大放中，民盟右派集团为了与党分庭抗礼，笼络知识分子，办报的雄心勃勃。因此，他们之间很快地结合起来，共同密谋开办同人报。” 
　　民盟湖南省委原来是有一张对开日报的。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7日，由民盟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杨伯峻任社长的《民主报》在长沙出刊，比《新湖南报》的创刊还早了八天。《民主报》的总主笔是杜迈之，报上的专刊有王西彦主编的“新文学”，杨荣国主编的“新知识”等等。这张报纸从创刊起，就受到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压力。一次因为刊登了某一稿件，受到《新湖南报》读者服务栏刊出的众多读者投书的围攻。该报又无固定财源，向银行贷了几次款终于无法维持，于1950年12月11日停刊，人员星散。杨伯峻从此潜心著述，成了研究古汉语的著名学者。一些编辑记者，如朱纯和后来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严伯嘉等，就调到新湖南报来了。 
　　整风鸣放初期，谭震林到了湖南。他批评了《新湖南报》，说是“死人办死报”，还说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其实这些都不是谭本人的意见。“死人办报”是毛泽东骂邓拓的话，表示了他对《人民日报》对鸣放报道不力的不满。办两个报唱对台戏，是4月间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杭州开会时毛泽东的插话。谭震林的这些话传到了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的耳朵里，尽管他不知道这是转述毛泽东说过的话，就是谭震林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已经够权威了。这个信息使杜迈之十分兴奋，于是跃跃欲试想重新办起一张报纸来。唐荫荪是盟员，朱纯是民主报的老人，钟叔河是朱纯的丈夫，再邀了李长恭、郑昌壬两个，这五个人就成了“一个与民盟右派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小集团，他们是要办“一张湖南的《文汇报》——在民盟右派集团领导下的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见9月5日《新湖南报》报道） 
　　事实上，像经济来源、社址这些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都没有涉及到，不过是有此意愿，有些谈论，也就足够划为右派了。 
　　对于这个小集团的最后处理，唐荫荪的处分最轻，是监督劳动，其他四人都是劳动教养。由此也可见唐被列为小集团之首，完全是因为他的民盟盟员身份。

三

　　在反出这个党外右派小集团之后不久，新湖南报又反出了一个党内右派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共二十余人，约占全社右派分子半数。其中包括邓钩洪、苏辛涛两位副总编辑，以及傅白芦、蔡克诚、柏原、李冰封、张雨林、袁家式六位编委，此外多是各报道部主任副主任等中层干部，业务骨干可说是一网打尽。 
　　所以会发生这事，有一个背景，就是在1956年编委会内部有过一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事情得从1955年说起，原来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总编辑邓钧洪调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另派官健平任新湖南报总编辑。此人情况，前面已经说过一些。他对报纸业务懂得不多，在他的主持下，报纸版面充斥着每年周而复始的农事活动的报道：春耕、积肥、抗旱、防汛……省委和业务领导部门送来的那些工作指示，总结报告等等，他全都登在报上。而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新闻界的响应是《人民日报》改版，《文汇报》复刊，版面都很活泼，有吸引力。对比之下，多数编委认为新湖南报不能这样办，提出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要把报纸办得丰富多彩，读者才愿意看。于是，在编委会内，以官健平和秘书长孟树德为一方，苏辛涛和其他几个编委为另一方，就此展开了争论。 
　　争论的情况，在1993年出版的《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报业）》中有所反映：苏辛涛等多数编委针对官健平的做法，提出了四条主张：一、从报纸的特点出发，以抓政治思想为重点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二、应当办得丰富多彩，充满群众的声音；三不能只有“天线”，而且要有“地线”，意思就是不要只看着领导机关，也要注意群众的反映、意见和要求；四、报纸宣传固然要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中心，但同时也要抓好一般社会问题和群众生活问题的报道。这些意见，与《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 
　　《湖南省志》中还记述了当年争论中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1956年3月一组关于农业社包工定额的经验介绍加剧了上述两种意见的对立。这组报道共九篇，最突出的是3月11日《长沙县合心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作法》一文，长一万多字，登了整整一版。其中“定额表”占一半以上，将一百六十九项农活，按春夏秋冬四季和副业，分为一至七级，定出工分标准，全部是繁琐的数字。文章透露，定额公布后，“社员顾虑很多”，但报纸却当作样板向全省推荐。不久，编辑部内部举办改进报纸工作展览会，把这篇文章当作反面典型，并加了批语：“究竟是内部刊物，还是党报？竞用如此大的篇幅来刊登只供少数人阅看的东西！何况在此以前已登过不少类似的了。难怪人们说它是“大地主”！“大地主”一词，出自胡乔木《短些，再短些》一文，本是形容文章过长，浪费了报纸的篇幅。有人却指责说：“最露骨的是把合心乡的经验当作恶霸大地主。……省委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作了广播，要在全省推广。如果我们真的把它打倒不登，那能算是省委机关报吗？”（湖南出版社版，第232-233页）

　　胡乔木的《短些，再短些》一文曾经编印在新湖南报社的业务学习材料里，其中“大地主”不过是形容那些占据大块版面的长文章。在争论中，孟树德就加以曲解，说是把省委交来发表的文章看做应该打倒的恶霸地主。这就已经是反右派斗争中大批判的先声了。 
　　这场斗争持续了半年，双方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在苏辛涛等人一方，多是老报人，有办报经验，又有《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等等文件作依据，以为道理在自己手上。可是不论他们怎么说得头头是道，可就是无法说服官健平。原来，官健平也是身不由己，他不过是分管报纸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派驻报社的代理人罢了。周惠就是因为原来报纸没有能够按照他的意图去办，十分不满，才调开邓钧洪，派官健平来。官健平的任务就是来改造报纸，就是要把报纸办得符合周惠的要求。他对办报业务一窍不通，才更是执行这一任务的适当人选。在争论中，多数编委不是提出了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吗，作为回答，官健平说了一句警句：“省委的意图就是报纸的特点。”假如官健平向多数编委的意见让步，同意从报纸的特点出发，那他就是个不称职的代理人，也就不会让他留在总编辑的座位上了。有人天真地纵为，是省委偏听偏信，受了官健平的蒙蔽，不了解新湖南报的情况，希望省委能下来听取争论双方的意见。不过也有人感觉到了，说：“省委实际上是报社争论中的一方。” 
　　多年之后，邓钧洪在《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文中说：

　　在历时半年的争论中，这位省委领导（指周惠）大发雷霆，在与周小舟同车时，发牢骚说：“新湖南报的知识分子要反对我，你看怎么办？”周小舟没有表态，而是主张把争论继续下去，并一再鼓励我们：“真理越辩越明。”

　　邓钧洪在这里透露了一个事实，即周惠同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分歧。周小舟是个温和的人，对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对新湖南报杜的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不以为然的，《周小舟传》中对此有一点含蓄的反映：

　　此时，湖南的反右派斗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到9月上半月止上，省直机关“千军万马反击右派，战果辉煌，捷报频传”，“查出的右派比7月底增加三倍多，党内右派比7月底增加四倍多”。对于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周小舟虽然已有察觉，并持保留态度，但大局已成，他也无能为力。在他非常熟悉的《新湖南报》编辑部，由于1956年3月的一场关于办报方针问题的争论，竟然在1957年至1958年，制造了一个全国仅有的特大“反党右派集团”，几乎一网打尽了勇于坚持正确办报方针和中央及省委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的全体业务骨干。此时此刻，周小舟坐立不安，进退失据。他觉得眼前的现实，和他过去聆听的毛主席的教诲是如此不相协调。难道说，一夜之间，这些多年共事的战友就变成了蒋介石或纳吉么？他忧心如焚，难以自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7页）

　　纳吉在匈牙利事件中被拥戴为总理，事件平息后被处死。这里为什么提到纳吉呢？因为周惠说：“报社的问题，匈牙利问题，是一码事。” 
　　3月，苏辛涛到北京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还听了毛在2月底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录音。在座谈会上，毛表扬了《文汇报》，说它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他也爱看。邓拓在会上作了发言，苏辛涛觉得，其中对经验技术的宣传甚至比他自已还要厌恶得多。所有这些，都使他很受鼓舞。8月19日《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报道中说：

　　今年3月，苏辛涛从北京参加中央宣传会议归来，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自以为给他们的反动论点找到了什么“根据”，刚一到家，就得意洋洋地对小集团的成员及别的同志说：“我们的问题在北京解决了。”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鼓励傅白芦、蔡克诚等重整旗鼓，向党进攻。

　　苏辛涛的以奋并没有多久，整风运动便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他和那些主张改进报纸的编委，以及赞同他们意见的中层骨干，被打成一个党内右派小集团。他们的主张被宣布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已调离报社的邓钧洪、李冰封都调回报社批斗，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派斗争一举摧毁了新湖南报编委会，省委另派了杨大治来任副总编辑，胡开驷、梁中夫来任编委。另外还从其他单位抽调了一些人员来任编辑记者，这样才维持了报纸的连续出版。可以附带提一句：这杨大治和梁中夫到1959年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四

　　除了前述两个右派小集团之外，新湖南报还划出了一批零散的右派分子。其中谌震、邹今铎萧湘、周艾从、张志浩等人都是1955年的肃反对象。前面巳经说过，在肃反运动中，新湖南报立案审查的有十余人，他们有些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有些是没有隐瞒什么问题，却受了一年的冤屈。在整风运动中，他们把这冤屈说出来求一个公道，于是就成了“攻击肃反运动”。而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凡“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于是他们就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在新湖南报所划的右派分子中，包括党外右派小集团中的钟叔河，有九人是肃反对象，中右分子中有两人是肃反对象。还有雷震寰，在新湖南报被列为肃反对象，肃反运动后调湖南工人报，由湖南省总工会划为右派。 
　　我自己也是个没有集团归属的零散右派分子。也是从肃反对象这个身份顺理成章转为右派的。记得大约是9月14日，报社贴出了第一张骂我的大字报，标题就是《朱正大翻肃反案》。接着就是批判斗争等等一整套程序，不必细说。12月9日《新湖南报》第三版刊出了一篇我的“罪状”，倒是颇有保存和传布的价值，现在剪贴在下面。

　　《鲁迅传略》作者朱正原来是一贯反共的小丑 

　　本报讯 今年五、六月间，本报文教部编辑朱正一反沉默的常态，在报社内部的座谈会上和省文联所召集的座谈会上，积极发言，放出种种毒箭。他诬蔑党所倡导的“百家争鸣”是“百犬争吠”，咒骂报社领导同志“不学无术”“、空架子”、“官僚主义”、“瞎扯蛋”。许多忠心耿耿，积极工作的党员，他都斥之为“专靠党员牌子吃饭”，并且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他特别欣赏右派分子杨继华所说的新社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关系”，认为是代表自己说出了心里话，拿着四处传播。 
　　本来，他对于自己在肃反中被列为审查对象，早就怀恨在心。他曾经不顾事实，毫无根据地诬蔑肃反运动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决定惩办在前，搜集罪状在后”，是“罗织成罪”。整风开始以后，他更是借此大举进攻，整天不干工作，大做翻案文章，说是“要以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搞这件事”，对党“回敬一它”。他和肃反中受到审查的小集团的成员钟叔河等密谍，研究如何翻案，联合向党进攻。他拿着自己写的翻案文章对别人说：“这是好文章，骂得淋漓痛快，一吐我心中的积怨！”可见他恨党之深了。这还不算。他还要求把这反动翻案文章“在最近一期整风简报上全文登出”。当领导上拒绝他的无理要求时，他说，要把这份“意见书”送到街上油印铺子里去印，印好后到处散发。在写翻案文章时，他还要挟组织，要看自已的档案材料。 
　　除了在报社内部兴风作浪以外，他还积极参加陈芜、刘样等右派分子发起、并受到魏猛克支持的“文学社”。他们企图联络文艺界的一批恶少，来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 
　　由于家庭出身，和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等反动著作的影响，朱正从解放的一天起就诅咒新社会。后来，他对新社会的仇视发展到了更自觉的阶段。1950年，他先后调到郴州群众报和原湖南工人报工作，就对两报负责人进行造谣攻击；8月调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以后，拉扰一些人组织小集团，进行反共宗派活动，企图搞垮整个广播电台党的领导。调到新湖南报工作后，他很快地就与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党分子勾搭起来，组成小集团，进行反共活动。1955年肃反运动中，组织上不得不又一次对他进行了审查。 
　　表面安静，内心仇恨，伺机而动，这就是他在肃反运动以后的情况。这期间，他用大部分精力去“研究鲁迅”。他说：“我以后要好好写点东西，出了名，别人要整我也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就是他的目标和口号。他还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研究创作，最好研究鲁迅的小说，总共只有十几篇。”意思是容易研究，也容易出名，而且，“……得一笔稿费，比我的薪水不知多好多倍！”他就是用这种龌龊的心思来“研究鲁迅”的。 
　　他东剽西窃而写成的《鲁迅传略》经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他又得意忘形起来了，恬不知耻地自吹为“研究鲁迅的专家”，“同一辈鲁迅研究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可是，实际上这个“专家”连鲁迅的著译都没有全部读完，更不必说研究了。他所热心“研读”的只是鲁迅逝世后国内外作家所发表的关于鲁迅的论文和回忆文字，以便从中偷窃一些东西。拆穿来看，他只是一个抄袭者，他的“杰作”《鲁迅传略》只是一件东抄西袭，拼拼凑凑的百衲衣。 
　　然而，朱正却以为自己又有了反共的资本了，便以“鲁迅研究专家”的身份去参加陈芜、刘样等右派分子发起组织的反动文学社，并决定拿出一千元来创办同人刊物，长期“干”下去。……但是这个仇恨共产觉和社会主义的“文人”是干不下去的，他的毒爪已经被捉住了。

　　这篇文章中，说我“对于自己在肃反中被列为审查对象早就怀恨在心”，是确实的，不冤枉；我也确实应陈芜之邀去谈过搞个文学社的事。有些话，却必须加一点注解了，例如，说我“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等反动著作”，是指巴金的著译，因为除此之外，不但那时以前，就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阅读过另外讲无政府主义的书，不知道为什么不直说巴金著译，而要说得如此含糊。还有含糊的哩，文章里还有“由于家庭出身”一句，什么出身呢？没有写。没有写，就留给了读者充分的想像的余地，当然不会往产业工人、贫雇农这个方向去想像，只会往地主、恶霸、资本家、买办这个方向去想像。我父亲看了这句话很不舒服，说，要写家庭出身，就写明白什么出身嘛。他是有理由觉得不舒服的，后来四清运动中，四清工作组给他定的成份，是城市贫民。

五

　　当时我并不知道，事后许久才知道，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是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大案。《湖南省志》说：“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在内，不过一百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的有五十四人，占当时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且多是新闻工作骨干，其中编委八人，包括原社长邓钧洪，原副总编辑苏辛涛等。有的同志早已调离报社，也调回批斗。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前引书，第233页）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所作的预算：“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新湖南报社的实际战绩超过毛的最高估计三倍多。不论就百分比来说，还是绝对数字来说，新湖南报在当年全国各新闻单位中都居第一位。比被毛泽东两次撰文批判的头一张右派报纸《文汇报》，比章伯钧任社长、储安平任总编辑的《光明日报》，比全国第一家报纸《人民日报》，所划的右派分子都要多。 
　　1958年4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据前引邓钧洪的文章说，“十二人被送劳动教养，十一人被监督劳动，其余均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和撒职降级的各种处分。……不少人妻离子散，有的迫于生计，只好流落街头，靠拖板车为生。” 
　　我受到的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这是对右派分子处分最重的一级，这以上没有更重的处分了。想到这一点，我方至今都感激毛泽东的宽厚仁慈，他在7月间的青岛会议上表示，对右派分子不采取极端政策，最多只要劳动教养就够了。假如他决定最重的也可以判处死刑，那我早就没有命了。 
　　《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着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一些右派分子大闹翻案的时候，1979年全面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的时候，他都没有出现，必定是不在人世了。前些年黄德瑜的儿子找到报社来，报社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 
　　1960年，在长沙新生电机厂劳动教养的李长恭等人，一天加班到深夜，肚子饿，想把次日的早餐换成当天的夜餐提前吃，伙房说要请示事务长，李长恭就去敲事务长的门。结果被睡意正浓的事务长大骂一顿，饭没有吃到，却被定性为企图利用粮食困难制造反革命暴乱，判了十二年徒刑。跟在后面也想吃餐饭的周艾从判管制三年。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家村”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 
　　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的党内右派小集团的一些人串连起来大搞翻案活动。他们多次集会，还出了几期报纸。这些翻案者中，像柏原和刘风翔，认为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斗争完全弄错了，这五十四个人都应该平反。据刘风翔告诉我，也有人认为只有党内右派小集团一案错了，应予平反，至于党外右派小集团即同人报集团，以及那些原是肃反对象的零散右派分子，是并没有划错的，不应平反。一些人不知趣跑去参加他们的翻案活动，遭到拒绝。我不相信文化大革命能给人以公道，不相信这翻案活动能够成功，因此，只采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钟叔河的态度也是这样。他说，如果他们的翻案得手，在他们的平反大会上，必有一项“批斗真右派”的议程又要把我们牵去斗争一次了。 
　　当年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对反右派斗争很积极。他在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中间受到打击，此刻成了新湖南报右派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他甚至说：“支持不支持新湖南报受迫害同志的正义行动，是拥护不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试金石。”只是他此刻的支持已不起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顾不暇，不久也就跳楼自杀了。 
　　翻案者也付出了代价。蔡克诚被报社的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抓去，在关押中忍受不了殴打凌辱，自杀身亡。 
　　李均因翻案被判徒刑二十年，关了四年多才改为免予刑事处分，放了出来。我的好友刘风翔在1969年判徒刑十五年，到1970年4月4日就以反革命集团罪被枪决了。到1985年他才获彻底平反昭雪，宜布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 
　　此外，还有谌震、萧湘、钟叔河、蓝岗和我自己，先后被判了刑期长短不一的徒刑。 
　　1979年，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政策文件，当年新湖南报所划的右派分子陆续宣布改正。包括判了死刑，判了徒刑的在内，没有一个没改正的。这些人一部分由报社收回，一部分收回后再介绍到别的文化教育机构去，继续从事专业工作。我就到了出版社，由编报改行为编书了。到1983年，也有几个人做了官：柏原做了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傅白芦做了省委宜传部副部长、湖南日报社长，李冰封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出版局长，张式军做了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其妻罗光裳做了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李均做了湖南日报副总编辑，杨德嘉做了省出版局副局长。只是年纪都老了，现巳全部离职休养。

　　本文选自《散文方阵·朱正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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