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文革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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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杂忆

© 萧乾／文

萧乾

山雨欲来

　　仿佛刚开完春风烂漫的神仙会，远处又雷声滚滚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敌人可真猖狂，竟然在团中央机关刊物的封底一幅水彩画上玩起花样！孩子说，那水纹清清楚楚地写着“反动派万岁”。其实，我翻过来调过去，始终也没看出什么字样。而且，反动派咋会叫起自己“反动派”来呢！可孩子说，这是警惕性特高的“中央首长”发现的。认不认出来，就看自己对中央首长的感情了。这么一来，我只好说，看见了，看见了。 
　　接着，孩子回家又传出：火柴盒上也出现了反动标语。还有，那个挺好听的《红旗颂》唱不得了，原来它的主旋律是“满洲国国歌”，唱了就等于颂扬王道乐土！ 
　　接着，五八年印行的几部长篇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本接一本地倒了下来，有反党的，有反社会主义的，有反人民的。罪名乍看起来并不雷同，但都够进毒草行列的。 
　　早晨一上班，就接到通知：不办公了，全体去看电影《早春二月》，而且说明有人在影院门口点名，不准请假！看完了立刻回单位分组开会，支书主持，人事科小徐作记录。每人都必须发言，要作为反修坚不坚决的一次考验。 
　　江南小桥流水，本来挺开心的一部片子。这么一来，看电影真是活受罪！ 
　　院子里，西屋老太太跟闺女吵起来了。照理，闺女应该好打扮。如今，掉过来了！老太太给闺女做了件连衣裙，要她把那件打了三块补丁的褂子换下来，姑娘死也不肯，还朝老太太嚷：我这里学雷锋，您倒好，扯我后腿！您忍心害自己的闺女当个修正主义分子吗？ 
　　老太太是家庭妇女，不像干部那么天天读，不了解天下大势，更不理解女儿谈“修”色变的心情。其实何止一件连衣裙，一切美好的东西，从文物字画到花花草草，都早已成了修正主义的标志了。中国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强大中心堡垒，靠什么？靠人人争做向阳花。怎奈中国是个枝杈茂密的大灌木丛。要靠小将们披荆斩棘，把千枝万条全砍光，砍得神州大地只剩下一朵朵光杆儿的向阳花。

集训班

　　我总觉得六六年开始的那场灾难，起初有点神出鬼没。一下子批三名三高，一下子又找起戏剧电影的碴儿。它就像太平洋一股超级龙卷风，在汪洋大海上来回转悠。当时像我这样反正准备挨斗的，心里固然紧张，就是摩拳擦掌准备斗人的，心里也未必有个谱儿。 
　　六月就糊里糊涂地进了个集训班。学员足有七百：唱戏的，画画的，作曲的，真是人才济济，应有尽有。说明都是黑线人物，为了“背靠背”才把我们同革命群众隔离开。可进去之后，最初倒更像个夏令营：床铺干净，饭食可口，晚上还有电影看。不许出大门，可周末又有大轿车接回城同家人团聚。上下午开会学习也是一片和风细雨。大家都使劲抖落身上的“修”菌。大会斗重点对象时，有些小演员数落起大干部，也相当于一挺轻机关枪。然而《十六条》写得明明白白：要文斗不要武斗。所以心里是踏实的。 
　　进入七月，集训班有点异样了。一天，集训班的一位学员从三楼甩下一条特大的大字报：“打倒大叛徒某某。”而这位某某正是贴者的乃父，他们父子同是集训班的学员。这一大义灭亲之举自然引起轰动。更使人惊奇的是，那位某某安详地扇着一把大折扇，也站在那里同我们一道看，没发一点火。我琢磨起他那份平宁。一、他心里也许明白揭的并非事实；二呢，他也许想，孩子这么一划清界限，今后日子会好过些了吧。 
　　接着，外面来揪黑帮了。一天下午，我看见两位老干部各抱着半个西瓜大吃特吃，还以为他们很开心呢。旁边知情的说，难为他们呀，刚从工人体育馆押回来。在那里，脖子上挂了好沉的牌子，被红卫兵像拉牲口那么满场绕着斗呢！ 
　　进入八月，形势不妙了。所住的那个学院里也有了红卫兵。名气大的，去餐厅的路上就揪来斗。要自己报名。大家都学会过关的窍门：自称“我是个黑帮”。尽管如此，一到吃饭时，大家就发愁，饭后更不敢像往常那样在大院里走动了。 
　　接着，各单位分头派车来接黑帮了。上车之前，照例先斗一通。记得在《白毛女》里扮演黄世仁的那位就给戴上高帽。罚跪之外，还打个头破血流。审问他为什么逼死贫农杨白劳！那就正像后来折磨为了深入敌营而任过伪职的党员一样：扮演的角色，同本人画了等号。 
　　我开始明白这是个皂白青红不分的运动。它触及的仅是皮肉，触不到灵魂，因为领头的也根本不知灵魂为何物。

斗争会

　　他是一位骨瘦如柴的老戏剧家。一身皱巴巴的蓝制服，山东口音，是位纯朴的老人。可二十年代当我还是娃娃时，他就已在文坛上活跃了。其间，为了革命，他坐过不少年牢。本来他早就搁笔不写戏了，偏偏在“史无前例”的两年前，他写了个历史剧，而且一下子就轰动了。老头子说，总算打响了一炮。谁知这里竟伏下了莫大祸根。 
　　由于运动前夕他就被点过名，所以同我这个摘帽“右派”一样，是理所当然的重点。只要开斗争会，不拘大小，从没漏过他。开的既然是斗争会，那么照例都得挂牌子，喷气式。皮肉之苦总是难免。 
　　干什么都得有个目标——生产上叫指标。当时，罪大恶极莫如反对主席。斗这位老人，就是要他招认戏里的坏皇帝影射的是亿万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个目的达不到，当然就誓不罢休。 
　　这老头儿平时挺随和，可在这个问题上他却犯了犟，怎么也不肯合作。既然那确实是没影儿的事，凭台下怎么喊：“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他还是不承认。只见他不住地摇头。至于他的呼冤声，自然早被口号淹没了。 
　　于是，罚他扫厕所，周末不许回家。我也是受到另眼看待，被分配干这活儿的，所以亲眼看到他一边刷尿池一边吧嗒吧嗒地掉眼泪。我心里蛮不对劲儿。可一声也没敢言语。好家伙，吭一声就会成为反革命串连。 
　　于是，就折腾来折腾去。 
　　一天早晨，老人一边干活儿一边翕动着嘴唇嘟囔起来。我听到他接连说了三声：“对！”那天下午又开他的斗争会。两位臂上缠了红箍的炊事员，像捉到小偷那么雄赳赳地抓紧他两只瘦小的胳膊，把他押进了会场。单位里一位嗓子高而脆的女同志照例带头喊起口号。革命群众中有个斗得特别起劲的，还离开座位追到老人身边去喊，随喊随捶他那瘦小的骨架。 
　　主席团一排成员入座后，斗争会开始了。念完语录，革委会主任就走到台口，宣读老人的罪状。接着斗争开始。 
　　问：（气势汹汹地）这个反动透顶的戏是你写的吗？ 
　　答：（低下头来）是。 
　　问：戏里那个皇帝你影射的是谁？说！ 
　　（下面也一片“说”声。） 
　　答：毛主席。 
　　（这下全场哗然了，接着是一阵口号声。） 
　　问：（恨不得一口吃了他）你为什么要影射？ 
　　答：我要篡党篡国。 
　　这回，可把主持人愣住了。这太出他意料之外了。他肯定没料到这回会这么痛快、干脆。他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回过身来同主席团嘀咕了一阵，然后大声宣布：“把这个坏蛋押下去！”会就这么在一片喜悦与惊愕中散了。 
　　我先还觉得荒谬：凭他那副骨架，凭一个戏，怎么去篡党篡国！猛然间，我开窍了：老戏剧家毕竟是高手，心坎上对他既钦佩又感激。他为我们被斗争者创造出一种新模式，一种新的三段论式。先包下罪行，然后供认矛头指向主席，问动机，就答曰：篡党篡国。 
　　这种模式确实曾使有些人，在有些场合下，缩短了痛苦的历程，同时也让斗争者拿到了胜利果实，证明群众力量的无比伟大。

标兵

　　当连长的要是想让他带的连在大队里出人头地，就得培养出个把标兵。对象当然得一贯革命，历史清白，出身越苦越好。连里要出个标兵（也就是英雄），那可人人光彩。 
　　然而同是五七战士，条件大同小异，到底突出谁好？万一树错了，惹起公愤，可就弄巧成拙啦。 
　　刚下去，有位同志没使过柴油机，一下子把整排门牙全崩掉了，血流满身，他还不肯让包扎，要接着干，突出地表现了五七战士的革命气概。把他树立成标兵，没人能说个“不”字儿。 
　　尽管天天出工前要喊几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流血毕竟属于事故，不便过分推广号召，不能靠那来树标兵。这么一来连长抓耳挠腮了。 
　　在天天读的会上，我们班上一位老实人谈起自己的劳动体会说，过去知识分子坐等吃喝，不辨菽麦，这回下来才懂得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以前闻到粪味就掩鼻而过，如今自己抬粪，想到抬的是肥料，可以使稻谷吐穗，变成粮食，反而觉得它香了。谈得十分诚恳。 
　　班长在连部开会时，顺便就把这段话汇报了。连长眼珠一转，灵机一动，说声好哇，这回标兵有啦。 
　　于是就请这位老五七战士先在排里讲，然后又对全连讲他抬粪的体会。一道改造，相互切磋琢磨，本极正常。他讲得真实朴素，充分体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经过劳动锻炼，在思想感情上所起的变化。 
　　倘若事情到此为止，就恰到好处。然而光在连里讲用是当不上全干校的标兵的。连长见多识广，着眼的是去五千人参加的全干校大会上讲。第一步得先去大队。连长一方面吹出空气，说咱连要放卫星了，一方面就叮嘱老实人要对讲用稿狠下功夫。暂时可以不下地了，在家里琢磨讲用稿吧，要大力润色，“务必要把它搞得有声有色”。 
　　六个连组成的大队讲用会是在仓库里开的，一千多人挤得水泄不通。水银灯在老实人周围聚成个光圈。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后，讲用开始。尽管已经听过三遍，我还是很留心听。何况出于职业习惯，我也想知道他是怎么加的工。 
　　粪味由臭变香是讲用稿的精华，墨彩当然主要用在这部分上。功夫确实下了。没辜负连长的嘱咐，不但气味变得香喷喷，而且在粪的颜色（金黄）上，也颇有所发挥。听起来不再像人粪，倒像一桌山珍海味。 
　　散会后，也许是由于走出了那灯光如昼的大仓库，忌讳顾虑就少了。黑夜里，我一边走一边倾听人们三五成群地在议论。讲用本来是十分严肃的一件事，一路上却不断听到咯咯咯的笑声。 
　　想到老实人后天就要在五千人大会上去讲用了，我不禁替这位即将成为标兵的同志抱起屈来。

最后的一句假话

　　浩劫之后，痛定思痛，大家普遍有个愿望：说真话。巴金甚至用“真话”当作书名。把真话憋在心里，一憋经年，确实比孕妇难产要痛苦多了。难产者所面临的，仅是个生不出的问题，她不需要生个假娃娃，而不能讲真话，往往就还得违心地编造一番假话。 
　　六九年，有件不幸的事使我感到真话确已绝迹。由于那种窒息的气氛，人们不但上意识习惯于讲假话，连下意识也不放松警惕了。 
　　这里要讲的不是一个人酒后或在梦中，而是在弥留时刻。只一两分钟他就与世长辞了，然而在昏迷中他还说了句冠冕堂皇的假话才咽的气。 
　　他老早就入了党，同“黑线”又无瓜葛，在战斗队里自然是位佼佼者。斗争会不是由他主持，就是由他重点发言。他的大字报贴，就占半堵墙。所以在黑帮帽子满天飞的当年，他是对立面抓不到辫子的一位响当当。难怪工宣队一进驻，他就成了依靠对象。 
　　忽然间，听说他那在外单位的妻子给抓起来了，说在她抽屉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正碰上要抓一批人来镇压，没几天，法院布告就贴到我们机关外墙上了，说她“企图”（！）张贴反动标语，罪大恶极，立即处决。 
　　多么沉重的打击呀！换个人，谁也受不了。可他真沉得住气。第二天我看到他竟然若无其事地在操场上还同工宣队员打篮球。当然，他这是故作镇静，表明划清了界限，自己并没有问题。 
　　两天后，忽然对立面在楼梯口显眼处给他贴了张大字报，就他本人的历史提了几个问题——后来才知道大体上是捕风捉影。然而文革前他喜欢胡吹，吹嘘就难免露破绽。质问他的正是那些破绽。 
　　那可是运动以来第一张贴给他的大字报。其实，承认当初自己是瞎吹的，也就算了。可他太爱面子。另外，才三十出头的妻子就那么给镇压了，他心里能没疙瘩？晚饭桌上，他一直低着头，一边发愣一边机械地往嘴里扒饭。十点钟吹哨，他同大家一样回到四楼地铺上了。他并没睡，来回翻腾。 
　　大约十一点，睡在尽头上的班长忽然听到一阵响声。他赶紧奔到过道朝北的厕所一看：窗户敞开着，窗棂上摊着一件棉大衣。再由窗口朝下一望，依稀看到下面黑乎乎地躺着个人，似乎还在呻吟。 
　　班长赶紧披上件什么，噌噌噌地奔下楼去。响当当跳楼了！还有点气儿。 
　　班长把大家喊下来，叫来了救护车。正要抬他上车时，他微睁开眼睛。一看是班长，就说了他最后一句话： 
　　“我梦见——有特务——我追——就跳了——” 
　　他大概意识到身为党员，跳楼自杀必然会当叛徒来批判。于是，就编了个英勇擒敌的故事。 
　　然而事后大批判栏贴出的工宣队告示，依旧说他是自绝于人民。

文革语言

　　清晨散步，偶遇一位靠拾烂纸为生的老汉。他一边在草丛间寻觅冰棍纸，一边跟我唠叨起来：“那十年，哪儿用得着这么东一张西一张地拾！随便跟哪个机关学校挂上钩，就没饥荒啦！这边刚糊满一墙，那边儿就又覆盖上一层。一个往上贴，一个就蘸着红墨水往上画圈圈打叉子。不含糊，那可真叫‘大’字报！字儿写得比馒头还大。那阵子费不多大力气，一个月从废品站那儿少说也拿个两百块！” 
　　随后，他叹了口气。 
　　生活中，人各有其憾事。作为文字工作者，我有时懊悔当初没搞个本本，抄录一下那成千上万张大字报上的语言。倘若有那么份资料，如今风平浪静了，坐下来研究一下那鸿文中的逻辑以及硬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今天该可以写成一篇多么有趣而又富有意义的文章啊！ 
　　我也叹了口气，恨自己的记性不中用。 
　　文革时用的还是汉语，当然不能说有一种独立的语言叫“文革语”。然而又不能否认那时候的用语，现在不再通行了。如今，你再讨嫌一个人，总也不能狗呀蛇呀地喊，更不能管他们爱人叫臭妖婆，管他的子女叫狗崽子了。因此，不能否认文革时的汉语是有其特点的。 
　　记得当时我看大字报，心里常想，当个文革秀才并不难。不但不需要文学修养，甚至也不必过分动脑筋，因为对人对事，只问敌我，并不需作任何分析或说理，骂起来不需讲求任何分寸；辞藻也极简单，甚至大体上都定了型，好像预制的零件。歌颂红太阳总不出那几句，就是骂起对方来，也无非是黑帮、黑老K、洋奴之类，凶狠有之，但并不花哨，更谈不上说服力了。 
　　是不是大字报的写者修养差、水平低呢？也不尽然，倘若一所画院只准其画家用大红或大黑二色，不但青黄紫绿一概不许用，连浅些淡些的层次也在禁止之列，线条则只许直不许弯曲，画家再有才华，岂不也只能画出机械画来！举凡拥护的事物，就一律赐以“红”字，反对的则统统加个“黑”字。于是，黑帮开黑会，写黑信黑日记。 
　　据我记忆所及，这种大批判语言主要有两大特征： 
　　（一）重气势，也就是本着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精神，以重型黑压倒。对方的所言所行，一律均属疯狂叫嚣或罪恶勾当；任何反驳，均是明目张胆的反扑；一摆道理，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投降，就是负隅顽抗。形容自己的行动时用“迅雷滚滚，海涛澎湃”；描述对方时则用“阴霾迷漫，邪气横生”。假若对方不肯再继续奉陪了，则是吓得要命，怕得要死。 
　　文革”初期，还只“打倒”或“炮轰”，后来经过发明创造，又用起“油煎”，甚至动不动就“砸烂狗头”。总之是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二）大批判语言的另一特征是不屑于说理。文章的分量或支柱，主要靠的是从革命先贤者著作中摘引出的名句。其实，引来引去总也不出某几段，然而贴出来就大放光芒，所以照例要用红笔画上圈圈，以张声势。 
　　然而大批判栏上的有些骂话，有时也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因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究竟这种语言是六六年自天而降或革命小将们的独创呢，还是早有其渊源？同时，更值得关怀的是，那种重型词句的使用以及其论证的方式，如今已经绝迹了吗？

　　本文选自《文章皆岁月》，萧乾／著，重庆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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