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后：我已经死过三次

┃Personal History

我已经死过三次

© 王得后／文

王得后

　　人都会死。什么时候死，怎么死，死在什地方，大概谁都不知道。也许有福“寿终正寝”的人除外。 
　　一个人知道自己会死，也就是把死的观念落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大概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过弟弟妹妹死亡的经验，家里异常的气氛，母亲的哭泣，一个弟弟或妹妹忽然没了，也从人们的窃窃低语中听到“死”了，但没有意识到自己也会死，总有一天要死。我七八岁的时候，有过一次死的危险，也混混沌沌，并不知道自己会死，对死有切实的观念。留在我记忆里的，是父亲的愤怒，和一顿从未有过的痛打。其实，我毫无过错。事前事后，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我家住在一幢叫“高屋里”的大宅院里，在故乡，离老家村子几里地的小镇上，屋主制酒又卖酒，前门卖酒，后院制酒。临门就是街，可街对面不是房屋，是一条河。从街面下到河里去，要走十几级台阶。常年还要再走一段路才到河边。我常坐在大门的石础上眺望那条河。早晨，河面上有时有薄薄的、白白的水汽，随着河水流动，有时又一动不动，我现在还清楚记得那时的观察，那时的印象，那时的猜测，十有八九猜测准确的喜悦。河那边就是外婆家的村子，看得见村后的树林，树叶上影影绰绰的屋顶。外婆进城必走的一段河边小路。有时我也坐在石础上盼望外婆的身影，特别是母亲生气扬言要惩罚我的时候，或者刚受过惩罚，心情委屈，面带泪痕的时候。但是每逢涨水，河水就漫到街脚，漫过从街上下到河边的十几级台阶了，木排，船只就靠在街边，有一年涨水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街上玩，先是玩水，后是站起来转身看街，不知怎样一下子我倒到河里去了。听到别人的一阵惊喊之后，下一个记忆就是被人横抱在双臂里，已经站在家里的大厅堂，卖酒的柜台和我家住房的房门之间，父亲难看的脸色，愤怒的抽打。就是这时候和这以后很长很长的岁月，我也没有我会死，死和我有关，我终究难免一死的观念。虽然其间还有过一次被追击的恐怖，听到身后的枪声，往山上爬的腿都瘫软得迈不动。 
　　我切实感觉到死，是在我第二次死的经验之后，已经是26岁的老青年了。似乎也只有到了这时候，我才觉悟到我在活。孔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的经验却相反。我想，人恐怕大概是这样，至少许多人会是这样：“未知死，焉知生。”古人教人珍惜光阴，惜寸阴，惜分阴，古谚有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岳武穆慷慨悲歌：“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要说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浑然不解，就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壮年，又有多少有切肤之痛呢？生命意识，死的觉醒，在已在人，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实在是高尚的智慧。 
　　我的第一次死，是意外；还是稀里糊涂。 
　　那年1958年，大跃进的8月。我们青海省公路学校的师生，为了保1070吨钢元帅升帐，开到大草原上的天峻县去修路，因为那里有煤，要将煤运到西宁来炼钢。草原上6月就开始下雪，熬到8月，路总算通了。于是班师回校。不知为什么，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了领队。回校的当晚，“只争朝夕”，到校长自然也是书记处汇报。正谈着，有人来报告，垒在校园对面的石灰窑坍顶了。大家一窝蜂冲去抢险，昏暗中浓烟滚滚。我跟着冲上窑顶，两手捧着稀泥，哪儿冒烟往那儿拽。什么烟熏火燎都顾不上，也没想到顾。一会儿，突然觉得脑袋一晕，什么也不知道便倒下了。开始仿佛听到有人喊救人，仿佛感到有人在抬我。当我重新醒来，已是第二天凌晨，校医，也是我的朋友，困倦地趴在我的床边。见我睁开了眼，松了一口气。又叹着气侍候了一阵，嘱我天亮赶快去医院。后来他告诉我：我死过去了。怎样抢救，怎样打针，怎样惊恐，担心了一夜。 
　　那时候人也真怪。天一亮，我觉得还可以，自然，人是浑身无力。我还是召集了带回来的一队学生，安排了一天的活动，嘱咐了班干部，才上医院。一到医院，大夫就把我留下了，立即住院，输氧，输液，责备我为什么单独一个人来就医。这样地过了一个多星期。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住进久久心向往之的医院，那样雪白，那样干净，那样严肃，那样神圣的境地。 
　　不料，待我出院，迎接我的是书记，也是校长，毫不含糊地对我的批评以及我的同仁。——那年头是一律称“同志”的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帮助：我为什么不请示，不报告，不请假，撂下学生不管，只顾自己住院去了。这时我刚从大学毕业，服从祖国统一分配参加革命工作不到一年。我心里感到难言的委屈，却还并不知道什么是死。 
　　我的第二次死，还是意外，却萌发了一点关乎生死的念头了。 
　　大跃进过后是大饥荒。我们在“采采芣苜，薄言采之”地吃了七十天野菜之后，人胖得像当时发明的新技术蒸出的馒头。原来十六个中专学校，合并成两个，又合成为一个，统名之曰工业学校。一部分老师和大部分学生，在“你们来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青海；你们走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青海”的号召和鼓励下，打回老家去了。留校的白天不再上课，晚上常有舞会。当时毫无知觉，回想起来，也算是歌舞升平的了。 
　　那位救了我一命的校医，也是我的朋友，因为是华侨，携带新婚的爱妻回到南国故乡去了。临别前，念我时充风雅，听听音乐，又单身一人，舆论是以为富裕甚至阔气的。于是把他的大跃进新产品的一台八个电子管收音机转卖给我，那个庞然大物，两个喇叭。倘若肆无忌惮地放出声来，不但所在的整座宿舍楼，就是左右邻楼，也可以与我同乐，于隐隐约约中心旷神怡。我们又生逢其时，电台不但播外国名歌×百首，还播令人“有所思，乃在大海南”的小夜曲，还播整台整台的舞会音乐。于是周末或非周末，事先打招呼，或事中来敲门，我常常接到把声音放大些，放大些的召唤。 
　　有那么一夜，十几个青年心血来潮，要我把收音机搬到另一个老师的宿舍去，说那儿比我的更宽敞，更漂亮，更舒服，更好一边听音乐一边聊天。自然，那里离我的宿舍颇远，收音机的声音放得再大也“听之不闻名曰希”了。我只好遵命，学个孔夫子的“吾从众”。就在满屋子的人高谈阔论，东拉西扯，精神会餐之中，我一边听，一边说，一边接线。突然，我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的两只手往一起靠。我脑子里万籁俱寂。我清醒极了：我触电了。我拼命用力往两边分开两手。我想道：“多可惜呀，我才二十多岁，什么事也没做。”但心情却出奇地平静。突然，力量消失，我看到鸦雀无声的一群，面面相觑，不知过了多久，不知谁先开口，大家争着告诉我，你刚才放声大笑，大家以为你在开玩笑。老×突然说你触电了，拿棍子打掉你手里的电线。大家检查我的手，只在右手中指看到一条电线烧均的伤口。大家问我的感觉。我把上面的情况说了，并补充了一句：诗人描写爱情，说像触电一样，那是胡说八道，我可知道这滋味啦。不过我也说不清楚。 
　　我不知道我的放声大笑，但那肯定是真的。一屋子的人不会都骗我。我也不知道在那种时候，我为什么还放声大笑。不过我懂得了一点，笑是这样地使人放松警惕，以至于见怪不怪，见死不救。我还懂得一点，就是死。死给人带来生的惋惜，生的遗憾。无论我多么努力，我也做不完想做的一切，何况已经做了，也并不能都满足呢？不过，只有生才能做。做是唯一的生机。 
　　俗话说“事不过三”，我想，这大概有概率论的道理，可我们变成一种迷信了。我的第三次死，不再是意外，却又是出乎意料之外，事后我单位的老革命，革命小将，支“左”的革命军人，我的熟人，朋友，都说出乎意料之外，其实我何尝又料到了呢？这一回是我自杀。 
　　现在回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字，常常被迫用一句托辞，说是“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云云，国家大事我不知道，单就我的自杀而论，我想，其实用“大家都不知道的原因”。 
　　什么原因，一言难尽，暂且不说。总之，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开头一个星期，都没有我的大字报，我很庆幸，也颇自信。不料两个工农出身的小职员一反老实、朴素的常态，发挥难以想象的想象，向我射出了第一箭，于是万箭齐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于是平反，阵逍潘，清理阶级队伍，于是又回炉。一年之间反反复复。在绝望，孤独，恐惧之中，我突然看到了卑鄙，我决心逃避。 
　　远在1957年，我在师范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当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热气腾腾的大字报运动突然打了下去不久，有一天紧急召开全校大会，极其少有地把我们在新校的人马拉到十几里外的老校去。走进采光不好显得黯然的礼堂，通栏横标上写着批判谁谁“自绝于人民”的大会字样。大家莫“明”其妙，彼此咬耳朵询问，没人知道，待大会开始发言，从愤怒的控诉中才得了启蒙：“自绝于人民”者，自杀也，横标上写的人，原来是一位教授，学生物学的。他选择的自杀方式也很专业：用剃须刀割腕。 
　　我是一个老团员，自杀就是背叛的党团教育自然早知道，而且记牢了。 
　　我大学毕业后就业余政读《鲁迅全集》，鲁迅对于自杀和“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豫备自杀”的论说，也已烂熟于心，深深信服。 
　　然而，一个走投无路而又了无生趣的人，决心自杀还是会自杀的。这也是鲁迅说的，而且说得多好呵：“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人就是这样，利害第一。此所以佛说“生就是苦”，面且“苦海无边”，能够招引看破红尘的善男信女遁入空门的缘故。 
　　当我决心要死的时候，我就想死得少一点痛苦，而且要一定能够死了，自杀而未遂的屈辱，受到的笑骂我已经见识多矣。 
　　我的第一选择，是服安眠药，由睡而死，长眠不醒，而且连梦也没有，想象中是很适意的。可惜我以“待罪之身”何处“盗仙草”呢？我手里只有运动之中，平反以后“寤寐思服”而又“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积存的十几片安定，靠它致死，是决不可能的。但我想，它们一定能减少我的痛苦，于是决定先服药。 
　　其实呢，一定要能够致死的。我想起我那位“自绝于人民”的教授，泛泛而言，也是老师，因为不是一个系，他老没教过我课，姓名也不记得了。其实，教过的老师，甚至“面聆謦欬”过的老师，记得姓名的又有几个？在我，是记得的少，忘记的多，这是我的惭愧，内疚，有时想起学生时代的内疚。不料这回关键时刻我想起了他的专业手段，我国教育家倡导“身教重于言教”，含义是太深了。总之，我的第二选择是割腕。我是一个有泪不轻弹的男儿。不记得那是我剪须的时期还是剃胡子的时期，但弄一片老人头牌剃须刀决不会引起革命老将和革命小将的怀疑和警惕。这使我至今留下两道光荣的伤疤，原先还有一道。不知道是老了皱纹多起来，还是年深月久，已然平复，像我触电时留下的伤痕那样。 
　　大概由于我生性多疑，又学会了多疑，而且过于僅慎吧，一定是吧，此刻为了写下这段经历，反省而又反省，并没有给学校添麻烦，四处去寻找我的死尸的恶意，何况我在遗信里还写了把红卫兵烧剩而弥足珍贵的《鲁迅全集》——一套红皮本“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初版”本，一套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的《鲁迅全集》及其他捐给学校图书馆，以及我的遗体捐给医院作解剖试验哩，一定是出于死要死得十净的心思吧。圣人之徒不是说过么：“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么？我实在可惜七十年代末按政策清理档案，发还给我一大包“黑材料”，偏偏没有我自杀前一天晚上写了大半夜的遗书，那可是我最后生命的沉思和激情。一封长长的信，没有停顿，没有反复，没有涂改。“向党交心”啊！我的心化成血，像涂了抗凝剂的伤口一泻无余地留在纸上。 
　　最后，我对自杀作了这样的设计：先服药，过一会儿割腕，等几分钟投河。不是发源于我故乡的汨罗江，而是天津的子牙河。这条我和朋友们多次横渡，留下了难忘而又动心的记忆的子牙河。 
　　那个黄昏就在眼前，晚饭后我把预防突然搜查而藏起来的遗书取出来放在同屋一位同事的枕头底下。遗书是写给校革命委员会的。为了不给人任何借口，以为我攻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而“防扩散”不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遗书，我没有给校革命委员会提任何意见，更不用说对军宣队和口头大联合背后大打仗的红卫兵组织提任何意见。前文不是引了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还是另外给革委会写了一张条，只有一句话：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希望革委会勇敢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政策。为了不至于给那位同事带来更大的麻烦，我单独把这张条放在我的桌上，用书压好。 
　　当我走向校门的时候，有几位革命师生在玩。其中有我们的连长，一位数学教员，心地非常善良的农村妇女和她的四五岁的儿子。大家平日都喜欢他们母子。我是没有资格和革命师生随意聊天的了。我怀着永别的心意，特地喊了小孩一声，给他一个平静的微笑。 
　　天下事有时是出奇的巧合。信不信由你，我真是可以“指九天以为证兮”的。这时高音喇叭里播放的竟是高亢愤怒的白毛女的歌唱：“我不死……我要活……”我一边装着散步出校门向田边走去——那时校门前和出校门的右边不远，还是农田，——我一边平静地想着这支歌，解放不久，我看《白毛女》就熟悉的歌。 
　　我坐在子牙河边堤坝下选好的灌木丛中，等待天黑。一切按我的设计进行。服过安定片后我开始数数，割腕出了问题，刀片很软，第一次切下去时变形，我靠下捏住刀片又切了两刀，手感到血了，我平静地躺下。觉得差不多了，我爬起来投入河中，走完自沉的最后一步。这时我还是清醒的。我感到棉衣棉裤湿透了，河水冰凉，我感到浮力很大，我感到水的流动。我最后的记忆仿佛曾掉头向岸边游回。 
　　我仿佛听见人声，我仿佛被人抬起，我仿佛坐在三轮平板车上，摇摇晃晃，什么也看不见，一片黑暗，当我睁开眼睛，看见昏黄的电灯，幢幢人影，听到乱哄哄的嘈杂的人声，我看到我在输液，身边坐着的是一位同一教研组的“难友”。他告诉我，过了一天一夜才找到我。他断断续续开导我。 
　　我不记得在医院躺了几天，我不记得怎样回到学校，被隔离、反锁在由过道隔出来的一间小屋里。我记得曾关注过快干涸的给我输液的吊瓶，请守护我的刘老师去找护士。我记得躺在小屋里要不时听到的可怕的擂门声和革命的咒骂。我记得当我有了进食的欲望，一位像我们善良的连长一样善良的农村来同事问我需要什么的时候，我曾请求给我买一点红糖。 
　　不记得过了多少日子，半个月还是一个月，当我勉强可以下床，革命师生欢迎我回到人间，是搀扶我出席控诉我“顽固到底死路一条”的批判会。我早知道并且想过的自杀未遂的侮辱、轻蔑和笑骂，像演戏，又像做梦，切切实实地亲历了一次。最厉害最难忘的是一位老师说着说着大吼一声，在我背上击一猛掌。他责骂我自杀是假，抗拒改造，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抹黑是真。他列举的罪证就是我在医院里关注过输液瓶和要过红糖，以及反革命分子的本质就是贪生怕死云云。他的批判并没有刺痛我的心，他的一拳虽然使我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并差一点倒在地上，但我在那时和以后和现在，我都不恨他，我心里有的，却是深刻的同情。这时候骂我愈凶，打我愈重，是自已革命的一种表白，同是站在“推一推拉一拉”的可怕的悬崖边上的“臭老九”，有什么办法呢？ 
　　还有一点难忘的记忆，是允许我走出校门以后，我看到校园的围墙上贴着久经风雨也已剥落的比我身高还高的大幅标语，写着我的名字，我的自杀，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这标语带给我校外的朋友的惊恐和叹息。 
　　中国古传的计时用干支。我算是活过一个花甲了。如果我国如今的统计可信，如果我能达到我国男性的预期年龄，那么，我还有七八年，可是什么时候死，怎么死，死在什么地方，还是不知道，会不会还死几次，也不知道，死是一定要死的，人生就是这样：死很容易，有时又似乎很难，既有“人生不满百”的喟叹，又有“大难不死”的庆幸。这才显出活的意义来，而且要活出意义来，而且活，就是一种意义。

　　本文选自《垂死挣扎集》，王得后／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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