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1976年的记忆

┃Personal History

1976年的记忆

© 朱学勤／文

朱学勤

　　那一年厂矿还在时行部队编制，好端端的车间不叫车间，要叫“连队”。我所在的供水车间就有“指导员”姓崔；还有“连长”姓范。老崔有人文气，甚至文人气，好琢磨思想，也善做思想工作，属“造反派”；老范属典型的技术干部，干巴巴，硬绷绷，强调企业管理、技术规范，属“保守派”。“指导员”和“连长”有矛盾，我这个小青工是后来才感觉到的。 
　　老崔安排我出差，去黄河北岸封丘县调查一位老工人的家庭情况，看看是否要给他困难补助。我插队落户出身，对农村困苦不意外，但常师傅家穷得连案板都没有，是把锅盖反过来擀面，我那碗面条捧在手里蹲在地上喝完，一冻二饿，内心震撼不已。回来后把锅盖擀面条写进报告，老崔很欣赏，认为观察细微调查得力，可以培养。 
　　老范借我很多技术书籍，还讲述50年代初在大别山一带做地质勘查的探险经历。他说那时还真有特务活动，有一次举望远镜观察对岸山林，就发现有一个农妇头顶食物，推开树枝，钻进了一个山洞，忽然不见了。但我认为未必是特务，那洞里也许只是一个相好，农妇带食物进去幽会？ 
　　批林批孔运动还在继续，工人开会要批判老范的“管、卡、压”，老崔则回避，不阻止，也不露面。那一次也是如此，临开会，老范突然要我去他宿舍，说头一天在屋里烤火取暖，可能中了煤气，看来只能回开封家里养病。说完让我打电话，他在电话旁边等。我在电话里找了一大圈，终于找到老崔，就问：老范病了，要回家，是不是送回开封？老崔被我催得太急，没有转圜余地，只能违心同意。等到我送老范回来，老崔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政治上不成熟！” 
　　厂里夜夜开会，造反派“帮助”老干部“转弯子”，叫“思想交锋学习班”。老崔一度推荐我参加，作为青年工人代表。我当时满脑子反官僚反体制的反叛激情，却体会不到一轮权力再分配正在“思想交锋”的两边悄然出现。新干部的领袖人物叫王世忠，因受过军代表压制，很得我们同情。有一天晚上，我带着一个小本本去找王世忠“谈心”，那本子上全是事先拟好的各种民主概念，不着边际，王世忠听着听着就烦了，我自己也觉得无趣，铩羽而归。第二天老崔就知道，再一次摇头叹息：“你这个人，政治上不成熟。” 
　　我们从兰考过去的两个集体户，全是重点中学的老三届，思想过剩，精力过剩，一聚会，满屋子高谈阔论。白天干活，晚上辩论，读书读多了，就把厂里发生的运动形势套进来“发挥”，全是过度分析，放大“阐释”，茶壶倒进了茶杯，茶杯撑破了茶壶还不知。比如那个学习班，一位业余思想家想得太多，听说我参加，就像列宁在十月那样，拍着我肩膀说：“好，你是我们的议员！”当时有毛泽东“走后门未必全是坏人”这一奇怪指示，我们中间发生激辩：是坚持民主反特权，还是维护大局，不纠缠细节末枝？第二天贴出惊天动地大字报，一边引德国哲学为依据，旁征博引；另一边则模仿鲁迅式的讥诮冷峻，笔名曰“迅翁”。我们热火朝天地争，似乎不这样争，明天就会天塌地倾，全不顾工人们读这些文字如读天书，干部们冷冷观察，已经闻着有异味。我因为“政治不成熟”，“议席”荒废，有另一位业余文学家起而代之，确实比我成熟，逐渐进入核心机密，成为王世忠、老崔离不开的笔杆子。我们的过剩思想就倾泻在他宿舍里，称他为权力斗争放弃了“民主理想”。那位一开始拍肩膀称我是“议员”的思想家，这时挖苦他不是“议员”，而是“领事馆的三等秘书”。“三秘”有一次与我辩论，反唇相讥：“我是诗人，但我只有做诗时是诗人，而你们却在不该做诗的时候都成了诗人！” 
　　他有一句诗我今天还记得：“二十六年桐风起，南风北风何依依。”二十六，年龄；桐风，泡桐树，兰考特产，泛指河南；南风，上海激进派的“文革”理想；北风，北京老干部的务实取向。何依依，内心矛盾，难定归属。这句诗不仅反映他自己的内心挣扎，也反映了我们这群人的普遍矛盾：“文革”后期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对南风上层怀疑厌弃，同情北风的务实趋向；而青年人特有的反体制、反官僚的民主追求却还在，又同情基层单位被迫害的失败者。 
　　这种滑稽局面到1976年10月戛然而止。北京发生怀仁堂事变，批林批孔突然中止，掉过头来清查三种人。王世忠、老崔、诗人“三秘”一大群人反过来被请进了学习班，但不是“思想交锋”，而是找了十几孔山区窑洞，分别关押，隔离审查。这时我们在外面欢庆南风上层终于被打倒，同时则担心自己的老同学，甚至鸣不平。而窑洞里的“诗人”则夜夜担心，我们在外面揭批“四人帮”，是否不知轻重，把大家此前的政治辩论也捎带出来？他的非诗理性在此时还真管用：只交待与王世忠、老崔的工作关系，尽可能不牵扯同学之间的政治辩论。他出来后告诉我专案组在外面鼓励我们揭批他们，在里面则夜夜逼问他，这群上海来的中学生私下有什么出格言论？ 
　　“文革”是必须结束的，但“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这就是我对1976年的总体印象。老崔曾恨我不成器，后来他自己成了散淡之人，成为一个集邮爱好者。我离开化工厂时去他家道别，他送三句话：“还是做学问好，但不要坐夜，五十岁以后身体不要败坏”，很实在。诗人“三秘”在窑洞里受寒生病，去乡村卫生院打吊针，感动了一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女护士，竟发生才子佳人的后花园故事。佳人来厂区找落难秀才，不知他被转移到哪里。我和那位“迅翁”掂着劣质烧酒和自制香肠，陪她去北山口寻找窑洞里的老同学。天寒好大雪，三人走山路，高一脚，低一脚，一步一滑，正好是1976年的最后一天。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那一年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名言。革命只有弄出个万岁，它才能死，称心如意地死，而在那一年，它果然死了。因此，顺序应该反过来说；革命万岁！革命死了。 
　　革命是青年的嘉华年会，没有革命，也会弄出个类似革命。那一年我24岁，在这个年龄能目睹一次革命，还算幸运。什么年龄看见什么，人生是有匹配的，一旦错过，可能会留下一个饥渴，伴随他一生，不断发作。我曾不止一次与西方、港台的左翼人士接触，可能是这个原因，他们今天还对我们1976年结束的革命抱有浪漫余绪。20年后，我的儿子迷上了摇滚，我耐着性子陪他去体育场听“红旗下的蛋”，那歌词写得不错，但我不理解为什么要那样高分贝叫喊？儿子说：“你们年轻时不也是样？这是我们的‘革命’！”这一说法和那些上了年纪但还存有心理饥渴的西方教授以及他们的东方弟子，是一回事。 
　　应该承认革命有美感。庆典，游行，花如潮，旗如海，歌声、喊声义薄云天，正是这些审美外观，使浪漫文人激动不已。所有这些，法国革命、西班牙内战、俄国革命，还有德国30年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都出现过。庆典抖落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尘埃，游行提供日常生活无法企及的狂欢。因此，和平年代每年提供一次愚人节狂欢，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仅仅为了满足集体心理的浪漫需求，让人们在街上狂掷西红柿，也比让他们扔掷这一颜色的其它东西好。 
　　狂欢过后是恐惧。兰考有两类上海知青，一度互不来往，相互贬抑。前一类“思想正统”，埋头苦干，各级党报捧红了这个集体户；另一类涉及“文革”中的怀疑一切的“异端思潮”，下去时带有避难性质，但是某大学如复旦，深挖“五一六”涉及外围中学生，吉普车长驱两千里深夜来兰考敲门，带走其中两位，还是没有放过他们。听农家说，他们白天不干活，晚上读书，只读马列，不读毛选，这才出事情。这一传说刺激我的好奇心，直想过去交流，碍于集体户阻拦，在兰考时不能如愿，到工厂后才有正常接触。但我很快发现，这两类人内心沉淀的是同一个东西：恐惧，在这一层面上，其实是可以相通的。前一类出身不好者为多，害怕“被革命”，故而“更革命”，一旦招工翻档案，立刻自卑自弃，内心颤栗。后一类也有这一情况，但更多的是本人受打击过早，从此落下暗疾，更难治愈。那时反复演播的电影中有《列宁在十月》，其中一个镜头是列宁教训高尔基：“无产阶级在革命，你怎么能分清这一拳必要，还是那一拳多余？”此豪言落入受伤害者心坎，成为接受那一拳的自辩，自虐而雄辩。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接受那一拳者已经赴北美入籍，去年回来宴请，还在说“帝国主义多么险恶，你们不知道”。一个内心恐惧者放声高论三十年，其他人就只能低声叹息。铁拳落在不同的年龄段，引起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年轻时没有亲睹革命，不好；太幼小时经受那一拳，也不好，两者都是一辈子不能治愈。 
　　革命还有性别，呈阳性。大多数女性避之惟恐不及，张爱玲是这样，我的文盲母亲也是这样，所有哭哭啼啼被动下乡的小女生都是这样。也因为如此，少数女性会加倍革命——更深程度地扭曲她们的性别，以适应革命。卢森堡说：当大街上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我举双手赞成，因为我从正反两面看到过两次：第一次是从正面，从终点，我们集体户中最为革命的两位大姐，连集体户都不肯居住，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非要搬出去与五保户住，骇然发现“李红心的秘密”（详见前文），就来自这一同吃同住。第二次是从反面，从起点，1966年红色恐怖的夏天，第一个用开水活活烫死中学校长的，并不是这个学校的男生而是女生，是在北京，一个阳性得不能再阳性的城市。 
　　革命失败后，通常是由智识阶级来控诉，但“千万不要忘记”，革命正是他们召唤的。革命本来与阿Q、吴妈无关，是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进去”的。“未庄的消极”有它的自在理由，它自己还没有说好，就已经被作家攻击，读者是可以读到“五四”优秀小说了，但未庄的真实人群却因此而失去平静。有一个画家画了这样一幅画：1966年或1976年，有一个文化伟人和另一个文化伟人谈崩了，满脸愠容，坐在人们熟悉的那张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另一个走到画面的左下角，背对前者，也是满脸的不高兴，也抽起人们熟悉的卷烟。我提议，什么都不要改，就这么站着和坐着，只是交换一下他们晚年的衣服：让另一个伟人把他的竹布长衫换给前者穿，自已则穿上前者的毛式制服，这就能通，一通俱通。前者的文化理想从“五四”到“文革”，何曾改过呢？他内心还是穿着那一身竹布长衫的。至于后者改穿毛式制服，也不过分。君不见伟人曾说“我的心是与他相通的”，一时谈不拢，那是误会。 
　　1976年，革革命的命，革革命的命的命，革，革命，我是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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