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八十年代琐记

┃Personal History

八十年代琐记

© 吴亮／文

吴亮

之一

　　1 

　　一次在朱大可家，看到张小波喝得酩酊大醉，让两个人架着从卫生间出来。他双脚离地，如同瘸子连连嘟哝：不，不……好多年以后，张小波在北京成了书商，他参与炮制的《中国可以说“不”》红极一时。他好像不再写诗了。 

　　2 

　　一次，北京某文艺机关报主事领导来上海开会，亲临巨鹿路675号视察。周介人在梅龙镇酒家简餐招待，蔡翔和我奉命作陪。席间周介人见该领导心情不错，说道：“吴亮还是蛮憨厚的，”没曾想北京要员立即停筷正色道：“人虽憨厚，文章并不憨厚啊！”听了这话我憨厚地笑笑，却把周介人吓了一跳。 

　　3 

　　一次李庆西来，大约是冬节吧，我与程德培去火车站接他。三人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小饭店吃饺子喝啤酒，李庆西问程德培：清污结束了，你们这儿传达了没有？程德培兴奋得直搓手，答非所问：吴亮又可以乱写了！ 

　　4 

　　1984年年底，那个后来被不断回忆的“杭州会议”在空军招待所召开。晚上，将军楼里的火炉和房间一样冰凉。许多人在楼下围着一台电视机看足球实况转播，好像是中国队对西亚的一个什么队。比赛还未开始，程德培已经十分亢奋，一会儿跺脚一会儿原地打圈。曹冠龙开玩笑说，德培像一只吃过药的蟑螂。李陀说，这种球也值得激动？德培说，好的球我们看不到。 

　　5 

　　一次在桂林开会，同行的有陈村。那时真是年轻啊！告别晚宴上，我豪迈地仰面饮酒，低头嚼肉，一大盘狗肉我吃了四分之三。事隔多年之后，陈村在他的某篇文章里回忆道：吴亮吃狗肉当场流出了鼻血！ 

　　6 

　　1989年岁末，我对文学批评丧失了热情。至今令我不解的是，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考虑写回忆录了。我的第一本类似回忆录的小册子叫《往事与梦想》，一本关于阅读和写作的随笔。紧随其后的是《漫游者的行踪》……这一年的12月特别寒冷，我每天写作到深夜甚至第二天黎明。那时候上海没有夜生活，晚上十点以后全城一片漆黑。只有云南路有两三家小饭馆通宵营业，在那里我消磨了许多个难眠之夜。一壶温热的花雕加半斤醉虾最后来一碗菜汤面，花销不超过十二元……等我跨上自行车回家时，天空已经蒙蒙亮了。除了扫街者和有气无力的水银街灯，只有湿冷的寒风从我耳边拂过。 

　　7 

　　一次我意外地发现在我家的左手边，仅隔两条马路，长乐路西端，那个形同大烟囱的“新锦江”还亮着依稀的灯光。好几个夜晚，我步行去那个空空荡荡的大酒店，尽管生意萧条，二楼的酒吧依然点亮蜡烛影子在墙上摇曳。我坐在角落里写《咖啡馆》与《街道》，低回的钢琴声不合时宜地在我耳边飘过，若有若无。 
　　那是一个非常时刻，我常常会灵魂出窍，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8 

　　1986年春天我一个人去沈阳，刘齐请我吃街边的“朝鲜烧烤”（那会儿我们还不管它叫“韩国料理”）。一张油腻的木桌，中间挖个圆洞，铁丝网下面搁一只炭炉。刘齐笑话连连，我一边“唔唔”应声敷衍，一边大口吞咽。半生半熟的烤牛肉令我心无旁鹜。我喜欢“朝鲜泡菜”，直到今天我都要在心里想一想才能把“朝鲜泡菜”说成“韩国泡菜”。 

　　9 

　　一次，我和程德培策划了“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后来会议在旅顺召开，一个漂亮干净的海滨小城。发生了许多故事，让别人去回忆吧，如果他们的记忆力尚未衰退……1986年的浪漫之夏…… 
　　那时候周介人意气风发，他私下里让我看了他的会议笔记。周介人说总有一天他会写回忆录（上帝保佑他的在天之灵）。还有我们作协机关的财务老房（愿他灵魂安息）。老房胃口一直不错，他红光满面，他还劝我少抽烟，他说身体最重要！ 
　　会议后来移至沈阳，分手前夜，大伙儿依依惜别。我们又开始拼命喝，而且是五十几度的汾酒。周介人说，别喝啦，昨晚你吐了一地！我记得我拿着斟满的酒杯到处挑衅一连灌了十几杯……正在大伙儿酒足饭饱准备离席之际，复旦大学的某位小老弟端着两只满满的酒杯走到我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吴老师我敬你一杯！那一刻我已经摇摇晃晃，但我清楚地记得，席间我曾提议与他干杯，他说他不会喝酒！我马上明白了，他以逸待劳，现在觉得我已经是强弩之末。他此刻敬我的那杯酒，便是企图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一眼识破他的诡计，顺手从杯盘狼藉的桌上拿过来几只空酒杯一一斟满，“一人三杯，如何？”我说。这小子哪见过这阵势一脸尴尬，周介人在一旁不知底里，只顾说不能再喝了！我心里明白，如果我喝一杯，我必醉倒无疑；如果一起喝三杯，这小子也必不省人事。这个孬种，可惜我现在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 

　　10 

　　1984年夏天的炎热难以忘怀。那时我仍是上海饮食冰箱厂的检修工。我请了假躲在家里写作，一篇五千字的评论半天就可以完成，稿费相当于工厂给我的月薪。当时知道我的人并不多，我兜里总有些碎银子，有那么点逍遥自在。夏夜暑热难当，我就一个人溜到淮海路去吃冰沙，赤豆或酸梅是我当初的最爱。我喜欢冰冻甜品却不怎么喜欢冰镇啤酒。 
　　记得是7月初的一个傍晚，闷热，但稍稍有点微风。我坐在家门口纳凉，程德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那时人们寻访朋友事先往往不通电话，那时长乐路浓荫蔽日街上很少车辆。 
　　程德培郑重地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富春江边的白沙小城……半个月后，我们认识了“李氏兄弟”，然后是那个“月亮坪之夜”。 

　　11 

　　一次在家翻检旧物，那一年（好像是1987年）去湖南拍的照片不知塞哪了——长沙、岳阳、常德、张家界——一辆破旧的旅游大巴玻璃窗震动着，夜色掩护下我看不到车轮从悬崖边碾过碎石滚入山谷。我们饥肠辘辘一路颠簸，车窗外漆黑一片。在拐弯处，车灯把一块写有“张家界”三个大字的界碑照得雪亮。那一瞬间我不晓得写这字的是沈从文，他老人家当时还健在。 
　　半途我们在常德的青年旅行社住了一宿。那是一长溜的简陋平房，蒋子丹安排周介人与我同屋。湖南土烧酒和拌凉粉十分诱人，半夜头疼欲裂腹内汹涌我起床如厕（那时候许多旅舍只有公共卫生间），走廊上我迷迷糊糊看见周介人独自徘徊。他说阿亮你的鼾声真是够级别。 

　　12 

　　一次坐船去厦门。刚出吴淞口就开始晕船。有朋友递给我“斜桥榨菜”说能管用。那是1985年4月。我在厦门大学认识了刘再复、林兴宅，和刘再复真正熟悉是十年之后在台北与科罗拉多（留待我在《九十年代琐记》里回忆吧）。在“新方法论会议”上，他和林兴宅都是明星级人物。 
　　有关这个会议，现在仍历历在目的有两件事。一是朱大可会议上向我挑衅（后来我们成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二是我和许子东在鼓浪屿山脚下的地摊街购物，我为我自己买了一只有黑桃老K图案的打火机，许子东为他太太看了皮包凉鞋首饰雨伞和太阳镜（我忘了他买没买）。我们一路聊日常生活，中间我对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应该生个孩子。 

　　13 

　　为写《八十年代琐记》我翻了好几只抽屉，几只灰蒙蒙的大牛皮纸袋几只破损的信封。里面塞满了照片。往事历历在目。其中一张，我坐在1986年沈阳《当代作家评论》编辑部的办公室，和许振强下象棋，陈言与刘齐站立两侧观战。房间陈旧，阳光无力地照在我们的身上。落地窗和墙壁油漆斑驳，桌子上堆满报纸杂志。他们告诉我，这个房间，当年曾是张学良的卧室。风流倜傥的大军阀卧室！ 

　　14 

　　第二年，就是1987年，在太原我看到极其类似的景观——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办公所在地原来是阎锡山的大帅官邸，多么令人遐想的地点啊！虽然当年将“匪产”作这样的安排，分配作文化机构有些匪夷所思。阎大帅的房子暗道密布，不仅鬼祟而且阴森。相比之下，少帅府多了点教养，也依稀闻得到女人味。 
　　“一次，”我后来对人说，“我们在五台山遭遇车祸……” 

　　15 

　　我的打鼾迅速得到了惩罚。第二天晚上我接到通知换房间，三个“害群之马”被集中在一起：钱理群、吴福辉加上我。周介人笑吟吟地说，阿亮今朝夜里我总算可以好好困一觉了。 
　　忘记谁了，可能前一晚与老钱或老吴（吴福辉）同屋的那位。窃笑着对我耳语：你必须比他们先睡着！我说我在火车站候车室都能睡着……完全两码事！他强调说，或者你先喝醉了也是个办法。 
　　我不相信。 

　　16 

　　1998年5月，我和蔡翔在洛杉矶机场遇到钱理群，他告诉我，这次去美国开会主要为了会会朋友，其次是买一台“打鼾者睡眠呼吸机”。可能要花两千多美元，老钱说，太太关照的，必须买。 
　　我顿时想起了张家界的那个不眠之夜…… 

　　17 

　　……我进入那个指定的房间。房里三张单人床。老吴躺在最里面靠窗的那张床上和老钱聊天。老钱则坐在靠门的床边好像睡意全无。我知道了，我的床夹在他们中间。也许我的确喝了不少酒，人很困乏。我和老钱老吴草草敷衍几句倒头就睡……半夜，我醒来了……我听到了什么啊！整个房间如同船舱底层的机房，那种轰鸣声难道是从人的口腔鼻腔和胸腔发出来的吗？老吴那边仿佛有一台老式马达，声音单一，巨大，均匀，有持续性。老钱这边更了不得，足足一个重金属乐队！老钱的鼾声形式多样五花八门，一会儿如管乐齐鸣一会儿如口哨悠扬……突然，老钱这边的声音没有预兆地戛然而止只剩老吴的驳船还在突突行驶……片刻过后，又是没有预兆地，老钱那边重新擂响战鼓吹起了号角！ 

　　18 

　　1987年夏天在海南岛华侨农场的一间酒吧，黄育海请许多朋友喝咖啡喝啤酒。那是个长廊式的建筑，敞开的酒吧紧靠泳池。泳池一半在室外一半不规则地延伸到桌边，池水的粼粼波光反射到低矮的天花板上。空调机嗡嗡嗡喷出白色的冷气。黄育海喜欢洋酒，当然他更热衷的还是涮锅茅台和粤式煲汤。以酒吧外面的蓝天和椰林为背景，我回忆起黄育海在上海肇嘉浜路清真馆狂吃涮羊肉的饿相。二十年过去了，黄育海成了九久文化公司的董事长。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喜欢热闹的粤菜和雅致的酒吧。 

　　19 

　　一次，无缘无故想起了甘少成。一个四处游荡的流浪艺术家。此刻，他为我画的一幅肖像就搁在我左边的杂物架上头。画的下端写着“画老吴 1988年11月甘少成”。那天在新华路他女朋友家，我们喝了两瓶“尖庄”。老甘和我大谈法斯宾德，甚至预言般地说他渴望像法斯宾徳那样夭折而死（老甘后来死于车祸，他酒后驾车撞在大树上）。临别前，他趁着酒兴给我画画。那时我也真够阅大胆，居然夹着画晕晕乎乎骑自行车回家。 
　　老甘！现在我还常常在你画我的那幅画上感受到你留下的气息。 

　　20 

　　1985年12月中旬，我躲在彭浦新村的一间朝北小屋内写作。那时写的题目是《当代小说：一次探索的新浪潮》。我偏爱“一次”这个词，许多年以后，文德斯出了一本书就叫《一次》，里面的照片实在迷人……许多童话都用“有一次”来开头的，一个古老的开头。 

　　21 

　　一次，在香港碰到汪曾褀，他好像刚从爱菏华回来。香港新华社请客吃饭时，我留意到他抽的是不带过滤嘴的“骆驼”。我说读您的文章您应该抽中国烟才对啊！老汪呵呵一笑，凑到我耳边说，“外国烟好抽，外国酒也好喝，”我说我看您吃饭之前特别爱喝绍兴酒，“那是在吃中国菜么！”老汪大乐。这是1987年的事了。

之二

　　1 

　　一次，早上九点，我刚踏进作协理论研究室，就掏出一大堆皱巴巴的钞票在办公桌上清点。程德培坐在对面一脸狐疑地问，哪来这么多钱？我说打牌赢了。我说从昨晚到现在我没合过眼。德培听了这话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反应。那是1986年夏天的事。德培穿短袖衬衫却从不穿短裤，一副浅色赛璐珞框的眼镜，他烟酒不沾。 

　　2 

　　那时候我沉迷于写作。能将我从写作中拖出来的是玩牌，结果我就沉迷于牌桌。当然也只有写作可以重新使我回到书桌上。一次（这种“一次”有无数次了），我发现，无论我怎么往返于牌桌和书桌这两堆稻草之间，本质上同拉封丹驴子的命运还是没什么两样。 

　　3 

　　一次，住在苏州东门外的二舅来家里做客。吃中饭了，父亲给二舅倒酒二舅说，一点点……两个老头敬过去让过来，父亲说，太少了，烧一条鱼都不止放这一点酒。二舅说，我不能和鱼比。 

　　4 

　　一个夏日的清晨，长乐路成都路转角上围了一大堆人。来了几位警察，他们叫那群看热闹的散开。一个满脸污血的年轻男子躺在地上，身体已经冰凉。离他的尸体不远，一辆撞碎了车灯的摩托横在梧桐树旁。我去的时候那个十字路口早已恢复了平静。墙璧上的血污冲洗得干干净净，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终于，我像业余侦探那样在人行道上发现一条刮痕，循着它的轨迹我看到了那个肇事者的生命终点——一扇大门门框的水泥锐角有一块凹陷，墙脚还残留几颗碎玻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之三

　　1 

　　有一年年底，李庆西又来到上海，还是住在建国路近太原路的那条僻静的弄堂里，我去看他竟然两个人相对无言（这房子里有太多故事）。天冷了，李庆西说，上海比杭州冷。你今年到上海来一共七次了，我说。（主说，你应当饶恕他七十个七次）有这么多？我都忘了。要我帮你回忆吗，我望望窗外光秃秃的梧桐树。我来为《小说界》修改一篇小说，郏宗培让我来的。房间很暗，谁都没想到要去开灯。只有两个烟头在一亮一亮。 

　　2 

　　一次，我和李庆西路过陕西路一家私人小餐馆，撩起半透明的宽条塑料门帘，一个狭小的单开间店堂，直接可以看见厨房。四张桌子，靠门两张桌子能吹到一点冷气，另外两张桌子挨着厨房，想必很热。我们在靠门的桌子边坐下，我点菜，李庆西出门买香烟。两分钟后李庆西回来了，他一边拆烟递烟点烟一边讲刚刚发生的故事：很快吗，香烟贩子就在门口站着，我说希尔顿有吗？他说有啊，我问多少钱？他说四块五一包，我马上改用上海话问，不是一直卖三块八的吗？他说，哦哟，上海人开什么国语啊，你一开国语，我就当你是乡下人了，三块五三块五，以后不要开国语啦！我说是是是……故事讲完了，李庆西哈哈大笑，他说幸亏他在黑龙江的时候学了几句上海话。 

　　3 

　　一次，北京西苑宾馆的一个房间，黄子平和我在背后议论某位新锐批评家的修辞风格。我说，此人常常用“我们一向认为”，“我们历来主张”这类句子。黄子平说，我猜他边写边在拍大腿为自己喝彩：写得好！我说，此人还频繁用“毫无疑问”、“由此可见”或“总而言之”这类词开头作最后总结。黄子平说，我猜这时他的大腿可能已经被他拍红了。 

　　4 

　　一次，在淮海路社会科学院452房间，杨小滨对我说他马上要去美国了。我抬头望望，他依然一脸稚气。我读过他写的几首诗，他喜欢湖南小说家徐晓鹤写的《院长与他的疯人院》，它们同样费解而令人难忘。我说好啊，只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他说总会再见的吧！这时候，我从他茫然的眼神里仿佛看到另一个世界，它将在他的面前缓缓展开。 

　　5 

　　一次，去五台山。长途汽车一路颠簸，许多人昏昏欲睡，韩石山唱酸曲为大家解乏。他这样唱道：“一更里来张秀才，你把老娘门拍拍。拍拍拍拍你白拍拍，老娘不是那货财。二更里来……”韩石山摇头晃脑唱完“张秀才五更全本”（张秀才耐心十足步步紧逼终于如愿以偿，寡妇半推半就一本正经失身而不失贞），把大家的精神吊了起来。我看看眯着小眼满口黑牙的韩石山，活像《小二黑结婚》里的小诸葛。太阳照耀着1987年8月的那个下午，一段声色并茂的小调印入我的记忆，与它一起摇晃的还有蜿蜒盘曲的山路。 

　　6 

　　说说建国路的那幢房子吧。我忘了它的弄口号码，却记住了门牌14号甲。像北京胡同里的门牌。走进弄堂，右手第二条支弄拐弯到底，一扇小门，按一下右侧的电铃，有人出来了。一个老头用浓重的苏北口音问：找拉勾？（“找哪位”之意）假如我说我找马原，假如我的嗓门响亮，假如马原正在二楼呆着，（我模仿了克里斯蒂小说的口气）我就会听见马原的声音：吴亮快上来！知道马原的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吗？它就诞生在这儿，建国路某弄14号甲。 

　　7 

　　1989年11月，我每天去粤式酒楼吃早茶（我喜欢虎皮凤爪、萝卜糕和鱼片粥）。淮海路原电影局大院，瑞金路乒乓房，长乐路老锦江饭店食街，划出一个自我软禁的铁三角。我的外出活动半径不超过五百米。对自由我已不寄期望，肉体快乐口腹满足，够了！读书和思想只会让我内心痉挛…… 

　　8 

　　一次，在杭州。阿城喝醉了，抱住酒楼的一根圆柱打转，吐了满地。许多人去搀扶他，我听见阿城大着舌头说：黄酒这东西，顺口！ 

　　9 

　　198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听了一次顾城的演讲，关于诗。他声音轻柔，眼睛里看到的仿佛是另外一群听众。后来我们坐车去山顶玩，谢烨与他寸步不离。顾城对我说，香港太吵。 

　　10 

　　一次，在北戴河，我认识了叶廷芳。那个夏天，几所大学在那儿联合举办文学夏令营。我没有向叶廷芳请教卡夫卡，每天傍晚一起去海滩，看夕阳落到海里，晚风吹起他一只空的袖子。 

　　11 

　　一次，永福路52号底楼的一个房间，张弦正和我聊天。我记得好像向他索要某人的电话号码，他说好好，我这就给你写。说完便站起来上上下下摸身上的口袋，我说纸和笔不都在桌子上吗？张弦说，我找烟，我不抽烟就写不出字，我领工资签字也要先点烟。 

　　12 

　　一次，在常州陪高晓声打麻将。高晓声戴上老花镜斜叼着香烟眼袋浮肿，好几次看错手里的牌。那个晚上我一直走神东看西看：房间家具十分简陋，没见几本书，床底下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空酒瓶子。 

　　13 

　　去北京我喜欢住潘凯雄的宿舍，团结湖一个汽车站旁。一清早我们在大街上吃煎饼果子，黄昏下班小潘带只烤鸡回家。一次，晚上十点飞机才降落在首都机场，我摸黑找到团结湖那几排暗糊糊的宿舍大楼，看不清门牌号码我只好大声呼叫：潘凯雄……潘凯雄……潘凯雄！第二天他们对我说，文艺报的几个女孩子全知道吴亮昨晚又来北京啦。 

　　14 

　　一次，在北京，我和孙良路过熙熙攘攘的东大桥集市，发现了久违的毛蚶，一块钱一斤又肥又大。孙良说我们买点尝尝如何这玩意上海好些年没见啦。我说是不是还得搞点酒啊。孙良说好啊你多喝点。我说火车票是今晩的吧。孙良说那我们把回上海的火车票退了。我说这可不好为弄这票蒋原伦到处打电话。孙良说吴亮你以后别后悔毛蚶可是你的最爱。我说留一点遗憾反而永生难忘。那一年在北京，王斌约我们去他在东大桥的家。 

　　15 

　　一次，我对李陀说我正在写一本新书，一本叫《麻将之道》的新书。他说好啊，拿来瞧瞧！不久，其中的两章就发表在《北京文学》上。那真有点不可思议。这本书我写到一半就无心恋战，现在手稿不知放哪了。五百格的大稿纸好像写了一百四十几张。1988年那会儿，我兴趣太杂，精力也真是充沛。

之四

　　1 

　　一次，我与程德培在旅顺公差，趁便参观旅顺炮台和旅顺监狱。旅顺监狱除了收门票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去看空空荡荡的死囚牢房时，程德培说他有点恶心。后来我们穿过一片空地，那边散布着几栋两层楼的小木屋，进去才知道那是死刑室。我爬上二楼，站到绞刑架下，伸手抚摸包裹着牛皮的绞索，只听见德培在背后大叫“吴亮你给我下来！”我回头一看，德培木站在楼梯口，面如死灰。 

　　2 

　　一次，洪峰陪我参观伪满洲帝国皇宫，在溥仪的寝室和办公室里溜了一圈。这个皇帝做得真没劲。我们后来去街上吃韭菜肉馅饺子，一边喝酒一边谈论女人，避开了死亡与政治。 

　　3 

　　一次，去暨南大学拜访殷国明。宿舍残破不堪，他从黑黝黝的蚊帐里钻出来，上身赤裸满地找鞋，手里还持一本书不肯放下。 

　　4 

　　一次，光头李昌洲约我和程小莹、姚克明一起打麻将。牌局设在“吴家花园”（那是李光头的家而不是我的家）。熬了一宿，天总算亮了。程小莹把麻将和骰子装进盒子；李光头扫地；姚克明在一边数钞票；我一头栽倒在床上……突然李光头大叫“吴亮你给我起来！”他扔掉扫帚，趴在床单上面搜寻我掉下的几根长头发。我连忙表示歉意，李光头说：你睡觉没关系，你的头发实在太长，待会儿我太太回来，我怎么对她解释床上的长头发？ 

　　5 

　　一次，在太湖西洞庭山开笔会，我和唐铁海共住一个房间。老唐嗜麻将，无论输嬴。那天夜里老唐、我、姚克明还有沈宗洲四人凑一桌。才玩到十一点，老唐居然间隙性地轻轻打呼噜，轮到老唐摸牌岀牌老唐就睁眼，轮到别人摸牌岀牌老唐就闭眼，真是厉害！ 

　　6 

　　1980年初，卢坤第一次来我家玩。那时他的肝癌已到了晚期，脸色发暗。他送了我一只褐色的英格兰烟斗，上面还镶有银箍，刻着工匠的花式签名。他说我用不着啦你留个纪念吧！后来他请我去淮海路老松顺吃晚饭，他只吃了一点点……年底，卢坤去世了，我记得这一年去世的还有赵丹。 

　　7 

　　一次，我请父亲母亲到老松顺吃饭。出门前母亲将几件衣服换来换去，临走还擦了点口红。坐定后我让父母点菜。父亲说，简单些，我只要一个咕老肉，一个蚝油蓝兰。菜端上了桌，母亲不停问毎道菜的价格，还抱怨说，早知道这么贵我就不来了，这里一道菜，我可以为你烧一桌。父亲沉默了会儿，说咕老肉味道不错。记得那是在1985年，父亲将要去深圳。 

　　8 

　　一次，在杭州九溪讨论“长江三角洲文学”。会议开得热火朝天，没日没夜地聊，人人都揣着一肚子的写作计划。许多人走火入魔，大谈马尔克斯川端康成海明威福克纳，还有算命八卦飞碟外星人野狐禅。沈善增当时比较低调，一个人闷写小说还业余闷练气功……许多年过去了，诺贝尔奖被法国高行健摘走，沈善增成了气功大师。 

　　9 

　　一次，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三楼的一个房间，我坐在莫言的床边听他聊高密。突然电灯灭了，整幢房子一片漆黑，楼道里作家班的女学员们大声尖叫。莫言点亮了一支蜡烛，重新坐下，用一把小刀慢慢地削苹果，他说这苹果来自高密。我走到窗前，大街上有几个农民模样的年轻人，围着一张绿色长桌，在惨淡的路灯底下打斯诺克。 

　　10 

　　一次，我看见作协二楼走廊上的一扇暗门打开了。里面堆满了弃用的稿件和撕开的信封还有发霉的报纸……随手拿起一只信封，上面写道：《朝霞》编辑部收……一道光线，穿过雾般的灰尘，从通向三楼的木梯顶部射下来。空气里游荡着另一个年代的幽灵。 

　　11 

　　还有一次，那是1989年深秋，去愚园路茹志鹃家里打麻将。我的上家钱谷融下家是王西彦，茹志鹃坐在我的对面一手摸牌一手持烟。我略感拘谨，牌桌上没有什么话题，注下得非常小每把不到一块钱，而且王安忆和王西彦太太还在旁边观看。王啸平在亭子间读书，时不时走过来问：谁胡啦？大家把输的钱集中在一只小篮子里，茹志鹃说你们下个礼拜来玩我们用这钱吃饭。后来天暗了，沉闷的牌局终于结束，王西彦夫妇穿上大衣钱谷融围好围巾，我们鱼贯而出。在愚谷村弄堂口，钱谷融突然停下脚步问我：“有李劼的消息吗？我摇摇头。”

之五

　　1 

　　一次，在作协大院门口，我看见白桦，风度翩翩满头银发，眯缝着眼睛，朝我微笑。他跨上一辆正在发动的摩托车，轰隆隆作响。 

　　2 

　　1985年，那时候我和程德培刚调入作协不久。一次，我对吴强说，我读小学的时候班上的男同学没有一个不知道《红日》的。吴强哼哼哈哈地说，这个嘛……过了会儿，他表情认真地补充一句：我的《堡垒》比《红日》写得好！ 

　　3 

　　1986年9月，我去呼和浩特参加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千里迢迢，顺便把程德培的两百元奖金捎回来。会议开得很团结，我认识了许多前辈先进：冯牧，朱寨，刘锡诚，张炯和刘思谦。后来会议胜利闭幕了，冯牧要回北京开另一个更重要的会，其余的人则去内蒙古大草原。我们站在宾馆门口的台阶上为冯牧送行，汽车来了，冯牧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很有才华，但还是要多学点马列！” 

　　4 

　　一次，莫言写信给程德培，信里提到，让吴亮有空给他的一篇小说也“达达”一下（1988年我发表了《论达达批评》）！我对德培说，本来我是想“达达”莫言的，可是没想到先让他给“达达”了。 

　　5 

　　一次，我批评了张辛欣的《在路上》。她在《钟山》杂志回复我，最后拉着戏曲拖腔慢板叫道：“吴亮啊吴亮，你的话好狠好重！”二十年过去了，我和张辛欣仍未见过一面。 

　　6 

　　1987年秋天。一次，茹志鹃把我叫到她家里谈话，说我的住房已经解决，然后和我拉家常。我记得她言词恳切地对我说过这么一段话：吴亮啊，听说你写文章很尖锐，我不懂理论，你怎么写我都支持，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见了很多，你就是犯了政治错误将来都有可能翻过来。所以不要怕犯什么忌，但是千万不能犯经济错误和生活错误，犯这种错误是道德问题，不大可能翻过来的。 

　　7 

　　一次，周介人请雷达在长乐路口的红房子吃西餐，我和蔡翔作陪。四个人坐下来点菜的时候，雷达说介人啊别那么破费啦！周介人说好啊下次你到我家吃饭。雷达说那也不好，让你夫人受累。我问雷达，你吃过他家里的饭吗？雷达说吃过啊，介人喜欢在菜里搁香菇，鸡汤里搁，豆腐里搁，炒青菜也搁。我说，那还不如红房子。 

　　8 

　　一次，在淮海路老电影局的小放映厅，和王世桢梅朵边善基叶小楠周介人以及一群不认识的人，一起看陈凯歌带来的《黄土地》。电影放完了，大家噼噼啪啪鼓掌，梅朵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说《黄土地》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人们纷纷发表意见，气氛非常和谐。后来轮到我了，我说“电影是‘止于看’的，而不是供人们说的”，乘机借题发挥大发谬论。再后来陈凯歌说话了，他说他很感谢诸位上海的同行，他说他很赞成吴亮的观点，电影应该“止于看”，然后他条理清晰地说了很多很多……我没有记住陈凯歌那天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他念我名字时，“吴亮”两个字的发音是那么字正腔圆。 

　　9 

　　一次，李劼对我说：“许多人喜欢看他骂人说穿了是想看两边笑话，就好比大家很讨厌一个人，但谁也不愿意当面得罪他，结果走出来一只野蛮小鬼，上去二话不说摸一记那个人的的卵泡，旁边的人哈哈大笑，反过来又说这野蛮小鬼是个流氓。我就是那个不晓得其中奥妙的野蛮小鬼。 

　　10 

　　1985年我刚调入作协不久，组织人事处的邬舜梅叫我去她的办公室。她很高兴地通知我，说我的编制问题已解决，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我说我不明白我的编制有什么“问题”。邬大姐说，小吴啊，你以前是工人编制，现在是干部编制啦，干部就是国家公务员啊！我不知好歹地说，我本来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啊，现在我成了公务员阶级，成了社会公仆，顶多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有啥高兴的！邬大姐说，小吴你真不懂事！ 

　　11 

　　1983-1984年我写作得非常快。不是因为我勤奋，而是因为周介人一直退我的稿子。一次，他对我说，阿亮啊，我知道你不太愿意我改你的文章，你就把它寄给别的刊物吧，他们肯定可以用，我们这里不方便。你反正写得快，再写一篇给我们。后来，周介人把我的那些他认为不适合发表在《上海文学》的稿子推荐给了《当代文艺思潮》的谢昌余、《当代文艺探索》的老魏、《读书》的董秀玉和《当代作家评论》的顾卓宇。1986年年底，顾卓宇从沈阳调到上海，我们成了同事。 

　　12 

　　1989年底，在一次《上海文论》编辑部例会上，毛时安说，吴亮应该多承担一些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徐俊西发话说，吴亮心情不好，让他在家里多读点书，编辑部的工作你毛时安就辛苦一点吧！ 

　　13 

　　一次，记得是午后，我坐在办公室里，无聊地把两只脚翘到写字台上。程德培带来一个人，面色白净鼻梁上架了副浅框眼镜。我叫张文中，那人自我介绍着，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朝名片粗粗一瞥，好像是某报记者。张文中笑得非常斯文，我忘了我们那天聊了些什么。后来张文中去了香港，二十年过去了，他好像仍在做记者。身体开始发胖还患有痛风，不敢再喝啤酒吃海鲜。有一天，我在网上看见了张文中，浪里白条是他的马甲。 

　　14 

　　一次，在淮海路一幢整洁的小楼里，我和健君拜访了颜文梁。那是1983年，先是在复旦大学的“实验绘画展”上，通过健君的介绍，认识了李山、王邦雄、周长江、方昉、冷宏和周加华。后来又见到了黄宗英与颜文梁。几天后，我们坐在颜文梁的对面听他轻声说话。一个瘦小的身躯埋进沙发，眉弓突出，两眼放光。在装有大玻璃窗的阳台上，几只花盆之间，摆着一幅静物油画。我在画面上发现一滴水珠，以为是浇花时不慎留下，正要用手去摸，颜文梁站在我身后笑道：“交关宁（苏白，许多人之意）摸过了！”原来，这一滴几可乱真的水珠是老先生的得意之笔，它已经欺骗过许多来访者的肉眼！ 
　　（早上起来，终于想起参加《83画展》的艺术家还有三位：查国钧，俞晓夫，高进，一共十位。李山、查国钧、方昉、健君后来去了美国，冷宏去了法国，周长江、王邦雄、周加华、俞晓夫、高进一直在上海） 

　　15 

　　70年代末，我开始好喝咖啡。常去的咖啡馆都在南京西路，黄陂北路口上海图书馆钟楼下面的海燕，新成游泳池旁边的凯司令分号，还有铜仁路拐角的那一家我忘了店名，坐在窗口正对着中苏友好大厦。一杯清咖啡一毛钱，奶咖啡两毛。我的月薪可以喝三百六十杯清咖啡。红白格子的桌布。碟子里搁一把铝勺，一块方糖。没有背景音乐 

　　16 

　　一次，我坐在家门口纳凉，手里拿一本《哲学译丛》，里面有篇萨特的访谈。夏天傍晚，知了叫个没完。那一年（1980年）萨特刚刚去世，我不知道他的思想会在几年后影响中国。漫无目的的浏览，就像我常常要抬头望一眼街上的姑娘。住在7号的邻居林晓白好奇地问：阿亮你在读什么？他拿过我的杂志翻了下，不屑地说，看这个有用处吗？后来林晓白去了美国，那会儿他还在交通大学读书，煤炭是他的专业。

之六

　　1 

　　昨晚八点，我写到和70年代末在南京路铜仁路口的“上咖”喝咖啡；今晚八点，我在“上咖”旧址对马路的“彩蝶轩”吃饭……斗转星移，明天我将接受某刊电话采访，主题是“八十年代”。我不知道我会说什么，也许“八十年代”根本就不存在。我想写的是“微观历史”，一种用不可靠的个人记忆来对抗“大词历史”的尝试，一种“花絮政治学”，一种闪烁的“格式塔叙事”，它只是从某件找不到主人的衣服上面掉落的“一粒纽扣”……他们会明白我的意思吗？明天再说吧！ 

　　2 

　　一次，在杭州五云山开会，我们几个人半当中溜出来，跑到钱塘江边看风景。江面辽阔空旷，程德培问李杭育，这就是你小说里的葛川江么？李杭育说，葛川江是我小时候的钱塘江。1986年，程德培还不会抽烟。后来，我们一起去李杭育在九溪的家。房间很暗，李杭育从床底下拖出一只大纸箱，里面有几十罐健力宝饮料，说这是留给德培的，德培不抽烟，我们不能亏待了他。 

　　3 

　　1982年春夏，报纸又一次公布猪肉涨价那天。黄昏时分，母亲让我去买两条洗脸用的毛巾。我问要买哪一种，母亲说，买长城牌，八毛钱一条。我穿过弄堂，到离家最近的麒麟百货商店。我对营业员说，我要买两条长城牌毛巾。营业员扔出两条毛巾在柜台上，面无表情地说，两块钱！我问道，不是八毛钱一条吗，涨价了？营业员说，不是涨价，是调价。我说，肉涨价我知道，没听说毛巾也涨价啊！营业员说，你这个人怪不怪，我问你，做毛巾的工人要不要吃肉？ 

　　4 

　　一次，周惟波荡到我们办公室来吹牛。他向来踌躇满志，那段时间正在为《生活周刊》写一个叫“现代冲击波”的专栏（记得是1986年），时髦得一塌糊涂。他向我推销萨特贝克特脏手等待戈多，开口闭口荒谬自杀愚蠢反抗。我本来头就大那天头更大，虽然我不喜欢他那种发布真理的癖好，却也实在没法反对他的文学偶像。我终于答应为他的专栏写一篇吹捧文章，那年头我有许多“文学同路人”，还记得他吗，周惟波，他的成名作是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80年代初的上海，这部戏差不多家喻户晓。 

　　5 

　　1986年，在呼和浩特，第一次遇见潘旭澜。几个人吃完晚饭在宾馆附近溜达，潘旭澜烟瘾很大，抽起烟来有点腾云驾雾的意思。他很得意地说起一个段子，关于吸烟。他说他有一位老同学，几十年未见面了，某天这老同学对他说老潘啊，你烟抽了几十年，这钱可以买一套房子了吧！是啊，老潘回答，你我工资都一样吧？老同学说，一样啊！老潘说，你从来不抽烟，让我看看你的那套房子在哪呀？段子说完，潘旭澜哈哈大笑，摸出香烟又点了一支。 

　　6 

　　1986年夏，我第一次乘游艇在富春江顺流而下，经过严子陵钓鱼台，没有怀古甚至没有遐想。那天肚子不适，船一靠码头我火速奔向简陋的茅房。十年后，也是一个夏天，龚建庆去富春江游泳，淹死在严子陵钓鱼台附近。那天，当我轻松地走出茅房眺望江对岸的时候，离这一悲剧的发生还非常遥远。 

　　7 

　　1987年夏，陈幼石借居在石门二路一幢公寓里，老爷电梯上升得很慢。一次，我应邀上门做客，遇到陈幼石的先生王浩，我们一起喝威士忌。王浩向我了解中国的情况，我也向王浩了解中国的情况。王浩说他这次来中国听到很多说法，想再听听我的意见。我说我知道的事情不会比你更多。陈幼石走过来叫王浩少抽烟，王浩说，吴亮的脑子应该去学逻辑。我问，你是说我逻辑不行要补课呢，还是说我适合学逻辑所以要去学逻辑？王浩笑道：你不学也行。这时候，客人们陆续来了。 

　　8 

　　1984年我和李庆西刚认识不久，一次，李庆西郑重地向我建议，必须尽快写一本理论专著。他分析说，以我目前的资历，还不可能出版论文集，只有理论专著才能在文坛立足。那时我正迷恋黑格尔，除了《小逻辑》、《美学》和《哲学史讲演录》，《精神现象学》都来回读了好几遍。我偷偷模仿它的体例，计划写一本《文学现象论》，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几易其稿，总算弄出了提纲。没过几个月，我被调入作家协会工作，就把那份挖空心思的提纲扔掉了。我实在不喜欢写什么专著，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仅缺乏耐心，也压根没有成体系的思想。 

　　9 

　　1984年7月，程德培和我应李杭育的邀请，去新安江边的白沙镇参加“李杭育作品讨论会”。我们先坐火车到杭州，李杭育的哥哥李庆西在车站出口处接我们。我和程德培都没见过李庆西，当然李庆西也没见过我们俩。出站的时候，程德培说，我们两个人的样子还是比较好认的。我说谁向我们上下打量谁就可能是李庆西。正说着，只见一个人手里高举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写着五个大字：程德培、吴亮！ 

　　10 

　　就那次，我们在新安江边的白沙镇酒后聊天。那个公园叫月亮坪，一家小旅馆的平台上，蚊子围着我们嗡嗡飞舞。李庆西、李杭育、程德培和我没有丝毫倦意。1984年，李杭育的短篇小说《沙灶遗风》获得全国奖，他将离开富阳广播站进入杭州文联，命运改变了……那时余华还默默无闻，仍然在距离白沙镇几百里之外的海盐当牙医……大家说起《文艺报》的权威性，我压抑得一塌糊涂。记得我不断地骂粗话，对北京的某著名评论家不屑一顾，我还说我们将取而代之。我们嗓门很大，服务员把电闸拉了，李杭育差点和他们打起来。 

　　11 

　　一次，在王安忆家，李庆西下厨做干煸牛肉丝，大家翘首以待。一个礼拜前李庆西就扬言他会做正宗干煸牛肉丝，王安忆大清早去菜场买了块牛里脊……只听见厨房里毕毕驳驳一阵乱响，干辣椒在油锅里催人泪下……终于，李庆西大功告成，我们郑重的、小心翼翼地把牛肉丝送进各自的嘴巴，慢慢咀嚼，咀嚼了很久很久。李庆西说：我没做好，我错了一个程序。王安忆的先生李章说：不，是我们牛肉没有买对。 

　　12 

　　一次，我和周介人去拜访王元化，中间谈起黑格尔的“知性的分析方法”。王元化说：知性不是理性，知性崇拜最容易变成教条主义。我为了表示我也知道一点黑格尔，我问，旧版《小逻辑》把“存在论”译成“有论”，您觉得哪种译法好呢？王元化说：“有”这个字很中国，很玄，它有人的判断在里面；“存在”涵盖面大，它是客体世界。我说，“存在”不也是一种判断吗？王元化说：有没有是日常判断，存在还是不存在是哲学判断。这是在1984年。 

　　13 

　　一次，不是1980年就是1981年，张弦拿出一张窄窄的纸条给我。那是从信笺上裁下来的（我猜想纸条上的几行字本来是私人信件里的一部分），纸条大体内容是：你转给我的那个青年人的稿子我看了，观点应该从被评论的作品内部中阐发出来，而不应当从作品外面塞进去，等等等等。最后落款“钟惦棐”。我不知道钟惦棐是谁，张弦说这是一位老前辈，电影界的理论泰斗。他说前不久去北京开会，把我的一篇电影剧本评论留给了钟惦棐，请他提意见（我现在无论如何也回想不起自己怎么会评论“电影创作”的），这就是今天所发生的纸条事件的源头。虽然纸条只有几句话，口气有点像恩格斯，但我一点都没有往心里去。过了三四年，我在杭州认识了阿城。又过了一年，我才知道钟惦棐原来是阿城的父亲。

之七

　　1 

　　1982年，周介人把我介绍给了王世桢和边善基。他们有本杂志叫《电影新作》。两位前辈很有风度，一直笑容可掬地唤我“小吴”。在此后的几年里，我经常收到他们寄来的电影票，所谓的“内部观摩”：通常是两部电影连着放，国产片在前，外国片在后。还记得“新光电影院”吧，在宁波路上，当年许多人在那里接受了西方电影的启蒙。 

　　2 

　　一次，朱大可给我写了一封信，语气焦灼狂暴。他那时正在批判谢晋电影，像堂吉诃德。在信里他担心我激情衰退才智变为白色。我忘了我曾在他面前说了什么，他抱怨我离开了他，并且把公牛的犄角悄悄藏在两腿之间……那是夏天，在1986年。 

　　3 

　　1988年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转给我一封读者来信。信封右下角落款浙江某石化总厂尿素车间杨寄。写信的人想和我讨论哲学，春节期间准备登门拜访。那时我和我父母住在一起，家里空间狭小。我没回信，我觉得找我讨论哲学的人一定是哲学外行。 

　　4 

　　一次，程德培要给黄子平寄书，《日瓦戈医生》1986年年底刚刚翻译岀版。我说不用寄啦北京也有卖啦！德培问，谁来信了，还有什么新闻？我说邓力群发话啦，要吸取“清污”教训，把反自由化斗争进行到底……德培说，我不搭界，你当心点！ 

　　5 

　　一次，陈幼石从北美来信，说她正在筹划出版一本新的杂志《女性人》，并强调这不绝是女权主义刊物。她邀请我做杂志编辑，后来就没有下文了。不知《女性人》是否问世，我记得在那封信中，陈幼石开了一份杂志顾问名单，其中有陈香梅和吕秀莲。那是在1987年。 

　　6 

　　一次，路过“淮国旧”长乐路后门，那里总是围着几圈人，总有几张老面孔。他们倒卖13型、莱铃或蔡司与海鸥……我看见一位小伙子在旁边凑热闹，胳膊下夹着一个旧兮兮的大胶木唱片封套，上面印的画已经褪色。当时我看见过的印刷品非常有限，我猜想可能是波提切利。后来我和小伙子搭讪花了四块钱买下了那张老唱片，当时我根本没问唱片的内容。回家后翻了英汉辞典才知道原来是维瓦尔蒂。1985年，我家里还没有放胶木唱片的放音机。 

　　7 

　　一次，在北戴河，听钱理群说鲁迅与周作人。7月盛夏，那儿正在举办文学夏令营。海滩景色一般，伙食一般，房间里没有空调。见到了严家炎江枫叶廷芳刘晓波蒋原伦……我和蒋原伦很无聊，整天游来荡去。我们在海边玩一种叫“十五猜”的游戏，一个人在心里默想某个历史人物或世界名人，另一个人必须在十五个问题之内猜出那个人是谁。比如：那个人是男人吗？他是法国人吗？他是画家吗？慢慢缩小范围。而回答只能是两个字：“是”或者“不”……我们就这样消磨时光，无暇顾及风景。 

　　8 

　　1986年，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引起轰动，当时老山前线打得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独腿英雄徐良到处作英模报告唱《血染的风采》。一次，上海文学杂志社召开《高山下的花环》讨论会，蔡翔发言盛赞作品的“崇高感”和“伟大感”（蔡翔那时候力推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程德培坐在底下很冷静地对我悄悄说：这类小说肯定生命力不长。 

　　9 

　　1989年夏天，杨小滨来我家和我告别，留给我七八张大胶木唱片。贝多芬马勒施特劳斯，还有一张叫《查拉图斯特拉》，封套上印着尼采的头像。但那些天，我的音响无缘无故坏了。

　　10 

　　一次，那位孙先生一大早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要和我讨论当前的时局。他年轻时蹲过监狱，五十岁了。刑满释放好多年，一直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女人。我常常留他在食堂吃午饭，他陪我排队仍不忘记高声议政，几次弄得我心惊肉跳。他给邓小平写信，内容不是为了自己的生计，而是讨论国家大事。他嫌他的麻烦还不够多，我真不好意思说他非常肤浅因为他吃了那么多苦头，我也不敢为他支招，怕他当天晚上就把我的观点向邓小平报告。我只好串通程德培，说你以后只要看见孙先生来，你就外面兜一圈，然后回来说外面有人找我，于是我趁机逃之夭夭…… 

　　11 

　　终于有一次，吃过午饭，孙先生来了。我招呼他坐下，对程德培使了个眼色。他老兄站起来，心领神会，朝门外走去。过一会儿，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听筒，装模作样，啊啊啊好好好乱说一通。随后对孙先生说，不好意思，有人找我。孙先生说，你去吧，我等你，我有话对你说。我出了门，在楼梯口碰到回走的程德培。我说，你帮我应付一下，他一走，你打电话到上海文学，我在那儿。德培说，一句话。过了一小时，没有动静；又过了一小时，还没有动静……我看看窗外，太阳已经移到西边楼房背后。我忍不住打电话到办公室，喂了一声还没说话，程德培就在电话里大叫：“我陪他到现在！”我问“他现在人呢”？“他上厕所啦，他说撒完尿还要和我接着聊！” 

　　12 

　　一次，吴洪森对王安忆和我说，过几天就是王元化七十大寿了，建议一起去看望他。11月底的一个晚上，我们三个到了王元化在淮海路吴兴路口的家。天已经渐渐寒冷，小客厅里开着取暖器，王元化穿一件驼色的厚毛衣和我们说话。过一会儿，张可慢慢走了出来，很虚弱地向我们点头微笑。王元化说，我们老啦，有些事情我们可能看不到了，你们还能看到。我们三个相互看了看，大家一块沉默了。好像那天王安忆为王元化先生买了一束百合花，我们和王元化聊天时，张可在旁边把那束花插进了一只花瓶。1989年难忘的一个冬夜。 

　　13 

　　一次，蒋文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孙先生又被抓进去了。这回不是因为政治，是涉嫌流氓罪。据说公安局已经盯了他很久了。几天后我去孙先生家，他老迈的父母面无表情地说：我们家没有这个人，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找他。我从狭窄的楼梯上走下来，黑咕隆咚的。孙先生住在南市福佑路，老两口家徒四壁。 

　　14 

　　一次，宗仁发陪我到吉林市去玩。吃晩饭的时候，大家无意中谈起吉林博物馆的一个美工有特异功能。我顿时来了精神说我马上想见到他，陪同吃饭的吉林市文联领导立即挂通了电话，约定第二天上午在博物馆宿舍碰头。宗仁发说他早知道关于那个人的神奇传说，明天总算可以亲眼看一看了。第二天，我们坐了一部面包车直奔吉林博物馆。职工宿舍坐落在博物馆右后侧，特异功能大师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并一一握手，我发现他的手又软又凉。大家寒暄了几句大师的表演就开始了。我站在离大师只有半公尺的地方，眼睛眨都不敢眨。大师不可思议地在我眼皮底下改变了牛顿定律，硬币、纸牌、桌子、台布、信封和纸币，这些道具令人想起魔术师。最后，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幕终于出现了：他居然声称他知道我身上带着多少钱，而且报出的数字可以精确到“分”！这怎么可能？我说好吧你猜吧，我身上的钱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大师呵呵一笑，说我从来不猜，我是“遥测”。话毕，便闭上两眼，两只手掌在我前方挥舞，然后在一张纸片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再把纸片倒扣在桌子上。他轻轻对我说“你把你身上所有的钱统统掏出来”，我像受了催眠一样开始掏钱，很奇怪，我的钱包里只有11张50元面值的人民币。我说没有了，就这些了。大师在众目睽睽之下看了一眼那张小纸片，摇摇头说不对，你再掏，你身上还有钱！我摸遍了所有的口袋，终于在裤兜里找到一枚五分硬币。这时候，我们一起看到在那张纸片上清清楚楚的写着一个惊人的阿拉伯数字：550.05！ 

　　15 

　　接下来轮到宗仁发了。如果不是他把我带到这里来，他肯定会以为我和特异功能大师串通一气。宗仁发安静地坐在椅子里，他要接受大师的一次“思想控制”。所谓思想控制，就是让大师先朝他大脑发功，然后大师把一个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片上，接下来你随便想吧！你甚至可以想某个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人名，你也可以中途变卦，但你最后报出的那个人名，绝对和事先写在纸片上的人名丝毫不差！宗仁发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看到特异功能大师像巫师般作法，他在纸片上写字，把纸片倒扣在桌子中央。七八双眼睛监视着，毫无疑问大师不可能有空隙进行涂改。宗仁发的眼睛睁开了，他足足思考了两分钟，最后他艰难地说出了“成刚”两个字（事后宗仁发说，他是最后才决定说《作家》主编王成刚的名字的）。我们把纸片翻开，上面居然赫然写着一模一样的“成刚”两字！ 
　　16 

　　一次，文汇月刊请张承志到上海来，安排在西藏路旁边的申江宾馆下榻。那时候我无比喜欢张承志的《绿夜》与《北方的河》。他坐在床沿用报纸撕成的小纸条卷莫合烟，很快乐地看我被呛出了眼泪。 

　　17 

　　几年过去了。一次，周介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半年前写的《金牧场的精神哲学》张承志看了以后有点不悦。我说不会吧张承志不是个说不起的人。周介人长长地“唔”了一声，说谁都不喜欢别人指出自己的毛病，如果以为自己根本没那毛病就更生气了。当然，周介人补充道，张承志说你吴亮还是善意的，另外有些人批评他他都认为是恶意的。 

　　18 

　　一次，在作协资料室遇到蔡翔。他捧着几本书来还，我一看全是金庸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和《雪山飞狐》，封面有点脏。我问他再借什么？蔡翔说，金庸的三十六本，他已经全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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