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山雨欲来｜从鸣放到反右

┃Personal History

山雨欲来
从鸣放到反右

© 邵燕祥／文

邵燕祥

　　5月中下旬，在中国那一段历史中是阴晴变幻令人莫测的日子。5月15日，毛泽东已经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名文，只是未曾示人。而在其后，5月19日，北京大学才贴出了那张有名的大字报《是时候了！》。民主党派人士在上层忙于“帮助党整风”，座谈、起草、提意见、凑建议，大学生忙于贴大字报，开论坛，从学校中的事情放眼到全国全世界，从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议论到铁托和斯大林，新闻记者穿梭于文教界中，职业的兴趣夹杂了参与的激情。 
　　这时发生了一个所谓“左叶事件”。农业部一位部长助理左叶在苏联展馆，对现场采访的记者有所不敬，引起记者们群情激愤。翌日各报都有反映，《人民日报》八版上刊发了袁水拍的诗《官僚架子，滚开！》和方成配的漫画。我也在5月12日写了一首歌词《我们是红色记者》，共三段，都有句“我们是红色记者”（显然受苏联国内战争老歌《我们是红色战士》的影响），第一段写我们在革命战争中站在第一线，第二段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站在第一线，第三段写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也要站在第一线；最后的副歌是反复两遍“别看他摆官架子抖威风，其实他心虚害怕我们！别看他摆官架子抖威风，其实他心虚害怕我们！”这是很能长记者志气，灭官僚威风的吧，虽然明显地粗糙不文。大概一时找人谱曲未得，压了下来，反右时印发的批判材料也只存目，倒是文革中广播文工团印发的材料保留了片断。 
　　本来我在家整理出访的笔记，是我平生第一次“创作假”，没有杂事干扰，工作效率很高，该是一段好日子，可惜这样的好日子不长了。 
　　俄罗斯语言中有个比喻，叫“磨光的五戈比”，形容没有棱角、面目不清的精神状态。戈比是苏联辅币，100戈比为一卢布。5月24日，我给朋友送的小礼品中，有一枚五戈比的硬币，同时即兴写了一首短诗：

　　我刚从远方归来，礼物虽轻情意重：一枚磨光的五戈比，送给你，请你赐存—— 
　　遥想当年，五戈比／乍来到人海浮沉，就已经自命不凡，到处都铿铿作声。 
　　把一股逼人的盛气／充做了满腹经纶，瞧不起所有的戈比，卢布也不在眼中。 
　　如今光芒暗淡，面目模糊不清；仍然爱打转转，但是头重脚轻。 
　　口袋里的地位不满意，手心上捧着才称心，一旦被放到地面，满怀不平乱跳蹦。 
　　碰到别的戈比，咬牙切齿响叮叮，跟这个比大比小，跟那个较量轻重。 
　　——唉，磨光的五戈比，自以为价值连城……早应该回炉再造，被我扣留做纪念品。

　　时过境迁，以平常心读之，咏物诗免不了人格化，其妙趣恰在似与不似之间，这里的五戈比，不是讽刺了党一向视为“万恶之源”的个人英雄主义、计较个人得失的名利思想吗？为什么一定要说成是对共产党老干部的攻击呢？如果允许反批评，我就要反问批判家，这跟老干部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你心目中的老干部恰好是这样的吗？不过，在政治运动中，你一旦置身被告席，就没有发言权了，你要发言自辩，就是妄图翻案，罪加一等。 
　　5月25日，又应机关青年团“青年监督岗”黑板报《岗哨》之约，写了个《橡皮之歌》：

　　说我是块橡皮，我就是块橡皮；莫怪我自卖自夸，这块橡皮顶呱呱。 
　　你提出口头意见，我不妨装聋作哑；你提出书面意见，我就把它擦！擦！擦！ 
　　甚么积极性，甚么主动性，只要来到我面前，我把它通通抹煞！ 
　　叫他们埋头苦干，叫他们闭上嘴巴！我呀，没有功劳有苦劳，几年来磨破了沙发。 

　　怎么他们还不听话？怎么老是哇啦哇啦？说我是一堵橡皮墙，啊，——啊？——啊！ 
　　说我是一堵橡皮墙，我就是一堵橡皮墙；铜墙铁壁好打倒，我这橡皮之墙弹性大！ 
　　针扎不见血，拳打不开花，打不破，砸不塌，噗哧噗哧的／橡皮墙，叫他们没办法！ 
　　可我也有一样怕，怕从墙连根挖；春风雨露一进来，我的威信就垮台啦！

　　像这样的即兴之作，还有在鸣放会上草成的打油诗，如《整风会上偶得》的“积极复积极，多干少休息……”，《虞美人·咏整风》的“官僚主义何时了？意见知多少！……” 
　　我虽在创作假中，还是叫我到班上参加过一回支部范围听取批评的会，也就是所谓鸣放会吧。机关党委书记也在座，手里拿着个小笔记本。我模糊记得曾有党内传达，即硬着头皮顶住，不要反驳人家，我把这个重要的策略部署错误地理解为——作为干部和党员，要虚怀若谷，多难听也不要紧，万不可堵塞言路。有了这样的准备，就没想在会上发言。只在谈到中央台编委会的工作时，我插了一次话，说“有人想拿出几点成绩来堵群众的嘴，但又拿不出来”。这句话记录在案了，并成为我的“主要右派言行”之一。因为近半年来，毛泽东不止一次的内部讲话，都批评过民主人士中对“成绩是基本的”这一提法的质疑，说要充分肯定成绩，成绩是基本的，意谓否认这一点，就是否定党的领导。我那句话自然撞在枪口上了。 
　　我当时因一心在写诗，连报纸都没好好看，广播更没有听，对于满城风雨的大鸣大放，充耳不闻。北京大学“五一九”的详细情况，是后来收到寄贈的《红楼》和《广场》才略有所知。只听说过北京俄文专科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有一个同学在集体跑步时猝死在跑道上，还有一个学生从双层铺的上铺跌下来，引发了所谓学生“闹事”，后也就平息。不过，在这个学校的“留苏预备班”学习的学生，都不再派出留学，这个班也就此撤销。 
　　听说姚文元在上海写了一篇《录以备考》，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以资产阶级的新闻编排来处理一则新华社消息，据说是毛泽东5月25日讲的几句话，没放在头版头条，标题也没有突出“警告”的性质。《人民日报》6月14日刊出姚文的同时配发了短评夸姚，直到文革，大家才知道是由毛泽东本人写的，姚文元也是由此得到了毛泽东青睬的吧。 
　　毛泽东那天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讲了几句什么话呢？据报道，毛泽东说的是：“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当年青年团成都市委的宣传部长，二十出头的黄一龙参加了这次接见，四十年后他回忆说：“我是这次会议的代表，我们得到接见的通知时，兴奋之余好多人都准备了便于携带的小记录本。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低头拿出本子记。他讲得不快，而且四川人听湖南话基本没有障碍，所以回来互相对笔记的结果，所记略同。第二天早晨《人民日报》一到，大家争看接见消息，一时都傻了眼。就在消息的副题里，赫然有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一看内容，知道这是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可是对这句话谁都记不得听到过，谁的记录里都没有，而且也仅仅这句话没有！我向同是四川代表的四川大学团委书记黄桂芳说了句：我们回去怎么传达呢？是说我们听见了这句话，还是说毛主席当时没说？她狠了我一眼，似乎是嫌我多嘴吧，我就不敢再说了。” 
　　黄一龙就此分析说：

　　第一，毛泽东头天没有讲的话次日出现在报纸上，一定经过他的首肯，或者至少为他追认。也就是说，这当然是他要说的话。第二，这一句话与他说的其他的话并无性质上的区别，没有这句话，也并不表示他赞成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可是如果要讲忠实于历史，那么即使这样细微的区别，也应该能够找到更适当的记述方法。因为无论如何最关键的这句话不是5月25日说出来而是5月26日印出来的，这是一……有没有此话，在分量上是很不相同的。没有它，只从正面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和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不仅对于当时众多自以为正在维护党的领导正在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候选右派们，而且对于广大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群众，难以唤起什么特别的感觉；而有了它，至少会使一部分敏感的人，听出某种信号，表示有什么“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正在发生了。这是二。我想这第二条理由，也许就是1957年5月25日下午讲话以后到深夜新闻稿审定以前，促使什么人也许就是讲话者本人决定加上这最后一句话的原因。

　　黄一龙接着说：

　　就我区区所见，倒有一个猜测，那就是此话的“所指”，不是尚待引导“达到顶点”的右派头面人物（须知那时“党天下”之论尚未发表），而是大学里面正在兴高采烈搞“民主广场”“自由论坛”等等的小右派们。5月19日下午，北京大学学生贴出了第一张参加“鸣放”的大字报，几天之间，在首都主要大学形成一股不小的潮流；5月23日，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说，影响更大。这些十来二十岁的孩子们不是政治家军事家，不懂战略策略阴谋阳谋，也不大懂礼貌，但是他们以伟大五四传统的儿女自命，无所顾忌地向一切在他们看来是反民主反科学的东西提出挑战，真有一点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味道。他们一腔热血，一脸稚气，居然在大战前夜活蹦乱跳地撞入看来鲜花盛开实则杀机四伏的地雷阵里。须知当初受到邀请“帮助党整风”的，只是“党外人士。，没有娃娃们的份；现在他们不请自来地往口袋里钻，面对这种局面，为即将开始的大战运筹帏幄的伟大战略家，会有何种反应？可以设想的不外两种，一是大喝一声娃娃们滚开，这里不是你们来的地方！一是尽可能延缓他们冒冒失失触动机关，一旦时机成熟，就把他们和预定的敌人一起消灭。仅看毛泽东5月25日的讲话，两种解释都说得通。不过细查历史，好像后一种可能更大。 
　　早在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讲过：“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可见他不曾小看娃娃们。不过在准备反击右派的上述三个文件里（按：指到5月25日以前，除了直署毛泽东之名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一连发了三个有关文件，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眼睛盯着的却主要是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在《事情正在起变化》里，也还认为右派要号召起“大多数学生”是在做梦。在5月15日起召开的全国团代会上，也无一字提到动员青年“帮助党整风”，说明那时还无把青年引入雷区的计划，使得并不比学生们聪明多少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王亚生在团中央贴大字报批评“当前的团代会和整风精神相去十万八千里”。到了5月下旬，局面却意外地在学校里变得可能失控，以致在6月6日民盟“六教授会议”参加者们的眼中，已到了“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章伯钧），“现在学生到处找领头的，如果老师加上去，事情就可能闹大”（费孝通），“今天学生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曾昭抡）。于是，在6月8日下发的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里，果然不仅十分重视学生，还显著地增加了在全国组织尚未进入地雷阵的学生“向党猖狂进攻”以便加以反击的内容：“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然后在他们中间抓右派。以后执行的结果，是全国高校划出了一大批年轻右派，让他们用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去体会“政治积极性”的苦果。而在有的地方例如我工作所在的四川省，还于1957年底大批右派落网以后在若干中学生中“动员鸣放”，鼓励“大吐毒素”，又划出一大批刚刚摘下红领巾的“三、四类”学生，不准升学甚至不给工作，让他们当了几十年“编外右派”。这种对青年学生大规模残害的计谋始于何时？我以为1957年5月25日就是它的第一个信号。在这以前，此计看来尚未纳入“阳谋”。北京学生们的捣乱不仅直接干扰预定的战略部署，而且引起了领袖的高度注意。所以乃有上述的讲话和讲话的补充，意在使人注意到小右派们的存在，并使很缺规范的他们稍稍冷却一下，以便在有序的状态下把他们引上自己的末路；而且和对待党外人士一样，还是有言在先，不算不教而诛。…… 
　　从那以后事情的发展来看，那天讲话的即时效果并不显著。根本的问题是小右派们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有“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更无论行动。就在讲话以后，北京大学一篇呼吁社会主义民主的大字报（以后被判为右派言论）就明明白白地写道：“我们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多么可爱又多么可恨的冥顽不灵啊！

　　我和黄一龙同年，都生于1933，比大学里的“小右派”们痴长几岁，但也是同样冥顽不灵。对伟大领袖不管是白天讲的还是夜里加的“警告”毫无觉察，是过于沉湎在自信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痴情，还是对“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因缺乏阶级感情而麻木不仁？——谁能说得清？ 
　　《中国青年报》文艺部出面，召集了十来个青年作者去中宣部，说周扬要见我们。一到场，就遇见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去年年末我去报社为元旦专版写诗，她曾劈头对我说，你给林希翎的复信，她到处拿给人看，说你支持她！言下有责备我冒失的意思。可能她们曾因去年卷入有关林希翎的争议而心烦。我后来跟林再没有往来，也就不大在意，连她起诉是否受理也没留心。最近林希翎到处演讲，我不了解，吴一铿该是清楚的。但这回没有提到她。 
　　接见由这位大姐主持，周扬问了大家的名字，我记得到场的有刘绍棠、从维熙……还有部队的王愿坚、西虹等。周扬从整风谈到反对官僚主义，他忽然激动地说：“你们写文学作品，要干预生活，反对官僚主义，你们见过什么官僚主义！”许多年过去了，会上别的人说些什么，周扬还说了什么，我全都忘却了，只有这句话我一直记住，只是不得其解。周扬在别处说过，你干预生活，生活也要干预你！似乎他是不赞成“干预生活”这个口号的。但反对官僚主义是党的号召啊，周扬不能说不赞成写反对官僚主义的文学作品，但他对现有的这样的作品表示不满，是从固有的政治标准如“光明与黑暗”关系的规则出发呢，还是从本人身份和所处地位出发，必须跟这些”危险”的题材划清界限？说“你们见过什么官僚主义”，似乎又是嫌已有的作品写得太“小儿科”，没能真正打中要害……但他所亲见的官僚主义又是什么样，是他在哪里见到过的？在延安，周扬经历了对王实味等的斗争，王实味是主张反对官僚主义的，在周扬眼里，王实味算不算见过“真正的官僚主义”？周扬是否像后来大批判所说的，认为现在年轻作家“反对官僚主义”正是走的王实味的老路？欲解这些疑问，已经无法起周扬于地下了。然而，也许周扬只是随便一说，凭他的政治敏感，“反对官僚主义”的主题进入文学领域，易成致祸之由，他用这样责问的口吻的目的，是一声棒喝，叫这些初生牛犊不要闯这个禁区，少给他负责的文艺界找麻烦吧？然耶？否耶？谁知道呢？ 
　　每个人都要发言。轮到我，如实说了我对当前社会上和知识界的动向不大清楚，但从原则上讲，有左的教条主义的危险，也有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危险。“我们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教条主义，而不能以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在会上对我这句绕口令似的话没有什么异议，都是一个时期听惯了的“教导”嘛。几个月后反右派斗争中，提问猛追的一条，是我在周扬面前说了些什么，叫我老实交代。但我交代不出任何他们期望的东西，最后亮底，才知道他们去查了报社的记录，而记录上却是我说，“我们要以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而不能以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一眼就能看出的记录错误，凭常情常理就能做出的判断，竟纠缠不休，以致我在后来几十年中，对各样会上的记录都存戒心。我自己说的什么话，“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推诿遮掩，但记录上粗心的错误和有意的歪曲，怎么能由我承担？ 
　　在周扬谈话之前或之后，我和王蒙见过一次面，是在真武庙我家，还是小绒线胡同他家，记不得了。早在年初，党的高层会议上就印发了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说原题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他一直处于意识形态领域风浪颠簸之中，这时他对我说了一句俗语，我也铭记了半个世纪，他说：“早剃头，早凉快。”现在回头看，他一则大概对“揉搓”人的文学－政治悬案感到腻烦了，二则对不可逆料的结局有了“豁”出去的精神准备。印证事态的发展，这是一个明达的态度，尽管剃头的早晚，往往无法自行选择。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既然被“剃头”势属必然——“闻道头堪剃，无人不剃头。有头皆可剃，不剃不成头”——那还是套用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话，“剃头要趁早”的好。连饱经沧桑的萧乾都庆幸自己在反右时倒下，如果反右中“蒙混过关”，继续工作，会再积累更多的罪状，到文革时多半连命也保不住。还有些反右时比较顺利过关的人，到了文革，受到冲击，难以承受，有的便自杀了。再说，一个人年轻时遭些磨难，无论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的折磨，总比上年纪的人耐力大些，我们下去劳改时，正当二十多岁，尽管也吃力，有的挺不住，“非正常死亡”了，但总的看来，还是比当时的中年和老年人活下来的多。……讨论这样的话题，自然是以必然挨整为前提的，所谓“不得己而求其次”（既然不能免于挨整，则寄希望于能够虽挨整而获苟全），“两害相权取其轻”（比较早挨整和晚挨整的优劣得失），仿佛笑谈，这是为奴隶者的笑谈，味实辛酸，也是为奴隶者的辛酸。这是中国的悲哀，时代的悲哀。 
　　不过，一直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发动反右派斗争之前，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上海《文汇报》还是在连载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我还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版的流沙河诗集《告别火星》，一位朋友寄来的。就是说，虽然对作者已经存在争议，甚至毛泽东有话传下来，却还没下达禁令。同时，《文汇报》也还在连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多少透露了一些可怕的真相。后来成书，却已是限在“内部发行”了。 
　　至于《人民文学》在秦兆阳、李清泉经营下出了扩大版的七月号，刊出了像李国文《改选》、冯宗璞《红豆》、丰村《美丽》这样在当时可算“离经叛道”的名篇，由于从发稿到出版周期较长，临时无法撤换，大家对反右派斗争的走向和前景也还在五里雾中，结果，面对七月文艺界和各界烈火烹油的反右热潮，客观上成了一个讽刺，一个挑战，是共和国文学史上的神来之笔。

　　本文选自《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邵燕祥／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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