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惠：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

┃Personal History

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

© 牧惠／文

牧惠

一

　　1966年5月，我们在桂林郊区搞“四清”，突然接到北京一道命令：总编辑陈伯达指示，除邓力群（他不知何故得罪了陈伯达，被发配到桂林地委了）外，所有《红旗》杂志社的同志马上回北京。 
　　虽然不很清楚陈伯达的命令到底目的何在，其实已经有不少迹象显示出凶多吉少。先是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和诸如此类杀气腾腾的文字陆陆续续见报，使我这个经历过数不清的运动、审查而且总是“右”的人预感到又有一场运动即将来临，早有了检讨一番的思想准备。那时我同《羊城晚报》关系密切，不断给他们写些以“四清”为题材、类似小说的东西，周敏都登了，而且传回信息说，因为我换了个笔名因此不知道作者是谁的老领导王匡，还特地打电话打听作者是谁，赞这十来篇东西清新。周敏借这个信息鼓励我加劲写，于是我又写了两篇寄去。奇怪的是，大约有两个月了，寄去的稿子全无下文，周敏屡信不复，别的编辑也不再来信。我当然不会怀疑《羊城晚报》在故意冷落我；但是，这当中究竟为了什么，我却又实在捉摸不透。有一天突然无师自通地醒悟：他们那里“地震”了！于是，陈伯达的指示一传达，我马上把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事串连起来，得出结论：搞大运动了。 
　　我们在桂林郊区搞了将近一年“四清”，尽管后来证明是不仅多此一举而且有害无益，留下了好些恩恩怨怨；但是，地委的同志还是把我们当作理应欢迎的客人来接待的。他们热情地要我们无论如何也得在桂林逗留几天，看一看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大伙当然乐得“客随主便”，坐船去阳朔玩了一通才上火车。 
　　在火车上，我们从电台早上的新闻联播中听到了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顿时气氛就有些不同。那时《语录》已经很时髦，我们早已人手一册并在火车里学将起来。我们学习的其中一条语录是：“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在非正式的“讨论”即闲聊中，机关的一位女同志征求我的看法： 
　　“口头革命派同反革命派有区别吗？” 
　　我迟疑了一下，回答说：“应当说还是有所不同吧？他口头革命，不敢革命，却没有反革命……” 
　　一位军人愤慨地打断我的话：“口头革命派就是反革命派！……”接着还振振有词地教训了我一通。 
　　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竟能如此冲地斥责另一个路人，很出我的意料之外；凭我的脾气，如果在平时，我会回敬他说，这是我们两个熟人在谈话，用不着他插嘴。但是，如今气氛不同，军人地位明显上升，我同那位女同志互相看了一眼，都沉默不语，收起了语录本，拿出闲书来读。 
　　下了火车，气氛更不同前。去车站接我们的同志什么客气话、题外话都不说，让我们马上出站上汽车，在车上宣布： 
　　“回到机关后，住在大院的，花十分钟把行李送回家里，马上到教育楼集合。在此之前，不要接触大院里的任何人。住在外面的，在教育楼等着，开完会后再回家，也不要跟任何人接触。” 
　　我们好像突然坠入一个阴森莫测的穴洞里，当然不会期望像笔记小说描写的那样，居然在穴洞里发现了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和漂亮的仙子，被赐予价值连城的珍宝。

二

　　教育楼的会议开得很短，神秘兮兮的。也许正因为太神秘，除了知道原来《红旗》的领导人（陈伯达当然除外）即所谓邓（力群）、胡（绳）、范（若愚）都有大问题外，就是得知国内还有更重大的事件已经或正在发生，我们必须严肃对待，不要乱听，更不要乱说，一切小心从事，绝不能掉以轻心，云云。 
　　为了把我们同机关的人有所“隔离”（不知是害怕他们传染我们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暂时把我们从广西回来的人另成一组，共同学习，写大字报揭发邓、胡、范的问题。咱们是一个你要什么马有什么的国度。果不其然，马上有了不少可以揭发批判的题目。负责带队的编委张先畴首当其冲：为什么不按伯达同志的指示马上回京，还带着我们去游山玩水？对这场大革命是什么态度？某某、某某某是邓力群的心腹干将，必需马上揭发！马上把邓力群揪回来交代问题。等等，等等。 
　　我当然也得随大流地跟着起哄；但是，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我知道不久就会轰到我头上。一个很明显的信号是，由于不明真相，受蒙蔽，竟有人提出让我参加记不得叫什么名堂的领导工作：因为我既不是当权派，又不属什么爪牙，有两年多不在机关，似乎是可以依靠的。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领导文革者无声的否决：既不摇头，也不点头，拖着。别人不明白，我知道，这是预告下一个行动的信号。 
　　这是我这个一贯“右倾”又脾气不好的人在“四清”中惹下的祸根。 
　　1964年10月，《红旗》杂志社和马列研究院共同混合编队到北京郊区通县翟里、高各庄两个大队“四清”。翟里由邓力群领队，高各庄由柴沫带队，都人强马壮，队伍庞大。我被分配在柴沫为首、以马列研究院为主体的高各庄大队。除我和原来在那里“四清”的三位工厂职工以外，西赵村其余的工作组成员都是马列研究院的人。由王正萍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兼支部书记。当时已有所谓“后十条”，指导思想无一例外都是左。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满脑子敌情观念，简直像是进了敌战区，比打游击时头一次进驻哪一个有反动保长和恶霸统治的村庄的警惕性还要高一百倍，因此产生不止一件把蚂蚁看成大象的事，这就不去说它了。光是王正萍的分工法就很有趣：由我挂帅，带领着李准（不是河南作家李准）等人专责查账，给由王正萍为首的攻心组提供炮弹，去清查所有队干部的贪污多占。开始还好办，账目上很容易查出来的、群众早就耿耿于怀的问题，有关干部都勉为其难地认了；但是，数字远不如翟里那边丰硕，声势也不如翟里那边浩浩荡荡。于是，在大队里是柴沫，在小队里是我，成了这一切后果的罪魁祸首。分配在我这个小队工作组的周凡英是关锋的小舅子。他不时地去翟里、关锋、戚本禹那儿取经回来，对我们的“右倾”表示不满。刚从大学毕业就参加“四清”的李准被批得像小媳妇似地怕王正萍，我则有些不服气：这位也是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周凡英凭什么口气那么大地指手划脚？我们连一张小纸片也研究半天，还不够认真吗？“炮弹”是可以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来的吗？因此，除了安慰李准外，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说： 
　　“我不是福尔摩斯，账面上查不出的问题，我们没法制造出来。搞‘四清’，不能光靠我们查账的几个人，得大家发动群众一起找线索。” 
　　我的说话，引起早就看不顺眼的工作组里其他人的共鸣。除王正萍外，大家都觉得周凡英这个人太不像话，除晚上猛放空炮攻干部外，什么贡献也没有，却口气像个领导——全凭他是关锋的小舅子！于是，在王正萍主张发展周凡英入党时，遭到其余党员的一致反对，我这个支部书记也不例外。 
　　在查账中，我们查出一笔小队卖了两头猪给供销社却没有入账的“炮弹”，这是款达二三百元极有力也极有油水的好“炮弹”。奇怪的是，会计既无法交代这两头猪款的下落，却又不肯承认贪污。——具体点说，是晚上批斗时他认了，第二天早上就翻案。反反复复。对于这笔账，王正萍、周凡英极力主张管他认不认都得算作贪污；我不敢反对，却始终怀疑其中还有一个未知的环节，于是反复查，反复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寻找线索。群众也觉得怪：谅他也没那么大的胆子一口吃下两头猪。一次在大队部各小队工作组汇报时，谈到这个案子，王正萍发表了他那番“彻底革命精神”的主张：必须克服右倾思想，鼓舞群众斗志，把这个案子定下来。柴沫征求我的意见。我那时还根本不懂得“无罪推定”这套法律名词，于是发表了一通显然“右倾”的言论： 
　　“如果宁错勿漏，这个案可以定；如果宁漏勿错，保证不冤枉好人，这个案还得查。” 
　　为了保护我，好心的柴沫马上制止我：“不要这样讲嘛。” 
　　后来我们终于通过发动群众查明，这两头猪其实是社员过年分肉吃了。这是大队支部书记想出的主意：按当时的规定，没有完成卖猪任务，小队不得杀猪分肉。过年了，老百姓没有几斤肉包饺子，行吗？于是大队决定来它个假卖真分的调包计：从账面上看，猪是卖给收购站了，其实却是变一个手法，由供销社又“卖”给生产队杀了分给社员。一经提起，社员们纷纷证实确有此事，谁分得猪尾巴不高兴骂街之类细节都问忆起来了。照理说，这是我们查账组的功劳；然而，在左派们看来，这却是败兴得很的帮倒忙。 
　　还得补充一个细节。王正萍是狼狈地提前离开小队的。原因之一是他的“彻底革命精神”惹恼了不少群众。为了扩大战果，他把一些本来不该得罪的社员也清查、追问一通。队里的一群年轻人声言要找他算账：凭什么把我们的父亲也审查了？情况咄咄逼人。考虑到万一真的当面锣对面鼓地闹起来他下不了台，我向柴沫汇报并建议，由我这个人缘还可以的副组长留下来擦屁股。这样做，应当说是很够朋友的了。但是，回到北京后，王正萍马上又神气起来，满嘴“彻底革命精神”，不指名地把我（当然还有柴沫）目为“右倾分子”。我实在忍不住了，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是千方百计无中生有地把有缺点错误甚至只有小毛病的基层干部往敌人那边推，搞到最后谁也不敢、不想当干部，只好把一位出名的窝囊废拉出来当支部书记，这叫“彻底革命精神”吗？敢回村里去听听群众的评价吗？才算堵住了他的口。 
　　“文革”一来，王关戚成了大红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柴沫等人被打倒，不久后柴沫自杀身亡，周凡英等人把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当然不会放过我。我心中明白，周凡英、王正萍的大字报，迟早一天会来。 
　　尽管我早有思想准备，当小高告诉我：“马列主义研究院给你送大字报来了，怪怕人的”。并领我去看大字报时，我的脑子突然嗡地一声。那上面的大标题就很吓人： 
　　揭穿林文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画皮 
　　大字报除了上纲上线地把我“四清”中如何“宁漏勿错”包庇“四不清”干部的罪行揭发之外，还找出我几篇杂文的“罪证”，提醒《红旗》的革命群众别让我这样的人混在革命队伍里捣鬼。 
　　光是周凡英这个签名，在那时的分量就已经不轻。我理所当然地被孤立，被勒令这个那个，白天坐在办公室闭门思过，晚上靠安眠药度过漫漫长夜。文章印在报纸上是逃不脱的，夫妻俩偷偷地花了一整个下半夜（我们两家人共住一个单元）在房子里一页页地烧掉几大本十年来的日记。

三

　　《红旗》当年的领导一个个都给扣上“右”或比“右”更可怕的反革命帽子，成了专政对象。陈伯达和王关戚一伙执行的当然是一条左得无法再左的路线。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一般来说都是半 
　　夜三更召集开会，我们从他们（有时还加入陈伯达当时的太太刘叔晏）亲临的会议得知搞出来的“问题”一个个都可以吓死人：今天宣布从《红旗》内部突破，抓出了一个不仅有西洋特务而且有东洋特务，不仅广布于北京而且分布于上海的科技特务大集团；明天又勒令原来的领导人交代为了配合“兵变”搞了哪些阴谋策划，并宣读了一个名单，说明包括区区在内的一批人已列入政变后的《红旗》班子中；过几天又突然揪出另一位编委说他犯有不能扩散因此我们当然无从知悉的十恶不赦大罪…… 
　　这些“成果”，当然无一例外都是捕风捉影制造出来的冤假错案。所谓“科技特务大集团”，是由一个莫名其妙的线索而把一大批在科技部门工作的专家都牵牵连连地变成特务。所谓“兵变”的名单则是机关党委根据上级指示，为了准备一旦苏修发动侵略战争而作出的应变计划：做了一批“打游击”时装文件资料用的铁皮箱把身强力壮又有写作能力的二三十人编成适应战争机制的精干班子。……本来，这些问题不难讲清楚，“红色恐怖”却使得当事人有口难言，了不得是推给上头：受蒙蔽了，不知道是这样可怕的阴谋。这当然是极不老实的狡辩。 
　　在这当中，还发生了一件值得一书的姚某“畏罪自杀”未遂事件。姚某一度当过陈伯达的秘书，是《红旗》编委兼国际组长。在事件发生前，我们只见他被一位红卫兵小将又打又骂，走廊里不时传来这位红卫兵小将“妈的”“妈的”怒斥声，却不知也不敢打听他所犯何罪。这天，突然全楼紧张，说是他服下大量安眠药后，倒锁办公室（编委一人一间办公室），用雨衣盖着睡在地板上，被正想揪他出来训斥的红卫兵发现后，让人从门上的窗口里钻进去开门抬了出来送去医院抢救。事后听说姚某被人交代揭发，他是政变成功后的中宣部资本主义复辟处处长（在那时，中宣部的处长即今天的司局长），因此当然得老实交代上面对他如何布置工作之类的材料以扩大战果。可是，姚某却根本无法交代，硬说自己没有得到任命，受不了折磨，于是只好“畏罪自杀”。 
　　这件事一直是道听途说，没有见诸公开场合，更无文字材料可据。今天看起来，事情显得非常荒谬。姚某已是编委兼组长也即是局级干部，参加“反革命政变”后并未升官，他干吗冒那么大的风险参与阴谋？何况，哪里会有公开挂起“复辟资本主义”招牌的反革命？由此看来，这种传说确是无稽之谈。姚某为何被批斗得非自杀不可一直是个谜。事隔多年，也无从稽考。 
　　对于我们来说，这类重大事件，加上机关红卫兵还同时忙着去揪斗同我们在一幢大楼办公的阎王殿中宣部的阎王、判官特别是也兼任《红旗》编委（副总编？）的许立群，还要“指导”或曰“干预”中宣部的运动（记得有一次还批斗了阮铭，因为他不听王关戚的话也即是反对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但具体“罪行”已忘了）和北京市各大学乃至更大范围的种种“革命”。大院里乱成一锅粥。看大字报的，勒令揪出阎王、判官示众的，川流不息。这样一来，根本算不上什么的我们于是得以暂时放在一边，连交代材料也没人逼我们写。真应了“大树底下好乘凉”那句名言，除了心情有些压抑之外，我们倒比别人清闲。慢慢适应了这种环境之后，我开始读各种闲书，然后发现圈读《纲鉴易知录》是消磨时间的最佳选择。这套书，是几年前听了陈伯达一次讲话后，根据他的建议花两块钱在旧书店买回来的石印线装书，没有标点，错字也不少。我找来一套中华书局的标点本，逐字逐句地校读，用红笔加标点，加公元年号。这样做，需要集中精神，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之类都暂时丢在脑后；这样做，增加历史知识，奢想如果仍有机会工作，将是有用的知识。后来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就是这时产生出来的主意。 

四

　　平地一声雷。红得发紫的王力、关锋完蛋了。跟着，他们在《红旗》和马列研究院的管家、代理人也都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尽管戚本禹仍硬挣着在台上（事后得知，这是毛泽东、江青想保住他），机关里的人大都兴奋地认为，他的完蛋也是早晚的事。斗争的主要对象变成在一年多来猖狂得很的王力、关锋和他们的走卒一边。王正萍、周凡英也被押送到《红旗》来批斗。他们自己也举起小红书高呼打倒自己的口号。跟着，戚本禹也终于完蛋了。 
　　既然“林副统帅”说过，“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那么，罪过当然不在红卫兵身上。他们也从他们的角度批判王、关、戚一伙，而且那仇恨似乎比一般人更高涨。于是，在如何看待王关戚一伙的问题上，不很分明但却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现在回过头来看，既然“文革”是一场根本错误的“革命”，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是在拥护“文革”这个前提下的分歧，说不上谁错误谁正确。但是，在这当中，会做人和不会做人的人，就仍有个得与失的问题。有的人“文革”中紧跟王关戚但会做人，很快取得谅解，有的人却成了派系斗争的牺牲品。一位杨某某就是特别不幸的牺牲品。他在“文革”一开始时确实很狂，因此一度被关押，不久被释放回来交代问题。由于他对何以一下子从绝对革命变成反革命怎样也想不通，在狱中已经有些神经不正常。送回机关后，这种思想状态当然无法满足红卫兵在批斗会上的要求。《红旗》本来比较文明，很少打人，他却是被打、被吐口水和痰液进衣领的“反革命”。据说，有几个人为了表示对王关戚一伙反革命的愤怒，写信给林彪、江青告状，批评有人（谁？其中影影绰绰有陈伯达在）竟无原则地把穷凶极恶的反革命从监狱里放出来让他放毒。于是，这位杨某某“二进宫”，几年后出狱已是废人一名，只能关在房子里对着世界地图“指导世界革命”了。 
　　我所以说“其中影影绰绰有陈伯达在”，并不是无穴来风。王力、关锋之所以倒台，直接的导火线是那篇“揪军内一小撮”的八一社论。这篇社论，林杰、王力、关锋等人固然有起草、修改的罪责，陈伯达也是签字画押而且还修改过的。陈伯达用什么办法瞒天过海，是瞒住了还是饶过他了，不得其详。但是，陈伯达被这件事吓破了胆则是毫无疑问的。一件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王力、关锋完蛋后，（红旗）拖了好长一段时间根本不出杂志。这一点，连外国通讯社都注意到了。有一次陈伯达大白天气匆匆地到《红旗》来开了一次会，莫名其妙地发了场无名火。后来听说，那是因为他不出杂志挨毛泽东、江青训斥了，江青还说要用铁扫帚扫掉他。不久，果然由姚文元取代了陈伯达在《红旗》的工作。陈伯达倒台后，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也被送到干校。从他们口中我得知，“文革”中陈伯达的日子其实不好过，常常一个人躲在家里啼哭。因此，直接写信给林彪、江青而不是给“伯达同志”，其中自有外人难知的内情。 
　　由于可以理解的缘故，我也是被卷入而且不讨红卫兵喜欢的一个。不知道出于好心保护我免得继续遭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攻击，还是让我们闲着似乎太便宜了这些“精神贵族”，我和几个人被分配去处理来稿来信。 
　　来稿来信也委实不少，比过去成倍地增加，难怪非得增人不可。这些稿件，火药味非常浓郁。反映大串连的长篇小说，歌颂斗争黑帮英雄业绩的电影剧本，控诉反动路线的话剧，歌颂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万行长诗……更多的是大批判文章和读者来信。搞了十几年编辑，自己也学着写点东西；但是，以那样快的速度写出一部鸿篇巨著，动不动就是上千页稿纸，那劲头也真的让人佩服。《红旗》从来不登长篇，我们大都只随便翻翻就退回作者。讲实在话，即使考虑登长篇，这些稿子也粗糙得达不到发表水平。至于大批判文章，采用率也是零。那时老是姚文元他们的文章，老是两报一刊的重要社论，剩下的篇幅，只能让几个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露露脸，这些政治面目不明的作者想发表文章简直是做梦。而且，就水平来说，也不怎样，大都是一轰而上的播旗呐喊。骂《清宫秘史》了，批《清宫秘史》的稿子就来了成尺厚；《红旗》批《燎原》了，这类的稿子又涌来了成尺厚。当然也有别出心裁，自己开掘批判对象的。有的从一幅画的乱草中看出暗藏着的“反动口号”，有的从一篇散文“咀咒”太阳“酷热”嗅出了作者的反动思想。有一篇3万多字的大批判稿，批判一部科教片的“反革命罪行”，那根据，是它选择的虫类名字（“毛虫”）竟然使这位革命家联想到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诸如此类，确实大长见识。读着这些，我对给自己扣上的“罪行”更加释然了。我多少明白什么叫做大批判。在一些人眼中，就像“杀人放火受招安”曾经是一条仕途捷径那样，从良善平民中抓出“反革命”也是一桩非常有赚头的买卖。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们的发迹，使一些人找到了“努力方向”。这类稿子，按照那时的标准，并不比王、关、戚们的呓语更差劲，然而，这些稿子也是不会采用的。那时其实是先决定打倒谁然后去物色作者，罗织罪状；或者是先决定让谁亮相而帮他找题作文。这些无名小卒，想一举成名，只不过是痴心妄想。 
　　说来说去，那么多来稿，实际上一篇也不会采用。 
　　那么，让我们白吃饭吗？ 
　　除了拆信封，登记，写信封，退稿或干脆扔到纸篓之类的机械动作之外，我们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从中抓“反革命”。 
　　也真的不少这类稿件。不，往往是匿名信，有明显用左手写的，有从报纸上剪字贴成的，也有堂堂正正地用毛笔抄的，还有复写、油印甚至铅印的。或直截了当地攻击，或隐隐约约地讥讽，上至中央文革，下至本省新生红色政权。革命领导明确地给我们作出规定：这类稿件，一律按反动稿件处理，马上送公安部门查究，不准延留，不准细读，更不得把内容传播。这是对我们这类人的考验。 
　　我们当然兢兢业业地执行这个“火烛小心”的任务，该扔到纸篓的，尽量扔到纸篓；实在“反动”的，只好按规定转给那其实大概同样有了这份材料的公安部门。在这当中，一篇稿子使我犯难了。 
　　那是一篇批驳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作者是一个青年工人。他认为，姚文元的文章歪曲了这个口号。用这个口号来取代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理论上会造成混乱，在实践中会否定党的领导。他认为，让一些比一般共产党员的思想觉悟要低得多的工人，甚至是刚刚入厂没几天的学徒进驻机关学校，去“领导一切”，显然并不合适。一个在中学里学业和品行都很差、升不上大学，因而在他们工厂当学徒的工人，竟然被派回母校去“领导一切”。其实，除了教“忠”字舞还差强人意之外，他只能起破坏学校正常生活的作用。“姚文元的文章必须批判”。作者在附信中详细地开列出自己的姓名、地址和经历，并且介绍了自己形成这种观点的过程。他说，他曾经把自己的想法同周围的工人师傅议论。老师傅同意他的论点，却又劝他不要写文章惹祸。作者说：“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相信真理。如果我写了这篇东西就得坐牢，那么，只要总理一纸通知，我马上到监狱报到。”等等，等等。 
　　这篇文章能不能算成“反革命”呢？根据我当时的思想倾向，我认为，文章作者显然偏激了些，话说得太冲，稍微猛上纲一些，他是难逃法网的。但是，如果正视现实，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作者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捕风捉影的恶意攻击。把刚刚入厂没几天除了教跳忠字舞之外一无所能的小姑娘当成工人阶级来领导入党十几年、几十年的共产党员，她们能做得成什么？……我把稿子交给一同在那里工作的“难友”看，他也认为这件事不好处理。我考虑了番后说： 
　　“是不是先转给搞编辑的看看，供他们参考。” 
　　我以为这个建议既稳妥又合理。姚文元的文章是《红旗》发的，当编辑的读了这篇来稿后，可以注意在处理有关的文章时阐述得更全面、更完整些。如果编辑们认它反动，再送不迟。殊不料这却惹来大祸。我被召到他们面前，责问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这可以帮助你们了解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活思想。……” 
　　“你对这篇稿子怎样看法？” 
　　“作者讲党领导一切，是对的，只是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个口号理解得不确切，把这个口号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不大妥当……” 
　　“你别讲那样多！你认为这篇稿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 
　　“作者的看法有点含糊不清……” 
　　“什么不清，他讲得很清楚，你看得也很清楚！” 
　　显然，他们认为这是反动稿件，要我从实招来了。原来想好的“理由”也一下子被吓没了。没人帮我说话，我只好无言以对。迎接而来的当然是一轮排头火：别有用心拿这篇稿子来“将”他们的“军”啦，包庇反革命啦，让你戴罪工作你却罪上加罪啦，……我哪敢反驳？承认自己思想右倾还是极不深刻，必需狠促灵魂，给我的处理是取消我处理来稿来信的资格，到纸库去劳动，到群众中交代自己的罪行。临走时，我用实际行动补偿自己的罪孽，把反动稿件加上一些必要的说明，送交公安部门，请他们从严处理。这位工人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也可想而知。 
　　从这时起，我的日子比王关戚在台上时更难过。直到一天传来了关于下干校劳动的最新最高指示，我们游行庆祝和学习之后，自动报名要求全家到干校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本文选自《漏网》，牧惠／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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