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芬：我和萧军在延安

┃Personal History

我和萧军在延安

© 王德芬／文

萧军一家在延安

　　到延安边区“文协”定居 

　　我和萧军到了延安，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过了几天，同来的舒群被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派人接到“鲁艺”文学系任教去了。按理萧军是鲁迅的学生，最熟悉鲁迅，也应去“鲁艺”文学系任教为宜，却由边区“文协”主任丁玲将我们三口接到“文协”定居。 
　　“文协”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简称。会址在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北边杨家沟里，半山腰上有两排土窑洞，坐北朝南。每个窑洞都很小，挖窑洞的时候在最里边留下一个大土台当床，侧面留下一两个小土台当座位，用干草编成席，垫在床上坐上隔潮。在墙上挖一两个长方形的洞可以放书或杂物。窑口安有门窗，窗子糊上纸透明度也还可以。窑洞前面有平台可以散步纳凉，通往山顶有小路，下山也是小路，没有台阶，下雨下雪路滑泥泞难行。到处都是光秃秃的黄土山，没有树木，山顶有些野草和灌木丛，听说只有枣园、桃园、“鲁艺”附近有些小片树林。 
　　到了延安就都是供给制待遇了，每日三餐都是集体伙食，在“文协”住的多是作家和家属，一家住一个窑洞，由“小鬼”（勤务员的爱称）担着两个小木桶桶干粮（馒头或小米干饭），一桶菜，挨家挨户地送，主食不限量吃多少留多少，副食一人一勺，自备碗筷。一天送三次开水，自备一个小水罐装满为止，不供给洗涮用水，洗衣服到延河去洗，河水浑时可到其他山头有泉水的地方去洗，喝不完的开水可以积攒起来刷牙漱口洗脸用，所以讲不了卫生，尤其是女同志平时洗头洗澡很困难，头上身上难免长虱子，所以人们戏称虱子是“革命虫”，只有到了夏季才能到延河里去洗洗澡。 
　　作家的伙食标准还算比较高的，除了小米干饭还能吃到馒头，偶尔吃吃窝窝头，平时肉菜很少，鲜菜更少，过年过节会餐的时候才能痛痛快快吃一顿红烧肉大米饭，炒几样带肉的菜，餐具不够就把每家的洗脸盆收集在一起烫洗干净当菜盆。 
　　被褥一般都是自己从外面带来的，没带来的也可以向公家领。一年四季发两次单棉衣裤，都是八路军军装，棉裤膝部穿破了或棉衣肘部破了，发给新布自己打补丁；谁也不会笑话谁连，毛主席也穿过打补丁的裤子哪！也发单的棉的军鞋和军帽。小孩子每年按标准规定发给布和棉花，按月发给大米和白面，由妈妈给孩子做衣烧饭。可以到厨房捡些煤渣，在窑洞口门外墙上挖个洞，架上茶缸当锅。冬天每个窑洞每天发两斤木炭取暖，妈妈在炭盆上给孩子做饭也就方便得多了。土窑洞冬暖夏凉比石窑住着舒服，也是天然防空洞，不怕敌机的轰炸。 
　　延安没有公共交通工具，从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距离少则几里，多则几十里，出门办公访友都是以步当车。只有几位首长为了照顾他们的工作和健康，才有马骑或乘外国友人赠送的汽车。 
　　我和萧军带着孩子住了一个窑洞，旁边连着两个窑洞，洞与洞之间有条小胡同，相邻的是“文协”俱乐部，放着几张方桌、凳子，可以在这开会、下棋、聊天。俱乐部旁边是图书馆。馆长王笠夫同志是一位长得五官端正、有双又黑又亮大眼睛很秀气的年轻人。白天上班，晚上回自己的窑洞去睡觉。萧军每天借用图书馆写作，有时晚上也睡在图书馆里。我们的邻居往东是雷加和高阳，两个独身汉合住一个窑洞，雷加个子高，高阳个子矮，大家戏称他俩是“哼哈二将”。他俩旁边住着吴伯箫，一个人一个窑洞。再往东，是诗人萧三，他刚从苏联回来不久，因为他是毛泽东的老同学，年龄比大家长十几岁或二十几岁，所以大家都很尊敬他。“文协”对他特别优待，派了一位专职“小鬼”王明礼为他送饭送水打杂。为大家服务的“小鬼”是靳贵海，王明礼也帮着干。 
　　从图书馆往西还有很多窑洞。先后住着丁玲、罗烽，白朗、黑丁，曾克、艾青、韦嫈、张仃、陈布文、欧阳山、草明、王禹夫、郝一真、李雷、晋驼、金肇野、刘白羽、魏东明、冯兰瑞、李又然、周而复、程追、方纪、魏伯、庄启东、师田手、柳青、严辰、逯斐、杨朔、周文、赵文藻、马加、林默涵等人。 
　　作家们一般都在家写作，有的兼任其他工作。有了孩子的女同志既不能上学也不能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当家庭妇女，以为到了延安就可以从家务孩子中解放出来，能去“陕公”、“抗大”、“女大”、“鲁艺”上学了，不料各校的托儿所名额有限，容纳不了所有的孩子，只好拒之门外，妈妈们的辛苦可想而知了。人们安慰她们说：“你上不了学，安排不了工作，带好你的孩子同样是革命工作，培养后一代嘛，你就踏踏实实在家当保姆吧！着急也没有用。” 
　　大人孩子每月能领到一些津贴（边币），男人可以买点烟抽买点酒喝，妈妈给孩子买点枣吃，或者买些日用品手纸肥皂……生活虽然艰苦，物质虽然缺乏，却冻不着饿不着，睡觉也踏实，不再像在国民党统治区那样担惊受怕了。有时谁收入了一点稿费，上街买几斤羊肉或猪排，用饼干桶当锅在火盆上煮熟了，约几个邻近要好的朋友吃上一顿解解馋，也就喜笑颜开、心满意足了。 
　　萧军初到延安心情十分舒畅，常常到延河边引吭高歌，无拘无束，他那嘹亮的歌声震荡着两旁的山谷，天长日久人们也就熟悉了——是萧军在歌唱。 
　　1941年7月1日，边区“文协”的绝大多数作家成立了“文抗”分会，直接受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领导，仍住原地。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萧军到了延安除了续写长篇小说《第三代》，并和其他作家同心协力积极开展延安群众性文艺活动：1940年10月19日成立了“文艺月会”，每月最少集会一次。1941年元旦创办了会刊《文艺月报》，由他和丁玲、舒群、刘雪苇轮流主编。元月15日又建立了“鲁迅研究会”，萧军任主任干事。由大家分工负责专题研究，在他主编的会刊《鲁迅研究丛刊》上发表。4月间又成立了“星期文艺学园”，毎星期日上课一次，学员达一百多人，两年结业，由作家们轮流讲课，培养各单位爱好文艺的青年。11月间开始协助45个单位成立了“文艺小组”85个，参加者达667人。作家们去各单位巡回参加文艺小组的座谈会，研讨和解答小组成员提出的各种问题。在这些活动中，萧军都认真负责，干劲十足，全力以赴，和大家一起把各项工作开展得蓬蓬勃勃，热气腾腾，十分活跃，成绩显著。可惜好景不长，萧军和周扬、丁玲等人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双方又不能正确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心平气和地解决矛盾，以致相互之间产生了隔阂。萧军为此十分苦恼，考虑再三，决定离开延安去重庆，明知在重庆会受排挤受迫害，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但面对面地对敌斗争总比在延安受同志内部宗派主义的窝囊气痛快得多！ 
　　1941年7月下旬萧军的决心已定，便去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很热情地接见了他。萧军说明来意以后，毛主席非常奇怪，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延安或对某个人有什么意见？希望他能坦率地毫无顾虑地说出来。萧军见毛主席态度非常诚恳热情亲切，便直言不讳地谈了谈他所见到的延安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的具体事例，以致发生的一些矛盾和冲突……所以他想走了……毛主席听了以后又是解释又是宽慰，使萧军的心情感到舒畅多了。萧军问毛主席：“党有文艺政策吗？” 
　　“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哪！” 
　　“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亠行动，加强团结才有利于革命文艺工作正确发展。” 
　　“你这个建议很好，你别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好吗？” 
　　经毛主席恳切挽留，萧军答应不走了，回家以后立刻把手里现有的一些材料陆续寄给了毛主席，并写信向毛主席借一本《毛泽东抗战言论集》，8月2日接到了毛主席的复信：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泽东 8月2

　　毛主席这封信写得既诚恳坦率又严肃认真，既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指出了萧军的优点又指出了他的缺点，可谓推心置腹之言，表现了最亲切的同志之谊。萧军看了深受感动，去信问会面时间，毛主席回信说：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后再奉约晤叙。敬祝 
健康！ 
　　　　毛泽东 8月6日

　　“报纸”是延安《解放日报》6月17日、18日、19日三张报纸，上面有周扬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了在“文抗”住的艾青、舒群、罗烽、白朗、萧军的不满，五个人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了这篇文章，哪些说得对，哪些说得不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最后由萧军执笔，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写了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寄给《解放日报》不给登，退了回来，萧军在和毛主席谈话时认为这太不公平了，太不民主了，毛主席请他把报纸和写的文章都寄来看看。过了三天毛主席来信说：

萧军同志： 
　　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8月10日下午8时半

　　当天晚上萧军应约前往，谈到这件事时，毛主席说： 
　　“《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经毛主席的提醒，这篇文章发在了《文艺月报》第八期上）萧军对毛主席说：“艾青、罗烽、白朗、舒群以及其他许多作家，到延安来一方面是投奔革命，另方面既然来了也很想见见您，您是不是抽个时间和他们见见面呢？” 
　　“有这么多作家到延安来啦，我还不知道，哪天我去看看大家。”毛主席深表歉意。 
　　第二天8月11日傍晩，毛主席从杨家岭住所漫步来到杨家沟半山腰的“文抗”看望作家们了，萧军请毛主席到自己的窑洞里坐下，赶快又去通知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和其他的作家，因为昨天毛主席没有说定今天来，罗烽、舒群都没在家，其他在家的作家都和毛主席见了面谈了话，都特别高兴，受到了鼓舞。毛主席离开“文抗”时天已黑了，勤务兵点亮提灯照明，萧军送毛主席到山下才握手告别。8月12日一清早毛主席又让勤务兵送来一信：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礼！ 
　　　　毛泽东 8月12日早

　　被邀请的人看了信都非常高兴，吃罢早饭，由萧军带队，我抱着刚满月的儿子萧鸣，艾青、韦嫈夫妇，罗烽、白朗夫妇，加上舒群，从“文抗”出发，一同下山步行到了杨家岭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不到五十岁，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和每个人紧紧握手时，他那充满热情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你，使人感到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招呼大家一一就座。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部长凯丰已先到了，也一一作了介绍，大家非常融洽、亲切地畅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的许多问题，并在毛主席家共进午餐。从此以后毛主席、陈云、凯丰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等同志又分别找了文艺界许多同志谈了话，征求了意见，了解了许多存在的问题，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准备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 
　　萧军受了毛主席的委托，陆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给毛主席寄去，也常到毛主席那里去面谈。毛主席在1942年4月4日给萧军写信说：

萧军同志： 
　　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谢谢你的好意。此复。并致 
敬礼！ 
　　　　毛泽东 4月4日

　　萧军收到信以后，当天下午又去会见毛主席，两人推心置腹、开诚相见无所不谈，越说越兴奋，毛主席忽然对萧军说： 
　　“萧军同志，你改改行好吗？” 
　　“改什么行？” 
　　“入党、当官！” 
　　“哦，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头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这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深夜，萧军听了毛主席谈到他在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主导地位时期，曾受过十一次处分并能正确对待的故事深受感动，回家以后连夜写了一篇《论同志之“爱”与“耐”》，经过毛主席亲自审阅删改后，刊在了4月8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萧军虽然很积极地为毛主席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却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脾气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发生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借口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旅行，请毛主席为他向当地驻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要一张通行证。毛主席4月7日复信说：

萧军同志： 
　　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 
　　敬礼！ 
　　　　毛泽东 4月7日下午3时

　　萧军应约前往，接连去了两天，谈了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等问题，有时也写信去。毛主席4月13日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題，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敬礼！ 
　　　　毛泽东 4月13日

　　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萧军给毛主席写信说就要动身旅行去，毛主席又写信留他：

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 
　　敬礼！ 
　　　　毛泽东 4月27日早

　　毛主席知道萧军出门都是步行，为了急于和他研究一些召开文艺座谈会的问题，便派人用自己的马去“文抗”接他，见面之后，毛主席又恳切挽留，要他开完会再去旅行，盛情难却，萧军也就决定留下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5月2日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召开的，到会的除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凯丰、陈云、胡乔木、王鹤寿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外，延安文艺界的精华大都参加了，约一百多人。大会由凯丰主持，毛主席致开幕词后，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他讲的是《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载5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 
　　在这次座谈会上，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某些问题上相互之间还展开了既激烈又尖锐的辩论，气氛非常活跃。大会之后是小组会，以便有什么意见可以更广泛更集中地讨论研究。大会小会之间也有休息日。果然不出萧军所料，他在大会小会上和几个同志在某些问题上有了激烈的争论，这也是正常现象，如果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可以取得一致意见，为党制定文艺方针政策做出贡献的。萧军非常清楚自己的缺点和弱点，向来不隐晦自己的观点，对别人不同的观点总爱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反驳，不讲究方式方法，容易伤人结怨，尤其和某些同志由于过去相互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成见和隔阂，不容易冷静客观，很可能再发生误会、争执，为了避免再发生不愉快的事，在休会期间他又向毛主席提出要立刻出去旅行，不愿继续开会了，以致毛主席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萧军同志： 
　　会要到16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罢。此复。 
　　即致 
敬礼！ 
　　　　毛泽东 5月5日

　　很明显毛主席对他这一而再的要求不满意不耐烦了。我也劝萧军： 
　　“你怎么可以开会开到半道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情达理了吗！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嘛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留你，你不觉得难为情吗？” 
　　萧军看了毛主席的信，想想自己也确是太任性了，太说不过去了，甚感惭愧，决心克服自己，耐心地开完会再去旅行。 
　　5月16日又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大会，在毛主席主持下，大家继续讨论了各种问题，发扬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传统。在“一切为了革命利益”这总目标上，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和流的关系”、“革命文艺为工农兵”、“如何为工农兵”、“普及和提高”、“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爱和恨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等等问题，取得了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前后历时21天，几次小组讨论会和两次大会发言相结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毛主席在5月23日的闭幕大会上作了总结性的讲话，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也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傍晚时分吴印咸同志为全体与会同志在杨家岭大礼堂门前摄影留念。 
　　会刚开完，萧军又要求毛主席向王震同志要张通行证去旅行，毛主席复信说：

萧军同志： 
　　来信已悉，王旅长现去鄜县，俟他回来，即与他谈。此复 
　　敬礼 
　　　　毛泽东 5月25日

　　萧军想去延安各县旅行的愿望始终未能如愿，开始是因为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后来是因为发生了“王实味事件”。

　　延安作家俱乐部 

　　1941年8月25日，党中央毛主席为了改善作家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让大家从偏僻的杨家沟搬到了窑洞较多环境开阔的兰家坪居住。窑洞分上下两排，上排窑洞较少只有五孔。萧军为了写作清静自己住了靠北边的一孔，我带着刚一个多月的儿子萧鸣住在他南边坐西朝东的一孔。再往南是华侨诗人鲁藜，电影编导伊明、方紫夫妇，广东籍作家程追（朱丹）各住一个窑洞。下排窑洞较多，由迁过来的几十位作家们分住了。 
　　半山腰平台上有一间大砖房原是一所仓库，拨给作家们当了开会、学习、娱乐的俱乐部，需要修缮布置，萧军自告奋勇去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边区主席林伯渠等人募捐，毛主席答应捐给边币一千元，分三次付清，林主席一次就给了三千元，朱总司令说：“我可以捐一千元，可是我没有现钱，战士们驮盐去了，等他们回来卖了钱才能给你。”9月22日萧军去朱老总处领到了一千元。王明于9月23日捐给一百元。在当时每个人每月津贴不多，生活比较困苦的条件下，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给予作家们关心备至的极大支持。 
　　作家俱乐部的整修和内部设施由萧军和工艺美术家张仃负责安排布置。他们自己动手平整土地，粉刷墙壁，修理门窗，糊上窗纸（当时延安还没有玻璃）。买来纹质很美的老榆木，请一位老木匠做家具。张仃设计的方桌、折叠椅、沙发、茶几、屏风、酒柜等式样新颖别致。椅子上的毡垫用土蓝布包边，垫子上还有土蓝布和白布做的图案，既雅致又美观。墙中挂的几个壁灯半圆形的灯罩上，贴着他自己剪制的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民间剪纸图案，令人赏心悦目。壁灯里放着带玻璃罩的煤油灯（那时还没有电灯）。方桌上放的插花瓦罐用红土和墨汁画上了图案，大家非常欣赏，说像出土文物。还用木头制作了一个一人高会移动的小卖部。一切准备就绪了以后，“文抗”向各单位发了请柬，定于10月18日下午6时举行“作家俱乐部开幕典礼”。 
　　“文抗”委任张仃当了作家俱乐部主任。开幕那天林伯渠主席和徐特立老人早早就来了，接着洛甫同志和附近的中央研究院、中央医院、女大、青联、青年剧院等单位的同志们也来祝贺了，可惜毛主席因患感冒，朱总司令因开会忙都未能参加，捎信来说改天一定来。同志们都夸奖张仃设计、布置得真美真雅致。 
　　首先由萧军报告了“文抗”改组经过和作家俱乐部修建情况、捐款人名单，接着是文艺节目，最后是请大家吃自助餐，萧军做的拿手菜洋白菜西红柿炖牛肉最受欢迎，这是他30年代在哈尔滨时跟教俄文的女老师学的。大家一直玩到11点多才尽欢而散。 
　　第二天10月19日起，为了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在作家俱乐部陆续举办了“世界名画展”、“郑景康摄影展”、“张仃漫画展”、小型话剧演出和周末舞会等，非常活跃，气氛热烈 
　　“郑景康摄影展”开幕时毛主席来了，萧军和“文抗”的同志们陪同毛主席参观时，走到一张“三个摩登女性”放大照片前，萧军指着照片中的黎灼灼问毛主席： 
　　“这样的摩登女性你喜欢吗？” 
　　“喜欢！你呢？”毛主席笑嘻嘻地反问。 
　　“我也喜欢！”萧军也爽快，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黎灼灼的健美形象确实招人喜欢。 
　　“张仃漫画展”更加有趣，他画的绝大多数是作家艺术家的头像。最惹人注目的画得最像的是陈荒煤、刘白羽、白朗三个人。荒煤黄黄的皮肤，稀疏的头发，愁眉苦脸的形态，画得太逼真了；刘白羽：白白的长脸，淡红色的眼泡，笑眯眯的表情；白朗：斜着眼抿着嘴笑着，活灵活现；其次是丁玲：两只大眼睛，短圆圆的胖脸；舒群：棕黑色的皮肤，黑眉乌眼，正符合他的笔名“黑人”，快赶上“印度阿三”了。张仃的夫人陈布文：一颗有着五官的红红的西红柿，两边加了两条小辫。可惜只有萧军很难画，我没见过哪个画家画像过他。张仃的漫画功力有他独到之处，抓特征抓得准，这个漫画展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和喜爱。 
　　小型话剧晚会也办得很热闹，有张仃、韦嫈、曾克合演的《第四十一》，高原、逯斐合演的《人约黄昏后》，韦嫈、鲁藜、方纪、李雷合演的《茨冈》等，因为都是作家们自己演自己看，都是熟人就感到特别亲切有趣了。 
　　第一次周末舞会更是盛况空前，女同志们平时穿的都是八路军旧军装，艰苦朴素，今天来参加跳舞的都化了妆，淡抹脂粉，梳了各样的发式，有的穿旗袍，有的穿连衣裙或西服，有穿皮鞋的，有穿布鞋的，有用布条编成草鞋式鞋头上装饰着彩色绒球的，一扫平时千篇一律的装束，一个个打扮得非常美丽精神焕发招人爱看。我没有什么好看的衣服，穿了一件无领的白上衣，在圆领口和长袖口上镶了一条红飘带，黑裙子，白袜黑布鞋，把两条小辫在脑后挽了个髻。萧军穿了一件30年代在哈尔滨穿过的米色带黄绿花边的哥萨克式上衣，腰里扎了一条窄皮带，西服裤子，赤脚穿了一双草鞋，很特殊。没有乐队伴奏，用的留声机放唱片。毛主席、朱总司令、江青都来了，毛主席很爱跳舞，他说：“跳舞是很好的健身运动。”舞伴自由结合，跳得兴高采烈，一直跳到很晚才散。作家俱乐部的建成，使多才多艺的作家们，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

　　本文选自《我和萧军五十年》，王德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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