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父亲是我的一面镜子

┃Personal History

父亲是我的一面镜子
对话傅聪

© 采写：金圣华
© 受访：傅聪

傅雷与夫人朱梅馥

　　金圣华：很多人都在谈傅雷，今天的访问，最想知道的就是，在你心目当中，父亲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你曾经说过，他像头孤独的狮子，他既温柔又高傲，又是个Renaissance Man，可不可以请你具体的说一说？因为没有人知道得比你更清楚。

　　傅聪：（沉吟良久）唉！真不知从何说起……讲到我爸爸，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一切烦恼都是从他而来的，我们有很多地方太相似了，使我几乎不能客观地描绘他。他当年经历过的种种痛苦，似乎都由我承受下来了。

　　金圣华：你这种感觉是从小就有的？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感到沉重？

　　傅聪：他的愤世嫉俗，好像自从我有记忆开始，就已经感受得到了。他是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认为这世界既可怕又肮脏；另一方面，他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又是如此的关怀，如此的痛心疾首。记得那时候，国内发生了闻一多、李公朴的事；而国际上，1948年，甘地又遭暗杀，父亲可以为这些事忽然几天不吃饭，关着门不见人。那些日子里，我们都见不着他，只记得妈妈流着眼泪，敲着门说：“老傅啊！不要这样，吃点东西吧！” 
　　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任何人都很难理解为什么他当年对我这么不近情理。你看我这个疤（指着鼻梁上的疤痕），就是五岁时，有一次，他在吃花生米，我在写字，不知为什么，他火了，一个不高兴，拿起盘子就摔过来，一下打中我，立即血流如注，给送到医院里去。

　　金圣华：怪不得《傅雷家书》中，第一句就说对不起你，他大概是为你整个童年所受的磨难而道歉吧！

　　傅聪：唉！压力！他内心感受的痛苦！另一方面，他又对一切都那么关心。也许是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祖父当年遭受冤狱，出狱后不久亡故。祖母二十一岁守寡，父亲是自小由寡母带大的。他童年连一个小朋友也没有，在浦东乡下念古文。祖母不识字，请了一位老先生来教他。有时候，他偶尔看到窗外，春天有一只蝴蝶飞来，对他来说，这已是童年最美的回忆了。 
　　唉！他的内心生活可不得了，如海洋一般汹涌澎湃，热情洋溢！从他绐我抄写的《希腊的雕塑》就可见一斑。六万字，他用蝇头小楷，每天抄一段，抄了整整一个月！ 
　　告诉你，萧邦也是这样的。听他的音乐，可知道他的感情是无比的热烈，而这种感情，一旦表现到他音乐的手抄本上，就变成了一丝不苟的专注与缜密。这都是同样的热情啊！到火中去炼的，一遍又一遍，直至千百遍！ 
　　父亲热情洋溢，可是发起脾气来就没法控制。我也有很可怕的脾气，我的音乐朋友就在我的音乐中听出狂暴的力量来。 
　　那一年，我刚到波兰，有一次弹琴，我的先生跟我说：“聪啊！你的心中有一头猛虎，你得好好控制住啊！”（笑）我的老师很明白，我一定得拉住它！（叹气）。 
　　我爸爸的性格，不是平常人的性格。他的性格，可以说是“larger than life”的。他一方面可以这样热情洋溢，另一方面，他的逻辑性、他的思想又可以这么严谨缜密。这种结合很奇怪。很多朋友若有生活上或感情上的问题，来找我爸爸，他可以是他们最好的良师益友。喔！他的分析能力简直是了不得！但是，处理自己儿子的事，却毫无办法，一点也不客观。这是他在家庭方面的情况。然后，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是如此，一辈子如此。郑振铎有一次对我爸爸说：“老傅啊！你的赤子之心哪！你有一天可真要为这个而受难啊！”我爸爸真的就是有这个赤子之心。而他之所以有这么宽广的胸襟，也就是因为有赤子之心。

　　金圣华：你可不可告诉我依你看来，假如你父亲当年不去做翻译工作，他是否可以成为一个作家？

　　傅聪：他年轻时创作过，可是不满意。

　　金圣华：他这么一个才情横溢、热情奔放的人，是因为要求太高，所以创作时，对自己不满，还是因为有其他原因使他却步？

　　傅聪：（沉吟）这个……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性格，我刚才说过，他既热情洋溢，又长于冷静的分析，所以他写文学评论很精辟，我认为他那篇评论张爱玲小说的文章是头等的文学批评，简直一针见血。 
　　在音乐史上，19世纪的俄国出现了一个五人集团，即所谓的“强人集团”。这集团的成员包括巴拉基列夫、鲍罗廷、穆索尔斯基、居伊、以及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其实，五人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中心人物，即斯塔索夫，他可说是这个集团的灵魂，是背后的思想者与推动者。我觉得我父亲就是这种人。

　　金圣华：他可说是一种原动力。

　　傅聪：我再给你举两个有关中国音乐界和美术界的例子吧！ 
　　先说美术界。黄宾虹八十岁之前从来没开过展览会。他的第一次展览会，是我父亲替他办的。那时候，黄宾虹并没有得到特殊的器重。我父亲大声疾呼，还替他写了“观画答客问”，为黄老解释他的艺术是怎么一回事。 
　　黄宾虹又是一个有了不得的赤子之心的人。那时，他很穷，可是不要钱，完全是苦行僧的作风，一辈子献身给艺术。我爸爸总是说黄怎么怎么好，叫朋友去买画，例如宋淇等。 
　　黄宾虹去世弥留之时，还提起我爸爸，说是他毕生最知己的朋友。他们是忘年之交，年纪相差五十岁。黄出生于1865年，他是德布西同时代的人啊！我记得小时候，黄宾虹的画和信，源源不绝的寄到我们家里。 
　　现在举个音乐界的例子。谭小麟你知道吧！他是上海的中国作曲家，抗战时到美国去，进了耶鲁大学，得到著名作曲家兴德米特（Paul Hindemith）的指导。后来，回到上海音乐学院当作曲系教授，1948年得了小儿麻痹症，两天就死了。当时才三十几岁，年轻得很。他原来是搞中国乐器的，是个徐志摩式的人物，真正的美男子，气质极好，一方面有中国传统的根底，一方面又去美国深造。可惜早逝，只写了几首歌，却水准极高。 
　　他死后，我父亲替他印了这些歌，存了几份，一份寄给周扬，请他保存下来，说总有一天会知道谭小麟的价值的。 
　　这两个例子，说明我父亲有他的眼光，而且，他的体会比一般人深。他会给你分析，前后左右，古今中外。他坐在家中，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整天议论国家大事 
　　有时候，爸爸说儿子是面镜子，我倒觉得爸爸是一面镜子。我的朋友们就常说：“你为什么对一些事，有这么坚定的信念？” 
　　我父亲有很强的信念，但这不是说他没有疑惑。他有很多疑问，他的内心汹涌澎湃，尤其到了后期，更是如此。我也觉得这跟他年龄的增长，或跟当时的环境有关系，但是，我不处在他那样的环境，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啊！

　　金圣华：这就是我要问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有没有对以前不了解的东西，越来越了解呢？

　　傅聪：我跟你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罗素在他的自传里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有些人说，人老了，变得越来越明智。不过，我却不能苟同，我认为人变得有所畏惧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大约二十年前，我跟大提琴家托特利埃（Tortelier）一起来香港演奏。演奏会完毕后我们去散步聊天。我说我喜爱晚年的贝多芬，他却说：“我喜欢中年的贝多芬”，我记得他用了一句法文，说那阶段的贝多芬，如日中天，就像一棵充满浆汁的树。说得很有意思。我记得父亲在《家书》也提过，贝多芬挣扎了一辈子，最后终于向命运妥协了。我马上联想到罗素的话。从生命本身来说，从萌芽开始，经过如日中天的阶段，最后终于走下坡。当然，以另一个角度来说，可以认为人到了晚年，变得安详恬静，变得明智了，但人始终会向命运妥协、接受现实的。

　　金圣华：这么说来，你父亲在人生道上经过了这么多阶段，而你也越来越认同他的观点他。到了后来开始有一种回归的感觉，从西方的美回归，越来越觉中国文化之美。他的视野那么远、那么广，为何有这种感觉？

　　傅聪：我可能比他还早一点有这样的感觉。我并没有硬要把中国的东西强加于人。事实上，我时常强调，所有的文化到了最高的境界，是彼此互通的，这就是父亲信中时常提到的“希腊精神”。这种精神所强调的是平衡、自然的发展，是充沛的生命力，“既恬静又健康”。丹纳（Taine）说过，所谓的古典精神，第一要点是健康，不是无病呻吟，换言之，是生意盎然而毫不夸张的。就在这一方面，我跟某些欧洲人的看法不太一样。他们认为古典精神是刻板拘谨、一板一眼的，其实，真正的古典精神可绝不是教条式或机械化的啊！ 
　　我想，我自己随时思考阅读，总有一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我父亲寄书给我，我当时一看到丹纳在书中说：“古典精神的第一要点是健康”，就觉得在理论上，这番话对我起了很大的印证的作用。这一点，对我是十分重要的。

　　金圣华：很多人都说，你父亲怎么栽培你，其实，他就是在这些方面，给你寄书，跟你讨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滋养。

　　傅聪：对我来说，他虽然在千里之外，但我们在心灵上是非常接近的。

　　金圣华：所以我说，到了后来，你们不仅仅是父子在通讯，而是两个艺术家在展开对话。

　　傅聪：我很遗憾，我们隔得这么远，有许多话我不能具体跟他讲。他在国外五年，我在国外这么多年，我有机会接触过的事物，至少在音乐方面，那是他不可能接触到的，这么一个了不得的世界！我可以介绍给他，解释给他听，多可惜啊！

　　金圣华：从1958年到1966年，你们书信往返，他写了这么多，你的回信却很少啊！

　　傅聪：我不敢写，我只写这么少的信，只要随便说一句，一个小小的感想，就引起了父亲这样的反应，如汪洋大海，源源不绝而来，我要再多写一些，那更不得了，那就什么也不必干，钢琴也不必练，整天得写信了！（笑）

　　金圣华：他可真是你的知己。

　　傅聪：我想，我们实在太相像了，互相成为对方的一面镜子。譬如说，对艺术的看法，对艺术背后所追求的东西，都很一致。假如我在信上提到喜欢一首什么诗词，我们的爱好，永远是不谋而合的。

　　金圣华：有很多人误解，认为你父亲要把你造成一个模子，跟着他走，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傅聪：对啊！完全不是那样！不过，在这一点上，我常感到父亲身上的确带有儒家的烙印，也难怪有人看了《家书》后，有这样的感觉。

　　金圣华：例如教你怎么为人处事，怎么签名，弹琴时身体不可摇动，围巾应该怎么摆放等等。

　　傅聪：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这是由于我父亲的背景教养遗留下来的，就像他说话的样子、走路的姿势一般，改不了的！我们在艺术天地中对学问的追求与交流，才真是《家书》的精髓！很多时候，我担心不少人看《家书》，只看到枝节，看到皮毛，斤斤计较，进不了这个境界。

　　金圣华：对啊！不少批评是很皮毛的，在外围团团转。你父亲的精神领域那么辽阔，那么深远，可是到了晚年，因为环境的关系，他无法再拓展视野，只好把魂魄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你是他的眼睛，你是他的耳朵。

　　傅聪：对对！就是这样。

　　金圣华：他在精神上追随着你，亦步亦趋。你说过，他出国只有五年，如果不是碍于环境，他的成就，岂止于此。他研究巴尔扎克，曾经说过，这些年来，出了这么多研究文集与成果，他多么希望能有机会再去法国作深入研究啊！

　　傅聪：对！他说了不知多少次！

　　金圣华：每想到这里，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感觉。你在外面的一举一动，你信中的一字一句，都可以触发起他无比的想像力，感受源源不绝，如汪洋大海而来。他的魂魄全系在你身上，幸亏有你，要不然，精神何处寄？

　　傅聪：那也不然，有朋友来访，他也是滔滔不绝的。

　　金圣华：但这不一样，你是他生命的延续，这在朋友身上是找不到的。

　　傅聪：对！他跟我一切都可以交流。朋友中很少人能在每一方面都跟我父亲谈得来，他的兴趣特别广。1956年鸣放的时候，他写了十几封意见书，对于每一行，如出版界、翻译界、美术界、音乐界等等，他都可以发表意见。其实，出版方面的事，涉及了管理学的问题，但他天下事，样样都要思考，觉得该如何如何去处理。他对古今中外的事都懂得很深，他跟我的交流的确是很广的。

　　金圣华：你是从很小开始，就受到潜移默化的吧？

　　傅聪：从我有记忆起，就经常看到北京来的信件。爸爸拆开来看，他讲的往往是行家话，只有六、七岁的我，能懂几句呢？可是，不知如何，这些事物自然而然在我身上产生影响，我也不知哪天开始懂了，包括打桥牌，也只是在背后看看，就这样学会了。 
　　讨论天下事，也是从小开始的。父亲好客，家里永远高朋满座，都是他的朋友来看他，他从来不出去。 
　　父亲的另一特点是爱才，所以他才花了那么多精力，发疯似的去写《论张爱玲的小说》。那是1943年的事，当时我还只有七、八岁，忽然看到他天天张爱玲长，张爱玲短，其实，他是第一个写张爱玲的，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有这篇文章。 
　　父亲又喜欢为朋友打气，《家书》中不是常提起吗？某某人沮丧失望了，没有冲劲了，他就去鼓励人家，他对朋友的事，比朋友自己都着急。

　　金圣华：所以他的朋友都既爱他又怕他，是吗？在他面前，朋友都松懈不得。

　　傅聪：他就是这样一片赤诚。像我爸爸这样热情的人，真是不多见。

　　金圣华：你父亲不让你小时候上学，他自已来教，假如你的表现不符合他的期望，会不会受到惩罚，这跟你小时受的磨难，有没有关系？

　　傅聪：我真不懂为什么小时经常挨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念书特别笨？我只知道一点，我小时候念的东西到外国这么多年来，还根深蒂固。人家总是觉得我父亲对他儿子的爱简直浓得要命，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他在我小时候播的种子，居然在我心中扎得这么深，从我的反应中，他知道这一点。 
　　记得第一课上《论语》，就学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其实，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是我一辈子身体力行的方式。 
　　当初，我得了奖，楼适夷告诉我，我爸爸最担心是我给胜利冲昏了头脑。其实，他很早就发现，他的人生观在我心中已经生根，而且扎得这么深。至少，他所追求的理想，已在我身上得到部分的体现。 
　　我记得有一回写信给他，跟他提起为什么孔夫子特别喜欢颜回的事，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金圣华：对啊！你父亲很高兴，马上给你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

　　傅聪：我记得在信上说，虽然孔子是儒家，其实是个道家。他倡导返璞归真的道理，视物质为身外之物。

　　金圣华：收到你的信，就是他最大的安慰，赋予他生命的意义。你写信写得少，一方面是因为时间不够，一方面也因为诉诸文字，不能畅所欲言，对不对？

　　傅聪：我是一个即兴式的人，我没有耐性像我爸爸那样长篇累牍的写信。我的耐性都用在练琴上，为了磨练一句乐曲，我可以弹上几千遍，对我的家里人来说，简直像梦魇一样，害得他们都很受罪。

　　金圣华：你这种耐性跟你父亲替你手抄音乐笔记或《希腊的雕塑》的耐性十分相像。

　　傅聪：我不知道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影响，或是两者兼备，我的确而且秉承了爸爸的一切，也许是因为生活在一起，看到他对人对事的反应吧！我从很小开始，就看到了灵魂痛苦的深渊，看到他内心的挣扎，以及生命的悲剧性。在我父亲身上，找不到一丁点虚伪的成份，任何事情都是至真至诚的。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我对爸爸没有一丝怨怼。其实，他当年对我的惩罚，我都记不起，一点也记不起。在父亲狂暴面的背后，我看到了难以置信的内心的煎熬与磨难，这对我来说——我日后正好成为一个演奏艺术家，恰恰给予我一种能力，使我对人性中“larger than life”的意义，即白辽士（Berlioz）所说，“灵魂的深渊”，能有所理解及演绎。 
　　记得那一年，我从罗马尼亚回国，还未正式出国，回北京正准备去波兰，爸爸给我写了一系列的忏悔的信，像诗一般的美，很动人，可惜我当时太年轻了，这批信都没有了，一封都没留下来。 
　　当时我很感动，但我对爸爸说：“对我来说，这些事，我一件也记不得了。”相反的，我看到事情背后的一面。我一开始就接触到事情的本质，就好比一开始就面对“哈姆雷特”及“李尔王”一般，是有血有肉的，是生命的精髓，血淋淋的！你面对它、感受它、经历它！事情就是这样！这也就是我力量的泉源！

　　金圣华：你是说找到一些可以作为支柱的事物？

　　傅聪：不！我是说，我有这种能力，在我最沮丧消沉的时候，总是感到，在生命一开始，已经在感情上经历过最强烈的痛苦，因而一切磨难都不足道。 
　　我父亲的忏悔信，像诗一样，他又用了很多譬喻，很有哲学意味，例如严冬如何摧残，暴风雨如何来临等等。很美！我能够深深的领会。

　　金圣华：你有一面镜子呀！

　　傅聪：对！我爸爸就是我的镜子，我从小就是这样看着他长大的。这一切，成为我的本性，并不是刻意去模仿他。 
　　事实上，不是他怎么严格的管教我，表面的东西，如生活小节，对我一点也不起作用，本性是不能管教的。但是他的价值观，他对生命的看法，却使我感受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有人说我爸爸那时要是忍一忍，就活下来了。其实，他那时弃世，还算是幸运的，他要是活下来，会受更大的苦难。 
　　我好像早已知道他会走上这条路的。他不可能不如此，这点，我完全明白。

　　金圣华：其实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傅聪：非常短。我长大离开后，回去过两次。1956年回去一个月，1957年才三天，就回北京，卷在反右运动中挨斗去了。从此以后，就没有跟父亲再见。

　　金圣华：你的童年，不准做这，不准做那，也够苦的。

　　傅聪：也不是这样。不是完全不准玩，有时他说了要我做功课，我不听出去玩，才会这样。

　　金圣华：你练琴不用逼吧？

　　傅聪：我一面练琴，一面看《水浒传》呀！就是这样，这里是琴谱，我就automatic的练（弹琴示范），忽然，背后大喝一声，就像《水浒传》里形容的一样，我爸爸走路没有声音的，忽然走到背后，这就给打得半死！（笑）我还有本领弹automatic的巴赫呢！一面看书，一面弹得模棱两可像巴赫似的。

　　金圣华：看书也不是什么坏事啊！想当年，你学琴，才九岁左右吧！

　　傅聪：其实，我小时候学琴学得很少，但很快。从小，一开始学就摇头摆尾，很像一回事。我不是enfant prodige（神童），我学琴学得晚，但一开始学，就发现音乐对我有特殊的意义，这一点我是一早就知道的。

　　金圣华：时间差不多了。关于傅雷先生，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

　　傅聪：我爸爸还有另外一面。他一方面讲西方的人道主义，希腊精神，但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家里慷慨激昂的谈“死谏”，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他对这中国文化中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受。我父亲一开始就是martyr（烈士）的典型，这就是他的Karma（命运）。 
　　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这传统有种特殊的感情。我父亲认为人有自己的选择，有最终的自由去选择死亡，这跟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的传统正好相反。基督教认为人没有权力去自选死亡之途，但对我父亲来说，“死谏”正是所谓不妥协精神最极限的、最积极的表现。 
　　他说过人必死亡，而在死亡之前，人人平等。

　　金圣华：因此，他可以凛然踏上死亡之途。其实，他最后选择的不归路，是他老早就已经决定的。

　　傅聪：就是这样。

　　金圣华：我觉得他的做法，已经超越了“士可杀、不可辱”的层次。不是因为受了辱才去自杀，而是带着一种庄严肃穆的心，自己选择这条路的。

　　傅聪：我1979年第一次回去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他的老朋友告诉我说，1966年“文革”才开始一个月的时候，他已经在说：“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朋友们都觉得提心吊胆。 
　　他对这世界已经无所留恋。从我有记忆开始，就知道他基本上是个极端愤世嫉俗的人，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所说的一样。但他同时爱艺术爱美丽的东西、爱可爱的人和自然界。他的爱与他的恨一般强烈。 
　　我的父亲是“孤独的狮子”，他是Cassandra（卡珊德拉）一类的人物。

　　本文选自《傅雷与他的世界》，金圣华／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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