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混在北京

┃Personal History

混在北京

© 丁东／文

丁东

　　1993年初，山西社会科学院人事处突然通知我调离《晋阳学刊》，去政法研究所，理由是工作需要。我问处长，是工作需要我调出，还是工作需要我调入？其实，我也知道他答不上来。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有真实的原因。院里的某些人早就看我不顺眼，说要让刊物掌握在“自己人”手里，于是像我这号人就得离开编辑部。我对编辑工作倒不留恋。没有发稿任务，就更自由了。当时，经商热的台风已经把社科院刮得人心浮动。哲学所一位朋友下海到海南办公司，邀我也去看看，于是我去海南住了三个月。名义上是给他的公司帮忙，实际上他那个公司也没什么日常工作。三个月的海南之行，倒让我大开了眼界，亲身体会了泡沫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这个朋友，玩的是“空手道”，也就是无本生意。主要是参与股票发行的中介活动，房地产中介也参与一点。1993年上半年，正是中国泡沫经济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海南的商品房几乎一天一个价，黄金地段的地皮从开发初期的几千元一亩涨到了几百万元一亩。有钱的只要参与进去，差不多都发了。那有一句话，海南到处是钱，就看你有没有捞钱的勺子。什么是捞钱的勺子呢？一是钱，二是权。你有权弄来贷款，钱就可以很快生钱。在这种氛围里，整个社会变得浮躁而疯狂。官员出卖权力，小姐出卖姿色，谁也没有心思靠诚实劳动谋生。 
　　到了下半年，开始治理整顿，原先热得烫手的海南岛一下子冷清下来，朋友的空手道玩不成了，我也回了太原。1993年秋天开始，我的生活重心又从太原转移到了北京。 
　　起因是妻子邢小群的工作变动。90年代初，太原的文化空气格外沉闷。邢小群在山西大学教书，她所在的中文系领导居然用抽查学生笔记的方式，寻找教师的自由化倾向，邢小群被抓了把柄。其实这把柄也算不上什么问题。她由柳青的《创业史》联系现实，谈到农业合作化的失败。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当年的农业合作化，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但领导硬要说这种观点有自由化倾向。她心里当然不痛快，于是要求外出学习，1992年找了一个机会，投师到北京大学谢冕教授门下，做访问学者。谢冕先生思想很开放，他不论指导博士生、硕士生还是访问学者，主要采取讨论的方式。每周搞一次讨论会，由一位学生就一个专题，报告研究心得，然后大家自由发表见解，根本不搞什么定于一尊的结论。邢小群在北大待了一年，在谢冕先生那里呼吸了自由的空气，回到山西大学就更加感到憋闷了。此时在北京的中华文学基金会正在创办一个名叫《环球企业家》的杂志，经过唐达成等人的推荐，借调邢小群去当编辑。于是，邢小群到北京上了班。她这一调动，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儿子早在两年前按知青子女政策把户口迁回北京，并在北京上了，中学这样太原就剩下我一个人，好在山西社科院不坐班，平素对研究人员的行踪也不多管。于是，我就随着妻子，回到母亲家中。1990年，母亲的腿瘸了。家里连煤气罐也换不了，所以很希望我能回北京，对她有个照应。我能回来住，她当然高兴。 
　　少小离家老大回。回来住下之后，发觉北京对我来说，已经是一座需要重新打量、重新理解的城市。主要倒不是这二三十年间新修了什么建筑和道路，而是我离京时还是少年，对这座城市的历史积淀和政治特色缺少理解。到外省转了一圈再回来就有了比较和鉴别。北京是一座高度政治化的城市，许多街道、胡同都留下了皇家、官宦的遗迹。我家住的这条胡同，名三不老，为什么叫这么个名？源于大航海家郑和。我家住的全国政协宿舍院，在明朝曾是郑和的宅邸。郑和又称三宝太监，尊称三宝老爹。三宝老爹叫俗了，就变成了三不老。1958年我家刚搬进这片宿舍楼的时候，中间还有假山，也许，那就是郑和故居最后的余韵吧。 
　　50年代给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盖的这片宿舍，楼高四层，共八个党派，宿舍也是八个门。现在看起来档次不高，只有两居室、三居室两种格局。当年这里云集过几十位全国政协委员。想来他们的生活待遇与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无法相比。直到最近十来年，大部分委员才陆续乔迁出去，搬进档次较高的新居。院里停放的汽车倒是日渐其多，那是因为搬进来不少机关司机。 
　　我家住的是六门，门里住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人。小时候，二楼上住着一位周士老（周士观），一位李文老（李文杰）。我和他们没有多少接触，只是听大人说，周士老的书法好、国画好。我姥姥过80岁生日时，周士老还送来过一幅水墨画。直到近几年，读了文史资料，才知道他早年留学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是一位化工专家，早年曾致力实业报国。抗战时期是无党派参政员，在皖南事变后曾为维持国共合作奔走，抗战胜利后又为和平民主奔走。李文老则是会计界的权威。我是因为研究顾准，追溯起潘序伦和立信会计事务所，才知道李文老是立信会计事务所的老人，顾准和汪璧的证婚人。而立信会计事务所对于中国现代会计事业来说，已经是一座里程碑。立信的另一位老人王纪华则在三层楼上住过，时间很短，我印象已十分模糊。民建会里，民族工商业者比较多。什么是民族工商业者？在我所受的教育里，他们的形象是很糟糕的，就是《子夜》、《上海的早晨》里的那些负面形象。而正面的形象，只是在《红旗飘飘》、《星火燎原》里，跟他们完全不沾边儿。这些年，中国回到市场经济，民营企业家重新崛起。其实算起来，他们不过是“民族工商者”的学生辈。而那些顶着剥削帽子的民族工商业者，却是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先驱！在五六十年代，这些民族工商业者整天就是开会、学习、改造思想，直到改革开放，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才意识到他们的知识和经验的宝贵，请他们重新出山，献计献策，甚至重新开办公司，执掌帅印，如荣毅仁、王光英。他们已经青春不再，垂垂老矣！ 
　　楼里住过的另一些老先生，反右以后已是获罪之人，处境更为凄凉。比如四层楼上住过的许汉三先生，当过章乃器的秘书，我一直与他素无交往。直到最近一两年，妻子为一项写作计划采访了他，才发现这位90高龄的老人真是不简单。他30年代就是北大研究生。虽然戴着1000多度的眼镜，但一直保持着勤奋的阅读习惯。对于当今思想文化界的动向，居然了如指掌。评说历史，如数家珍；剖析时弊，一针见血。与我们这一代没有任何思想隔膜。还有隔壁已故的谭志清先生，我只留下依稀印象。读了湖南学者朱正先生的力作《1957年的夏季》，才知道他是民主人士里被错划的著名右派之一。后来许汉三先生告诉我，谭先生生性耿介，原先在天津是大学教授，在工商界的影响很大。1957年和李文杰一起先被民建划成内部右派，说好批一批就算了。谭先生在批判会上一听那些不实之词，不堪忍受，马上拂袖而去，回了天津。这下子内部右派马上升级为公开右派，此后20年受的磨难就一言难尽了。而李文杰当时挨批没顶牛，后来生活待遇确实没受任何影响。 
　　我家另一位邻居，是个老太太，名叫杨美真。1977年，我和新婚的妻子回来看母亲，送她一袋喜糖，她送我们一对玻璃杯，张口竟是：“祝你们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在华主席领导下奋勇前进！”我和妻子当时都暗暗好笑：她老人家难道只会打官腔么？但后来我才知道，她的丈夫就是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他们在中国政坛上曾是何等风云一时，连老蒋拿他们也无可奈何。1957年，章先生被打成右派之后，组织动员她离婚，她离了，仍然被打成右派。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杨女士，从此贬为机关图书管理员。不断地检查，不断地交待，不断地表态，使得她的语言习惯完全社论化，面具化，连家常话也不会说了。想到这里，我还笑得起来吗？ 
　　60年代，有人提出要把三不老一号命名为“民主大楼”。然而在当时的舆论里，民主也不是什么荣耀。在讲出身，划成份的年代，这座楼和那些军队大院相比，大人们多是灰溜溜地，孩子们也因没几个红五类，狂不起来，即使有几家实际上是共产党，遭遇也很不幸。四门住过一位华锦女士，曾任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文革头一个月，就被整死了。至于那些非共产党，文革中受到各种冲击就更不奇怪了。后来，我插队离开了北京。院里不少人家也举家迁进了湖北沙洋五七干校，院子便渐渐冷落了。直到文革结束，才又活了过来。 
　　这个院子里，除了政治名人，还住过一些文化名人。 
　　比如民盟的冯亦代先生，他的“听风楼”，就是1门的121室。我认识冯老很迟。我妹妹认识冯老很早。她初中毕业后，到东风市场鞋帽部当了售货员。1978年考上大学读中文，毕业时不愿意回去，只想找个专业对口的工作，可文化界又没有熟人。正在发愁，在院里碰见散步的冯老。冯老便介绍她到北京出版社，经过考试，如愿以偿当了文学编辑。冯老在三不老住的时候精力真好，几乎每天都有文章出手。上午是他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他自己叫“晨课”，所以要找他，一般都是下午。后来，他和黄宗英结婚，搬到小西天去了。小西天其实也不远，但毕竟超出了适宜步行的距离，所以见面就少了，一年也难得见几面。1998年春天我又去看冯老。这次却大不一样了。说话很吃力，写字也很吃力。黄宗英说，他是今年元旦得的病，幸亏抢救及时没出危险，目前正在努力恢复。每天坚持锻炼，与体能衰退抗争，练得很苦。她还把冯老练字的本子拿给我看，这是小学生练毛笔字的红模子本，封面写着“一年级小学生冯亦代” 
　　1996年，我妻子邢小群采访他，请他对生平经历作一次回顾。别的事他都愿意说，唯独不愿意说反右那一段。他当时的托辞是再说那些事没什么意思。我心清楚，人活一辈，能有几个20年？那种遭遇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冯老不愿意说，无非是几种可能：第一个可能是不愿意再触痛那块伤痕；第二个可能是不想涉及当事人；第三个可能是上面对这一段的说法还留着尾巴，心理上还有顾虑，后来，邢小群的文章只好对他当右派的经历一带而过。 
　　这一次，冯老却吃力地告诉我，最大的心事，就是还有一篇文章没写出来，题目就是《从反右到文革》。他说，我要写，就如实地写，不带火气，也不考虑能不能发表。李辉要我写一本书，我恐怕写不出来了。话虽说得断断续续，但意思是很明白的。说话时的表情看似平静，却让我感到内含着深深的遗憾。我说您还能恢复。恢复了一定能写出来。我还说到韦君宜在病床上写成了《思痛录》。他说，郑海天把《百年潮》送我了，韦君宜回忆反右那一段我看了，我也要写。我觉得，他心里早就想好了，文章的腹稿早就打好了，甚至可以说，打了几十年的腹稿。可惜动笔太迟了。现在，一同遭殃的人里已经出了总理，重新说说这一段该没有什么顾虑。可是，要握笔，手却不听使唤了；录音吧舌头又不听使唤了。 
　　冯老这一辈子，堪称勤奋，读得勤，写得也勤。虽然是退休以后才有机会专心写作但他笔下的产量，我们晚生后辈也赶不上，最近朋友帮他编了五卷本的文集。他写了这么多，偏偏这一篇最重要的文章，没有早点儿写出来。 
　　冯老帮助过的青年不止我妹妹一个。据我所知，还有王焱、赵振开、叶稚珊等。 
　　王焱的父亲叫王奇，住七号楼。文革前，我在《少年文艺》上就读过他描写新疆革命活动的小说。文革后，曾任《团结报》总编辑。他退了以后，那张报纸的辉煌也就一起退去了。文革中，王奇被打成叛徒整得很惨。王焱77年参加高考，分数过线，仍受父亲株连，未能录取。于是就写文章，随后，经冯老介绍，到《读书》杂志当了编辑。现在是政治学界的活跃人士。前些天，外地有一家文史类杂志，请他主持编务，他想搞一点口述史，还和我说，想做一点三不老胡同这个民主党派大院的文章，这个大院比王朔小说里的军队大院，深多了。 
　　赵振开也没有读大学。他的选择是自由创作，自办杂志。记得十几年前，我看他把自家厨房布置成编辑部，一个给予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以深刻影响的刊物就是这么诞生的。当时冯老就很支持，甚至连杂志的英文译名，冯老都出过主意，并把其中一些篇什拿到《读书》上披载。如今，赵振开的文名已漂洋过海。 
　　徐城北、叶稚珊夫妇这些年也很有影响。我和他们的交往始于1993年，先是我的一些当编辑的朋友托我找徐先生约稿，后来，是叶稚珊向我和妻子约稿。大家陆续换笔，开始时对电脑的功能不熟悉，也曾互相咨询一些电脑方面的知识。叶稚珊知道我曾想调动工作，便主动向她供职的地方推荐。虽然因为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未能如愿，但我从内心还是感谢她的美意。因为彼此都忙，这些交往都是短促的，多是在院里互相点点头，寒暄上几句，从来没有深谈过。精神世界的了解，还是通过文字。徐先生原先供职于中国京剧院，后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近几年出版了三十几本书，数量之多，令人刮目相看。我最先读的是他送我的《梅兰芳百年祭》。对古老的京剧文化能作这样现代的阐释，令人眼界大开。叶女土是《群言》的编辑，天天坐班，文章不如先生产量多，但她的散文集《沉默的金婚》，篇篇几乎都是精品。后来他们夫妇喜迁新居，搬到北京城的东南角去了，见面的机会少多了。但有一次徐城北回这边办事，送了我一套他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出的四卷本的《城北主题散文》，我读了以后，却感到离他的内心世界更近了。 
　　徐城北的父母徐盈、彭子冈都是当年《大公报》的记者，40年代就非常出名。他们都是老共产党员，但1957年双双打成右派，使得徐城北从中学时代起就走了背运。考大学受歧视，找工作又受歧视。无奈中只好找王震介绍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革期间，新疆武斗升级，又把王震说成是“516”的黑后台，徐城北只好躲在北京家里避难。快过年了，街道上要动员他回新疆“抓革命，促生产”。他说新疆有危险。街道干部说，不要听信谣言，并指着报纸说“形势大好”。父母的机关说，街道同志的头脑虽然简单，但同样是一级革命组织，我们如果不配合他们动员你回新疆，他们较起真来，首先被动的还不是我们，而是你的父母。无奈之中，他只好按规定期限离开家，母亲也向街道声明：“城北走了”。其实，母亲无论如何也不让他节前离开北京。他有家不能回，只好躲到火车站的角落里一蹲，屁股下垫本破杂志过夜。和母亲见面，也只能在地坛公园的椅子上悄悄地进行。她母亲说：“自古以来，就没有把亲人在春节前逼得分散的道理。尽管到除夕那一晚，城北也不可能回到我们的小院，但我能知道他还在北京，我总能遥感到他的存在。要是一旦他在节前离开北京，到了除夕那一晚，我也不知道他此刻在哪里了，我就没法活了。” 
　　我读了这段，不禁一阵心酸。当年我也是下乡知青，回家探亲也遭遇过街道干部轰人。所以对徐先生的遭遇深有同感。作为摘帽右派的彭子冈，能够断然决定让儿子留在北京过年，不也是一种大智大勇么？ 
　　我没有见过他的母亲，但读了他的书，彭子冈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晃动。我和郭汾阳一起写《报馆旧踪》，知道彭子冈作为报界女杰的独特分量。但读了这本后，更感受到彭子冈作为一个母亲的独特分量。我问徐先生，你为什么不写一本你母亲的传记？他说，我原来准备慢慢写。当时思想放不开，现在可以放开了，可以完成这个心愿了。我父母的一生，党性和人性都在打架。父亲身上是党性占上风；在母亲身上，最后是人性占了上风。 
　　徐先生如果写成他母亲的传记，一定是一本沉甸甸的大书。 
　　我经常走动的是郑海天先生。海天先生不如他的弟弟郑洞天名气大，但却是一个既有学问，为人也正直厚道的好人。他当年也被打成右派，发配山西。夫人程乃欣早年毕业于金陵女大，当时在北京当中学外语教师，带着四个女儿生活，很不容易。他们住在这里，是因为程老师的父亲在九三学社任职，而程老先生40年代末曾任中国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有过一代外交家的辉煌。郑先生平反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学术期刊。编辑工作为人作嫁，一般不为社会所注意，其实，一个好编辑的修养，岂是一日之功？我看过郑先生编的稿子，其工整，其规范，今日青年编辑恐难望其项背。尤其是他校过的稿子，你很难挑出错误。前两年，有一证券周刊，技术错误百出，闹了不少笑话，后请郑先生把关，刊物马上面貌一新。他又应邀担任《百年潮》杂志副主编。这本杂志不但以独家披露历史内幕引人注目，而且校对质量之高，错别字之少，也让人刮目相看。后者自然又是郑先生的功劳。这几年，郑先生夫妇购置了两台电脑每日笔耕不辍，收获甚丰，著作、译作，接连杀青。院里还有一些文化人，骆介子先生已经90多岁，他是中国第一本澳洲史的作者。方健明女士也有80多岁，40年代写过一本自传体小说《生死恋》，风靡一时。可惜我至今还没跟他们打过交道。 
　　从太原到北京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在无形之中放大了自己的心理空间。回想在山西大学念书的时候，江地教授曾向我们介绍他治学的经验有如黄花鱼溜边，找到一个别人不关注的空白领域——捻军研究，而有所成。他在我们系的教师里就算最有成就的了，但远离学术主流的前沿；别的专治地方课题者，就更属等而下之了。我们系还有一位30年代留学欧洲的老教授阎宗临先生，我入学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儿子阎守诚曾经和我同事。最近，阎守诚将他父亲的史学文集整理出版，我才知道阎教授三四十年代处于学术前沿。因为热爱家乡，谢绝北京、广州一些名牌大学的邀请，回到山西大学任教。他的老友饶宗颐教授在序言中说他“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论者深惜之。”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外语系教授常风先生，四十年代就是全国著名的评论家，五十年代被动员回到山西，也是“终未一展所学”。桔子移植到这里，也要变成枳。山西社会科学院更是强调，挣山西的钱，就要为地方服务。在这种导向支配下，周围经常听到的议论就是山西如何，单位里人们研究的问题也总是与本省有关的事。到了北京，周围知识界人士想问题就是中国如何，世界如何。周围想大事，干大事的人一多，环境在无形中就起到一种拓展思维的鞭策作用。记得有一次唐达成先生看了我的一篇文章，很感兴趣说，可惜发在地方刊物上，没有影响。邵燕祥先生从吴家瑾手里看了我另几篇文章，也说过类似的意思。我原先也没怎么在意。在太原，写东西当然以面向当地的报刊为主。文章发出来，周围的朋友有些共鸣，自已也就满足了。我也知道文章发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影响大一些，但因为性格的惰性，没有在这方面特别用心。一来二去就成了满足于现状的桃花源中人。妻子的调动，无意中把我带进了一个更大的天地。90年代初，我读过钱理群的《周作人传》，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耐寻味。钱理群说：“历史低潮时期，远离政治中心，可以利用那里相对薄弱的政治条件，进行历史的深思，积累力量；而到了历史高潮时期，则必须置身于政治文化的中心，投身于时代潮流的旋涡中。惟有在那里，在各种思潮、力量的巨大撞击中，个人的才华、智慧才能得到全面的展开，尽性的发挥，人的生命也就获得了光辉灿烂的闪现。”的确，周氏兄弟如果不是在五四时代来到北京，而是留在绍兴，他们个人的才能再高，也不可能为新文化运动写下灿烂的一页。我辈的学养和智力，都无法与那一代大师相比。如果再远离政治文化中心，那就既谈不上积蓄力量，更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但我的单位毕竟是太原，在北京住着总得有个理由。最先是我妹妹的同事隋丽君托她的丈夫陈建功，介绍我认识了北京文联的陈世崇先生，出了一份邀请我参加北京城市文化研究的公函，实际上是让我帮他们办的《北京纪事》杂志做一点组稿工作。我试着组了几篇，比如有一篇回忆《今天》的，有一篇谈《废都》始末的，有一篇讲圆明园画家村的，总是撞到枪口上，往往刚发稿，就遇到有关部门打招呼，不准谈这些事。而我的兴趣，往往正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也不好意思白拿人家的编辑费，只好主动辞去。 
　　接着，在山西认识的吴家瑾老师又让我给《中国摄影报》帮忙。报社以中国摄影家协会邀请我参加筹办全国摄影展览的名义开出公函。但山西社科院领导认为摄影的事情与本单位业务关系不大，这个公函不能接受。当时，扶贫的事情叫得很响。山西社科院领导也提出可以面向扶贫，设计课题。我有一个朋友办了一份《中国贫困地区》杂志，于是我请他出了一份公函邀请我参加北方贫困地区的调查，这样就暂时交代了社科院。 
　　但我在《中国摄影报》还是客串了三年。中国摄影界有两家发行量比较大的报纸，一张就是《中国摄影报》，一张是《人民摄影报》。前者官气重一些，后者较有民间色彩。就我的价值取向言，自然喜欢后者。但前者每月给我发车马费，受人之托，就得忠人之事，所以我始终没有和他们的竞争对手发生联系。 
　　摄影界的特点是思想稀薄，风光浓郁。摄影家大多是唯美主义者，具有社会人文关怀的不太多。我在摄影圈里混了几年，认识了不少摄影家，好山好水也着实看了几处。并且，在1997年还真参加 
　　了一次贫困地区的调查。那是中国文联组织文化下乡活动。中国摄影报社派我和摄影记者李建惠一起到甘肃定西，了解温饱线以下的农民生活。但接待我们的当地干部并不想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穷人。他们引我们转了三天，看的都是脱贫的先进典型。按照他们的安排，真正的穷人根本见不到。于是，我们自己租了一辆车子，甩开陪同干部，才和真正穷困的农民见面。那次调查的感受是难忘的。当时为《中国摄影报》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在贫困村里经历的辛酸的一幕：

　　大山里的编外师生 
　　——金钟乡纪实 

　　照片里的教师不是在册的教师，甚至连民办教师也不是；照片里的学生也不是在册的学生，她们只是居住在贫困山村的一群失学儿童。我们听说过许多有关希望工程的动人故事，但这些不在册的老师和学生的命运还是引起了我们极大的震惊。 
　　8月22日，我们几个人慕文学社之名去了金钟乡。但到了那里一看，人们的命运却很难与文学的浪漫相联系。金钟乡地处甘肃漳县，距县城42公里。是苦甲天下的定西地区的贫困乡之一。这里被大山包围着，只有一条小河从山中流出。海拔高，气候冷，人口多，耕地少。原先山上有森林，如今已经快砍光了。今年春夏天旱，小麦严重减产。夏天一场洪水，又冲毁了许多耕地。绝大多数农民打的粮食不够吃。不少人都准备明年春天出去逃荒，要饭的要饭，打工的打工。这里的农民特别老实，又没有什么特殊技能，一般都是到兰州找建筑队当小工，一天挣8块钱。就这么点钱，还往往被包工头扣住不给。我们在村里，不止一个农民与我们说起外出打工挣不上钱的遭遇。 
　　就在这么穷困的大山里，却有一个文学社名传遐迩。社长杨引丛是个残疾人，从小腿不好，初中毕业后，无力升学，但又不肯放弃文学梦。写了文章投稿总是不中，于是和本乡的几个中学同学发起了文学社，已经坚持了8年。他们读书、写作、办油印刊物、办义诊。他们的故事在《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披露后，在全国有了反响。 
　　这幅照片，就是金钟文学社在酥油沟村办的夜校。原先，他们在全乡同时办着好几所，现在只剩下酥油沟这一所。杨引丛说，这所坚持下去也很困难。当地女孩子大部分失学。之所以如此，不是她们不愿意学，而是一年100多元学费，在这里实在不是小数字。当父母的觉得，女孩子早晚要嫁人，不愿意花这个钱。希望工程的资助，虽然也有，但很难轮到普通农民子女头上。能享受到的，多是乡村干部子女。所以，我们问起希望工程，孩子们绝大多数都没听说过。只有一个学习成绩很拔尖的贫困户女孩子得到了这项资助。 
　　现在，大部分村里的五年制小学，已经退到三年制。全乡只有一个孩子上高中，三个孩子上初中。杨引丛他们这批文学社员还是十几年前上的中学，几乎成了这里最后一代中学生。 
　　照片里点着煤油灯上课，并不是因为这里不通电，而是因为文学社办的义学没有经费，自然也交不起电费，所以才让我们看到了这番油灯苦读的景象。 
　　文学社办夜校，免费教孩子们学文化。虽是一件好事，也不顺利。前不久，有两个女孩子晚上放学回家，被村里几个痞子拦住，想要占她们的便宜。女孩子反抗，就被打伤，医药费花了700多元。文学社只好出面找乡里派出所，请他们找肇事者讨个说法。派出所虽然出了面，但至今医药费只追回一半，另一半还欠着乡卫生院。女孩的父亲在外打工，来信叫女儿不要再上夜校。因为这次风波的影响，30多个学生已经流失了近一半。我们听说这件事后，忙请老师带着去看望女孩子。女孩伤虽然基本好了，但对继续念夜校还是有顾虑。我们劝了一番，她母亲表示，等父亲回来再去上学。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位名叫陈旺春的“编外教师”正病着，我们找他时，他还躺在床上。据他讲是肠胃病，时间不短了，没钱上医院，买了点药吃也不顶事。他硬撑着上课，主要是靠一种精神力量支持。他说，我知道办夜校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让孩子们识几个字总有好处，退一万步说，她们将来出门，起码总能认识男厕所女厕所吧。陈家只种着几亩旱地，收的那点粮食只怕是冬天也过不去。交承包费的款子更是没着落。据他讲，去年土地承包费100多元，今年还要增加。现在他正考虑，开春后，将不得不拖着带病的身体，为一家人糊口出门打工，甚至出门讨饭。到那时，即使学校不垮，谁来教这些女孩子识字呢？

　　这篇文章写完了，我在该报的客串也划上了句号。我的报道虽然反映了贫困地区师生的真实处境，在当地引起了共鸣。但派我们去的人并不看重这些。人家要的是另一种让上级喜欢的汇报，而我又写不来那一套。好在本来关系就松散，于是就客客气气地脱钩了。

　　本文选自《精神的流浪》，丁东／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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