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贻弓：中学时代

┃Personal History

中学时代

© 吴贻弓／文

吴贻弓（1938.12.1～2019.9.14）

　　2004年5月6日，我应上海市时代中学现任校长李允仁先生的邀请，前去参加了母校130周年校庆活动。 
　　时代中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874年的教会圣芳济学院。20世纪20年代。改为圣芳济中学，仍由教会主办。1952年3月21日改制公立，遂更名为时代中学。前前后后，迄今130年，跨越三个世纪，经历了从前清一直到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沧桑巨变。我是1951年进入圣芳济初中二年级的插班生。转年，学校就改名为“时代中学”了。所以，实际上，我在圣芳济中学的经历仅只一个学期，也就是从1951年9月到1952年3月短短的半年时间。但不知为何，我从感情上总把自己算成是圣芳济的学生，而对时代中学倒是有点隔膜的。 
　　圣芳济学院成立的初衷，是因为上海开埠以后外国人来得渐多，上海的教会为了解决外国人子女就学的问题，于是在当时的虹口地方创办了这所学校。时为1874年12月3日。有趣的是，1952年改制更名为“时代”的日子是3月21日；一个12.3，一个3.21，如此奇巧，倒也难得。 
　　圣芳济学院第一期学生仅六名，全是外籍男孩，且不分年级，由当时的教士，教会称为“相公”的担任执教。渐渐地，学生多了起来，于是，把小学部分分了出去，并开始招收中国籍教徒的男孩子入学，建成了全日制完全中学。只收男生，不招女生。初时生源较少，全校只有六个班，也就是每个年级一个班：第一班相当于现在的高中三年级，依次二班、三班……到第六班就是现在的初一了。后来生源渐多，每个年级又分了好几个班，于是就再加上A、B、C、D以示区别。比如现在习惯被叫做“初二（4）班”的班级，在圣芳济中学里就被称作为“五班D”，等等。这个叫法一直沿用到1952年更名“时代”之前。所以，1951年我插班进去的班级当时还叫做“五班D”。据说A、B、C、D分班的标准还在于入学时的成绩，成绩最好的分在A班，依次较差，最差的就只能分在D班了。我是中途插班的学生，所以分在D班。但是后来情况有了变化，D班的平均成绩蒸蒸日上，到我高中毕业那年己上升到名列四个班级的第一位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圣芳济中学在上海己经是一所赫赫有名的男子中学了。那时候学校除了学风和教学质量优异以外，最著名的是由学生组成的一支管、鼓仪仗乐队。每当校庆或是全校运动会、全市中学生运动会等等重大节庆活动之际，就是这支由铜、木管乐器和大中小洋鼓组成的乐队展露风采的时刻。一时间，乐队在分列式行进中变换着各种队形，演奏着属于圣芳济自己的乐曲，抑扬顿挫，清澈高亢，再加上鼓手们花哨的挥舞鼓锤的动作，引来观者阵阵喝彩，真是出尽风头。这支乐队一直延续到1952年，可惜改成“时代”以后就不知不觉地销声匿迹，偃旗息鼓了。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圣芳济中为避战乱，举校从虹口迁入租界。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校址，学校被迫暂分在两处上课，一处在南京路红庙间壁的女子银行楼上，另一处在延安路的明德里。后来经圣芳济校友、一位姓程的地产大王慷慨捐助，圈定当时法租界福煦路、卡德路口，紧靠着周家花园西边的一块土地，准备建造圣芳济的新校舍，这就是现在延安中路紧靠着延安饭店西边的那个地方。起初有人觉得新校址选在那里甚不吉利，因为现今静安公园的所在当年是一座外国人的公墓，人称“外国坟山”，就在新校址的对面。然而因为那是校友捐赠的土地，教会不耗分文，况且那时要在租界里再找一块相当的地皮又谈何容易？于是就拍板下来了。原先的计划是在福煦坊弄口的位置上建造一座大楼，学校大门开在福煦路上的，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只在原先计划的操场南面建起了一座红砖砌成的两层凹字形临时建筑，学校就匆匆地迁了进去。我猜想大约还是因为战乱逼得太紧的缘故吧。 
　　从1951年到1956年我就学于圣芳济——代中学的五年光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1951年，我进入圣芳济中学的时候，它还是一所属于教会的中学。我家虽不是教徒家庭，但由于父亲早先就读的大学——沪江大学也是教会办的，所以对教会学校有着一种自然的亲和感和信任感，因此父亲为我选择的中学是圣芳济也就不奇怪了。 
　　那时候教会学校的学费是很贵的，比起一般公立学校要高出五倍以上。我记得解放初期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实行的是“折实单位”制，人民银行每天在报上公布当天的单位行情，就像现在每天公布外汇比价行情那样。圣芳济每一学期的学费是120个折实单位，按当时人民币的币制是60万元上下，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60元左右。那时候买一付大饼油条只需要700元，也就是现在的7分钱。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大约也只在50到60个折实单位光景。照此推算，可见圣芳济中学一学期的学费在当时是一个相当不菲的数字。 
　　圣芳济中学在那时的名声自然并不在于它收费昂贵，最主要的还在于它有雄厚的师资力量。教师除了由教会的神职人员担任以外，大多聘请有相当经验和学识的贤达担任。而且，由于我们是男中，所以教职员工清一色也都是先生，没有一位女士。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一个好先生——那时我们习惯称老师为“先生”，不像现在都叫“老师”——上的课，有时会令学生终生难忘。比如教物理的陆培炎先生，上海本地人，40多岁，个子不高，深度近视，在讲台上一站，自有他的魅力。有一次讲“压强”，即单位面积所受的力。那时候有一种流行的皮鞋底叫做CC底，鞋底上有许多凹槽，那凹槽是不接触地面的。那天陆先生讲课时穿的皮鞋就是CC底。只见他把脚翘到讲台的桌子上，鞋底冲着大家，指着他的皮鞋底对我们说：喏，看见伐？计算CC底压强的面积要扣掉这些不着地的凹槽的面积，所以，这里压强等于……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一堂课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再比如徐相公，我都忘了他的名字，瘦小的身材，一口山东国语，长相要多土有多土，却是一位老资格神职人员，还吹得一手漂亮的小号，圣芳济那个出名的铜管鼓乐乐队最后一任指导就是由他一手担任的。他除了教我们地理以外，还教我们英文，讲起英文来却丝亳不带山东口音，是一口极流利的标准英国英语。他不像别的相公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一身黑色的道袍，徐相公上课时从来不穿道袍，倒是普通装束打扮。上地理课，一上来在黑板上随手一笔画出某个省或是某个国家的图形，几乎可以分毫不差，所以上他的课印象也是特别深刻的。不过，由于他为人和善，我们班级里的同学大多都不怕他，上课时难免小动作不断，他也不生气，只是嘴里不断“嘘！嘘！哎，同学……”地提醒，提醒过后，也不管有效没效，只管讲他的课了。 
　　有一点说出来也许现在的中学教师会不相信，那时候，圣芳济的教员，无论他是主教哪一门功课的，有一门课却是任何一位教师都有能力给学生上的，那就是英文课。也就是说，圣芳济的先生，无论哪一位，英文都是一流。其实，除了国文课和历史课以外，其他课在圣芳济一直都是用英语来教学的，只是解放以后改了这个规矩，我们那一届是最后的受惠者，到了时代中学时期，就一切都变革了。因此，改制之前，历来圣芳济的学生，英文也大都是学得很出色的，只可惜我那时太顽皮，太不用功，英文程度是属于马马虎虎的那一类。尤其进入大学又改学了俄语，所以到现在英语也只能是马马虎虎应付的水平，但就这样，也还是得益于圣芳济那个时代打下的基础。 
　　真是，现在回忆起来，似乎那时无论哪门课的先生都有独特的一手，能让学生把每门课都当成兴趣课来上。苏相公的几何，周相公的代数，徐相公的英文和地理，陆培炎先生的物理，章奇雄先生、景克宁先生、徐之海先生的国文，沈公健先生的历史，陆馥初先生的生物，沈浩明先生的机械图，丁得胜先生的化学，张觉非先生、吴厚成先生的体育等等，等等。几十年过去，许多事仍记忆犹新。 
　　比如有一次是徐之海先生上国文课，徐先生五大三粗，40多岁，常熟人，口音很重，还偏要讲国语，发音当然怪怪的，于是每每引得学生忍俊不禁。那天开讲鲁迅的《藤野先生》，一上来就在黑板中央直行写下“藤野先生”四个硕大板书。字体飘逸，笔力苍劲，全班同学不禁失声叫好，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学生居然给先生的板书鼓掌叫好，这在一般学校里恐怕是不多见的吧？徐先生大约自己也觉得这几个字写得不错，很是得意，也频频回头朝那黑板上看个不停。那天适逢我做值日，下课以后照例要檫净黑板，我却舍不得将那四个字擦去，一直留到下一节课。当然，少不得被下一节课的先生训斥了一顿。 
　　再比如张觉非先生上体育课也是另有一功。那时他己年近五旬，据说年轻时生过肺病，后来却是体育教员，倒也不无讽刺意味。他上课时的扮相很别致，上身一件长袖sweet，下着花呢灯笼西裤，斜方格长统线袜，西裤裤脚束在长筒袜内，脚蹬力士网球鞋。不用说，这样一身打扮，是十足的英国绅士派头。张先生有一个绝活儿，就是能把一支叫子吹得花里胡哨，听起来十分悦耳。他还有一个绝招，就是经他编排导演的大会操，也就是现今叫做团体操的那种，一定精彩不俗，而且花样繁多，既好看又有气派，在全市中学大会操比赛中屡屡获奖。 
　　圣芳济的教学质量不仅体现在数理化文史地这类基础功课上，比如出了全世界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大生物学家、科学院院士洪国藩教授等，就是在音乐、体育方面也很出类拔萃。音乐方面出了像李明强、陆在易那样的大音乐家，体育方面最强的是排球，连年总是中学联赛的冠军，而且一个时期国家排球队的主力，像张祖恩、李宗镛、祝嘉铭等等都是圣芳济的学子。我们的音乐先生桂春和体育先生吴厚成对于自己有这样的学生都骄傲不己。“文革”以后，吴厚成先生好像还担任过一阵校长呢。有一个时期，上海高教局和教育局的局长都是时代毕业的校友，就连上海大剧院和北京国家大剧院一南一北这两座全中国最显赫的文化殿堂的经理居然也都是时代毕业的校友！圣芳济——时代中学人才辈出，我想，这大约还是要归功于传统教会学校教育理念的传承和雄厚的师资力量的长期积累吧。 
　　关于圣芳济中学先生的故事还可以讲出许多，其实，只要举出一件事，就足以看出当时圣芳济帅资力量的一斑。1954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较大规模院系调整的时候，圣芳济中学有六位曾经直接教过我的先生被调入复旦、同济、交大、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科研单位担任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员职务，比如上面提到的那位陆培炎先生就是调到复旦大学去当教授、丁得胜先生就是调到上海香料研究所当研究员的。一所中学的教师，却具备大学教授或研究所研究员的资格，可想而知，当年圣芳济的教学质量有多牛！然而，也正是因为1954年那一次调动抽去了圣芳济一批最优秀的教师，伤了元气，就好比一个人大出血以后再难恢复，圣芳济——时代中学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从此就一蹶不振了。

　　圣芳济的学生，大多出身殷实人家，要不然也付不起昂贵的学费。纨绔子弟，一般来讲刻苦用功读书的少，不像穷人家的孩了，特别懂事，知道上进。我们那个时代，同学中间少爷多，小K多，又都是男生，所以特别顽皮。我插班进去的那个“五班D”似乎就是一个天生顽皮的集体。有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苏相公和周相公正好在“五班D”教室门外的走廊上谈话，他们穿的修士道袍有一根带穗儿的腰带，在腰间松松地挽一个结以后，长出的部分便自然地垂在袍子的下摆边。班里几个捣蛋鬼心有灵犀一般，暗暗约好了走出教室去，假装和两位相公打招呼，却乘他们不备，悄悄将他们二人的腰带缠在一起，还打上一个结，然后彬彬有礼地告退，回到教室里，躲在一边等着看笑话。两位相公浑然不觉，等说完话分头要走时，却被缠在一起的腰带拉住。周相公年纪大，被拉了个趔趄，差点跌倒，两个人都显得十分狼狈。这时我们不禁哈哈大笑，这一笑自然也把那恶作剧的阴谋暴露无遗了。一问哪个班级的？只得照实回答。 
　　呵呵，又是那个“五班D”！ 
　　不过两位相公对这件事只是一笑了之，倒也并不动气，事后也没有追究，看来还真是“上帝的使者”，讲究仁爱为怀的。这却令我们感动不己。我记得从此大家像是君子有约那样，对苏相公和周相公都特别地尊敬起来，再也不敢在他们面前贸然造次了。 
　　然而“五班D”的确顽皮得与众不同。徐相公就不止一次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说：“那个‘五班D’啊……啧啧啧。”言下之意，不可救药。1951年秋季，我们“五班D”在全校真的大大地出了一次名。 
　　记得那年开学，学校刚刚在假期里把全校教室统统粉刷一新，雪白的墻壁，窗明几亮，赏心悦目。那天不知是谁出的主意，也不知是谁起的头，午休期间，教室里居然聚起一帮同学兴高采烈地比试谁能把自己的脚印踩到雪白的粉墙上踩得最高！其实我还是个“新生”，是后来才加入的，按理说“罪魁祸首”不是我，可谁让我把脚印踩得最高，得了“第一”呢？也许这就叫做“后来居上”吧。接下来的情形当然可想血知，蹲校长室，教导主任训话，叫家长，写检查，上全校广播做“空中检讨”（圣芳济没有大礼堂，因此开大会都是用有线广播连到每个教室的），最后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了一回泥水匠——判罚将踩脏的墙壁重新白，等等。整个过程可谓“风头十足”。这样，不仅“五班D”全校出名，连“五班D”那个新来的叫做吴贻弓的插班生也一刹时“出人头地”了！真是，“好不惬意煞人也么哥”？ 
　　从此我得了一个雅号，叫“瞎起劲”。哈！ 
　　中学里时兴起绰号，天经地义。不仅同学都有，连先生也有。直到现在，相信所有中学里在这一点上大体还是保持了“优良传统”的，这大概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缘故。不同的是，同学间的绰号可以不客气地当面直呼，先生的绰号则只能背后暗叫了。不过每位先生大体也都知道学生给他起的绰号是什么，只是无需点破，心照不宣而己。同学之间，多年以后，一旦中断联系又偶然见面，名字可能己经忘记，一时叫不出来，但绰号往往是一定还记得的。1987年，我在北京亚运村碰到一位毕业30多年从未谋面的同学，一时间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他老兄的大号叫什么，脱口而出的竟然还是他的绰号“饭泡粥”，可见绰号印象之深。 
　　我那个绰号是哪位同学仁兄最先叫出来的，现在自然己无法考证，倒是这绰号起得很有点眼力，很符合我的性格。我这人就是喜欢瞎起劲，无论这事关乎于我还是毫不搭界，都是起劲非凡。倒也不一定是领头羊，反而常常是跟屁虫的角色，比那当事的还要起劲。天生就是这么个脾气。这脾气使我容易结交众多各式各样的朋友，当然，这脾气也给我带来过不少大大小小的麻烦，其中就包括1957年那次几乎毁火我一生的大坎坷。 
　　我生性好动，生性好喜，生性好奇，也因此生性好学。我出身大户人家，我的这种生性在家里并没有得到多少发挥，尽管父母对我恩宠有加，但因为我是长子，所以在家里也不无许多规矩的约束，还时时被提醒要做弟妹们的榜样，所以少不得矜持，是一个基本安分守己“乖小囡”形象；我的开朗、自在和不羁的性格，倒是在圣芳济这所看似严厉、实则非常宽松的学校里才得以充分展露和成长的。 
　　自从那次“脚印事件”以后，我和教导主任结下了沟豁。教导主任绰号“鹰勾”，自然是从鼻子的形状得名，恐怕也还有谐音“阴沟”的含义在内。他那一对小眼，外带鹰勾鼻子，长相就不讨人喜欢。尤其是从早到晚一副盛气凌人的腔调，和别的先生形成鲜明对照，更让我不服。不光我这样，别的同学大多也是对他很不“感冒”的。“脚印事件”中，他在我母亲面前把我数落得一无是处。当然，“脚印事件”是我不对，但也不能将我全盘否定，尤其是当着我母亲的面，使我十分懊恼，因此总想伺机报复一下。 
　　不久，报复的机会果然来了。 
　　那天历史先生病假，“鹰勾”亲自代课。上课以前，我和几个同学把讲台上那张教桌挪到讲台的前沿，两条桌腿仅仅搭上讲台边缘一点点，不碰它不会有事，但只要一碰……嘿嘿，就有好戏看！上课了，“鹰勾”往讲台上一站，全班照例“起、礼、座”，毕，他老先生两手往教桌上一撑，那教桌前面的两条桌腿立马就从讲台上滑了出去，桌腿脱空，整个教桌“轰隆”一声向讲台前沿倾倒，“鹰勾”也差一点从讲台上翻下来。全班同学自然是一阵哄堂大笑，搞得“鹰勾”狼狈不堪。那突如其来的一家伙着实令他灵魂出窍，惊吓万分，一时脸色煞白，傻在讲台上，半天缓不过劲来。事后，无论他怎样调查，甚至暴跳如雷，结果，他愣是没能查出那恶作剧是谁搞的，气得他一个星期没到学校来。哈哈！真是妙不可言啊！ 
　　的确，我那时是太顽皮了，顽皮得已经出格。但有一点无可非议，我功课门门优秀，所以学校也奈何我不得。除此之外，我还是文娱活动的高手。那时学校课余活动十分丰富，各类兴趣小组和学生社团比比皆是。我和一位同学结成对子说相声，每到学校开展文娱活动时，总少不得我俩上台表演一番。我是逗哏，那位同学是捧哏，倒也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比如演绎何迟创作的相声名段《买猴》，很得全校帅生喜爱，每每博得满堂喝彩，我当然是然得意非凡，从此自然名声愈噪，更是举校瞩目了。所以顽皮归顽皮，在全校教职员工中，还是喜欢我的人占大多数。升入高中以后，我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学生会文娱委员，是为一生仕途之始。 
　　有一阵，学校流行武侠小说，什么《七侠五义》、《蜀山剑侠传》之类风靡一时，几乎人手一册。过了一阵，又流行起言情小说来了，于是张恨水、周瘦鹃成了大热门。再过一阵，又改了扑头盖脸的17、18世纪外国文学，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俄罗斯的、日本的，不一而足。再过一阵，忽而又转向了地道的国粹古典了……总而言之，时髦的阵风阵雨连绵不断，一阵风雨袭来，赛过久旱之后天降甘霖般，根本毋需号召，人人都是趋之若鹜，迎着浪潮，唯恐不先的。反正十三四岁，本来就是一个多变的年龄，好像俎公饲猴，朝三升，暮四升那样没有定规。不过也因了这没有定规，才使我们这帮没头苍蝇东撞一头，西碰一鼻，涉猎了大量古今中外、五花八门的课外知识，而且一生受用不尽，比起现在那种嘛也不懂的“三好学生”来不知强出多少。 
　　说来也怪，那时念书，也不知哪来这许多精力和时间，正课之外还要那许多课外的消息，大有饥不择食之感。似乎来多少要多少，统统都能咽得下去，也不怕撑破了肚皮。而且还不见得手忙脚乱，功课照旧功课，闲拌儿依样闲拌儿，互不干扰，井井有条，笃笃定定，甚至优哉游哉地就一切都摆平了，从来没有现在学生普遍苦恼的那种所不胜负担之感。真是快快乐乐，轻轻松松，调皮也调皮了，玩也玩了，而且还玩得很邪乎。比如期中或期末考试，一般都是只考上午半天，下午照例是放假复习的。于是上午考完，下午就必到电影院去看电影，明天上午再考，明天下午照样还看电影。成绩出来大体也过得去，家长大人也绝不像现在的那么操心，那么苦涩。 
　　初中三年，我的各科总平均达到85.87分，要知道，这个分数不仅包括三年六个学期每次期中和期末考试的成绩，还包括平时各科课堂先生随机提问和无数临时小测验的得分在内。所谓“总平均”者，就“总”在它是三年来你在课堂上得到的所有分数的综合平均值！我觉得这绝对是能够最真实地体现一个学生学习成绩的计分和检验方法，是十分科学的。初三毕业，我就像现下时髦的所谓“免检产品”那样，得以免去升学考试，直接升入本校高中就学。那年本校直升的条件是初中三年各科总平均82分，我还多了3.87分，将近4分了呢！不亦乐乎？ 
　　先前说过，圣芳济迁到福煦路时只建了一栋临时性的两层凹形校舍，那凹形校舍正面上下各有10间教室，东西两侧上下各有4间教室，总共是36间教室。正面底层不设班级，那10间教室从中间向两边分别是：校长室和教导主任室各占半间，校办公室、总务处、医务室和会客室这四家也是各占半间，教员休息室占两间，这样一共占去5间，余下5间是两个物理实验室、两个化学实验室和一个音乐教室。二楼那凹档的腋窝里分别又是两个教员休息室。这样楼上楼下总共用去12间教室，剩下24间教室正好分给六个年级24个班，不多不少。由此推算，圣芳济中学满员时学生大约是1200人左右，教职员工大约是100人左右。 
　　那凹形校舍的凹档里，正好是东西向两个并排的标准篮球场。因为地坪是水泥的，我们把它叫做“硬场”。校舍的宽度，是一个教室带外面的走廊，走廊当然是在面对篮球场的那一边。因此那走廊也就自然成了篮球比赛时的看台。凹形方块的北面是一个标准足球场。足球场的两侧，分别还有一个南北向的排球场和一个利用校舍山墙形成的与篮球场大小相仿的手球场。手球场也是水泥地坪，其余是细砂地，我们称之为“沙场”。再朝北，西侧是自行车棚，东侧是两个沙坑。学校的大门就在北面偏西的一侧。校门的东侧，顺着北墻根还有一溜小平房，分别是门房间、小商店、体育教研室和存放球类体育器具的库房以及杂物仓库等等。 
　　我把圣芳济中学的格局如此详细描述了半天，无非是想说明那的确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学校。整个校园方方正正，简洁朴素，经济实用，样样俱全。尤其是那个别致的手球场，恐怕不是一般学校都能具备的体育设施。 
　　圣芳济特有的所谓“手球”，和体育比赛中那个正式的手球项目并不是一回事。我们的“手球”，其实就是室内壁球的简约版。正规壁球应该在室内，考究的还是玻璃墙面，四面（起码是一面）透明，便于观众欣赏。用类似网球那样的球拍，不过要小得多，球的质地和大小大体也和网球一样。球场四壁，除运动员背后那面不用外，其余三面，即正面、左右两侧面都是可以对着击球的。我们玩的那种的就简单了，因为在室外，只有正面一面墙壁可用。找一只网球，比赛双方直接用手掌做球拍轮流对着墻壁拍击，球每次从墻面反弹出来以后，只允许落地一次。可以一对一单打，也可以两两双打，规则倒也和正规壁球大同小异。 
　　壁球其实也是起源于英国的一种贵族游戏，在圣芳济这样的贵族学校里演绎出它的简约版似乎也就理所当然了。不过有一点我在描述学校格局时遗漏了，这里必须要做一个补充，那就是手球场的西侧是一长排厕所，所以打手球时“味道好极了”。其实，手球场之所以是水泥地坪就因为那球场下面原是化粪池的缘故，不言而喻，我们在那上面玩手球，趣味当然是鲜上加鲜，不会差的咯。于是，每当下课铃响，班长喊完“起、礼、散”以后，手球迷们就迫不及待地冲出教室去抢占场地，仅仅10分钟，也不肯放过。手球，这项圣芳济特有的活动就成了我们常乐而不疲的课间游戏。

　　学校大门旁边，自然是门房，和门房紧紧相连的是学校特许由看门工友经营的一家类似现在“可的”或“好德”那样的食品便利店。那小店对着大操场开着一个硕大的窗口。每到上午两节课以后20分钟的大休时间，这小店的窗口前便挤满了学生。夏天自然是各式冷饮和冰激凌，冬天便是热可可巧克力之类了，点心种类也不少，什么苏旦、水果、色拉面包、蛋挞、萨其马、方糕、茶叶蛋、牛肉干、各式糖果……想吃啥有啥，生意好得热昏。 
　　前面说过，圣芳济的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出身，还不乏豪门之后，但却多数比较简朴。上学一般都是步行，最多也就是一辆三枪牌自行车，己是十分奢华，而且那也是因为上学路比较远的缘故，绝没有眼下那种坐小轿车上学的怪现象，尽管家里有也不屑炫耀。现在的学生，在物质方面好像自己“有”，就很看不起别人“没有”，于是便莫名其妙地会因为自己“有”而产生一种优越感。其实说到底，那种“有”不过是他父母所有，而并非他自己真的拥有，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我们那时的学生却恰恰厢反。自己“有”，别人“没有”，就很怕别人因为“没有”而自卑，于是便很自觉地尽量避免用炫耀自己的“有”去刺伤别人“没有”的情感。你看，这是多么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啊！我不知道这两种哪一种是无产阶级的或是资产阶级的？但我知道前一种是恶的，而后一种是美丽的！ 
　　升入高中，而且是“免检”直升，自然赢来双亲的嘉许，于是我得到了他们奖励的一只手表，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拥有如此贵重的物品。那一年我15岁。 
　　那是一只瑞士产的摩凡陀全日历机械表，而且是一只摩凡陀一百周年纪念表。顺便说说，那表本是一对，因为是一百周年纪念表，表面上镌有纪念字样，厂家总共只生产了一百对，因此十分精贵。父母自己不用，却拿来传给了我，可见其郑重。其实当时我并未真正理会个中的意义，父母赠我时也没有特别说明，所以我一直是稀里糊涂的。以致后来在学校里被同学偶尔发现，抓住手腕大呼：“摩凡陀啊！”这才和同学一道，细细辨认表面上所镌字样，终于明白了这表原来不凡的身价。当年父母给我的自然是那对名表中的男表，20年后，父母又把那只女表赠给了文蓉，当时文蓉还是我的未婚妻。可惜那一对很有纪念意义和珍藏价值的名表在历经“三反”、“五反”等许多劫难之后都侥幸得以留存，却在“文革”之初成了“红卫兵”抄家的目标。惶恐之中，我和文蓉只得乖乖地缴了出去，从此无影无踪，就再也没有下落了。 
　　扯远了，还是回到本题上来吧。 
　　那时我们也有到比自己家更富有的同学家去做客玩耍的时候，当然也有到比自己家稍逊一筹的同学家做客玩耍的经历。这种相互交往，从来不计较谁家如何如何，在心态上是完全平等的。一种天真、纯情的友谊弥漫在我们中间，那才叫少小无猜，地久天长呢！同学来了，饿了没什么好招待，到食品店买一只价钱最便宜的麸皮黑面包，再偷偷拿上一点家中炒菜用的白砂糖撒在面包上，吃起来比什么都香。事后当然少不得被家中的佣人在父母面前狠狠地告上一状。 
　　有一次，是刚进高一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同学家里开Party，这个同学的姐姐把她的同学也请来了，自然都是女生。事先是否有“预谋”我不得而知，但那的确是生平第一次恁近距离与同龄女生的接触。客厅里沙发都挪到边上，留声机放送着舞曲，我惊异平时很要好的同学居然跳舞跳得那么轻松自如而我却浑然不知，不免心头有点愤愤不平。我不会跳舞，只好呆呆地坐在角落里胡乱翻着一本不知什么杂志，也不敢抬头明目张胆地张望，只透过那本杂志偷偷地窥视，从头至尾傻乎乎地缩在一边，独自心跳个不住，结果居然连一个女生的脸庞也没有看仔细，更不用说记住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同学的姐姐为她弟弟介绍女友的一次聚会，我们不过是陪衬而己。煞有介事，又是一场“瞎起劲”！

　　那时候我们同学之间在遇到钱的问题时崇尚的是AA制，并且习惯于这种制度。我们没有现在一些富裕人家子弟故意在同学面前摆阔请客之类的事情。我以为，AA制从很早就锻炼了我们养成尊重别人和人人人格平等的观念，这在青少年形成健康人生观的过程中，尤其是中学时代是至关重要的。可惜我国的教育体制在以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不知是什么原因，居然走到了现在如此扭曲的境地，实在是令人费解，也令人痛疾首。 
　　圣芳济中学西间壁有一条大胜胡同，上海的里弄一般都不叫胡同，只有这里例外，就是现在华山路延安西路喜来登酒店对面那一溜开满时尚咖啡馆、酒吧和画廊的地方。那时大胜胡同就是一个聚集小吃的场所，不过那些小吃都是最平民化的摊贩，不像现在都是高档店家，但却也是西餐。每到中午或是下午放学以后，圣芳济同学三五成群，不分年级高低，都会结队到这里来吃上一顿。那时物价便宜，我记得在大胜胡同花一块五毛钱就可以吃到一客带半只烤鸡的公司大菜。所谓“公司大菜”就是标准的一小碟土豆色拉、一道汤、一道主菜和一杯软饮料组成的套餐。有时我们打混了点菜，几个人合起来一道吃，可以吃得比“公司大菜”丰富得多，于是，AA制就粉墨登场了，而且经久不衰。 
　　学校的东边，也就是在卡德路（现今的常德路）上，有一家悦来理发店。店面不大，八、九个位子，当然是地道的扬州师傅，服务周到，价钱公平，是圣芳济中学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从初二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一直在那里理发，而且还有一位固定的帅傅，姓金，仔细看有隐隐一脸麻皮，说是儿时出天花留下的印记。金师傅的工号是9号，和我在学校里的学号一样。每当去到那里，碰到“9号”正忙时，我必定会耐心等候，一定要“9号”空了我才坐上去。这里的师傅一定摸透了圣芳济学生的审美心理，经他们梳理出来的发型，果然就是既青春又大方，所以深受圣芳济——时代中学学生的青睐，这家理发店也因此生意兴隆，长盛不衰。甚而我到北京念了四年大学毕业回到上海以后仍然舍不得那里，每每还会专程前去洗个头，吹个风什么的，视为一种享受，或许也是对中学时代的怀念吧。前些年偶尔路过，忽然发现那理发店已经不见了踪影，改成一家什么饭店了，据说老板还是原来的，不知道真的是也不是？ 
　　1954年秋季，我升入高二。那一年学校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就是前面说过的一下子调走了六位学生特别敬重的先生到大学去任教，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尤其是那六位优秀教师都是当值担任我们高年级课程教学的，使我们恋恋不舍，但也无可奈何；还有一件更不得了，从1874年建校以来，凡80年，一直是男中的圣芳济——时代中学居然打破成规，破天荒开始招收女生了！ 
　　这不啻是一场大地震！ 
　　那些第一批考进来的初一和高一的女生，人数虽然不多，胆子却也够大，居然敢于闯进龙潭虎穴狼窝，着实令人佩服。第一年，在一千二三百人的学生中，初一和高一的女生全部加起来也不过七八十名，是为绝对少数。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女生在那时就成了校园中的“稀有物种”。于是，在男生们中间又多了一项品头评足的游戏内容。每逢课间休息，只见二楼走廊的栏杆边便趴满叽叽喳喳的小男生，指指点点，嘻嘻哈哈，一时间却也成了一道新鲜的风景。 
　　在过去男中时代，学校学生会也偶尔组织过与女中的联谊活动，比如和沪上赫赫有名的中西女中，也就是后来的市立第三女子中学，我们就有过这种联谊。现在有了自家的女生，所谓“楼台近处即有水”，那种兴师动众的校际联谊活动就自然可以免去了。不过，因此，“鹰勾”似乎比从前更加“忙”了起来。为适应新的情况，于是，学校也开始破大荒地出现了女教师。 
　　第一位女教师在这所男生占绝对多数的学校里要承受的压力之重是可想而知的。小小年纪，却己经是不折不扣的大男子主义的圣芳济的小男生们岂能容忍被女性主宰？！于是，各式各样的恶作剧都指向了女老师。“鹰勾”真的有点“阴沟里翻船”的感觉。于是更加大了高压政策。结果不到一年，“鹰勾”终于还是灰溜溜地辞了职，卷起铺盖逃回老家去了。 
　　转年，我也读完高中，告别了我的中学时代。“ 
　　呵呵，中学时代，那是一个何等灿烂辉煌的时代啊！ 
　　它不可磨灭，也不可替代，更不可逾越；它是人生旅途上一座最重要的里程碑。一个人青春期所有成长的经历，欢乐的经历，烦恼的经历都汇聚在这个短暂的过隙中，自然而然积淀成一片存贮于心底的纪念。那纪念甜蜜而永恒。 
　　呵呵，中学时代，岂止这些？它有说不完的故事，可以写出来的实在还多，比如初恋什么的…… 
　　呵呵，就此打住，以后再续吧！

2004年5月20日 
于华东医院 东一913病房

　　本文选自《花语墅笔记》，吴贻弓／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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