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森：殷海光的最后夜晚

┃Personal History

殷海光的最后夜晚

© 孟祥森／文

殷海光（1919.12.5～1969.9.16）

　　民国四十六年，我考入台大哲学系，充满了对人生的困惑与对解答的渴求。课目表上排的课都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诸如人生哲学，历史哲学，形而上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印度哲学史等等，我是多么渴望着能从这些课堂上求得我问题的解答，解除我初发生命的饥渴。但上课的时间不及一学期我就整个泄气了下来。老师所讲的课似乎跟我心中的疑问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会如此，我想不是几句话可以交代得清楚的。基本上，我想可以这样大概加以解释，一、我的人生困惑是来自我生命的底层，而教授——尤其是在老年之后——未必也感受到这种困惑；二、他们所讲的大部分是“学问”，他们是把人生的问题化做了学问，化做了学术概念，然后把那些学术概念像儿童玩游戏似的把玩，像九连环一样的把概念套来套去，于我那种切肤的人生问题根本不着边。 
　　大致上可以说，在台大四年，我只上了一学期的课，其他的时间就在校园里流浪度过。 
　　当然，殷海光的课我也是没上的。 
　　记忆中我上殷海光的课只有两次。一次是大一刚开学不久，在离校门最近的“临时教室”（那时是两幢长条形的黑瓦平房，每幢分成好几间，后来拆了重建，就是现在农推馆一带的校舍），大概是大一必修的“逻辑概论”吧。我不记得他讲什么，也不懂什么叫逻辑。我只记得下了课我在教室外的草地上向他问了个问题，我不记得问的是什么——大概还是我的老问题吧，即所谓“人生”是什么之类的“驴”问题——但我记得问的情况。 
　　两堂课之间，殷先生喜欢到教室外面，坐在草地上或站著，一群学生围着他。 
　　我的心是忐忑的，因为我想问又不敢问，又不晓得怎样问，何况又有别的同学在旁，我问那样“土”的问题，实在是脸红，但我还是红着脸问了出来，譬如说 
　　“殷……殷教授……人在宇宙间是为了什么？” 
　　我不确定为什么找殷海光来问，因为我从没有问过别的老师，或许是因为殷先生还年轻，还有朝气，而且跟学生相近，使我抱着能够得到指示的希望，因而把这个问题问他吧。 
　　他怎么回答我不清楚记得了，但我记得他显然觉得这个问题很难缠，跟我拐弯抹角说了些与这个问题没什么直接关系的话。他的话对不对我不晓得，但自此以后，我知道这个问题是不能问人的了，而殷先生的回答也使我对他的课失去了兴趣（本来就无），以后他的课是怎么过关的我就不复记得了。 
　　但那一次有一件事是我清楚记得的：当我结结巴巴叫他“殷教授”的时候，他笑着说： 
　　“不要叫教授，如果为了表示一点尊敬的意思，叫殷先生就可以了。” 
　　记忆中第二次上殷先生的课，仿佛是在第一次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那时我已跟同班的同学郭松芬很相投（郭松芬，先入哲学系，二年级转外文系，去美后改名“郭松棻”）。不晓得是为了好玩还是为了什么，郭松芬说要去听听殷海光的课。那是在同一幢临时教室右端的一大间（原先我发问的那一次，是在左端的一大间，座位是阶梯形的长条木椅木桌），我们便像两个混混儿一样溜了进去，同时刻意坐在讲台前的第二排（大家都是从最后排坐起的，前排往往空着），把两只脚不客气的搭在最前排的椅背上，散漫的坐在那里，看着殷海光。他看我们的放肆无状，倒表示了一点不但容忍而且欣赏的样子，从讲台上抿着嘴微笑的看着我们。 
　　那天他讲的是什么，我仍旧毫不记得，只记得他用他那拙笨诚实一笔一画像小学生的字体写了一黑板的逻辑课程，而在讲解逻辑的推论时则用当时的政治做例子。 
　　我不但不懂逻辑不懂政治，而且也全不感兴趣，因为当时我觉得这些跟纠缠着我的问题全不相干。但我知道，从殷海光的表情和语言中，他尊重逻辑的推理，把它视做追求真理的明确途径，而他不能满意当时的政治，因为那不是真理，他无法忍受，而又非忍受不可，因此他讲课的时候，虽然想幽默一些，想嘻笑一些，但他的幽默与嘻笑却是苦涩的。——殷海光的笑，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一向就是带着那么个苦涩的味道。 
　　那一次的上课，由于我根本不喜欢听股海光那一套，也由于我跟郭松芬进那教室就是为了找碴子，为了去看股海光表演，像看猴子一样，因此，不久我就在跟郭松芬开始“观察”他了。 
　　那么小的个子，头顶上顶着那么一块由左向右梳的灰白头发，算得上是干的脸，抿嘴或咧嘴笑，咧嘴的时候似乎嘴角处还有一颗包了不锈钢的牙，没有胡须，也没有胡渣，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好像是打着黑色的领带（或是没有？不记得了），白衬衫。 
　　那料子普通的西装，显见是买了现成的，却由于过大——因为他个子太小了，买不到合身的吧——而把下摆和袖子都剪了，或叠向里面，用线绷起来；线的针脚很大，歪歪扭扭的，叠边也叠得不平，因此，整件衣服变得皱皱衲衲的，这和方东美绅士型的西装完全不同。 
　　他的小手从同样皱衲的袖口伸出来，拿着粉笔，比手画脚的、有兴趣的、有热忱的对学生们讲他认为重要、认为有趣的事，但学生们是默然的，有的记笔记，大多是为了考试，不为考试的，大概对他的话就不感兴趣了吧；至于我，我则真的觉得他好像一只在台上唱独脚戏的小猴子；郭松芬怎么感觉，我就不清楚了。 
　　这是我在台大上殷海光的课唯一的印象；四年毕业，考入辅大第一届哲学研究所，这之间，有很多年没有见过殷海光，也跟台大哲学系没有任何联系，只是有时到校园走走。 
　　念完研究所，当过兵之后，有一天，在中山北路的敦煌书店跟“老板”罗小如在书桌柜台边聊天——罗小如年龄与我们相仿，我们认识他，也是经由郭松芬，因郭常去买书看书，而结为朋友，后来发现，殷先生常戏称他为“罗老板”，而小如也总幽默的笑笑（十多年前罗小如夫妇也去了美国），殷海光走进来，来拿罗小如帮他向美国订的书，厚厚的、沉甸甸的好几大本精装书。 
　　我看到他，吃了一惊，因为他人整个脱了一层——脱了一层肉，也脱了一层色。 
　　以前的殷海光可以说是褐色或黑色的吧，现在变成白色的了。 
　　头发全白了，整个生命力完全褪去了一层，穿的仍是西装（好像是浅灰色），但合身了，料子比较好了，平顺了，不再皱衲了，不再青涩了，倒是有了成熟的学者风范与风采，但基本上是令人心痛，令人担心的，因为你可以看得出他害过重病，而且可能不久人世。 
　　我跟罗小如站起来，他向我点头笑，左边嘴角那颗包了不锈钢的牙齿露出一半，那眼神是一向他看年轻人的眼神：表示欣赏，有点要把你招向他的意愿与魅力。 
　　罗小如大概跟他说了一声我的名字，说我也是哲学系毕业的，殷先生则笑着说知道。其实我当时也真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 
　　他问我在干什么，我那时大概正在跟罗小如谈翻译齐克果的《恐惧与颤怖》的事，同时想把《幻日手记》出版。他听了好像表示有兴趣，说将来要给他看，我则想那只是说说吧，因为我跟他的路子完全不一样啊！ 
　　他跟罗小如商量了一些买英文书籍的事，就迈着那右脚似乎略有一点不方便的步子走了。我从罗小如那里听到他害胃癌住院刚出来的事。这以前，我似也听过，只是没怎么放在心上，及至这一天看到他整个的样子，才担心起来，心疼起来，也开始感觉到与他近了些。 
　　我那时似乎有一个念头：即将不久人世，还买那么多大部头的书，能念吗？而念了又怎样呢？ 
　　我总是难得扫除这虚无的感觉。 
　　又过了一段时间，陈鼓应对我说，殷先生要请客，以你为主，我们做陪。 
　　我听了受宠若惊，但随即不高兴起来，因为我觉得这是假话。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又从没有跟殷先生接触过，怎么可能被殷先生指定为主客呢？充其量，我只是他要见见面的学生之一，甚至他根本没有要见我，而是陈鼓应代他说的。我没有问这些，但答应去，因为我也想接近股先生了，而且我心疼他，我知道我们再没有多少机会。 
　　那天晚上我们在殷先生的教授宿舍中吃饭，殷先生似乎颇为花费，因为他炸了一大盘鸡腿，那时在我的感觉中，那么大的鸡腿是很贵的。 
　　那晚在他小客厅的桌边究竟有些什么人我都不记得，但罗小如和陈鼓应是在的，我是第一次去他家，对他的宿舍环境很羡慕。 
　　席间大家聊天，我则心不在焉的听，因为他们谈的多半是政治，而我完全外行。 
　　过了几天，陈鼓应又说，殷先生很欣赏我，为什么呢？好像是因为我不讲话。 
　　这话我又是半信半疑，但不管怎么样，这自然在我心里产生了作用。人总是会倾向欣赏你的人——不管你有没有值得欣赏的地方。 
　　其后是殷先生的病慢慢重了，我仍然少去。只记得有一天傍晚，几个人坐在殷先生客厅四周，那晚好像停电，因此桌上点了一枝蜡烛，桌边究竟有谁也不复记得，但有一个清秀的青年，脸上有聪慧的气质，后来知道那是学弟王晓波。 
　　又记得有一次，郭松芬出国回来，他，孟祥柯，我，还有罗小如、李日章等，去看殷先生。在屋里坐了相当久，有的人上了厕所，有的人没上，告辞以后，出了殷先生的院门，就都在他的巷里尿起来了——当时已深夜，他的巷子又寂静，又只有他一家——既尿去了尿，又尿去了一肚子窝囊气，因为我们为殷先生，为国家感到窝囊。 
　　再接下来的印象便是我们几个同学坐在他的客厅里，而他则已经病到末期，躺在靠后院的窗下长条椅上。那椅子似乎已经变成了他的病床，我也不知是不是有人来他才移到这边，还是整天整夜都在这里了。 
　　屋子的灯光仍旧不很亮，而他的长条椅一带尤暗。长条椅是暗色的，他裹的毯子是暗色的，他整个人也是暗色的了。 
　　我们同学分坐在客厅的两侧，他则躺在进门向内走的顶端。原先就瘦小的他，经过几年胃癌的折磨，只剩下一把骨头了，而且那骨头是散的，丢在长条椅上，被毯子盖起来。他的头向东，脚朝他以前书房的方向，面对着客厅里的我们侧卧。脖子已经无力了，头等于是甩在枕头上的，或抛弃在枕头上的；从那压在下面支离的肩膀，抽出他已经无肉又无力的右臂，回过去，搭在他的左肩上，整个人像一把骨头用一些薄薄松松的皮连着，没有放好的丢在那里。 
　　但是他的人还在用他已经没有力气的声音讲着话，讲政治的理想，讲着理性的高贵与重要，还在批评时政。他的生命的火是不熄的，他不允许他的心智被肉体所干扰，他不向肉体或病痛投降。那一两次的印象实在是使我非常吃惊的。那是我最初接触到的病与死之一，而他对待病与死的态度是那么坚强。我不记得他叫苦过，示弱过，自哀自怜过，恐惧过。只是他痛的时候，或想要移动一下身子而移动不了时，他的眉头会拧起来，嘴角会翘起，但随即他又开始讲话，而把那痛楚当做别人的事似的。 
　　我记得他跟同学说过一句话：死我是不怕的。接下来他说什么，我不记得，但好像是他遗憾的是他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 
　　在那段时间，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殷先生这一生过得太干了，没有任何生活上或艺术上的润泽。虽然念了许许多多西洋书，但他可能连西洋音乐都没听过，以我自以为是的观点来看，这是多么可惜，因为生命中除了逻辑与政治以外，还有好多好多东西，而这些东西中不少是美好的，但殷先生的生活似乎只有逻辑与政治。因此我想在他生命最后这段时光，他应该领略一点美好的东西。什么是美好的呢？在当时我的想法是音乐。让他听一听西方古典音乐。毕竟，我认为，一生竟没有领受过这种丰富的美就去世，是太可惜了，太对不起了。 
　　于是我想把我从旧货摊买来的“高级音响”搬来给他听（当然不是什么高级的，但当时台湾尚没有正式进口货，本地又不会造。我没钱，只七凑八凑买了个普通二手货而已，但在当时也感觉不错了）我断定他没有音响，是由于听说他不会打电话——当然是公用电话，他自己家是没有电话的，大概也反对电话——既然连电话这样简单的机器都不会用，像电唱机那么“复杂”的机器——有六、七、八个钮—当然更是不会用了，更会愁死他了。我想把电唱机搬去，有时陪他坐坐，不谈政治，不谈逻辑，只听听提琴曲，钢琴曲或合唱曲，偶而谈一谈在宇宙间做为一个生命的奇异等等之类的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一方面他一直还未触及，而这是他的生命在某一方面干枯的主因。 
　　但我终于没有这样做。我给自己的藉口是我的喇叭箱太大了，搬起来很吓人；实际上是我没有信心。我不晓得他愿不愿意接受，他的家人和其他学生会不会认为我做的不但无关紧要，而且是碍人的事。我也怕自己太……山东馒头”了（“山东馒头”，郭松芬的用词，是sentimental的译音。现在这个字大家都译为“滥情”，但并不能充分传达英文此字的意含。郭松芬把它说成是“山东馒头”，发音与英文相近，而且有着一种难言的戏谑在里头）我很怕做了让大家都觉得幼稚吃惊的事。但一直到现在，我始终追悔当初没有去做，在一个人临终前，给他一些美好的事物是应该的，同时我认为应该把生命的另一面揭开给殷先生看看。对，我当时甚至曾经害怕，如果他发现生命中竟有如此美好的东西，而自己却无可挽回的要死了，却来不及享受，会不会更恨憾。 
　　再接下来的印象便是有一天下午我被叫到台大医院去了——谁通知我，已忘记，那时住永和，并没有电话——我赶到台大医院，殷先生的病房外有好些学生。陈鼓应，叶新云陪我走入般先生的病房——房子只有他一个病人，但好像并不只一个病床，可能有一、两张空床——我们在他的床尾站了一瞬，因为他奄奄一息的脸看似没有知觉，眼睛是闭的。随后他动了一下，略有表情。陈鼓应便说： 
　　“殷先生，孟祥森来看你。” 
　　他把眼睛张开了一点，里面是黝黑幽暗的，然后，他一向那种微笑又来到唇间：有点苦涩的、幽默的、嘲讽的、带着些要吸引年轻人的魅力的。 
　　他微微笑着说： 
　　“啊，存在主义大师，嗯！”意思好像还要像平时那样一边说话一边点头似的，只是他躺着，已经无力点头了。而他那声音是形将要死的声音，是从阴间发出来的声音，像唱片突然没电了，像演恐怖片那鬼魂的声音。 
　　除了受到阿谀外，我当时真的是吃惊了，而这个吃惊，一直到十五年后的今日不但仍未稍灭，抑且有日渐增强之势。 
　　我吃惊的是他在死亡的门前，在死亡的阴影下，身上那样痛，那么虚竭，还有那个余力，那个闲情，跟一个其实算不得是他学生的学生开玩笑。在死亡和病痛面前所表现的这种勇气，实在是把我吓住了。 
　　我当时大概仍是没有讲话，只是跟陈鼓应，叶新云等一同站在床边。陈鼓应好像跟他说了一些来看他的人的名字，他一一表示知道。 
　　随后有别人进来，我们退出房外，站到走廊上，走廊上与进出病房的人相当多。 
　　我们站着，束手无策的空空发愁，发愁无益，就谈一些别的，或什么也不谈。 
　　隔了一会，系主席洪耀勋和形而上学教授曾天从来了。我记得洪耀勋没有进入病房时的那张脸。 
　　他的脸充满了无言的恐惧。那恐惧不是为了他怕殷海光，而是反射到自己身上，怕他自己遭逢到同样的命运，怕他自已会死。因此他的表情是怯儒的——尽管他平时的表情就怯懦。我十分了解这种心境，但当时——及现在——实在有非常多的感叹，在洪耀勋的表情中，我看不出对殷先生的心疼与惋惜，而只有对自己生命的贪恋。这跟死在自己身上，而根根骨头皆硬的殷海光相比，根本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黄昏慢慢接近，殷先生似乎一直不曾醒来，大家来看的只是一个垂死的人。 
　　天黑前后，同学商议守夜的事。我说我守。一方面是因为大家都忙着，累了，独有我最没有忙，最不累，另一方面，我也想在这里守一夜因我从没有为殷先生做过任何事，出过任何力，也觉得殷先生可能真的有个什么地方对我赏识，我好像跟他有点缘分。 
　　天黑以后，人慢慢离去，二楼（？）病房的长列走廊在灯光下空寂而清静。我一个人有时靠在走廊的窗口，有时进去看看殷先生。 
　　大胡子胡基峻那天夜里也在，我不确定他是否整夜在，但确定待了很长的时间。 
　　入夜以后不知多久，殷先生想翻动身子，喊痛。我从走廊的窗口走到他床边，帮他把身子侧向一边，他没有睁眼，但表情十分痛楚。我帮他翻动身子的时候，发现被单下都是沉重的骨头，那些骨头显得奇异沉重压手，大而冷硬。 
　　翻身以后，我说：我帮你按摩一下好不好？他微微点头。我便从肩膀开始给他按摩。但他的全身已经找不到肉了，只剩下又冷又硬的骨头，使我有无从着手之感。但我还是逐步向背后和前胸按摩下来，待我看到他的肋骨时，真是难以说明了。 
　　他的肋骨一条一条的，非常清楚、非常凸出的凸现在外面，而肋骨与肋骨之间则深深凹陷进去，成为深沟，贴在肋骨上的，只有一层非常薄的、黑褐色的皮，因之肋骨的棱角极端锐利清楚，比肉摊上剔净了一切筋肉的肋骨还更瘦，更棱削。 
　　他的背脊一粒粒的脊椎骨圆圆的凸出来，两旁连着肋骨的末端，腰部瘠瘦难堪，骨盆则硬大而空陷的凸出在床上，大腿骨与骨盆的交接处十分明显，两条腿骨则沉重的压在床上，腿关节显得好硕大，西只脚已像画中死神的脚了。 
　　那时候，我不禁暗暗叫着： 
　　殷先生，你怎么到这个地步！ 
　　在这无所谓按摩的按摩过去之后，殷先生仍痛楚难当。他的嘴唇在动，眉尖拧成一团。我说，殷先生，要怎么样。他有话，但说不清楚。我说：要打止痛针是不是？ 
　　他点点头。 
　　那点头，是不情愿的。我可以感觉到，止痛针，非万不得已他是不愿打的，因为他不愿藉助止痛针，因为那是一种麻痹和投降，但现在，那死亡的痛苦实在太难当了，他只好投降了。但这投降，他是不心甘情愿的。 
　　去叫护土小姐，打止痛针。 
　　打臀部。但臀部那里还有肉！捏起一层皮来，把针戳进去。殷先生痛得非常剧烈，全身都因之抽动。 
　　他的这一痛，一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感觉或想象的吧！所有的肉都没有了。剩下的是什么呢？大概都是神经组织了吧！因之这一针扎到的全都是神经纤维，安得不痛！ 
　　不久，他安静下来。睡了。谁知这一睡还有没有再醒过？ 
　　我站在床边看。 
　　殷先生的脸已经是死人的脸了，是从阴间伸出来的脸。但他的痛苦还未消，而且在长期的痛苦折磨之后，再加上这临终的剧痛，他的脸已经扭曲了。不，应该说，他的脸就是痛苦，他的脸就是痛苦的化身。如果世界上有一张痛苦的脸，就是这张。 
　　我要画他。 
　　早在殷先生家的客厅里，当我们坐在他附近，而他支离破碎的躺在那窗下的躺椅上，犹滔滔不绝的申论着国事时，在那安静而略显幽暗的灯光下，我就想画他了，不仅想画他，而且想画这师生的一景。在我感觉，这一景有着出奇的动人性，甚至有一种出奇的美感。 
　　但我没有画。因为我不会画画。我更不敢在别人面前画，更何况处理这样一个景象，绝不是我的能力可及的。 
　　但今天晚上四周无人，何况这也是最后的机会了，何况殷先生的痛楚有极大的动人性，我的眼睛无法离开他那痛苦的脸。于是我在随身携带的单薄笔记本上，用原子笔画了两张。 
　　画完了，我又到走廊的窗棂上坐着或靠着，有时又走进去看看殷先生。 
　　约半夜十一点左右，我看到几十公尺外的楼梯口上来一个人，是一个女孩，顺着宽敞安静的走道走过来，在灯光下是个奇异的景象。我看不清她是谁。及至走近了，才看出是陈云端。 
　　陈云端，是郭松芬暑假回来时才认得的。那天李日章在赤峰街家中请吃饭，陈云端也在。 
　　陈云端半夜三更独自来看殷先生。可是她说她从没有见过殷先生。现在听人说他病危了，特地来看。 
　　进病房，看到殷先生，她的眼泪就突然像一串串的珠子掉了下来，一直掉一直掉，好像原先收藏了许多，蓄积在眼窝，这下子一古脑儿统统掉了出来。这又是一件使我十分惊奇的事。 
　　陈云端，充满了柔情，充满了心痛的对待这个她从未谋面的濒死殷海光。也许这竟是殷海光一生最后得到的疼爱吧，只是不知他还知不知道。 
　　陈云端，自此帮他按摩，帮他翻身，无微不至，全心全意直到第二天早晨。 
　　约半夜十二点，楼梯口又出现了一个高高的黑影子，走路有点外八字。 
　　是李敖。 
　　离开台大后这是第一次看到他。比在学校时胖了一些，脸色润泽了一些，不那么瘦那么黑了。 
　　他在屋里和走廊上看看站站，聊了几句话，约待了半个钟头，走了。 
　　孟祥柯也来过，但我不清楚记得是比李敖早还是比李敖晚。 
　　夜一直非常清静，天气不冷不热。 
　　第二天上午，陈鼓应他们来了之后，我回永和睡觉。 
　　午后，有人来叫我。是陈云端的朋友，要用机车载我去台大医院。殷先生不行了。 
　　我们立刻赶到台大。但奇怪的是，对这最后一节，我竟不能确定我的印象是亲眼看见的，还是得自同学的话，拼凑而成： 
　　大家都聚在病房的外面，因为里面没什么可看，只有一个不会说话、不会睁眼、不会动的，甚至不知有意识无意识的垂死人。因之，大家都三五成群的站在走廊上聊天。谈着政治，或谈着什么别的。没有人再注意殷海光。 
　　于是，当后来有一个人走进去时，发现殷海光已经死了。死了多久也不晓得。反正不呼吸了，冷了，硬了，也许有半个小时吧。 
　　我呢？我究竞有没有站在这一群人之间，我也记不清楚，我来时究竟殷先生是否已经死了，我也记不清楚，尸体有没有移走，我也记不清楚。但我却另有一个奇怪的印象：殷师母赶来时，殷先生已经死了，因此没有见着最后一面。 
　　我得知那天晚上般先生的尸体要在台大医院解剖。我想去看看殷先生的最后，想去看看殷先生的里面。 
　　晚上我到达台大医院时，大厅里却空寂无人，我不知道在那里解剖。问人，说是在左侧的新建大楼。我走进那日光灯下的空寂走道，好像走入什么诡异的机关中，没有一个人，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我忐忑不安的走了。听说李敖和孟祥柯等在场观看解剖。 
　　不久以后，我得到通知，要在怀恩堂为殷先生举行追思礼拜。 
　　这件事我真的为之气结。 
　　殷先生，以他这样一个思想明白的人怎么可能会去相信基督教？基督教（与天主教）我自认有相当深入的了解，那是一种非理性的宗教，教义中有着太多太重的部分是无法靠理性说得通的，而殷先生这样一个强调理性，推崇理性的人，怎么可能到最后变成了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学生一点蛛丝马迹都未曾察觉？ 
　　难道他真像巴斯卡所说，最后“赌”了起来——打“赌”神定存在？ 
　　但这岂是殷先生的作风？殷先生的风骨？ 
　　自由思想者殷先生啊，你的自由在哪里？活着的时候被政治摆布，以致把你压死，死了还要被宗教摆布，把你收归顺民。 
　　我不去参加这种侮辱了我们大家——殷先生及其学生——的追思礼拜。 
　　我没有上过殷先生什么课，也没看过殷先生什么书，因此对殷先生的政治与逻辑不能说了解。严格说来，我甚至不能算他的学生。但我在台大哲学系四年，若说有一个老师，套用殷先生惯常的说法，则是“有而且只有一个”，那便是殷先生。 
　　我从殷先生所得，不是言教，而是身教：为了理想，他可以在那么巨大的压力下坚持，一直到把他压死，他都不投降。 
　　而这压力，终于使他抑郁出病来，得了胃癌。但胃癌仍旧没有压倒他。他可以面对着死，仍像苏格拉底一样，跟青年学子谈理想，谈抱负。他是至死不屈的，是小看死亡的人。这一种威武不能屈的风骨，够了。 
　　我真正对他有一点了解，还是陈鼓应的《春蚕吐丝》书出之后。但那更增加了我对他的痛惜。 
　　从《春蚕吐丝》中可以看出，他死前这段时间正处于整个思想甚至整个人生观的转形期。他开始从政治转向对整个精神文化的关怀与领会了，他开始懂一些东方文化的空灵了，他开始开了，开始化了，他的范围广了，领域大了，他开始要成熟了，要结甜美的果子了。以他这样聪慧、纯直而用功的人，再假以二、三十年的光阴，结出丰沛而优美的文化成果，几乎可说是一定的，而他却死在这个关键上，死在这转折点上，怎不令人倍觉痛惜，为他个人的生命悲哀，也为中国的文化悲哀。 
　　《春蚕吐丝》中我看到一句话，殷先生说，我死后，希望在东海岸，面对太平洋，立一个碑，上写：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 
　　据我所知，一直到现在，并没有人为他立这样一个碑。 
　　在他的学生中，目前最方便为他立这块碑的是我，因为我大部分时间住在东海岸，我的门前就是大片的太平洋，我有很大的院子，足以给他立碑。 
　　东部有许许多多的大石头，不贵，你甚至可以捡一块几吨重的，叫铁牛车运来，放在院子里，自已每天拿个凿子把这几个字深深的刻上去。 
　　但我没有做。基本上，我觉得那很招摇似的。 
　　我院子里不需立碑，但我知道那块碑放在那个位置。我在院子里可以看到那块碑，我看到那自由回荡的空气所形成的碑，那自由回荡的空气，就是无形的碑，而且处处皆在。

　　本文选自《殷海光学记》，殷夏君璐等著，贺照田编选，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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