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四清记实.上篇

┃守护民间记忆

四清记实
上篇

© 曾彦修／文

　　1964～1965年，近一年或一年多时间我在上海一个大中型印刷厂——群众印刷厂，参加了全过程的“四清运动”。这个运动是从河北省某县某乡或某村开始的，叫“××经验”。当时广泛风传出来的要点，是说我们农村的基层党政组织全都“烂了”，全部要上面组织工作队到农村去重新“访贫问苦，扎根串联”，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夺回基层党政大权才行。这个报告，在全国对党内的干部做过广泛传达。它的总估计、总精神不久即向一切干部（即国家党、政、军、文的工作人员）传达、讨论。其时，我于1960年6月已调至上海《辞海》编辑所工作。但当地市委的文教书记石西民及市出版部门负责人马飞海、丁景唐等同志对我均很照顾、保护，怕我在运动中又被整，因为只要一人起来点了我的名，他们就得照办。所以1964年冬他们就叫我立即去参加群众印刷厂“四清”队，采取了主动办法。这无异于对上海出版系统喊话：这回你们就不要整他了。这用意一看便知。
　　我奉命参加的是一支有四十来人的“四清”工作试点队，队长是上海市出版局长马飞海，一位上海的老地下工作领导者，为人稳重。被“清”的是一个叫“群众印刷厂”的八百多人的大中型印刷厂。这个厂特别是它的装订车间有一百八十多人，是由原三十来个小装订作合并而成的，被认为是一个政治上很复杂的工厂。我就被分配在装订车间工作组。
　　所谓“四清”，是“清”每个人的，次序可能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清组织”是最后结果，即重新组成该单位或地区的各层领导机构及成员。其实，当时从全国说来，有些地方还未解除饥饿状态，现有无数篇文章证明，“四清”在农村也是老一套，要先“诉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不过，行不通，老百姓一诉就诉这几年如何苦法。几乎全都不得不改变老办法。
　　我在装订车间工作组中，开始时是叫我做“群众”工作，即无目的地去找人交谈。这等于无事，人家都在上班，你找谁谈？我无法，有两三个月就是紧紧跟班劳动而已。我看见工作组每个人都抱着几份人事档案，并讨论和交换意见。因我当时不是党员，可以听，但不分配给我任务。组长叫我可以提意见。组内四个工人，两个大学生，再加一个我。但一讨论就牵涉到各个人的历史问题，即解放前几十年至解放前一两年的事情，这些就要难倒组内的一切人了，因为，什么国民党、三青团、中统、军统之类，他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相当一部分，我却多少知道一点，或至少懂得如何去做调查的方法。组长后来请准上级，他们都是干过地下工作的或新四军来的老干部，他们知道我的“右派”事，但还是完全相信我绝不会包庇汉奸特务。所以，组长明确告诉我：请示过上级，装订车间审查历史的工作，就由你多管了。名称叫“资料员”，合法了。
　　我先花了一个星期（晚上大家加班），把三十来个人的档案大致翻了一下，经历简单的一半多，较复杂的一小半，麻烦一点的约三四个人。以后即大致从易到难。组内的两个工人，两个大学生干部，都根据组长的分配，努力在市内做调查。其中三十岁的中华书局印刷厂工人费全法，则是调查最用力、最有成绩的一个，到苏北、到浙南去调查过，我则是调查的设计者与分析者。
　　我们整个三十几人的大工作组，设有一个专管政治审查的负责人，是苏北来的老干部，也很和气，我所做的一切结论都是先要他批准的。
　　这样做了半年多，我们把工厂人事科（科长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人好得不得了，就是拿着这一堆乱麻没办法）交与我们的三十来份人事档案中的大小问题由我写了书面结论：三十来个被怀疑有各种政治嫌疑问题的，全弄清楚了：一个也没有什么大间题。其中有一个说是在浙江温州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干过的，肯定、否定均无确证，他是做饭的，算未能撤销对他的某些怀疑。这三十来份档案，有两三份只半厘米或一厘米厚，绝大多数都有两三厘米厚，有一个人有两厚本。我看了哭笑不得：我们在做些什么呀！
　　我认为，我一生真正谈得上是做了一件工作的，就是这件事，即1965年在“四清”运动中，为被审的三十来个工人及干部，全部洗清了汉奸、特务、政治骗子、反动资本家……这一类的怀疑或帽子，全部彻底以书面撤销了这些怀疑。我一生的其他工作，我认为也就是办公而已。
　　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工作队于1965年深秋或1966年初春，在工作了一年多，撤离工厂以后，不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就来了，一下子，全国又是“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资”了（指当时初步被斗的十种“敌人”），最初我是从街边理发摊上听来的，意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后就四十种、四百种也不止了，连主持全国“四清”的人，也第一个就被“清”了。
　　下面就将我写了结论的三十来个人中的十个，先易后难地举出实例来谈谈。这比看福尔摩斯侦探案可要简明有趣多了，而且全是牵涉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以至肉体生命的。
　　这些事的大致内容我曾以《审干杂谈》之名在北京、湖南均出过小册子，但无甚影响。书名就极像政治空论，无人对之有兴趣。现我据实另写，由简入繁，内容也更注意可读性了。

1

　　“四清”是要“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还要“清思想”，就是说，全国人民都必须个个通体透明，像个水晶人似的。在广大人群之前，人人都必须如此。在这个八百多人的印刷厂中的一百八十多人的装订车间，这些低级的、非技术性工人们又从何处去贪污、受贿呢？但也必须一个个地清，一下子全国普通老百姓又都可能成为贪污盗窃犯了。为此，在这个车间中，人人都首先得过经济这一关，因为人人都可能有“投机倒把”问题。
　　投什么机、倒什么把呢？因为当时较多存在的，有一个买卖“粮票”的问题。这是指1960、1961、1962年的事情，有的人家急需用几个钱，家中没东西卖，只好卖自家的几斤口粮粮票；一斤粮票大概有四平方厘米，可卖至两元钱，有些人家急需粮食，婴儿嗷嗷待哺，再贵也要买几斤粮票。或转卖至乡下，因为乡下粮食更困难。无粮票，在全国都买不到一颗粮食。所谓“四清”运动，是从“清经济”开始，工厂的“四清”运动，依上面规定，也必须从“清经济”开始。装订车间里有一个中年妇女，平时人际关系不太好，一直在用一种粗糙棉纱线织背心，织了一件又一件，群众怀疑她是偷来的棉线。她说不是，但又不敢说明来源。工作组中的工人同志，也弄不出个头绪来，就开了小型讲理会之类。她坚持说是在市场买的棉线。但那时哪有这种市场呢？显然不实。我觉得事情很小，但她哪会有这么源源不断的粗棉纱线的来源呢？斗不下来，是停止不了的。天上会掉下来棉纱线么？我在工作小组里是“资料员”，可以泛管全车间的事。我向组长请战：我去找她谈谈可以么？她当然是有来源的，要先解除她的恐惧心理才行。十几年的社会斗争，从未停过，一次运动下来，总有一大批罪犯，哪个不怕。何况谈话的方式离不开审讯罪犯的形式：“×××：你只要老实交代，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要失去机会，越早点交代，对你的处分越轻！”这么一段训话下来对方无缘无故地已经被定为“罪犯”了，往往越是劝导，人家越怕。我找她谈话，先从开玩笑起，说：“×××，你真忙呀！一分钟也不休息，人家笑你呢？”她忙问：“笑我什么？”我说：“笑你财迷！”她说：“不搭界（上海读为ga的第四声）嘛！”我说，人家说“搭界”，说你投机倒把哩……就这么开玩笑地谈下去。“人家还说你那线团来源不正呢！”她说“偷来的？抢来的？”我看她已毫无恐惧之意，就说“那你哪里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她就笑了，“告诉你吧，是公家的东西，不过不是偷来的”。于是她就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她的丈夫在某厂做钢筋水泥制件运输装载一类工作，每天发一双粗棉纱手套，用不完，她就拆开来织棉线背心，拿到市场上去卖。工作组立刻派人去查，完全属实。
　　对敌斗争后来变成了全民互斗，一天到晚都是敌我。我记不清了，好像是哪个名喜剧作家有一名剧叫做：无事生非！

2

　　这一段谈如何弄清楚一个端咖啡小孩的所谓历史上的国民党地下潜伏人员嫌疑问题。
　　这个人姓张，男，约三十几岁。上海人，装订车间大机折页组工人。群众检举他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汤恩伯来接收上海时，他参加过欢迎汤恩伯的宴会。因此，这个人可能是国民党的地下潜伏人员。据我们进厂后所知，此人除了平日说话随便，喜欢吹牛，工作上多少有点吊儿郎当之外，并无其他劣迹。但是多年来不止一人检举过这件事，而且检举人都说这是解放前他本人多次亲口讲的。
　　这个人在解放前确曾参加过什么壮丁训练队之类，但那是国民党军政机关向各大厂商派定的名额，由资方出钱买制服等，到时应卯而已。此事过去及这次都已调查清楚，他本人早已上交制服，即作罢论。
　　算这个人的年龄，1945年或1946年时，他只有十几岁，当时是在一个什么征信所或银行公会的小印刷厂做排字工人，这是有人证明的。这样一个身份和年龄的人，怎么能够参加上海市第一次欢迎国民党最高接收大员汤恩伯的宴会呢？不大可能。但档案内和口头上都有检举材料，不弄清楚就不能结案。这次如不管，岂不要怀疑他一辈子？
　　于是，我建议，仍采取老办法，不搞神秘化，不同他在背后捉迷藏，既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就不要自找麻烦，先问清楚他本人再说。我一问，他就笑嘻嘻地说，解放前他确曾向别人吹过这个牛。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他楼上的邻居是虹口某咖啡店的“侍应生”（即服务员），汤到沪时，上海各界名流二三百人在某大学礼堂开茶话会欢迎汤，由于规模较大，是由若干家咖啡馆联合承办的。张的邻居老师傅受雇的那家咖啡店，也是那天承办这个茶话会的店家之一。这位邻居师傅临行时随便对张说：“小张，侬想看看汤恩伯？阿拉带侬去！”张回答愿意去，于是立即换上邻居师傅的白工作服一齐去了。茶会举行时，这位小张就在外面帮忙打杂，包括把饮料点心等送到欢迎大厅的门口，由邻居师傅在门口接过去再送到客人面前。调查时，这位姓张的工人对我说：“我瞎忙了大半天，就是远远地看了汤恩伯几眼，吃了几块西点，勿格（合）算。”这以后他就乱吹参加过欢迎汤恩伯的宴会，别人再加油加醋，于是就由在场外帮忙端茶送水变成了参加宴会，又由参加宴会逐渐引申出“国民党地下特工人员”的问题，真是阿弥陀佛！
　　这之后，我们就进行调查，咖啡馆某师傅已死，他确曾是这位张姓工人多年的邻居，平日很喜欢这个孩子。我们都认为这件事就是这么一个小故事，没有什么再调查下去的必要，只能取消对这位张姓工人的怀疑，给他做了个书面结论。
　　我希望这位工人同志以后不要乱讲大话，自找麻烦了。
　　不过，我们也太会制造“敌人”了，似乎举国之人都有“特嫌”似的，其实，往往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3

　　这次谈装订车间有一个小业主（或小资本家）曾经被怀疑当过汉奸警察局长，而最后弄清全无其事的故事。这个人姓王，在公私合营时并入厂中，五十多岁，身体不好，只能做点轻微工作。
　　在他的档案袋中，有人检举他在敌伪时期做过江南某市的汉奸警察局长，是留日学生，先替日本侵略军当翻译官，以后被日本侵略者看中，提升为警察局长等。
　　我们工作组内是一位大学毕业多年的同志管他的事情，他来和我商量。我们初步了解情况后，判断被检举的人大概不是这个王某，而是另有其人。其中虽然有几个方面，如姓名、年龄、籍贯、日本投降后开装订作，以后又并入国营大厂等，都是基本一致的。但据了解本厂王某历史的其他老工人说，这个王某没有留学过日本，也没听说当过什么日伪的警察局长。我们看这个王某的文化水平很低，也应付不了这么个汉奸差事。
　　从检举材料看，检举人大概也是听来的，所以说得也不大清楚，又没有留下地址，无法再深入查问。但是我们觉得，本厂的王某虽然已经能够大体上判断不是真正的被检举人，但是，如果这个被检举人确有其人，就可能至今仍然逍遥法外。而我们厂的王某的案又如何了结呢？继续保留档案和保留对他的怀疑是错误的，无条件销毁检举他的档案更是不允许的。于是，我们就下决心或者把这个被检举人找出来，或者找出确证以取消对我厂王某的怀疑。二者必居其一，不然就是把别人的政治生命当儿戏，不负责任。
　　此事由小×到市公安局去查市民册。同名的有十几个，还有几个名字很相近而在印刷系统工作的人。于是我们商量，如果对这十几个人一一去查，太费时间，宁可从印刷系统几个名字相近的人查起。小×跑了不多的地方，即在一家大印刷厂查出此事，被检举人是在那个厂中，经核査无误后，我们把材料转了过去，并取得了收条。
　　至于检举的内容是否完全真实，我至今不知道。其实原检举材料上的王某，同本厂的王某，名字上是差一个字的，只是读音很相近。如果工作认真负责一点，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不应该这么糊里糊涂乱塞到人家的档案中。人命关天，我们有些同志常常搞这种不管别人死活同时也为自己制造麻烦的事。
　　一个张冠李戴的汉奸案件，就这样没有费多大力气就弄清楚了。经验是：一，不要蛮干乱斗；二，对人要有负责到底的精神，好人必须为他昭雪，坏人则必须设法把他査出来。

4

　　一个清洁工，朱××，六十来岁了。凡是进过印刷厂，特别是大印刷厂的人都知道，遍地破纸，有时难以下脚（但1980年我在日本参观过的大印刷厂，窗明几净，地无片纸），各种废料也多，几个清洁工忙得不得了。这个姓朱的清洁工，很是勤快老实，只知埋头干活，一句话不多讲，一问才知道是“汉奸”，反革命管制分子。我看了他的材料，明明自认是我们派出的，应付敌伪的两面村长。我说我找他谈谈，是真是假，不难辨别。如是真汉奸，我们的这一套，他要编也会矛盾百出。我找他谈，首先不威胁他，说，听说你是我们的村长，指定你去当伪村长的。我说，这种情况有，你把经过讲讲看，我也在苏中呆过（其实没有），那里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如果他是完全冒充的，一听就会吃不消。因为他文化不高，要造假会漏洞百出。他讲了一些，我听不像假的，特别他说我们那里在长江边上，靖江县，敌人统治很紧，要献铜铁，有任务。晚上我回家里，报告上级，说不交不行，要杀老百姓，就先要杀我。上级决定，叫我交。去收集破铜烂铁，好的送到我们这边来，没用的交他们一些。敌伪嫌少，还要，我又回去报告，上级说，你再交，有用的交到根据地，不够，我们在根据地收集，把最坏的支援你，这样就勉强对付过去了。
　　敌人经常要我们贴大标语，什么“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等，不贴就杀头，请示上级，说，贴，不贴他就杀人，利用机会把纸张、墨汁多弄点到这边来。我听他讲这类事情，立刻就明白，这些如不是亲历，编造不出来的。我安慰他说，你太劳累了，要注意身体，你的劳动任务恐怕要减轻一点。他哭了。我说千万不要哭，要伤身体，你的事简单得很，很快就会清楚的，不要怕。我回来一汇报，我们工作队里，有一批老新四军，苏中干部，一听都说，弄错了，弄错了，是我们的人。有一位专管审查政治的队委说，这人是普陀区公安局榜上有名的管制分子，还要他们同意。一天，普陀区公安局来了一个干部说，我们也知道此人是弄错了，现在就可公开宣布摘帽（当时没有“平反”一说）。
　　问题是：如果对敌伪与我区情况一点不了解的人，如何去审查这类情况呢？能不越审越乱吗？越审“敌人”越多吗？

5

　　一个多年来在车间被公认为“兵痞”、国民党员的人，实际却是一个一生被迫害、被侮辱，在解放后才真正得到翻身，而且一直表现很好的工人。他解放后在政治上一直受到歧视，我们去后才将这些加以改正了。
　　这人姓阎，山东泰安（或兖州）人。男，四十五六岁，装订车间大机折页组长。此人解放后具有强烈的翻身感，工作积极努力，遵守劳动纪律，担任组长的责任心也很强。这样的工人，是解放后出现的积极分子，坚决拥护党的政策，服从党的领导，当然，习惯上也服从一切上级领导人。
　　工作队进厂后，我们就一直听说这个人是“兵痞”、国民党员，干部汇报时，也老是这么说（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不说得“左”一点，他们就有可能挨整，这是长期以来“左一点保险”造成的结果），把他作为一个重点人物，认为可能是一个清理对象。但讲到解放后的表现，却找不到什么不好之处，于是乎便说人家是“伪装积极”；这个人多次表示想入党，则是“妄图钻入党内”等。看他的档案，确是当过国民党的兵，“加入”过国民党，都是自己填写的。这些，过去他在各项运动中已经作过多次明白交代。这个车间的前任支部书记，是一个踏实诚恳的女同志，已经到外单位帮助工作去了，这次也回到厂来参加工作组的工作，也照说这么一套，但我看得出来，她是言不由衷。
　　这个工人平日抓劳动纪律得罪了一些人，这回工作队进厂后，说他是“兵痞”，甚至“阶级异己分子”的声浪越来越高，车间有些负责人也这样，似乎这两顶帽子已成定论。车间主任老唐同志因为在业务上要依靠这人，平日同他比较接近，因此也被认为丧失立场，为此受到公开批判，阎某也在场，因此他惶惶不可终日。我很担心会出事。因为一个人等待着毫不讲理的、可怕的审判，还不如直接拉出来审判好，这一点我自己有很充分的体验。
　　我想，既然解放后一直表现好，“兵痞”又怎么样？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赵太爷，不准人家进步？我还发现，反对他最激烈的，基本上来自后进力量，特别是一些劳动纪律不好的人。我几次参加过土地改革，开始时上过这个当，也学了点乖，谨防上当。
　　于是，我想先稳定他的情绪要紧，便先后几次找他非正式谈了他的经历。这样，我已经初步判断他根本不是什么“兵痞”，而是一个在解放前一直受尽压迫的人了。他解放后一直表现较好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真正得到了翻身。然后，我报告工作队的一位副队长陈落同志（一位清华大学毕业很了解旧社会的老同志），请他同我一齐听一次阎某的详细自述，并随时提出询问，我相信以我们两人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和对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的了解程度，他要在几小时的谈话中把我们都骗过，怕也不那么容易。
　　我们同阎某谈了一整个下午。他是贫苦的农家子，十岁丧母，兄弟二人受后母虐待，弟弟先逃亡了。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山东泰安或兖州有一个国民党的伤兵医院，阎某这时十七八岁，逃出家庭，进入这个伤兵医院去当了一名看护兵。以后随着这所伤兵医院，经过千辛万苦进入四川万县。以后又迁往四川合川县。在合川时，遇到国民党开什么会，院长要为自己或别人拉选票，就给院中人员不管伤兵还是工作人员每人发一张表，派人监督或代填“加入”国民党，阎某就是这么“参加”了国民党的。这时我插话说：“国民党是有这么干的，花样很多……”我还未说完，他就十分激动，连说：“你了解国民党的情形就好了，过去我这么说，他们都说我顽固不老实……”以后他又逃出这家伤兵医院（他还讲了官长们如何贪污死亡士兵的丧葬费，向上报棺材费多少，实际上多是叫他们偷偷裹张破草席掘地埋葬的，他们也多少分得一点钱），经一个同乡介绍，替一个地方军队的团长旅长之类的人当家庭勤务兵，实为家庭奴隶。以后他又偷了主人的一个金手镯，逃到重庆，改名换姓，后来又经同乡介绍，进了国民党政府中央信托局当勤务工。胜利后随中信局到了上海，中信局接管了某大印刷厂，阎的编制转入这个工厂，实际则是做中信局某负责人兼这个印刷厂的总经理或董事长的家庭仆人，买菜、烧饭、打扫卫生、抱孩子，无所不做，因此，他被厂中人看不起。解放后才辗转并入现在这家印刷厂的。
　　调査中他历述当看护兵的辛酸。我插话说：“对，国民党的伤兵谁也敢打，戏院、饭馆不用说，县政府、县党部之类也说打就打……”我话还未完，他已激动得流了眼泪，连声说：“你了解情况就好了，你了解情况就好了，过去总追问我害过多少老百姓，我说我当的这个看护兵整天挨伤兵打，他们不但不相信，一直说我不老实……”看来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受到别人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和被了解，因此一下子激动得流出眼泪来。在他历述如何从山东经安徽、河南、湖北进入四川，沿途所经铁路、公路、轮船、木船的经过路线时，我插话说：“你说得对，这条路是这么走的，是要用这些交通工具。”他又喜出望外，说：“你也走过这条路？”我说：“我没走过，不过据我知道的，你说的没有错。”当他说他们拉伤兵的木船进三峡，以后经过云阳时，说那地方出盐，看见有人背盐的。我又插话说：“你说得对，那地方是出盐，如果你是坐轮船经过这地方的，恐怕就不一定会知道这件事了。”他又十分感动。看到我们对他的一生经历多表示理解和相信，他感到十分意外，也表现出对十几年压在他身上的重担有可能要解除了的异乎寻常的喜悦。
　　后来，我们把他的自述整理成一份万把字的材料。此外，既然没有任何对他的检举和揭发材料，那就只能相信他合理而又无任何漏洞与矛盾的自述了。（他本人还有一些比这长得多的事情，篇幅不允许，从略了。）
　　因为他没有任何可疑之点，我记得还在他的自述（我记得很清楚，对他的结论材料，是用的“自述”字样，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要“交代”的）之后加了几点看法，并得到了全工作组的通过：一，相信他本人的自述，如有不实，由本人负责；二，阎某在旧社会始终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劳苦人民，不是什么国民党“兵痞”；三，参加国民党是被迫的、集体的，早已自动交代，不算什么问题。并说，这些均已了案，以后如无新材料，这些事就不要再追查了。

　　本文选自《平生六记》，曾彦修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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