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平生：在高寒山区社教.下篇

┃守护民间记忆

在高寒山区社教
下篇

© 任平生／文

6．马衔山

　　二队在山脚下，最南边的地挨着山。那山不算太高，相对高度也有九百多米呢，长满了树，郁郁葱葱，听人说叫马衔山，山上面竟然有个军马场。在甘肃，山上能长满树已属少见，山顶上有军马场，那就更稀罕了。军马场怎么会在大山顶上？匪夷所思。我憋着劲想去看，可没机会，社教工作队没星期天。
　　这一天，石队长说要上山去砍柴。我一听，高兴极了，就说我也去我也去。怀里揣上了两个青稞面饼子，高高兴兴跟他走了。事后一想，八成是为了我特意去的吧。
　　他家在最南头，一离开他家再往南走，就没有人家了。我们一直往南走，路不宽，土路，慢上坡，两边都是耕地。我问了问，他说都是我们二队的地。
　　地走完了，就到马衔山的山脚下了。我抬头一看，嗬，不是大树，满山都是一人高的灌木，满当当，绿油油，青翠翠，好不养眼。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满山都是密密麻麻的灌木丛呢。来甘肃三年了，从来没见过这满眼绿翠的景色，宛如南方。是什么灌木啊？我问了问石队长，他说那是杜鹃。啊？是歌儿里唱的美丽的杜鹃花吗？太好了。现在还没有开花，再过几天，满山的杜鹃花怒放了，一定很美很美。
　　脚下已经有2800多米高了吧。二话不说，爬山。
　　已是暮春了。杜鹃树已经返青，满树都是嫩绿的新叶，绿得人心疼。我们在绿色里攀登，心情格外愉悦，是下乡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头顶是灿烂的阳光，小路蜿蜒直向山顶，路两边都是杜鹃的枝干，头顶也是绿色的杜鹃，满山遍野，一眼看不透，我们是在杜鹃翠绿的枝丫下登山，情绪兴奋。奋力攀登了一阵，回头再看，我住的牲口圈已在山下远远的地方了，一个小白点。
　　路很陡，石队长的脚就在我的头顶上，空着手走勉强可以，若再陡些，就得拉着杜鹃的枝干爬了。没有路，依稀有点人走过的痕迹，是打柴人踩出来的吧。看不见大的岩石，也没有黄土，只有深褐色的沙石，带着泥浆，脚一踩上去，嚓嚓嚓嚓作响。我一步一步，踩着前人的脚窝，一步一步稳稳往上爬。
　　奇怪，什么地方竟然有水流在响？我紧走两步，啊，我看见了，一股细细的水，清清的水，顺着山坡漫流。没有经年冲出来的河沟，也没有泉眼，水，只是沿着山坡往下漫，不紧不慢。我赶快蹲了下来，掬上一捧水，品品。嗯，不错，很甜。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在甘肃，我是第一次见到山上有流水。这儿可不是江南，而是干旱的甘肃，在甘肃干旱的高高山上，竟然有水往下流，太神奇，不可思议。
　　天更亮了，加油。太陡的地方我手脚并用，揪住杜鹃枝，一个猛冲钻出了杜鹃丛，已是蔚蓝的天空之下。
　　我们爬了近一千米高，我打听过了，脚下土地的海拔已是3670米了。3670米？天啊，我还没爬过这么高的山呢，有点自豪。想想也有意思。我从兰州，跨了一个皋兰山那么高，到了榆中，和华山一样高了。再跨一个皋兰山，到了马坡。这一次，我竟然一下跨了两个皋兰山那么高，到了马衔山顶。人生要是能这样大跨步前进就好了，呵呵，开个玩笑。人生的路，当然只能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该走的弯路，该受的挫折，该遇到的打击，一个都少不了。历经磨炼就是成长的过程。
　　我在山顶眺望，天空蔚蓝一片，空气透明清冽。天，从来没有这么蓝，从来没有这样纯粹，从来没有这样干净，一点尘埃都没有。我往天的深处看，天越高，蓝色越深，没有穷尽。
　　我向着太阳欢笑，心情格外好。这一片，马衔山最高了，周围的群山都匍匐在我的脚下，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我的视线，好不心旷神怡。
　　我扭过头，啊？怎么回事？山嘛，或大或小，总该有个山峰的。这个山，马衔山，完全不一样。在我的右边，就在眼前，在应该有高耸山峰的地方，竟然是好大好大一片草地，平坦，绿油油，有边无际。不错，我没写错，是有边无际。平平的，宽宽的，好几公里宽的一个小平原，直向西北方延伸过去，看不见尽头。就像天公挥动巨剑，一剑削平了一串山头，又甩下来一块巨大的绿毯，罩在平坦的山顶上，成就了这人间神话。真正是绝无仅有，走遍中国，哪里有这样3670米高的山顶草原？
　　草场的草很茂密，齐膝高，密密的，绿得发翠，那么干净，就像刚用水洗过一样。有的地方草竟有半人多高。翠绿的草海里各色点点在飞快移动，近了，哦，是军马。骏马在自由飞驰，忽而，隐在高高的草丛里了，忽而，跑出来了，皮毛像缎子一样，干净漂亮。我不由想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没想到，在最干旱贫瘠的甘肃，在高高的山顶，能亲眼看到传颂千年的美景，梦幻一样。
　　疑问一直在心里翻腾，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处，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神奇的草地？哪儿来的流水？
　　有人在牧马，我和他们闲聊了一会儿，问他们马衔山的事。他们说了不少。他们说这草场大得很，从这儿往西，有上百里长，终年冰雪不化。冬天更是白雪一片，厚厚的积雪一个冬天化不开。正说着话，刚才还是如洗蓝天上，忽然飘过来一朵云，我就在云雾飘渺之中了，连牧马人的脸都看不清楚了。摸摸脸，有点湿漉漉。我问牧马人，他们说常这样。
　　哦，终年不化？那就是有冻土了。就在兰州这大城市的近旁，咫尺之遥的地方，竟然有冻土！真正想不到，是我孤陋寡闻了。
　　来马坡后，有一些疑问一直盘旋在脑子里，现在都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去石队长家的路那么泥泞？那是春季到了，冻土化了。为什么地里苦荠长得那么好？是冻土的水分滋润着它。为什么马衔山上会有没有源头的流水？那是深层冻土融化了，渗出了点点水珠，汇聚成细细的水流，我喝的水就是它。为什么骏马的皮毛这样干净，在阳光下闪耀着神马的光泽？那是白云在给它们殷勤洗涤尘埃。
　　马坡马坡，说的就是马衔山的北坡啊。
　　马衔山海拔这么高，我却没有一点高山不良反应，是不是命运还要让我爬更高的山？以公路为界，公路以北，也就是公社院子以北，即使高度相近的地方，也没有冻土了，难道冻土只局限在马衔山一隅？
　　马衔山是座奇山。它海拔3670米，是陇右黄土高原的最高峰，距兰州才30多公里，是中国离大城市最近的冻土带，是最，没有之一。山高，气候阴湿，除了盛夏前后一段日子以外，常常皑皑白雪盖顶。榆中八景之一，有名的“寒山积雪”就在这里。山顶低洼处，一块块巨石，因反复冻胀而斜立，形态奇异，成了奇特的石海。海拔高，空气透明度大，紫外线格外强烈。
　　云飘过去了，蓝天又现，更洁净更澄澈。我恋恋不舍看了一眼这山顶草原，要下山去了，何日能再来？
　　我环视周围，发现山顶的树和阴坡不一样，不是杜鹃了。石队长说这是沙棘。沙棘？我没听说过。他说沙棘秋天结果，果子黄澄澄的，满山都是，好吃得很。
　　真是座奇山啊，海拔已经3670米高了，从山顶到山坡，春末，会开满了花朵，北坡是硕大的杜鹃，色泽鲜艳，漂亮。夏末，南坡会沙棘果挂满枝头，一片金黄。没见过这样的奇特的山。好，等沙棘果熟了我再来。
　　打好柴，已过中午，该吃饭了。没有水壶。我把砍好的柴拖到那细细的流水旁，坐好。折了几个嫩嫩的枝丫，挡住水，聚成一个小小水库，再把青稞面饼子泡在水里，等泡软了，就掬起来，连水和饼子，一块吞下。好甜，好香。

7．政法组

　　5月4日，工作队通知我，调我去公社工作队队部工作。5月5日，下乡整整两个月了，我背起行李，告别了老张他们，几分钟就到了公社。
　　公社院子坐北朝南，一个大院子，中间起了两间房，把院子隔成了两半。
　　外面的院子大，靠东面，是公社的中心。大门开在南墙正中。普通的木头门，已经关不严了，旧了，摇摇晃晃，快散架子一样。一进院门，是个不大的院子，十几米见方。北面一溜有四五间房，都是那种一窗一门的房子，不大，现在住的是工作队领导。东面有三间房，中间开了个门。北边那间是队部办公室，主任姓魏，人很温和，没架子，总在他的办公室里呆着，不知道在做什么。南边一间房，又黑又小，住的是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他负责统计。中间那间空着，什么都没有，像个过厅一样。调我来公社该是刘老师安排的吧，我什么也没说，可心知肚明，谢意一直在心里。来队部工作好啊，不用吃青稞面饼了，那是小事，最重要的是，我再也不用花心思去想办法斗人了。
　　西边院子稍小，西屋是厨房。北屋不知道放的什么。
　　队部十来个人全在这儿吃饭，吃大灶。饭当然比二队的派饭好多了，在我看来简直是天上地下，和我们大学的饭菜差不多。顿顿都是馒头、包谷面糊糊和一点点菜，没有大米，也不吃面条，更没有肉可吃。不能要求太高，就这我已经很满足了。
　　东西两个院子是用两间房隔开的。房门朝东。是我们政法组的办公室。
　　我住的房子正在两个院子的分界处。说是北屋，但见不着太阳。睡了四个人，还有两个靖远干部和一个解放军。大通铺，一个挨一个，头都朝外。
　　政法组有四个人。组长是靖远县人，不到四十的样子，原是县法院干部，我没问他原来的职务，估计是个领导。一个组员是兰大的一位老师，姓颉，还有一个人是谁，我忘了。
　　马坡工作队的干部全是靖远县的。队长是靖远县委副书记。这一次是靖远县包了马坡公社，搞四清。他们说下一期四清可能该搞靖远县了，不知道哪个县去包他们县，一说起来就有点担忧。农村社教，县城的单位也得过筛子，人人过关。靖远干部的心里该有各种想法了吧。
　　政法组就在工作队队长眼皮子底下，自然不能吊儿郎当。我们的会特别多。有个解放军同志负责政治学习，一有时间了，他就组织我们学习，学文件，学毛选，一点也不轻松。
　　政法组嘛，当然是处理政法案件的。在社教这大运动里，治安案件基本没有发生。我没有午睡，整天忙活，打杂，让干什么就干什么，闲不下来。靖远干部爱说：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我好像什么大事也没做，可是也没闲着，一通瞎忙，日子就那样过去了。
　　有一次工作队领导在小康营公社开会，让我去送个文件。小康营在马坡公社东边，公路旁。要走一阵子的。我赶快去了。
　　天很好，蓝蓝的，没有一丝云，朝阳照在脸上，很暖。深深吸一口气，啊，畅快痛快，有点甜。来马坡后最大的好处就是空气净洁清澈，没一点灰尘。不像兰州，明明是晴天，可满天灰蒙蒙一片，太阳总躲着不见面。一年到头，总是说晴不晴，说阴不阴的，混混沌沌，压得人喘不上气来。
　　我沿着公路向东走。两个月前，我们就是从这条路来的，时间过得真快。
　　公路在山沟里蜿蜒，两旁都是大山。知道要送的不是什么紧急文件，送到就行。我步子急促，但心里很轻松。我自由自在走着，有挣脱羁绊的感觉。两个多月了，这是第一次个人独处。这么严酷的运动里，难得。我前后看了看，长长的公路上，连一个人都没有。我就大声唱起了歌，一首接一首，沉默的大山是唯一的听众。
　　大概走了个把小时吧，到了。那个地方在公路南侧，都是平房。在一个大房间里，开会的人有好几十号，该都是领导了。是小康营公社的房子？还是一个疗养院？我不知道。看样子离兴隆山不远了。
　　把材料送到我就回去了，悠悠走着，整个大山沟就我一个人。我走累了，在路旁找了块草地躺下去，枕着自己的双手，看着远方。蓝天，白云，高山，峡谷，绿树，翠草……
　　对面是座大山，很高，很大，可比皋兰山好看多了。整个山都是绿的。好像没有高大的乔木，是草？是灌木？看不清楚。将来有机会来这儿爬爬山吧。将来？大学已经上了一半，将来会做什么工作？我喜欢教书，可看目前的形势，能在大学工作吗？64届的分配方案不错，他们的班长分去成都工学院了，还嘟嘟囔囔的，嫌是基础课部。我觉得够好的了，他是装样吧。65届的分配方案就很不好了，大学名额一个也没有，倒是好几个人去了技校中专。去技校干什么，操作中学生也能用材料试验机？念了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到我们这一届会怎样？想过来想过去，越想越烦，算了，不想了，回家。
　　过了一段时间，窑沟大队突然出了个非正常死亡事件。是本期社教的第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非同小可。队部责令我们立刻去处理。这可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啊。全组人马四个人马上都去了。
　　我们去的时候已是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了。驻队工作组把我们领到死者家的院子里。当地的风俗，亡者不能见天光。不大的院子，当空已经用布蔓了起来，有点暗。死者放在木板上，个子不高，脸色黑黄，穿的日常衣服，什么都没盖，等着工作队来验尸。按规定，运动期间的非正常死亡必须逐级上报，不能自行处理。
　　所有的人都很紧张。
　　驻队工作组的负责人是个女的，很年轻，唇红齿白，人精干利索，聪明能干，说话语速快。在她手下出了大事故，她要负大责任。如何处理好这个大问题，把事情定在哪一级，怎么看待她的工作，就全看我们政法组长的一句话了。她不理我们，只围着我们的组长转，和我们组长拉关系。听说她是个农村青年，积极分子，表现好，这期社教下来就可能转国家干部了。如果这事处理不好，别说转干了，说不定还会因此倒大霉。所有的人里她最紧张。
　　我们政法组的组长也很紧张。毕竟这是全公社社教运动里第一桩非正常死亡，事情关乎整个工作队，后面牵涉的网网络络的事情不少。他要是处理不好，挨批评是轻的，说不定会出大问题，挨处分。
　　我有点紧张。从来没经过这样的事，可我能干什么？会不会让我去帮助验尸？好在组长照顾我，我和颉老师一直站院子里，离死者几米外的地方，远远看着他们两个忙活。
　　死者家属悲痛大于紧张。一个活生生的大人，家庭的顶梁柱，说没了就一下子没了，谁能受得了这个冲击？没有了男人，她拖着三个孩子，这个家的日子怎么过？这是在四清运动里，形势非同寻常，家属没有闹，也没有吵，等着工作队处理。
　　那个女积极分子和我们组长，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一旁低声商议，神色紧张。组长什么都不和我们说，没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大概怕我们给他添麻烦吧。他们两商量怎样把事情处理得各方面都满意。死者是前任生产队队长，工作队一进村就被揪出来了。前两天，那女积极分子领着人加班加点批斗他，声势很大。队长很自信，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一点四不清问题，和女积极分子对着干。女积极分子一看，就加大批斗力度。不知道她背后对生产队长说了些什么、作了些什么，队长就上吊了。
　　政法组长和女积极分子两人小声商量了好大一会，才转过身来，板着脸，很严肃地对死者家属说要撬开牙关检查口腔。家属不同意，怕把牙翘坏了。一听人家不同意，组长又加上了一句，要有问题了，必要时还要剖腹检查。家属一听，更不同意了。于是，他们和家属商议，只看看外观就行了。
　　那女积极分子提供了个材料。生产队长生前常发牢骚，说只有女娃，没有后人了。我们组长说，行了，原因就是队长因为没有男孩子，无人传宗接代而悲观厌世，上吊自杀。一听说不剖腹检查了，家属也不说什么了，反正人也没有了，赶快入土为安吧。
　　女积极分子高兴了，大放心了。带着我们去了另外一家，尽力款待我们。运动期间，谁敢大吃大办？不过吃得比平时稍好一点而已。席间，女积极分子拼命说组长的好话，俏脸上是压不住的喜悦，激动得脸发红光。
　　事情就这样确定了，是队长悲观厌世，和工作队的工作没有关系。一件大事圆满解决了，工作队队长很满意，没出大纰漏，没给工作队添麻烦就好。政法组长看卢队长笑了，就放心了，这种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处理各方面都满意，除了家属，没一个人问过家属的意见。是生产队长自己要死，和工作队没有一点关系。至于那女积极分子大轰大嗡的大批判，早扔到一边去了。家属自认倒霉。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就这样过去了。
　　这事刚过去时间不长，又出事了。
　　一天，天已黑了，命令突然来了。张家寺出了个非正常死亡事件，下令我们马上出动。运动中嘛，令行禁止，我们马上连夜赶往张家寺大队。张家寺大概有十几里路远。我们打着手电急忙赶路。好在是走公路，没有什么磕磕绊绊的，一路上没碰见一个人一辆车。我心里很忐忑。深更半夜的，又要去验尸？会遇到什么样的事？会不会比上次更麻烦？组长心里很急，什么也不说，一股劲赶路，走得很快，走了一阵子就到了。
　　一去就连夜听驻队干部介绍情况。他们说死者是个老太太，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琐事，闹起来了。老太太一气之下，吃了一把苦杏仁，死了，和四清没关系。一听是因家庭琐事而死，组长的心一下子放下了。毕竟是非正常死亡事件，组长还是详细问了问情况，我们在一旁听着。组长说要验尸的，家属说已经给老太太穿好了寿衣，连看都不让我们看。组长正担心这黑灯瞎火的，怎么验尸？一听家属的话，我们连死者都没见，了解了点情况，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起来，和驻队干部开会，商量好了写报告，上报。然后就准备回去了。回去前得吃顿饭，毕竟还有十来里路要走。当然是吃派饭了。生产队安排我们去了一家，是一家贫农。把我们让进了一间偏屋，不是堂屋，很小，只有一扇土炕，别的什么都没有了。炕上铺了领破苇席，边沿已经破了，参差不齐，露出了土炕面。连毡都没有，就在当地也算穷的了。我奇怪了，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堂屋？难道是嫌我们和死亡事情有关？
　　我盘腿坐在土炕上等上饭。低头一看，好几只炕虱就在我的面前，在炕席上爬上爬下到处窜。炕虱，有黄豆大小，爬得快。我低头静静看着它们游戏，相看两不厌。
　　从下队那天起，洗澡就成了天方夜谭式的奇闻，就连擦身也没有过，虱子满身是肯定的了，都把它叫革命虫，即使打开衣服见了，也是见怪不怪。知道肯定有炕虱，但它夜里才出来。今天看见炕虱大白天公然在人面前爬上爬下胡窜，这还是第一次。
　　那家的老爷爷过来了，陪我们吃饭。闲聊中，他说孙子要当兵去了，娃要吃苦去了。我嘴里嗯嗯应付，心里说，我还没见过比你们这儿更苦的地方呢，你孙子是享大福去了。
　　饭端上来了，常见的青稞面饼子，凉拌苦苦菜，糊糊汤。农民知道我们不爱吃酸菜。酸菜是在灶旁的大缸里wo（腌）成的，光看看那wo酸菜的汤水都恶心不得了了，更别说吃了。可是，不吃酸菜吃什么？都进７月了，青稞快熟了，哪里还有新鲜的苦苦菜？只有吃干苦苦菜了。他们先把它煮过，再用凉水泡。折腾几次，端上来，还是嚼嚼不烂，苦得咽都咽不下去。可我是工作组啊，只能咬着牙往下吞。
　　有件小事忘不了。工作队卢队长是靖远县委副书记，想吃蕨菜了。书记发话，自然有人进山去采回来一大把。
　　蕨菜？我早知道，那是上过书的。伯夷叔齐弟兄两个躲在大山里，宁吃野草，也不吃周朝的粮食。据说他们吃的草就是蕨菜。蕨菜什么样儿？这是第一次见。我很好奇。仔细端详，只见它形状像蒜薹，深绿色，头部色发紫，往下弯着，像垂着小小的脑袋。
　　炊事员姓高，是书记从靖远县带来的，既高又瘦的一个老头。他坐在门槛上，嘴里嘟嘟哝哝发着牢骚，手不停地择菜，准备给卢书记炒蕨菜。

8．参观文化大革命

　　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发布了，全国形势骤然紧张。我们正在乡下社教，工作队领导什么也不告诉我们。
　　从开始集训到下了农村，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四清上，不知道全国的革命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很多事情已初露端倪。我们在农村，没广播，没收音机，连报纸都没有，除了社教工作队的文件，知道的事很少。我们不知道滔天巨浪就要在全国掀起来了。刘少奇领导的、我们正在搞的四清运动成了预演，四清的许多口号和斗争方法在文化大革命里继续发展，而文化革命的对象却是刘少奇。
　　我除了学习专业，其他事情想得很少。哪里想到会有这么多事发生，更想不到它将影响我的整个人生，由此开始了我人生的苦旅。
　　我们大学虽在西北，也动起来了，发生了全国有名的六七事件，造反了！造反？历来都说造反是要掉脑袋的事啊，现在怎么让造反了？全国都闹起来了，兰大有了六七事件，斗江隆基。西安交大发生了六六事件，斗彭康。南京大学也发生了六七事件，斗匡亚明。怎么都在这几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不知道。
　　兰大的六七事件轰动全国，李贵子一伙人揪斗大学校长和领导，斗争很激烈，消息自然传到了马坡。社教前线人心浮动了，没人搞四不清干部的事了，许多人在下面议论着、讨论着、串联着。我们的社教工作队除了读报学文件，什么也不敢说了，四清的事也不管了，工作队队长整天躲在他的屋里开小会，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表面上四清运动还在继续，实际上已经停滞了。
　　6月24日，马坡公社四清工作队交给我一个任务：回校参观文化大革命。只有我一个人。可能因为我是班长，又在队部工作的原因吧。“参观”二字不是我的创造，工作队魏主任下达的命令如此：参观。只看，不说，不表态，不参与。
　　我马上回去了。已经离开三个月了，有点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毕竟是已经待了三年的地方啊。
　　校园还是那么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但大变样了，不再宁静安宁。整个校园充斥着从来没有过的狂热、兴奋和激动。那时的人爱说一句话：“换了人间”。真是换了人间啊。我猛地从农村回来，感觉尤为激烈。
　　课是早不上了。每天要做的事只有一件：搞文化大革命。有的人想着怎样斗人，有问题的人在想着怎样过关，整天开会，大会小会不断。大字报到处都是，连宿舍走廊里也贴满了。从49年起这是第一次。
　　到底是全国最大的运动啊，气势宏大，前所未有，史无前例。校园里处处彩旗招展，大喇叭不断播放革命歌曲，渲染着革命的气氛，墙上到处贴满了名字上打了黑叉的大幅标语。我刚去的那天，上面一声令下，全校人马上就腰系大红绸带，在马路上，在操场里，大扭秧歌，宛如刚解放时的庆祝游行。
　　人们把“李贵子”三个字常常挂在嘴边。
　　“李贵子”？是他？我早听说过。我们住拐角楼四楼。二楼有一个系常出黑板报，放在楼门的旁边，吸引读者注目。我喜欢他们的板报，进来出去就看上几眼。有一期板报上登了一首小诗，有两句不错，“小桥一带淡淡烟，不知谁家唱乱弹。”意境颇佳，署名“李贵子”。名字有点怪，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以前的李贵子是历史系学生会主席，此时可大不一样了，他抖身一变，成了布衣皇帝，高高在上，统治全校。学生统治大学？前所未闻，要不怎么说是史无前例的新事物呢。
　　李贵子飞跃上去了，他的腰杆硬，后台是甘肃省委。我不知道他蜂起的过程，只知道在六七事件里，他一夕突兀雄起，君临兰大，整个兰大都是他的天下了，唯他的话是从。
　　李贵子干了两件大事：上，他打倒了校长江隆基。下，他大整学生。
　　他狠斗江隆基。我看见我们食堂门外左侧摆了张饭桌。有人告诉我，昨天就让江隆基带着20斤的铁高帽子，扎喷气式，跪在这桌上挨批判。校级干部基本上都靠边了，接受批判，连系级领导也大都不能幸免。
　　李贵子也大整表现突出的教师和学生，说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卒，批判！表现突出的学生和学生干部，李贵子说他们是修正主义苗子，批判！凡是学习好的、爱写东西的，追求艺术享受的，批判！日记里、平常说的出格的话，能翻出来的都是罪证，批判！一句话，凡是看不顺眼的，都在挨整之列。
　　66年6月期间，兰州的文化革命局限在大学里斗，还没有发展到打人的程度。李贵子手段毒，方法多，整学生自有他的一套。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法就是搞接力跑。想整谁了，就派上两个身高体壮的男生，一边一个，挤着挨整的人快步跑，不停地跑。那两个人跑累了就换上两个人。被整的人累了？那就架着他跑，不停地跑。被整的人跑不动了？就硬拖着他在地上滑。就这样，绕着文科楼和图书馆之间的大圈子一圈一圈拼命跑。鞋没了，袜子破了，不亚于上酷刑。有不少人累得吐血。天天都有人被拖着跑，一拨一拨不断。
　　这是知识分子的荆棘路吗？我呆呆站在路旁，默默看着。一组一组的接力跑冲过去，那被拖着跑的人欲死不能的惨状让我目瞪口呆。
　　大马路上，常常可以看见有人孤零零地默默垂头徘徊，像被人唾弃的幽魂孤鬼。不用说，是挨了整的人，还没有被隔离。等待他的是什么？
　　宿舍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是给已被揪出来的学生贴的。我去一个宿舍里看了看，大字报把一个同学的床都贴满了，他要睡觉了，得小心翼翼从下面钻进去，万一把大字报碰坏了，那可是大罪名一个。
　　整学生是李贵子的一大发明，全中国独此一份。文化革命突兀蜂起的那时，还没有这样大面积整学生的。
　　到校的第二天早晨，我刚起床，就听说昨天晚上，一位女生从402教室外的过道上跳下去了。402？是我常去自习的地方啊。我马上赶去看了。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文科楼北头过道偏南侧，地面上，一大滩鲜红的血迹还没擦干净，金色的朝阳下，格外刺眼。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一下子没了？只剩下了这滩无言的血迹。但愿她还活着。我呆呆看着发愣，心有点发毛。要是没去社教，我会怎么样？浑身一颤，不寒而栗。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是兰大自杀大潮里的第一朵小血花。死人的事以后还有，跳楼的、卧轨的、上吊的都有。
　　见到了老王，他是我的老乡。两人站在楼下路旁，说了几句话。他是数专微分方程专门化的班长，稳重，老成。也被打倒了。交代、批斗是肯定的了。我问他挨打没有，他说还没有。
　　物理系宿舍楼北边的兰球场上，草草搭了个大台子，面朝北，有顶，像戏台一样，现在是全大学的活动中心了，全校大会全在这里举行。6月25日，在这儿召开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胜利大会，会上宣读中共中央的决定：把三反分子江隆基永远开除出党。全场顿时锣鼓喧天，欢声雷动。我站在一旁冷冷看着，在参观，在思考。
　　大会开完了。当天夜里江校长就自杀了。
　　校长自杀的消息在暗黑的夜色下不胫而走。我很快就知道了。我站在我们宿舍的窗前，对面不太远，就是江校长住的楼。我默默遥望，他的楼没有灯光，黑洞洞的，一片黑暗，只有路灯闪着惨淡的黄光。
　　江校长1927年入党，6级干部，陕西西乡人。从解放到1957年，是北大第一位党委书记。一个大干部，这么一下子说没就没了？
　　我没开灯，在夜色里独自站了很久很久，想了很多很多。想到了社教运动，想到李贵子残忍的白色恐怖，我庆幸去社教了，躲过了被人整的那一段，也庆幸让我回校参观文化革命，对运动的认识比别人先行一步。想想以后的事，心很凉。已经是6月底了，社教也许快结束了，我们回来了会发生什么？等待我的是什么？我做好了挨斗的思想准备。
　　在学校呆了三天我就回来了。
　　回来后，把情况给魏主任说了，他没让我正式汇报，也没让我写文字材料，更没让我给同学们传达什么。报纸上连篇累牍已经全是文化革命的事。傻子也能看出，形势要大变了，社教工作队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

9．农村造反

　　我从学校回来后没几天，马坡公社院子里也开始贴大字报了。院子里横七竖八，来来回回拉了好些铁丝，大字报就挂在上面，随风飘舞。
　　我们在农村社教，对大学里造反的具体事情知之甚少。也许有人从亲友同学的来信知道了兰大造反的事，也许同学们从来信知道了全国的形势。许多人坐不住了，火山即将爆发。工作队嘴上大喊支持革命师生，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能干什么。学生四处在串联，工作队整天关着门，他们自己开会，没叫我们。
　　不大的院子里，大字报贴满了，绝大部分是我们学生的，也有工作队的。有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是控诉反动路线对学生的毒害，也有的是表决心，紧跟运动，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时的我们，是第一次卷入这么大的运动，懵懵懂懂，人云亦云。都跟着运动走，唯恐落下了，重压之下，难免会说些违心的话。看着纷纷扬扬的大字报，我忘不了大学里残酷的喷气式和接力跑，我将怎样过这一关？
　　有一张大字报很显眼，是我们班一个同学的血书。他割破手指，蘸着滚烫的鲜血写了几句话。具体话语已经忘了，好像是自我批判一类的话。那几天贴出来的大字报不少，血书只有这一张。他爸爸是大学教授，搞艺术的，估计已经被揪出来了。他的惊恐、惶恐、害怕是肯定的。为了保护自己，做出了什么事都可以理解。
　　工作队队部办公室魏主任让我去看看他，安慰安慰他，学生嘛，没什么。
　　主任给了任务，我不能不去。可是，去了我能说什么？从大学的大形势看，我自己早晚有被打翻在地的一天。我连自己该怎样过这一关都不知道，还怎样劝说别人？再说了，我刚从大学回来，知道文化革命的险恶可怕。批判人无限上纲，造谣诽谤，背后告密，打小报告……大环境如此，我敢说真话吗？我能说真话吗？但是，不去也不行，是工作队给的任务。
　　我去了。他的生产队就在旁边，离公社大院不远。他正在一间堂屋里呆着，房里乱七八糟的，桌上放着一卷大白纸。是准备再写什么？他的手还胡乱包着，血迹斑斑，脸色很差，惊恐，不安，惶惶然不知何去何从的样子。
　　我们坐了下来。我慢慢转达了魏主任的原话，我说了几句，无非是不要随便给自己扣大帽子，相信群众相信党。又说了些运动里的套话场面上的话。批评的话过格的话我一个字都没说。严酷的运动就要来了，我在担心自己能否顺利过关，还能说什么激烈的话？说了一会儿，看他情绪稳定下来了，我就回去了，给魏主任说了一下。
　　我没有给任何人讲过回校参观文化大革命的事，除了给魏主任汇报，没给同学们说一个字。去安慰这个同学的事更没有对任何人讲过。领导没让我说，我何必自找麻烦？史无前例的大运动风起云涌，我自己想不通的事一大堆，哪敢随便说。况且我也不清楚大学造反的前前后后，哪里知道该怎样说？我满脑子里想的只是自己的事。形势不容乐观，回校后我会被斗吗？怎样过关？我忧心忡忡。
　　社会剧烈震荡，连北京的刘少奇都说他跟不上形势了，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何况我们在消息闭塞的西北一隅，何况我们才是个小小老百姓。
　　社教前线已经大乱。同学们们都在议论文化大革命，说学校造反的事，各有各的渠道，各有各的看法。小道消息满天飞舞，说什么的都有。
　　给我们教《材料力学》的老师，一位老太太。她丈夫是知名核物理学家。一天夜里，到处一片黑暗。农村没有路灯，我们早习惯了。在公社大门口，潘老师堵住了我。黑暗里，她激动地问：
　　“你说说，对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
　　我说：“当然可以，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
　　这是毛泽东的话啊，没什么可怀疑的。她怎么突然说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批评她？我有点担心。难道她还不明白，形势如此严峻，早已容不得这样的话语了。可我该怎么对她说？我们说了几句话就散了。
　　那老师为人正直，敢说真话。我觉得她说的对，当然支持。
　　从社教前线返校后，具体日子记不准了，好像是8月末，造反派把社教工作队揪回来了，要批判社教运动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阵子，要批判什么东西，就先给它戴上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肯定没错。
　　会上批了些什么？我全忘了。只记得一件事。造反派把社教工作队的领导们揪在大教室里大批判。在大会上，潘老师主动站出来了，批判工作队的错误路线。不知道为什么，她翻出了说过的那句话，当着我们全年级人和工作队的面问我，“你给大家说说，我说过对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的话吗？”我没有迟疑，当即大声说：“没有，潘老师没说过。”
　　社教时她八成和别人争论过这个问题吧。形势已大变，事情根本不像想的那样。7月，最高层接见北京学生代表时已明确指出：对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

10．社教结束了

　　到了8月，工作队什么都不管了，关着门，开他们自己的小会，不知道在做什么，四清的事已经停止了。拖了几天，四清运动就结束了。没有总结，也没有给我们做评语，什么都没说，就让我们回来了。有汽车接我们，还是敞篷卡车，我们回校了。3月5日来的，8月16日回来，加上集训，一共6个月另6天。
　　当时大会小会都说，社教要年年搞，处处搞，是国家的施政大事，要永远搞下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最后一次社教了，是我生涯里的又一个“空前绝后”，和我的下连当兵一样。
　　坐在大卡车里，我心里很清楚，在前面等着我的是更剧烈更残酷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摧枯拉朽的巨大威力令人可怕，大标语大字报还在吗？还在扭大秧歌吗？还有残酷的接力跑吗？我会挨斗吗？会被拖着跑吗？我无处躲藏无法逃避，只能面对。
　　到校了。啊？啊？啊——和6月底我来时大不一样，全变了，全变了。我怎么觉得就像以前解放初的游戏拉洋片一样，拉了那么一下，刷地一下场景全变，让我眼花缭乱。可以肯定的是，斗人的事儿已经没有了，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此时的整个大学乱七八糟，再也不干净整洁了。沿着马路栽了一排排木柱，拉了很多铁丝，上面贴满了大字报，成了大字报墙。平静的大学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满都是人，人来人往，本校的、外校的、本地的、外地的，全是来看大字报的。我自然也不例外，钻在大字报里了，泡在大字报里了，直看得我眼花缭乱。全是小道消息，过去严格保密的文件、中央会议的记录、大人物的讲话，现在贴得满到处都是。过去的机密文件，现在堂而皇之公布在光天化日之下；高层领导的讲话让人目瞠口呆；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的讲话前矛后盾，让人不可思议；大人物也粗鲁骂娘；重大事件的详情，不可思议的内幕很多很多……心中所感到的只能用几个字形容：震撼。想不到。
　　我泡在大字报里了，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大字报。我一边看，一边想，特别是社教运动的影响。我这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前《十条》变成了后《十条》，社教为什么变成了四清，四清怎么从清账目变成了清政治……我是个书呆子，很少想到教科书之外的事。现在现实逼着我考虑许多问题。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大操场的高台上，两个月前，李贵子盛气凌人，在那儿大声宣布将江隆基永远开除出党。现在，是北京红卫兵在台上声嘶力竭大呼，要揪出李贵子，算他斗学生的帐。大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跟我来，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不是红五类，就靠他妈的边。”大学革委会一个人上台了，北京红卫兵张口就问，“什么成分？”一听不是红五类，当场就骂，“滚你妈的蛋。”当场就轰下去了。
　　和李贵子时代的白色恐怖完全不一样，是可怕的红色恐怖。场景迅速变化，让人目不暇接。不用说，党团组织没有了，校系领导都靠边了，学生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知道不会再有斗学生的惨剧了，放心了。可是从社教前线回去的同学们多数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也许他们知道了一点六七事件，但亲眼看到学校天翻地覆的革命形势，还是大出意料之外。啊？竟然发生过那样疯狂的造反。啊？竟然有过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啊？竟然可以那样斗人整人。有的人想补上李贵子整人的那一课，尝尝造反斗人的滋味。
　　9月2日中午，阳光灿烂。呵呵，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
　　吃罢午饭，我下楼去数专找同学玩。他是数专甲的班长，河南人，我们熟识，以前在一块商量民兵的事。我出了宿舍门，下楼，见到两个同学躲在外面，正在楼梯处偷偷商量什么。看见我过去了，他们马上住口了，看着我，眼神顿时变得十分古怪。我有点奇怪，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啊，不在房里说，躲在这商量？我没管，只是走我的路。我下楼和朋友聊了会儿串联的事。说好要是去郑州了就上他家住。又说了几句话我就回宿舍了，准备睡午觉。
　　我回来了，宿舍人都出去了，只有雨生急得转圈圈，在等我。一看见我就急忙告诉我，他们下午要斗我。
　　哦，是他们两个啊，想想他们两个的古怪神色，我明白了，他们是想在我身上补上整人这一课。蠢瓜，你们就没看到大形势已变了，早没有学生斗学生的事了，你们还想搞这个？脑子太迟钝了吧。我怎么办？和他们对打？太无聊。正好，不是刚说了串联的事吗，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串联事不赶快做？我当即返身下楼再找王勤，拉他立马一块去开车票。那时文化革命开始不久，社会秩序还没乱，坐火车当然是要票的，但凭学生证可以随便开票，不要钱。我们在铁路局大门口西边的一个窗户拿到了票。第二天就直接坐火车走了。4日到郑州，第二天，直奔长沙。
　　车上秩序很好，很干净，都有座位，列车员按时扫地打水送饭。
　　我到处走着看。在一节车厢，见一个小丫头，十四五岁，一身褪色黄军装，手拿军用宽腰带挥舞着，一口京片子，正绘声绘色地给周围旅客讲她们打资本家的事，“我跳到他身上，来回跳，软软的，可好玩了。”竟然能这样做？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我冷眼看了她一下。有什么说的，那是肋骨断了，人肯定早已被打死了。一个小女孩，能说出恶魔的话，我浑身一颤，赶快走开了。
　　我往车窗外看，啊，来往疾驰的火车货车上，到处用白漆写满了大幅标语，“揪出李贵子”“枪毙李贵子”“打倒李贵子”。北京红卫兵认为造反有理，学生不能斗学生，李贵子自然罪责难逃。旅客们不明就里，都在打问，“李贵子是谁啊？”“他犯了什么罪？”刷满“枪毙李贵子”大标语的火车全国到处跑，谁都知道李贵子是个大坏蛋了。
　　我默默坐在列车上，沉思久久。我当了三年班长，抱着为大家服务的宗旨做事，从来没有为难过人，一次都没有。都是一个宿舍住的人啊，在一块住了三年了，昨天还嘻嘻哈哈说说笑笑，说变脸就一下子变了脸，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5日，我到了长沙。这儿的货车上也写满了“枪毙李贵子”。我去了长沙工业大学、湖南大学、岳麓山。韶山是必定要去的了，红卫兵到处都是。我和王勤在故居前留了影。15日我们到了广州，住在华南工学院。我对中山大学早心慕已久，在古色古香的校园里徜徉很久。广州的街道有趣，临街那间不是店铺，是人行道，他们叫骑楼，雨多，可以保护行人。我待了两天，离穗北上，赴武汉，去了武汉大学，看了长江大桥。之后去了上海，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啊，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来一次不容易，想去看的地方都去看了看。
　　26日去了北京，参加国庆游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远远看见伟人在城墙上挥手。我没有去大学搞革命串联，只是在北大和清华看了看。我走遍了北京有名的寺庙和名胜古迹，不虚此行。
　　一路走了下来，眼界大开。世界这么大，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等着我去发现，何必在意那些蝇头小事？由它去了。

11．社教后记

　　第三期四清草草结束了。我们人虽然回来了，但脑子里装的东西不一样了。单纯的学生见过了世面，知道了四清运动怎样收拾人整人，人生观社会观都因此而改变。
　　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过去了。全党隆重进行的伟大运动，忽地一下子就过去了，没人再提它了。回头想想，四清运动确实作了不少不好的事，弄虚作假，斗人上纲上线。那位上吊的生产队长就是一例。
　　社教运动还没来得及总结，代之而起的文化大革命已燃起了燎天大火。所有的人都得在这前所未有的大革命里经受锻炼和折磨。文化革命陡然蜂起时我们在农村，没有经历过造反的躁动、狂热、疯狂和懵懂，但同样也能感受到革命的狂热和狂乱。我们从社教中走来，更清楚感受到了阶级斗争的无情和残酷。
　　面对剧烈变化的形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的人想跟着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统帅冲在运动的最前列；有的人在想着怎样安然度过这一关；也有人图谋私利，乘机打击报复。
　　那是刚从马坡回来不久的时候，我们宿舍有人要斗高老师了。谁的主张？又是那两个人吧。从社教前线回来以后，他们很积极，文化革命的什么事都冲在前面。这是我们宿舍的事，我不能不参加，只好坐在一旁。高老师是我们系的副主任。和我们素无来往，我不认识他。这次社教，上级安排他和我们班的人一块。他在一个大队蹲点。我在公社政法组，这是我第一次见他。
　　高老师来了。他人瘦弱，个子中等，头发花白，已经是所剩无几了。高老师态度谦恭，主动撅腚弯腰，低头交代，一一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只是在一旁听，一个字都没说。高老师有问必答。突然，真正是事出突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坐在一旁的杜某，猛地跳了起来，不由分说，照着高老师的头，头发已寥寥无几的头，就是狠狠一巴掌，打得高老师趔趄一下，几乎要躺倒在地上了。我的心猛地“砰砰”跳了起来，站起来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好几人都在喊，不约而同地大喊，我还没见过这么打人呢。连李贵子时代都没有这样打人，难道有人还想制造更大的惨案？杜某恶毒地看了我们一眼，悻悻坐了回去。
　　人心就这样不可叵测？杜某和高主任素无来往，他为什么那样恨高主任？是社教的后遗症？是不是他也那样打过四不清干部，现在又来过打人的瘾？后来听别人说，叶开源老师挨斗了，和上一次一样，杜某主动过去了，他又恶狠狠出手了，把叶老师的头都打破了，流血了。整个文化革命期间，我们班的打人事件仅他两例。
　　叶开源老师是我们专业的权威，水平很高，改革开放后，他培养出来两位院士。后来，一位曾跟他搞科研的老师，也评上了科学院院士。
　　这次斗高主任，姓杜的不是我们宿舍的人，却专门过来参加批斗，为的就是打人，发泄内心的仇恨，“不管是谁，只要落在我手里，我就狠狠收拾你。”这就是他没有说出来的话。
　　非凡的一年过去了，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还在发展，我在运动里长大，见了世面，我在运动里学到的，顶十年，二十年……顶一辈子。
　　残酷斗争还在发展，我渴望坐在书桌旁继续学习，哪有那个可能。我没有想到，我再进大学读研出国访问，得到十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了。十年啊，一生有几个十年？

　　人生荏苒，岁月无情。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时代变化快，不知不觉间，社教运动已过去了整整五十年。
　　社教四清，如今大概只有一些老年人才懂得它的意义了。当年声势浩大震动全国的巨大运动，只成了茫茫历史里的一个碎片，湮没在浩瀚的文件里和官样文章里，演绎在小说里戏剧里，存在在当事人的传说和回忆里，更深深埋藏在受害人的泣血伤痛里。
　　生活在继续。我的故事里的人，近五分之一的人音讯杳然，不知西东。近三分之一的人已经逝去。健在的人现在在做什么？他们可曾也在回想紧张残酷的社教？短短半年的社教，一事一语都还没有忘却，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
　　人生总有太多的遗憾和无奈，或许这就叫生活。岁月易逝，年轻的容颜不在。再回首，却发现已失去了太多。人生就是这样。

2016年4月

　　本文由任平生先生此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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