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述武：母亲的乳殇.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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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乳殇
下篇

© 胡述武／文

五．有风有阳光的小窗

　　母亲住的那间房也有两个窗户，一大一小，西南向。房间只有六七个平方，摆上一张大床后，所剩空间无几，勉强挤下了一件五斗柜，一个床头柜，一个小方桌和两张藤靠椅。顶上是报纸糊得芦蓆棚，木地板年久未修都破旧了，好在有两面墙是砖砌的。夏天的窗户可以西晒满屋，只有挂上厚厚的布帘遮档。冬季猛灌西北风，关上窗又听见玻璃难受的呻吟，这是没有办法抑制的。因为前面的一条巷子，穿堂风犀利。只有一点，空气流通有利于病中的母亲。
　　70年代后期的武汉，百姓生活仍然单调简单，没有什么娱乐商业活动。夜色早早降临，街道上冷冷清清，偶尔一两声叫卖，让人觉得很清亮很穿透，是馄饨挑子。三毛一听到这个声音，就拿上空碗朝楼下跑，因为母亲爱吃。馄饨挑子一头放着炉子和水锅，另一头方柜上可随时包馄饨，中间有抽屉放皮子和肉馅及佐料，下屉放一桶水，随时加汤。多买几次熟了，挑子就常从这条巷子穿过。后来有了一个方便的办法，从窗口直接叫买，省得跑上跑下。那个冬季，竟然有了默契。差不多的点上，楼下巷子就传来清脆的叫卖声。母亲或是三毛弟弟打开窗户，放下一个小竹篮，就是那种用竹篾编的圆形挎篮，里面搁一个大空碗，几张角钱，晃晃悠悠地放下去。馄饨挑子在下边接住，取出空碗和钱，不出几分钟，就捧着将碗放回竹篮里，又一声吆喝，三毛感觉到了绳子的受力，稳稳当当地往上提收，一碗热乎乎的鲜肉馄饨，顿时摆放在母亲面前，骨头汤水色泽清亮，漂着些许虾皮和葱花……这是母亲和三毛弟弟共同讲述的故事，馄饨挑子主人的面容我却不太清晰。但一定眉善憨厚，手脚麻利，我想。
　　我还在黄石工作时，我的同学汤光云当兵转业到长航，听说他管着武汉到重庆或上海客轮的无线通讯。我要到了他的联系方式，给他写信，请他在重庆线上代买两把竹藤靠椅。汤光云很快回信答应了，不日就将籘椅送到了我家里。他也是我母亲的学生，听说我母亲患病，自然不敢怠慢。这是我的霸道之词，理应谢谢。
　　我想为家里做点贡献了，其实是有私心的，害怕同学朋友来家里玩觉得寒酸。我心傲，自认已经是男子汉了，要力挽家庭的颓势。想让母亲看着高兴，想着放心。
　　当时电视机还是个稀奇玩艺儿，特别是进口货，在武汉市场很难搞到。有次我随领导出差黃石，也去了我的原单位红旗水泥厂。红旗厂是省属企业，才有了我的“一步跨栏”。到厂里办事我抽空去看了曾经的上司熊师傅，却意外获得了机会：厂里一位退休老领导的台湾亲戚，探亲时带过来一台日本产电视机，日立牌14吋黑白。退休老领导与熊师傅是邻居，有意托熊师傅卖掉。熊师傅大概想到我回武汉有需要，正好告诉了我，也就是一说。我马上想到了母亲，即问价，五百三十元，同内地销价。当时一台国产12吋黑白电视也要四百多元，顶得上我一年的工资。我还是表示想买，但没有带钱。熊师傅说，这好办，下次托人带来就行，电视你今天带走，我担保。现在你是我们的上级部门，还怕跑了不成。这也算关系学开后门吗？我又顺车带上了电视机，小车上向领导告假要送电视机回家，领导说让车子送送吧，我谢了领导的好意。到中南路下车乘公交，正是下班高峰时，连人带纸箱好容易挤上车，身边还有人敲着箱子怪声怪气道，进口电视挤么是公汽呀！我也不恼。就这样突然抱回了一台电视机，让母亲高兴，全家人高兴。母亲要全部掏钱，我不肯，结果是母亲出大头我出小头，很快托人还给了人家。初看电视屏幕上雪花多，三毛在窗口架了个室外天线，效果好多了。但害怕下雨打雷，天气不好就要将天线收回来。不过电视机改变了家里的生活，这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当时的节目很单调，但家里添了一道风景，多了几分兴趣话题。母亲满意，我也欣慰，觉得做这件事值得。这台电视机一直陪伴着母亲，让她消烦，让她顺气，让她坐看天下事，让她分享世间情……
　　那些貌似有效的显像，其实什么也不能说明。因为疾病可能存在自愈、误诊、安慰剂效应和心理暗示等多种情况，一时的现象并不能代表走向。
　　母亲很了解自己的身体。吃了那么些中草药汤剂，肿块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不仅如此，身上不可能不难受，夜晚能睡着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白天成天躺在床上，不能翻身，往左侧身，会挤压病灶；右侧，则会悬空病乳，甚至弄脱上面的药棉和纱布。于是只有平躺在床上，气力慢慢地耗去，后来连喊几身的气力也没有了。再坚强的生命也有心理崩溃的可能，有时候母亲就想这样睡去，谁喊也不搭理，但亲情仍然让她睁开了眼睛。有一次她可能去意已绝，拴上房门再也不开，三毛不知所措，正好我回来挥望，赶急叫弟弟撞开房门，我们几个男儿围在她的床边轻唤，求说。她才微微睁开眼睛，望着满脸泪迹的我们，重重地喘了口气，说了一句，散了吧，我不会了。

六．最亲的时光

　　因于母亲的病情，更因为年代的进步，我们都在向“家”聚集。三毛就在一条街上的武汉九中读书。小毛从知青点回到武汉，进武钢当了产业工人。我在1978年中抽到省局工作组，去一家省属国企搞整顿，算是间接回了武汉。这家企业位于武昌远城区白沙洲，离复兴路不远不近。工作组集中吃住，但休息日我可以回家探望母亲。那年我26岁，按当时的政策刚够晚婚年龄，记得我的结婚登记还是母亲托熟人到街道办的。我的女友S曾与我同一个车间，靠独生子女政策先一年调回武汉，母亲催我们快把婚事办了。看着日渐虚弱的母亲，我们能做的就是满足她的愿望，抢在国庆节结了婚。当时的风气很简朴，还没有房、车、餐馆摆酒一说，一般是家里腾出一间屋子做新房。但是，我们家当时的情况是，如果腾出一间房给我结婚用，弟弟们就没地方住了，这是后话。母亲急着办我们的婚事，顾不上那么多了。对了，单说婚房的布置，我因为抽不开身，一切都是家里帮办。凭票供应的家具，是母亲和两个弟弟用板车拖回，一件一件搬上楼的。房间要翻新，就去买白灰、油漆、毛刷，挑灯夜战。房间先有的顶是芦席棚的，不平整难看，就用铁丝拉直撑平，糊上几层报纸，然后贴上白光纸……一点一点都是母亲率领两个弟弟干的。我依赖惯了，动口不动手，也不觉得亏欠。但还是看在眼里，热在心里。
　　父亲也回到武汉了。他可以去省特产研究所，考虑交通不便放弃了。他决定留在附近的一所中学，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家。他还能工作数年，但心已经退休。他要用悉心的照护，来弥补20余年对家对我母亲的失责。而多年的脚踏实地，使他成为一个行动大于言论的人。
　　我在前面提到过，我们“家”的房子没有卫生间，需要就下楼去操场边的公用厕所。这对当年上下班的人来说，并非奇怪也不觉怎么尴尬，那时家的含义不过是睡觉的地方而已。但对于一天到晚难以下楼甚至卧床的病人，那就极其不便了。父亲调回之前，母亲尚能坚持自理下楼，或是小毛三毛搀扶、倒痰盂。后来父亲接过去了。因为家里的房间少，有两年时间，父亲是暂借自己学校教学楼的一个杂物间搁铺，有时是自己一人，有时是同小毛一起过去睡觉。每天父亲都早起，算是晨练，风雨无阻，步行到“家”，上楼下楼。倒痰盂，捅煤炉，烧开水，弄早点，再去上班。中午和晚上又是两个来回，抽空把碗洗了，地扫了，又将母亲换下的衣服洗了，甚至换药的绷带。累了，坐下来抽支烟。照料躺在床上的病人不容易，一日三餐，日常洗漱，每隔几小时翻一次身……这些都靠父亲和两个弟弟护理，我既使在家也只是搭一把手。久病的人难有好心态，母亲发脾气、怄气是有的。一般是父亲不吭声，或是一笑应之，始终是好言好语。伺候人要好脾气，耐烦就是关爱，父亲做到了。周而复始，任劳任怨，真是让母亲和我们感叹且心痛，也彻底颠覆了母与子对他的唯诺无用的判语。
　　家里那间大房给我们结婚用了，父亲和小毛借住在另外地方，三毛住哪里呢？我这个弟弟小我八岁，从未与母亲分开生活过，母亲也离不开他，昵爱有加。为了我的婚事，却让他受委屈了。母亲安排他与自己一块住小房间，打地铺。在母亲的床边地板上，展开蓆子，铺好棉垫，放上被褥，晚间伸开，白天卷起。我们不忍心，怕他睡不习惯。母亲替他说，没事。三毛已经憨憨入睡，在母亲的床边，犹如蜷缩在母亲的怀抱里，屏息静听熟悉的心跳，和着窗外碎碎的树叶声，啾啾的鸟鸣……这一切多么亲近！我们都是吸吮着奶汁长大的——不，每个孩子都是喝着母亲的血长大的。这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天性，我们的体内贯注了生命的激体，吮吸中我们获得了无法言语的爱，以及无边无际的温柔。
　　1979年春上，S已有孕在身。可能是体能变化，多日便秘不下，又不敢死撑，难受的昏厥过去。是母亲凭经验用热毛巾敷肚，亲手去抠干结的便坨，顿时轻松，至今感念。不久，我母亲要“赶”她回娘家住了，理由是担心S上下这边的楼梯人吃亏，离病人的环境太近影响胎气。临走还带上一大包婴儿的衣物和屎布尿片。现在的孩子出生都用的是一次性婴儿卫生巾和尿不湿。那时候不一样，都是将旧衣物撕成条块状当尿布。母亲是上街买新棉布自裁自做，最后烫洗整理一遍她不过手，指导我父亲完成打包的。其实都不会在意这些，谁也没有说用什么不能用什么。但我母亲在意，她能够体谅人意，知道现实生活中遵守规则。
　　我后来正式在省局上班，但出差频繁，与母亲相处并没有增加几许，多是来去匆匆。时有捎回一些土特产，显然是下面部门的送品，以此来宽慰母亲的心。这其实是我的一种错感，或者叫自以为是。母亲真的在意这些物质的东西吗？有一次我带回来2条大鱼，是刚分的，我放下鱼，没说上两句话，起身要走，我是急于回自己的小家。人到楼梯口，又把我叫回，母亲望着我，只说一句，你去忙吧，不要总是带东西回……似乎还想说什么，又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出口。这样的时候一多，我感到有必要多留一点时间了。有几次我特意多待一会，坐下来与母亲相对相望，却似乎不知道如何开口，于是以刻意的端茶倒水，问寒嘘暖来加以掩饰，以便让时间多留下一段。无言的相视里边，我能感到比言语更加深情的意味，但也夹带有想说不说，让时间耗走的抱怨和委屈。且这样的神色越来越重，我心里知道母亲有了不满和批评我的意思了。“你去忙吧。”她总是这样简短地对我说。
　　但是我又知道，母亲并不是不想和我说话了，而是有些话说了也没有用，有些话想说未说也许更好。而更重要的是有些话可意会不可言传，那里边的意思无法用语言说淸，一旦能够说清就不再是语言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是一种含蓄的自信。
　　房子问题仍是家人的心病。我虽然搬出去住了，但两个弟弟已经长大。心急中时有埋怨父母，工作了几十年，连窝也没有盘好。父母也曾失悔没能长后眼睛，调动一处搬一处，每况愈下。申请住房的报告也打了多次，都有点讨人嫌了。希望又偏偏在那个时候闪光，卧床难起的母亲听了喜讯，长长地喘了一口气，说，这就好。房子来了赶快搬过去，我就不用了，就在这里……这就是她的决定，为此我们还有过争论。不过，终归全家是高兴的，为此还很高兴了一阵子。就像见到曙光一样高兴！
　　我母亲似乎体会到了如同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的惬意生活。
　　我相信，那一段日子，也可以说是她一生犹为快乐幸福的日子。纵然那种幸福快乐带着病患的沉重阴影，但毕竟是由心的幸福快乐！

七．那天安静地走

　　母亲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一切无可挽回。而最痛苦的是，自己无法表达这种感受。后来，家里人的一些异动或不一样的目光，都会像一把利刃，在剜割着母亲的肉体，同时也深深地伤灼所有人的心。那时母亲和我们最大的需求就是安宁，避免打扰。
　　此时再去医院，无论哪家，都觉得不太合适了。当年的医院条件，也不好收留这样的患者。我们在街道卫生站请了护士，隔日上门输液。母亲自己清洗病灶换药敷贴，一直坚持到最后。她在做这件事时是要让身边的人走开的，倒不是因为需要赤身露体，恐怕是担心我们看到病灶的状况伤心或心惧吧。而这对于她说，已经见怪不怪了。我曾经强烈要求看过母亲换药，也曾悄悄地察看过她的病灶处——那些凸凹不平硬如岩石的癌肿，在不断地放大，新的肿块在拼命地怒放。致使原来柔软温润的部位，变成一个很大的，类似花菜状的癌体。我不忍这样形容，有点倒人胃口。但没办法，那癌体只要看到就会如此联想，无论那集聚成团或是苍白的色泽……特别让人心乱的，还不是换药时散发出的药水气味，而是最后的那个夏天里，偶尔发现有一两粒白色的软体，在病灶底部母亲很难看到的地处蠕动。且当场还不能惊诈，免得吓着母亲。我详装安静地帮一把，用一团药棉无意地抹去蠕动的物体……哎，我不能再说了，想想就让人心绪大败、黯然神伤！
　　白天里已经告过急了。我提前下班回复兴路，S也抱着皓皓赶轮渡过来。母亲在我们的声声唤中睁开眼，呆滞地看着，嘴唇动了动，听不见发声，眼睛又合上。我抱着皓皓靠近点，让儿子喊奶奶，可惜他还不会依呀学语。母亲又睁开了眼，仿佛显出慈祥的光，手动了几下，是示意离远一点。我知道，母亲一直执意不去抱孙子，是怕自己身体的气味侵扰婴儿，是怕自己的病态吓住了婴儿。这需要什么样的意志来撑住啊？！眼望着自己的孙儿，近在咫尺……我忽然发现母亲的眼角沾着干涩的泪渍，顿时悲从中来，泪水满眶……
　　母亲难道真的就不痛吗？不，她痛。她一定痛在心里！
　　命运的争取成为空望，命运对母亲真不公平。拿什么解脱灵魂，我的母亲？！
　　晚上本应陪伴母亲的，可心中又充满莫名的害怕。我的头脑乱了，想逃离出去。借口皓皓回去才能安睡，我们还是回了汉口，带着一种矛貭的心情，幸好留下了传呼电话。深更半夜又被叫醒，S请单位派了一台车，我们抱着皓皓，中途又接上舅爷和桃姨唐姨（舅爷的女儿）往武昌赶。
　　在一段日子里，我想母亲一定作过最坏的打算了。比如说摆在她的床头侧处的那套崭新的寿衣，从内衣到外套，裤子、袜子、布鞋一样不少，整整齐齐地摆在她的身边好长时间。我们竟然没有注意，或者是注意到了只当没有看见，也不去问。母亲也没有交待过——不，摆在那里就是一种交待。
　　很显然，母亲已做好足够的准备。而我们虽心照不宣，事到临头却惊慌地手忙脚乱。
　　母亲平躺在床上，被子盖着的身体只有干瘪的一层，头发还显黑色，却已稀少，杂乱地拂落在枕头上，围衬着一张萎缩得很小的脸庞，脸色苍白无光，平静不甘，气如游丝。舅爷连声叫着：洪兰，洪兰……母亲的眼睛则再也没有睁开。桃姨当过医生，设法施救。我们不忍心母亲再苦熬，请求放弃。虽然家人都有思想准备，这一刻仍然无限哀伤。似有感应，皓皓突然惊醒，大声哭闹，声音穿透了夜墙……
　　桃姨和唐姨（我母亲的表妹），为我母亲擦净身体，换上新衣、新袜、新鞋。她们看到，癌肿已在母亲体内转移，背上腰间都能看到硬结。而母亲为什么一直不觉得疼呢？是强忍着疼痛，还是没有了痛觉？到后来我们也一直没有搞清楚，懂医的也一直没能说明白。好在母亲直到断了最后一口气时，模样虽不忍看，却是安静的。所谓油干灯草烬吧。当时我忽然有想，早知道不痛，把瘤子割了不就没事了吗？可世间没有后悔药吃的。有人说得对，人性面对这样的灾难，怎么选择都是错的！
　　学校有派老师和高年级同学代表，开一个追悼会的想法，父亲和我婉言谢辞了。我们知道，母亲一直都主张为人师表和身教重于言教。对于她来说，自律和宽厚是一种常态。曾有这样一件事，60年代初，母亲领着我们三兄弟，到汉口江汉路的“四季美”吃汤包。那是一个阳光充足的星期天，汤包店顾客盈门。母亲安排好了座位，嘱我照护好弟弟，就去排队买票取汤包。几笼各有特色的汤包端上桌，母亲又去拿味碟姜丝香醋。这时一个要饭的小小子窜到我们的桌边，先是朝一笼包子吐口水，然后抓起一个包子就往嘴里塞。我们吓呆住了，竟然看着他被包子汤馅烫得张嘴直哈气。母亲跑过来不打没骂，而是用眼神止住了小小子的蛮动，还让他带走了那一笼沾了口水的包子。我还知道，当年在广埠屯小学任教的一位老师，其爱人是农村户口，有2个孩子，家庭贫困。我母亲带着3个男孩子生活，家中的财政本不宽松，还是借给这个老师15块钱和35斤粮票，而且一借就是数年未还。母亲病倒以后，我曾多次向母亲提起这事，她总算给那位老师写了信，称因病急需花钱。不几天，那位老师领着夫人上门看望了我母亲，表达了歉意，偿还了粮票，仍无力还钱。母亲体谅地送客，再也没有催要。
　　那日清早，我的几位同学曾经的工友赶来扶丧。他们与我患难与共，一起长大成人。34年后的今天，我仍要感激他们的坚实手臂和肩膀。我们一起抬起母亲的担架，放轻了脚步，抑制着呼吸，稳稳的走下转弯急绕又陈旧不堪的楼梯，只听见木梯在轧轧出声，似饮泣低咽。众人从教堂建筑的背后，通过开在巷子里的小铁门，上了停候在那里的灵车。家里准备了鞭炮，亲戚同事也送了鞭炮，一起都带上到殡仪馆再点爆，我们没让出殡时炸。这个时间，学校的大门刚刚开启，已有学生和老师在操场活动，我们的行动不想惊动他们……这是1980年的9月1日，星期一，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天。

八．今天的祭文

　　时间过去了34年，不算太久，但我们家已经隔了两代人。34年间，我没有为母亲写下一字一句。很多事我已经历过了，很多事也都忘了，唯独母亲的病忘不掉。
　　34年间，在我的有限的人脉中，其本人或亲属，至少有不下十例患过乳癌，且发病的年龄都很轻，按照医学的说法更具有风险性。这些病例在确诊后全部及时地做了手术，至今又全都安好。每当听到这样的例证，我便无语，想到了母亲，深深地自责。有人会劝我，这要归于医疗技术的发达和条件的改善，更有社会思想观念和人们认识上的跟进。但我却不能开脱自己。那越来越浓的内疚心情，和绵长不断的刻骨铭心，难以用语言归纳表达。我对自己的这种心情进行过梳理：一是在最能够体现自己长大成人的那一刻，却未能支持帮助母亲从长计议正确选择。二是母亲对保守治疗的乐观积极有些盲目，可以说本身就是一种病态，而我又给母亲提供了极不靠谱的信息。三是在久病的母亲床前，我是坐而论道，父亲和弟弟们是作而行之。后来基本上对母亲的病况是听之任之，无助而栖遑，甚至到冷漠。而这一切又因于自己的恃小恃爱太自私，无疾不知有疾苦。
　　每一个家庭都一样，在子女长成之后，交流的主动权往往就从父母手中转移到子女手中。在那一段可贵的时间里，我为什么未能与母亲做过哪怕一次深入的交谈，更多地了解她一生中的悲欢，也让她更多地了解我呢？真正能与母亲待在一起说话的时间，比如那一天……看到那一具因为没有一丝生命迹象而显得虚假的遗体，从我的内心里爆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恸哭，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业已从这具躯壳中离走的那一个灵魂，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我了解得是少之又少，亏欠却是多之太多，多年来在我心中一直很难排遺，每思及此，就感到慌乱和负疚之情油然生于心间。
　　母亲对我的成长寄予厚望，但等我长大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却与她显得生分了。这主要说的是心灵上的沟通。因为我是长子，在我小时候，她肯定有很多话想对我说，但又不敢说，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说好，她等着，盼着，甚至于不惜自己的生命代价，巴不得我快快成人。成人了，参加工作了，甚至是走上仕途了，前景可观，但母亲都只能是看在眼里。她仍然来不及说她想要说出的话，她心里的苦闷仍然无法诉说。我的性格看似文弱，内心好强，自命清高，温良恭让是自然流露。正因为如此，才让母亲有些放心不下，她有许许多多的体悟和答案还是没能交待，以致于直到现如今，我才体会出我的心神不定和兼着内疚和痛苦的原因竟在这里：我得到了母亲的慰藉和宠爱，但我能够回报的慰藉少之又少，更何况我能够想到给予慰藉又有几多呢？！
　　子欲孝而亲不在，后悔愧对已晚矣——这其实是托辞，这不能成为托辞！
　　这些年来，我经常在算日子，假如母亲还活着，到现今也是九十多岁的老太了。她也许没有这般高寿，但总可以活过七、八十岁吧。我为什么没有主张她开刀？手术后起码可以多活五年，十年吧！还有，我为什么没能在她活着时陪她多说说话呢？为什么在她的儿子一个一个长大成人，正要自食其力或是成家立业的时候，她却熬不住了呢？儿子想让母亲骄傲，这念头毕竟没有错呀！
　　母亲在时，我们总是心安理得地吮吸着她那伟大的母爱。悠然自得地享受着她那无怨无悔无私奉献的坚强之心。然而一旦母亲离去，那曾经的心安和自得却将化作撕心裂肺的刺痛拷问着我们。
　　母亲生前没给我们留下过什么隽永的誓言，或要我们恪守的教诲。但是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含蓄宽容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思想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主动谈起过自己的父母亲，自己至死也未回过故乡。那一代投身革命的所谓剥削阶级的子女们，为了自己下一代的身心健康，悄然掩埋了自己的亲情记忆。
　　母亲走了以后，我并不是经常梦见她。但梦里有母亲的时候，必定是生活中有麻烦，事业上遇到坎坷的时候。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恐怕就是这么回事吧！48岁本是功成名就的年纪，我却站到了人生的拐点。自此度过了人生最精彩也是最煎熬的一段时光，同时也饱尝了人性的善与恶，经历了接二连三的官司，教软弱变得坚强。那些日子，我的脑袋里就会闪出母亲的面容或身影。我会想想她会怎么做，也会用她的言传身教来印证我的方式。有时在梦里，母亲就站在我的身边，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深深知道，父母给我留下的，不光是基因，更主要的是用身心和言行，还有他们的遭遇，给了我一生的提示。
　　每个人的父母亲，大概都一样伟大。我们会觉得自己的父母格外特别，格外辛苦，格外艰难。那只是因为他或她真实，有切身之感。
　　人的确是有命运的，那就是一个人的综合条件和整个时代的关系。2000年前，也就是我48岁前，基本上是被圏养。此后，我是半被迫半自觉地投入商海习泳。水性差呛过，悟性低学得慢，直到今日，也不能说游得好。但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熏陶，思想方法发生了变化，懂得了一些社会生活法则。傲物之心渐淡，容人之处渐多。随着年龄的渐老，也开始回顾过去的一些事情，多数浑浊记不清楚，却总在回忆父母亲，其实也是为了检验印证自己。
　　还要说说房子，那总让母亲劳心费力，且又摆脱不掉颠沛流离之感的居所。前说在母亲离世前听到了喜讯，我们全家都很高兴。但是，我有意没说那消息并不确定，也不想对母亲流露。等办完丧事再去落实，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父亲脸上的皮肉松垮下来，顿时老了许多。我不忍这样，率领两个弟弟前去寻衅，但不是滋事，只是讲理。竟然也感动了上帝，父亲在退休之时了了心愿……

　　我写得似乎太长了，仍意犹未尽。初冬的早晨，心绪又牵着我走进复兴路。我已经很久没来过了，马路变成了大街，两边多了现代化的楼盘，只有那个似熟非生的庭院还是大概的样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圣米迦勒堂重开，墙上布满了爬墙虎，因为临冬，褐色的藤蔓让教堂看上去无限沧桑。学校仍在，只是小学变成了成人中专，迎街的校门关着。我从小巷绕过去，发现原来的牧师楼改造成办公楼，那个曾经放下小竹篮的窗口已经不在，楼下朝南开的小铁门成了教堂的正门。看门的婆婆拦住了我，我说以前在这里住过，想进去看看。她同意了。
　　……还是那棵硕大的老榆树，独一无二。苍劲的枝条左右交叉，编织成幽深的回廓。若是在夏日，浓浓的树荫肯定能覆盖半个庭院，我想。如今的庭院空地鋪了绿色的塑胶，成为操场和跑道。当我靠近老榆树的一刻，我的灵魂和思绪仿佛出现了某种幻觉……嗬，原来是一片落叶贴过我的脸，又飘落到地上。绿色的跑道，托着泛黄的落叶，叶子上还沾有一层冰晶，是夜寒形成的霜白，在清晨的阳光下透出叶子的润泽……跑道、落叶、白霜，生命、母亲、乳汁，这些常态且简单的物体，合成难以割舍的意象，在我的脑海中翻腾！
　　羊年即将来临日，为母亲35周年祭

2014年12月25日于武昌

　　本文由胡述武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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