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述武：母亲的乳殇.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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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乳殇
上篇

© 胡述武／文

　　乳房，表达出生命的丰盈。元代张劭形容：春盎双峰玉有牙。诺贝尔文学奖诗人聂鲁达说：你的乳房如雪白的蜗牛……无论是封建社会的羞于启齿，深藏不露；还是开放时代的乐此不疲，夸张炫目，其传递的内在品质都是愉悦的，温暖的。但我有一个独特的感受是心酸的，甚至是残酷的。我于心不忍破坏人们的美好意象。而记忆深处里的情感，仍在鞭催我写下这样几个字：母亲的乳殇。

一．生命的激体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南阳人氏。当年跨出校门，即追随解放的队伍南下，领路人应该是母亲的四舅，我称舅爷。父母亲在武汉考入革命大学，结业后有幸分到省直机关，先是吃供给制，实行工资后级别也定得不低。两个外乡人组合起一个家庭，人地生疏，要靠单位里成全，自然想努力多一些回报。他们对革命肯定抱有许多浪漫的想法。然而问题不在于你怎么想，而是那个时代不允你多想。三反五反，肃反运动，反右斗争……母亲都是非常诚恳地改造自己，渴望获得“政治生命”，每次运动都积极报名热情参与。1959年在省委肃清工作队完成任务，又逢党政机关支援教育战线。母亲是师专毕业，从省政协机关转到教育部门也算是专业对口，没有什么遗憾。只是手上牵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肚子里还蜷曲着一个，携家带口远行二三百里地，表现刚强其实无奈。
　　母亲用乳汁哺育了三个孩子。我是老大，母亲的奶水充足。小毛（大弟）调皮，总是心急咬母亲的乳头，有时突然一口让母亲疼得钻心，母亲挺有经验的捏捏小毛的鼻子就松了口。母亲想添个女儿，在我七八岁时，却又添了个弟弟。三毛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母亲生育年龄偏大，又缺营养，仍坚持喂奶，辅以米糊。母亲既要照顾我们，又要操心学校，含辛茹苦。两年后忤逆船归，本想过安定的生活，想不到我父亲又要走了。早两年的反右运动，父亲有幸定为中右（没有公开戴帽，也就永无摘帽之说），从此唯唯诺诺，下放是命运的安排。好在父亲所长就是农学，脚踏江汉平原也不委屈。母亲为方便工作和圈养孩子，只好领着三个小子，迁居到当时位于市郊的广埠屯小学。
　　校园教学楼侧面，有一排四五间平房，一间住着一家人。房前有一块不大的空地，放学以后就貌似庭院。当然，学校的操场在我们小孩眼里也很大，不过当时一大半种上了红苕和包谷。我快要上中学的时候，母亲又借了一间房，成了我和小毛的睡屋。厨房是几家人共用的，那时附近还没有成为闹市，柴米油盐要到珞珈山或桂子山上开设的大学供应点去买。父亲每个月把工资的一半寄回，一家人的生计安排就落在母亲的肩上。她是职业女性，主要精力还要放在学校。幼小年纪的我们享受着母亲的照料，很难体会她心中的压力。
　　母亲教会我生炉子洗衣服，掐槐树花摊面饼，冬瓜烧成红烧肉味，甚至在屋后开块小菜地……校园里时而喧闹时而格外冷清，培养了我们阳光、安静的习性。广埠屯小学靠近东湖，我们从小亲近水，洪湖水，东湖水，长江水，都是我们戏水的好去处，我在15岁，小毛13岁时就参加横渡长江。1965年我考上了当时就是名校的华师一附中，且刷新了广埠屯小学的升学纪录。母亲对于我们的品行和学业是重视的，因为她是教育者，要以身作则。我一直是优秀学生，家人宠爱，老师喜欢。有同学不服气说，他有条件优势。我不生气，心里想，没错呀，哪个家里没有老师？母亲既老师，天经地义呀。我们的母亲都是在用生命的甘泉孕育着自己的孩子，掏空自己来填满子女的身心。
　　我家有一张竹床，是母亲从洪湖带回武汉的唯一家具。伴随着我们在广埠屯校园的生活，冬季成为家中衣物的搁板，夏天方是乘凉的必需。我12、3岁时，小毛10岁，三毛只有5、6岁。时正酷暑，日夜都热得难受，我们三个就横一个竖一个，挤着一张竹床乘凉入睡，经常是整夜露宿，半夜里一睁眼还能看见流星在空中飞。这就辛苦了母亲，怕我们翻身掉到地上，在竹床围边摆几个条櫈。是母亲端个小椅子坐在竹床边，边打盹边摇扇子，既赶蚊子又生风。下半夜有了凉意，又是母亲给我们的光肚皮搭上毛巾、单衣，如果云天骤然起风、阴沉或打雷，母亲又赶紧把我们叫醒，抱是抱拽是拽往屋里去，每每折腾到大半夜，母亲才能入睡。三不知还因为谁占了谁的位置，谁挤了谁的胳膊腿发生战争，最终是争先恐后向母亲投诉，又在母亲温和的训示下乖乖地睡去。一年又一年，三个小子倚着它长大，床上的竹片越睡越亮，油光泛红。半个世紀过去了，人生早已湮没的一幕小小情景又重现眼前，别有一番滋味。那张竹床听说一直用到搬家去复兴路，因那里的牧师楼木梯窄，转弯急，往上搬困难才放弃，真有点舍不得。
　　小学同学沈均30年后邂逅，还能一口叫出我的名字，让我惭愧不已。2010年他写给我一篇《怀念恩师》的短文，更让我惊叹他记忆犹新。我母亲在学校里并没有直接带过班级，但学生及家长都很敬重她。按沈均8旬老母的回忆是，怎么不记得，怎么不记得！唉呀，说话有感染力。而沈均的记忆是：学校组织学习雷锋月活动，要求同学在月内至少做一件好事。做一件奖一面小红旗，做得多红旗就多。这样有些好事就是作假做出来的，什么捡一分钱上交，一块橡皮擦，一截铅笔头……沈均的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心傲，想要真实地去做一件好事。可当月没有真实的机会，他就一件好事没做，成了落后的典型。做广播操时，班主任老师叫沈均走出队列罚站，他觉得很没面子，气鼓鼓的。这时我母亲过来看见了，便低声问班主任老师怎么回事，又叫过沈均问了几句，然后和蔼地说，沈均是个好学生呀，为什么罚站呢？让沈均回到了队列里……通常校领导是不会直接干预班主任老师对学生的教育的，我母亲这次为什么这么做呢？沈均当时只是有点疑问。因为他小时候性格内向，见了老师就想躲。他觉得我母亲自然不是偏袒他。那是为什么呢？很多年后，沈均知道我母亲曾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联想起来，才有所悟。母亲的一生看中的是人格和德行，她的教育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常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她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做事，如何靠自己的努力去上进。
　　文革初，广埠屯小学有人贴我母亲的大字报。我听说后跑去看，有老师拦着，母亲说看看也好，领着我去了。大字报集中在一间教室里，主要是针对我母亲的，还有大标语写着“打倒地主的女儿宋洪兰”……看过大字报，我没有冲动没有眼泪，牵着母亲的手离开。母亲如我一样，也显得很平静。可是我能感受到她内心的压抑。对于母亲家里的情况，我知道的很少，就连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也没见过，因为他们去世早。但我知道母亲是爱儿子的，为了我们的身心健康，她自己承受了很多。母亲和儿子的手捏在一起，自然地传递着相互能感受到的那种温暖和力量。现在我想，母亲当时已经在过度地消耗自己的心力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吃完中午饭，母亲吩咐我和弟弟，搬上小板凳到房前的空地，在冬日的阳光里排排坐。母亲先给小毛掏耳朵，让我坐在旁边看。我不光看母亲的手动，也去看母亲的气色和神情。母亲当年不过四十出头，容颜已显出憔悴，青丝里生出白发。轮到我掏耳朵了，我俯身侧脸枕在母亲的腿上。她拿一支细细的发夹，小心地进入我的耳朵，轻轻的抚扫。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还喃喃细语，痛不痛，别怕。我舒服地眯着眼，一动不动，享受着母亲的怀拥……今日念及仍感温暖。
　　进步青年接受改造的虔诚，知识女性精神至上的态度，加上教育职业的端正人格，更有一位母亲养育三个小子的生活重担，相互挤兑纠结，给了母亲超常的压力。当然，这样的矛盾和纠结又不是装出来的，都是真心为之，以求与时代合拍，也把身处的境遇理想化。然而，生活中又难以求得平衡，让人倍感心力疲惫，病兆乘虚而入。有一次，母亲突然觉得胃部附近疼痛，进而绞痛不已。她叫过我，抓起我的手压到痛处，两只手掌重叠一起使劲，仍压不住痛感。母亲泪水满眶，我也像个小泪人。邻居老师见状赶快打急救电话。救护车来了，我陪母亲到医院，母亲的疼痛却消失了。来得那么猛烈，去得也无影踪，医院竟然查不出原因。母亲和我们更不该马虎，过去就过去了。
　　也是个暑假，母亲因黄疸性肝炎住院治疗，我担当起了管家的责任。当然邻居老师受母亲之托不时关照，母亲三不知也溜回来看看。天气确实太热，为了表现自己尽职尽责，我突发其想自制冷饮，其实是听来的技艺。当年的卓刀寺（就在如今的武昌卓刀泉路十字路口），曾经短时间做过广埠屯小学的分校址，实际只有两个班级借读于寺里。相传当年关羽屯兵于此，遇到大旱，关羽拿起他200多斤重青龙刀奋力斫地，竟有泉水潺潺流出。后来当地人在泉水涌出之地围了一口井，斯泉之水，冬温而夏洌，其色淡碧，味甘如醴，饮之可以疗疾……我央求邻居老师带我们去打井水，还专门拎了两支空热水瓶盛水。井水弄回家里，打开瓶塞，往瓶口里倒进白砂糖，盖上塞子，抱住水瓶晃动数下，再放下沉淀，片刻后倒水在杯里，喝一口，凉津津，甜丝丝，还有汽体，真的好喝。我们又抱着水瓶找到住院的地方，让母亲喝。那些日子，我最担忧的是母亲的身体。当她喝上我们自做的冷饮时，我们围站在她身边，仰起小脸凝望着她的面庞，希望她知道儿子的心意，从中得到安慰。

二．无奈的嬗变

　　文革后期，上级部门对校际领导互调。母亲在信里告诉我，她调到了武昌复兴路小学，也搬了家，还是在学校里住，临时的。看了母亲的信，我想搬到城区了，也蛮好的。心里在描绘着家的样子。当时我已经在黄石的工厂上班，回武汉不像现在便捷，是要大半天时间的。一年一次的探亲假，一般留到过年用。机会来了，却是用自己的工伤换来的。突然崩塌的煤堆，砸到了拖煤的斗车，斗车的铁把挑起了我的腰，腾空，落地，平躺不起。急送医院拍片，幸亏没有伤到要害。为了不让家人难受，我在宿舍里躺了近一个月，行动可以了，方请厂医批准去武汉进一步检查顺便回家。
　　我找到了复兴路小学里的家，与想象中的差别有点大。这里的建筑，过去是美国传教士布教的地方，叫武昌圣米迦勒堂。两层砖木结构，门窗都是哥特式的尖拱，顶尖的那个红十字，显得十分孤单和倔强。教堂侧面有一个庭院，院中仅有一棵硕大的榆树，枝叶茂盛。堂的后面还有配套的牧师楼。五、六十年代教堂停办，改为小学。教堂和牧师楼三楼以下，作为办公室和教室。牧师楼上面的屋顶花园，盖上铁皮顶，砌起灰砂墙，当中用薄薄的豁皮板（开裂、破缺的板子，武汉话）一隔，做了杂物间。现在有两间就成了我的家。
　　知道了家的模样，我的还是幼稚的心，也能感受到母亲生活的困顿。我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受伤的情况告诉了母亲，她一下子急哭了，走神似的在我身上翻来看去，一夜难入睡眠。第二天大清早就领着我出门疗伤，那位老中医小有名气，去晚了怕排不上号。老医生在我的背上腰间涂抹一种油性液体，用一个瓷汤勺作器具，在抹油的皮肤体表反复刮动摩擦，先轻后重。我咬牙吸气，旁边看的人也嘴里啧啧出声。像是背部出现很多暗红色血点，形成刺人的片状。母亲生怕我痛，紧把我的手臂揣在她的怀里，她的脸却侧过一边，躲闪着流泪的眼睛。她摩挲着我的手，嘴里不停念叨，不怕不怕。仿佛在安慰一个受惊的孩子。是，我本身就是她的孩子，当时也不过二十一、二岁。虽然已经长大，但在母亲面前，依然是个孩子，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个依恋母亲伟大胸怀的孩子！我很少见母亲这样的，连忙说，妈妈，我不疼。事后我知道，这种疗法叫刮痧，能起到开泄毛孔，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的作用。我想，对于母亲已经不良的身体，我的突如其来的工伤信息，一定是个不小的打击！
　　事情还远非只此。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夜雨，恐怕说得就是这般。待我休完病假回厂上班，没半年又收到小毛的信，告诉我父亲出了车祸。事故的经过很简单：父亲下乡顺便坐上一台拖拉机，在长江内堤上行驶时，缺少经验的驾驶员因避让出事。拖拉机连带车斗滚下堤脚，一片惨状。我父亲算是万幸，情急跳车小腿骨折，经紧急处置，单位里派俩农民抬着我父亲回到武汉。父亲被抬回来的场面很让人难受，一张破竹床翻过来当担架，抬担架的农民是满脸疲倦，衣衫不整。睡担架的父亲也是斯文扫地，痛苦不堪。他的受伤的一支腿缠满白色的绷带，用纱布吊在竹床脚支杆上，僵硬地斜撑起。身体的其他部份别扭地窝在泛黄的棉絮里，这是我后来听弟弟描述的。我因为变换工作，不好临时请假，坚持到春节才回家。我见到父亲时，他在拄着拐杖一步一步练习走路。父亲告诉我，现在好多了，可以下地走。刚回来的时候连端屎端尿都要母亲和三毛帮忙。万不得已要下楼，只有让小毛背，有时母亲请学校年轻男老师帮助抬下去，太窝囊了。
　　所幸上面还有另外两家，要不显得太冷寂。有一家小俩口带着一个孩子，丈夫是学校的老师，好像只在上面睡觉，基本上不开伙，放假就回父母家。另一家只有一位太婆，身子如虾米般佝偻，总是自言自语，和旁人不搭话。家里的摆设也只有一张似乎临时架起的床，一个搁在炉子上的铁锅，锅里总有剩饭，需要时往炉子里添几根干树枝，用纸点燃就行。母亲告诉我那太婆是楼下教堂的守堂人，她佝偻着爬上爬下的姿势让人看了难受。可她又总是上楼下楼，上楼时又总会捎带些当废品拣的塑料瓶、报纸之类。佝偻太婆并不是孤单的，我就看到据说是她女儿的一位漂亮女人上来，与老人坐坐，偶尔，不太多的时间，没说上几句话，又离开了。
　　父亲的腿伤未痊愈，就急着要回洪湖驻点。为护腿还带走了家里的自行车，是三毛喜欢的永久牌，有八成新。我在这楼上住了不足一月，感觉到了有三怕：怕火（干燥陈旧的木板上点火生炉能不怕吗？），怕出声（豁皮的隔板能隔声吗？），怕上厕所（要上只得下楼去操场边的公共厕所）。还有，上面的环境似乎与心境不合拍。不，不是清静。当你早上起床苛求片刻心静的时候，楼下就响起急聚的铃声和刺耳的孩子们的打闹声，顿时你甚至要捂上耳朵。而在需要欢闹和宣泄的傍晚，这里的寂静又会使你烦躁不安，总让人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颠沛恐慌感。
　　这种不祥之感很快就应验了，虽然不在房子上，却与这居无定所的困扰不能说没有关系。很长时间我母亲精神上的弦一刻不得放松，最后咔咋一声崩断了。
　　人的生命无外乎两种因素诱导：外因和内因。外因就是古人所说的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内因则是情志因素（喜怒忧思）太过，精神上受到过度刺激，减弱对外邪的抵抗力而产生疾病。
　　过完年我回厂上班不久，突然就收到一份电报。当时的通讯手段简单落后，重要紧急之事才会拍电报。拆开一看四个字：母病速归。发报人是复兴路小学，显然以单位名义表明其重要性和真实性。我心揪紧。领导很有人情味，当即叫我放下手上事动身。后来知道学校在发电报的时候，母亲并未完全确症。三毛吓得不轻，哭着又给我打长途电话，我说已经请好假了，等着我回。父亲在接到电报的当晚，也错过了开往武汉的班船和长途车。他心急如焚，当即骑自行车赶往一个叫燕窝的渡口，渡轮已经收工。父亲只有求助渔家，船老大讲义气破例摆渡。亏得那一晚月高风轻，长江水宽浪平，小木船颤颤惊惊将父亲送过江，对岸就是靠近武昌的嘉魚县。父亲下船又骑上自行车，借着朦胧的月色，在长江大堤上颠跛了一百多里地，赶大早到家。父亲夜行江堤的勇敢，让一向要强的母亲心生感动，多有慰藉。
　　对于自己的身体，母亲其实是有预感的，只是没当回事，以为劳动时磨出的创口，翻出新生的红肉。再后来她又摸到了硬结，心里才犯疑……这情况按说是母亲马虎了。不，是父亲太麻木，不上心。不不，应该说是家里人对母亲，只有依赖，不知关心。可是这样怪罪又有何用呢？当年我们没有指责，一心挂在如何应对。母亲自然对我寄予更多的希望。我是老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了。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在历经一连串的变故之后，我想力阻家庭的颓势。想得就是这样实际，如此渺小，却又无比悲怆！

三．求医寻到何半仙

　　我的初中同学任建伟，知青年代一起下乡，睡一张铺，又一同进厂。他的父亲是市三医院内科主任，我们自然要先去求医。任父检查了我母亲的病情，建议动手术。因我母亲有高血压病，手术有一定风险，“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任父照直说。
　　如果我们这样说就好了：医院把这个瘤子拿下来，挺住挺不住是我们的事。可是我们没这样说。母亲犹豫着说，我们再想想。
　　好吧，再等等。任父说等等，是在考虑如何安排妥当，想让手术更成熟些。
　　有一次检査，母亲也叫我看看，她解开上衣领口的扣子，掀起衣服，露出左边的胸，整个乳房显得疲倦，病灶之处，凸出坚硬的块结，其中一点还显溃疡。我不敢认真细看，母亲以为我害羞，嗔怪说，我喂大的你，还不好意思？那段时间，我陪母亲找过关系，去过好几家医院求诊，包括西医和中医，结果都差不多。母亲基本上也在问同一个话题：
　　癌一定疼痛，我感觉不到痛，是不是……
　　不会错的。
　　如果不手术，有多长时间？
　　一般五年，可能长点……
　　回答也都差不多。母亲在默默计算了，大毛还没有结婚，小毛刚参加工作，三毛只有十四五岁，如果争取五年时间，能看到他们都长大成人……母亲心里的天平有了倾斜。她选择了保守治疗，其实是心存侥幸。我们获得的有限知识是，癌症一定伴生疼痛。但母亲身体的病灶，从一开始就无痛感，让我们轻视了，当年对癌病也确实疑难莫测。
　　母亲对我有所倚重，肯定想听听我的意见。而我因为情感与现实的两难选择，是难以克服的心理恐惧，害怕母亲的离去，还有无法预知的未来，未能帮助母亲做出有利的判断。而父亲呢？父亲自然是听她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弱点。仅有父亲的观点也很难说服母亲，因为我们家向来是母亲当家作主。但如果是我和父亲共同表达一致的想法，我想是会影响母亲的决断的。
　　实际上是我们担不起生命之重，害怕母亲一下子离开。
　　不出一个月，任建伟的父亲就带信说可以手术了。但是我们没能响应，铸成憾事。
　　在当时的意识中，选择保守治疗就意味着选择中医，那年头对中医的宣传很积极。我紧跟着和S一起又回武汉，就是为了接我母亲到黃石试试运气。
　　当年我们往返武汉、黄石间，选择的交通工具，除非搭便车，一般是坐轮船。坐船的时间卡得好，回家夜半上船，清早就能靠汉口码头。返厂也是坐早上八点开的大客轮，下水快，中午一点左右到黄石，上中班也不慌不忙。那次我和S陪母亲到黄石求医，也是坐船。四等舱的船票不太好买，我在窗口能拿到的是三张上铺，只得求诉有老人生病，费了一番口舌，才换到一张下铺。我这里不是要铺排求医的艰难，而是想说出在船上的一个细节，自证我是多么的不懂事。
　　四等舱的那个下铺，理所应当是母亲用来休息的。我却让母亲去了上铺，还美言其日：下面坐得人多，上面安静，可以睡一觉……我就没有想过，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可以在一起说说话，诉诉亲情吗？不。想到了的。不过想的是和女友俩人卿卿我我，又生怕母亲打扰。再往好里说是怕冷落了母亲，才把上铺给了她。后来我想过，假若只是熟识的他人，我会这样做吗？不会的，绝对。因为我还有基本的道德礼貌。正因为是自己的母亲，才敢这样。这就是骄惯的毛病。但要知道，母亲是去求医呀，带着绝症。既便是心肝宝贝，也不能这样无礼！母亲的眼睛揉不得沙子，对自己的儿子依然如此。船上的旅程约五个小时，母亲在铺位上上下好几趟，竟没有多言多语，脸上始终挂着和蔼的笑容……下船时走上跳板，方才有意挽过我的手臂，在我的耳边轻声嗔道，再也不跟你出门了！
　　我明白母亲指的是什么，有点难为情，很快用言语掩饰过去了。其实母亲也不是生气，有带玩笑的意思。当然我们在厂里的表现还是让母亲满意的，我和S商量好了，回厂先让母亲到她的宿舍休息，女孩子的房间肯定干净一些。厂里的集体宿舍都是三四人合住，男女分楼相隔一个生活区。我赶紧回自己的宿舍打扫整理，重要的是与同屋打商量腾挪几天，或看有无更好的办法。那时我在厂工会以工代干，顶头上司工会主席熊师傅知道我母亲来厂治病，事先已给厂医务所打了招呼。医务所长陆医生本身就是武汉人，我们这些武汉知青又是经他手招进厂的，自然多了一分感情，也更悉心。医务所有两间住院打针的病室，专门腾出一间让我母亲暂住。陆医生听我说过母亲的病，但并不是找他看病，没见外，让我心存感激。我们求医的对象是何师傅，有人叫他何长子，也有戏称何半仙。我曾请教过陆医生，他对何的医术不置可否，但也建议试试看。中医嘛，不少的高手藏民间，更多的传奇在民间。那个时代对祖国医学也是这样推崇的。
　　何师傅是水泥厂的一个普通工人，我现在忘了他的名字了。他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瘦得可怜，当时大概四十岁左右，也看不出仙道的风骨。何长子熬草药在厂里是半公开的秘密。他告诉我，他迷上了中医，初中文化，读些医书在他不是问题，但他更喜欢与草药有关的古书，还自己爬山越岭釆药。他跟一个流浪到本地的老游医学会了切脉，也讨教了《黄帝内经》上没读懂的东西，虽然他仍然似懂非懂，在配方和寻找替代药材方面却更有信心也更有心得。
　　我自然去过何长子的家，很破烂，一口灶冷冷清清，我一度猜疑他是否真会熬药。也有身边人在证明他肚里是否有货。父亲的三弟我的三叔，当年在黑龙江佳木斯工作，是部队转业地方。我的同学郑群子和我同在水泥厂，当时在供销科跑水泥纸袋木浆纸的供应。国内最好的木浆纸在佳木斯，因此群子和我三叔相识。当年也是要讲关系学的，但手段并非直接了当的金钱交易，多是小酌小饮，人情世故之列。从三叔给我的来信才知道，何半仙作为厂里的攻关手段，都用到最东北去了。佳木斯天寒地冻患风湿性腰痛的人多，何长子作为半仙开药方扎针灸还真有疗效。三叔信里说，“何师傅介绍了你母亲的病情以及治疗情况，他说需要两只马蹄，我已备好。开始，我也感到他有些吹牛。可是往后的交往中，他还是直爽的。遗憾的是他们要纸，我帮不上大忙。好在何能治病，与纸厂的中层干部都混得挺熟，听说已答应给你们厂计划外30吨纸，这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只要他能治好你母亲的病，我们就要好好待他……”何长子回来见我，也挺高兴的，我曾问他信里说的马蹄，他说是为我母亲熬药用的，至于具体怎么用，为什么用，我仍不得知。之后母亲也吃了一段时间他熬得药汤，每次用那种医用葡萄糖瓶子装药，4瓶为一疗程，我付他药钱。终归效果不显，也就慢慢放弃了。后来也不知半仙去了何方，听说早些年就病逝了……可见当年之我们，病急乱投医的愚昧！

四．意念如药

　　牧师楼上顶层的楼梯口，靠墙砌了一个小水池，一根铁管牵上来，安个水龙头，就成了顶层住户公用的唯一的自来水。水池边有一扇窗，能看到教堂的一隅和半个操场（庭院），更能整个望见那棵大榆树。
　　清早，我们都在水池边洗漱。有一段日子，母亲还会站在窗口朝下边看，那下边一定是两种绝然不一样的风景：靠近教堂外墙，不时有女眷从侧面的小铁门穿入，静静地、悄悄地贴着墙边绕过，走进一个似乎神秘的去处。而在操场那一头的校门口，则见学生和老师们蜂蚁般地涌入……其实这场景不看也知道，生活的状态本就如此，自己不曾也是那匆匆忙忙队列里的人吗？突然有一天不需要匆匆忙忙了，还没来得及为将临的退休生活做准备，却又要和谈虎色变的癌症作斗争，母亲知道自己是没有实际意义上的退休时间表了。无非是转移了一个阵地，变换了一种角色，要以个人的意志去抗衡自己的身体……有时母亲在那里看得入神，被我提醒。我一时想，母亲是要信耶稣了？但很快就将这意识过滤去。母亲是个不讨厌世界的人，她也喜欢这世界多一些色彩。比如说她请过一位还俗的庵尼当保姆。也曾领着少年的我们去归元寺数过菩萨。对于这同处一院的教堂，兴许也会感兴趣，但是她会压抑自己，原因还是为了我们……这是她教育职业的理性。再则，已经接受了革命精神。那个年代人喜善用革命精神励志，且信奉管用，没有办法用今天的思维去埋怨他们，活得有些懵懂，有些茫然，有些阿Q……我母亲就是这样，我的舅爷对我母亲的关心也是这样。
　　舅爷是我母亲的四舅，早年就读于齐鲁大学，专业农村经济，40年代中后期曾在民国河南省政府乡村建设机构和新闻单位工作，解放后就职于人民银行中南区行。舅爷是南阳地下党组织的成员，他的姐姐，我母亲的母亲家里则成了秘密开会的一个点，我的外婆便是看风把门送信的交通员。当然这不是正史，我道听途说也仅此而已。这完全归结于外婆的早逝和舅爷最终未能闪亮登场。反倒因他的两度入狱，又被视为自动脱党，成为历史关系复杂，饱受政治运动的折磨和终身的歧视。在我的心目中，舅爷痩高个子，文质彬彬，双眼深邃。他在给我母亲的信里说：
　　“……我是卧床了一两年而且长期受慢性病折磨的过来人，如何过这种生活，我比较有亲切深刻的体会。离开工作，无事可做，难免无聊、空虚。这在具有一定工作热情，经年投身三大斗争的人，更加不习惯（这比病魔的折磨有时痛苦还大些）。主席写给王观澜的信就是针对这种痛苦的心情写的。既来之则安之。急也无用……把这封信的全文背诵下来，会对战胜百无聊赖的情绪以巨大的力量。
　　“病中种种消极情绪总是和积极的情绪争地盘。警惕消极情绪，压缩它的活动，战而胜之，也是一种艰苦的斗争。有无这种信心和勇气，是检验自己思想的一个现实问题。邓颖超，傅连璋，王观澜都写过他们如何战胜病魔这方面的文章。邓、傅两老还是长征中战胜病魔的，确实是病人的精神良药，应该在烦闷时用这几位老同志的行动作良药服用。
　　我们这一代人及我们的父母亲，在当年的语境下，思维及谈话的方式，都会受到革命话语的影响。舅爷的信用当时的语境看，的确是一剂良药，发自内心，出之真情。我母亲那一代人也确实信奉这样的精神治疗。要不我母亲怎么会珍惜它呢。母亲将信置于枕下，可见是经常拿来翻读的……
　　“病中很容易想这想那，这不是坏事。我在养病期中，把种种往事反复（翻箱倒柜，搬家式的大扫除）回忆清理一次，确实收获不小。从中懂得些道理，总结了些亲身的经验、教训，提高了对事物（应变、对待困难、待人接物……）的认识；比较系统地检查了自己的思想（成长演变历程）。当然，我那时的一切不可能总结出较多的积极、前进的东西，但经过回亿整理的确使我清醒些，客观些，练达些。比如我回忆起1940年我在鄂西山区途中，看到巨石缝中长出旺盛鲜艳的红果，那根茎深插在少土的石头裂纹中，认识到生物的生命力的坚强韧毅，再坏的环境，并不能妨碍它的成长，相反的还会砥砺其毅力。……有时回忆自己认为是莫大的危险、灾难、困苦的往事，经过前后、左右分析一些，看看实际后果，并不都是那么一回事，是自己杞人扰天，盲人摸象，几乎都出于自己的愚蠢，不禁哑然失笑，感到当时付出那么多的心思（消耗脑汁心血……时光）真是不值得。总之，在养病中有时间回忆往事，应该借此时机总结一些积极的有意思的东西，并非坏事。当然如果吸取些消极的东西，那就成小资产阶级的伤逝、怀旧了，这和你的性格（你属于开朗，明快的性格）是不一致的，不可能这样，这里提一下，注意及之即可。”
　　舅爷的信间接地表达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在一个身上满是政治历史负担的人来说，他的私信中的用语，却难以看到所谓的两面和隐秘，感受到的是自然流露的坚强，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舅爷的信真诚地感动了我，以至于保存至今，当然他肯定更深的影响了我病中的母亲：
　　“……病中常常觉得无事可做，这也要拿出很大耐心，做出具体安排。你订了四份杂志两份报纸，这可使自己感受时代的脉搏，再读点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都可从中吸取些力量。烦恼时听听音乐，到紫阳公园走走。你三舅1944年秋去内乡一个名叫头河头的小村看我（我当吋大吐血卧床快死了）时，曾说等能起床了，自己会安排生活，比如自己用小锅小灶做点饭菜……都较为有趣。这在今天说给你，也值得参观……”
　　那时候精神的作用是无比强大的，精神可以变物质，精神可以驱病魔，思想就是生命线。说实话，那年代的人都信奉这玩意儿，就如同很多人信奉释迦牟尼信奉耶稣。我母亲对于革命精神的力量，说不上是信徒，也是被感染和教化者。母亲不甘疾困，她自知不能以个人的意志来改变这个现状，但坚持以革命精神来支撑个人意志……退休了，我的精神不能退。病倒了，我的精神不能倒！舅爷的一封信有很大的作用，写信的日期是那个年代后期的9月8日，我母亲一直把这信纸压在枕头下面，即是明证。

　　本文由胡述武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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