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我的右派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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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亲戚

© 王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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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一天，大祸从天降。父亲单位的人事科长到我们家，告诉我们父亲被划为极右分子了，要下放到大兴安岭林区，让我们全家跟着一起去。
　　我哭了，因为我知道右派分子是坏人，《社会主义好》这首歌里就有一句：“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母亲也哭了。但她哭的原因跟我不一样，她说：“好不容易才不当反革命分子家属了，现在又要当右派分子家属，还要被赶出北京。”
　　她埋怨父亲：“我再三跟你讲不要发言你还发言，这种言能发吗？”
　　父亲先是沉默，后来便申辩道：“姐夫一句言没发，不是照样当了右派。太庆也是，打他右派就是因为他不肯发言。他们盯上了你你就逃不了。还有文弟，那么老实的一个人。”
　　母亲无语了。是呀，我们在北京的四个亲戚，除了姑外公，全部都是右派。姑爹家竟一门三右派：他自己、他女婿、他妹夫。
　　我不哭了。因为我知道姑爹、叔叔还有文舅都是好人。他们都当了右派，那说明右派也不一定是坏人。

一．叔叔王太庆

　　叔叔王太庆并不是我的亲叔叔，他只是父亲的堂弟。但因为我父亲是独子，跟叔叔年龄相近，自小就玩在一起，抗战时又一起在四川作流亡学生，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五十年代初我们从香港到北京，住在遂安伯胡同，叔叔在北大哲学系教书，住在位于沙滩的北大宿舍。都属东城区，来往自然比较多。大约半年后，父亲上班时人间蒸发，被失踪。过了好些天母亲才请姑外公帮忙打听到他被关押在公安部了，有人检举他是国际间谍。
　　这下惨了。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倒塌。剩下的皆老弱病残。奶奶是七十岁的小脚老太，我和姐姐分别是一岁和三岁，母亲则临盆在即，还没来得及去找工作。一天夜里，公安部来了一帮人，把家里所有值钱物品抄没一空。这样，母亲胎动时到医院急诊，身无分文。医院不肯收，说必须交三十元押金，而且是难产，得有家属签字。
　　母亲只好给叔叔打电话。叔叔立即赶来，带来了五十元。母亲后来告诉我，叔叔也很穷，他每月的大部分工资都寄给乡下的父母，还要供他弟弟读书。每次从沙滩到我家都是步行，不舍得花三四分钱坐公交车。那五十元是他刚收到的稿费，当时正好他的第一本译著（好像是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出版。有一百元稿费，他就分了一半给我们。
　　过了些天，经过母亲多方奔走，终于打听到父亲被关在位于清河的“新生公学”。母亲想去探监，跟叔叔商量。他说：“当然要去。我陪你去。”
　　“多不容易呀！”母亲一直到晚年还常常念叨，“别人看到反革命分子家属躲都来不及，他还自告奋勇惹这个大麻烦。北大多么敏感的地方呐，我生怕他组织知道了会批斗他。但他每次都陪我去。”
　　我还依稀记得其中的一次。母亲决定带我一起去，一是让父亲看看孩子，二是减轻一点奶奶的负担。那一天，天没亮叔叔就到我家接上我们，然后我们转乘各种车走呀走。最后上的是一辆特别颠簸的长途车，窗玻璃泥巴糊鲁。但第一次出远门的我，因为穿上了最好的衣服，还以为这是旅游，想看看窗外的风景，便将额头贴紧那玻璃。谁知一个大颠簸，把我的额头狠狠一砸。顿时上面鼓出来一个大包。我“啊”地一声哭了。叔叔赶紧把我抱过去，说：“不哭，不哭。”
　　他那时还是个单身青年，根本不会哄孩子。但他那双朝下看着我的眼睛里，满是怜爱，我立即不哭了。
　　五七年反右时，他本来可以逃过那一劫的。因为他生性沉默寡言，又一向不问政治。大会小会能不发言就不发言。反右后期，他们系里打了好几个右派，人人都必须发言揭发批判他们。叔叔却一直沉默。于是把他也补划为右派分子，罪名是：同情右派。
　　我后来读了叔叔译的《柏拉图对话录》，看到其中那条“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会被认为是居心叵测。”心里就想，当年叔叔坚持沉默的时候，是明白将要承受的后果的吧？
　　他先是被下放到京郊农村劳动改造，后来被流放到宁夏，直到七九年才调回北大，但婶婶已经死在了那里。
　　我们离开北京去大兴安岭时，叔叔来送别，到底是哲学家，他面容平静，丝毫看不出倒了大霉的痕迹。他甚至没忘了给我们带来礼物，是四本叶君健译《安徒生童话集》：<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碗豆上的公主>、<海的女儿>、<天国花园>。我告诉他，他上次送的那本《一千零一夜》我已经自己会看了。他笑了，说：“第二卷出版了我会寄给你们。”
　　我忘了他后来寄没寄。我后来拥有的那一套叶译《安徒生童话》和三卷本纳译《一千零一夜》，是不是他寄的？清楚记得的是，我儿子认字之后，我马上就给他买了这两套书。
　　不过叔叔从没把他自己的译著送给我。好多年之后，我看到一本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译者是王太庆。就去问母亲：“这人是不是我们叔叔呀？”
　　“当然是啰。”
　　“他慬德文？”
　　“岂止德文，他英俄法文都懂，还懂拉丁文和希腊文呢。他翻书都是从原文翻。翻笛卡尔就用法文，翻普列汉诺夫就用俄文。”
　　我惊呆了，怎么也没法把这么一位大学者跟那位沉默寡言的老人连在一起。那时他和我爸都“改正”回了北京。两家又常来常往了。每次我回京探亲总能碰上他一两次。他已从青年变成老人，黑发变成白发，步履从大步流星变得缓慢。不变的只有他脸上不动声色的笑意。
　　那时他住在海淀，到位于朝阳门外的我家，要倒四次车，行程两三个小时。他总是坐公交车来。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到了约定的时间，敲门声响起来，那个有点佝偻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一条手臂被他再婚的妻子搀扶着，另一只手提着个大锅。他把锅朝我们一递：“云南汽锅鸡！”他不无得意地道，“我老伴自己做的。”
　　“提了这么远！”母亲惊叫，“你们坐出租车来的？”
　　“没有。公交车。”
　　“太庆你还是这样省自己。”母亲嗔怨地道，“你稿费应该不少了，又没有负担。要对自己好点呐。”
　　我后来从他学生的回忆文章才得知，北大哲学系当时编译出版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系列，由他主持并主译，所得稿费，他经常算在教研室名下，作为公共开支。
　　也是多年以后，我才从北大人的传说中，知道了叔叔的了不起。
　　大约是本世纪初吧，有一次一位朋友来我家闲聊，看见桌上一封写有我父亲名字的信封，便问：“这是你父亲？你们跟我们北大王太庆先生是不是有亲戚关系？”
　　“嗯，他是我叔叔。”
　　“哗！那可是个奇人！应当说，真神人也！”
　　他就给我讲了好几件叔叔博学强记的奇闻。据他说，我叔叔不仅精通六国文字，而且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只要是有关西方古典哲学的问题，去问他，都能得满意解释。有一次，有人给他拿来国内一位学界新秀正被热炒的新作，据说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叔叔读了，指着其中几页说：“我怎么觉得这些话眼熟。在哪本书上见到过？对，你去翻翻那本德文《哲学历史辞典》。”
　　传说中，我叔叔甚至指出了被抄袭的段落在那本辞典的第几至第几页。“算那哥们倒霉，碰上你叔叔这么一部活字典。”这朋友笑道。
　　这事有几分真，我没去考证。每逢想起叔叔来，心中第一时间浮上心头的，还是三岁时我透着泪眼看到的那双满是怜爱的眼睛。

二．姑爹张友鸾

　　姑爹也不是我亲姑爹。姑妈是我父亲的表姐。二舅奶奶守寡守大姑妈这么一个女儿，我奶奶则守寡守大我爸这么一个儿子。两姑嫂同病相怜，关系特好。姑妈把我爸当成亲弟弟。她大他十六岁，北京平民大学毕业回铜陵县当小学校长，便把小表弟带到自己学校发蒙，尽管那是一间女校，遂有“百花丛中一小草”之奇观。
　　姑爹是他们安庆远近闻名的才子，旧学底子深厚，写得一手好文章。二十二岁就当上北京《世界日报》总编。一九三六年，他跟张恨水一起在南京创办《南京人报》。我爸正因家贫失学，他便把我爸接去南京上高中。其实他自己一大家子人要养活，也穷得很。他一辈子穷困潦倒，到晚年还总是一到月底就愁柴米钱，不过他笑言：“穷则士之常，死则人之终，固守常待终而已。”
　　姑爹是传统的老报人，坚持报纸的角色便是监督政府，做新闻必须不党不群，保持独立客观立场。一九五二年他对友人说：以后我不做新闻做旧闻了。遂把《南京人报》关门大吉。正好老友聂绀弩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古典文学编辑室，便邀他北上共事。
　　我爸作为“特嫌”被关押时，姑爹还没到北京，外调人员到南京找到了他。他马上说：“不可能。他一向思想左倾。国共和谈时负责采访中共代表团，和谈失败代表团撤走，他还应代表团发言人梅益之请，冒险去梅园新村拿出代表团告别启事，第二天发在我们报上。他后来就是因为太左在这边没法呆才去香港的。”
　　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虚，姑爹找出从一九四四年到四七年全部《南京人报》和《南京晚报》交给公安部。三年后我爸被告知“查无此事”放回家，姑爹的证言和材料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姑爹跟当时大多留陆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政权是拥护支持的。尤其是看到五十年代初中期的升平气象，以为中国终于结束多年战乱，可以过太平日子了。那几年似乎是他一生中最为放松的日子。我们到他家玩，总见他笑眯眯地从他那间仅可容一桌一椅的小书房迎出来，谈笑风生。有时还会牵着我们哪个孩子的手，去胡同口上的小杂货店给我们买棒棒糖。
　　我记忆中特别清晰的是一九五七年除夕的那个夜晚，在他家小屋的那场欢乐聚会。
　　那时他家独自住着个小院，有四五间房，当日他们将其中一溜三间房打通，外地工作的儿女也回来了，总有十多二十人吧，筵开两席，我挨着母亲坐在姑爹的那一席。母亲最佩服姑爹。说他学问好，出口成章，说话特别幽默。那日姑爹在席上说了什么我忘了，只记得每逢他开口说话，就引得满室俱欢。老是教育我们笑莫露齿的母亲，竟也好几次张口大笑。
　　吃完饭，只见姑爹手持酒杯站起身，手一挥，呼唤：“跳舞！跳舞！”
　　眨眼间桌椅就被大家七手八脚清到一边，留声机放起了音乐。我惊讶地看见，除了姑爹姑妈和八十岁的二舅奶奶，大家全都涌到屋子中间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就连我爸妈也加入进去，优雅轻盈地滑着舞步，转呐转呐，平时老皱着的眉眼松开来，多么年轻多么漂亮！我不认识他们了，我对他们刮目相看了。也欢天喜地拍起手来，放声大笑。
　　我又怎么会想到，那是我一生中最开怀的大笑，也是最后一次开怀大笑，仅仅四个月之后，风云突变，周遭的世界变了。许多家庭从此被打入苦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我们离开北京的前两天，去姑爹家辞行。吃完晚饭，等天全黑了才去，害怕被人说成是右派串联。小胡同里静悄悄，每个院门都黑洞洞，院门紧闭。我们悄悄地敲门，门悄悄地开了。是他家的保姆赵阿姨，她平时是个快嘴快舌的爽快人，这时却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象革命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悄悄说道：“都在屋里呢。”
　　原来他家小院已搬进来了另一家人，他家只剩下三间房，包括那间迷你书房。屋里愁云惨雾，问起亲友，姑妈都以唉声叹气作答，意思是那人也有一顶右派帽子加头了。担心隔墙有耳，大家都不提自己倒霉的细节。我后来才知道，父亲说姑爹没发言就打了右派只是为了抵挡母亲的埋怨。其实姑爹也跟父亲一样，架不住领导的轮番劝诱发了一次言。那发言还给登到报上，题为《是蜜蜂不是苍蝇》。大意是报纸应该岀现批评的声音，批评者是帮助国家繁荣富强的蜜蜂，不应该把他们象苍蝇一样打。
　　后来，大概为了让姑爹高兴一下，父亲就对姑爹说：“你上次送给我的那本《十五贯》我读了，写得真好，连孩子们都喜欢看。”
　　姑爹果然一脸惊喜：“真的！那我再送你们一本。”
　　他走进他的斗室，很快就拿了两本书出来，一本是那一系列的另一本《杏花庄》，一本是他详注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是他这几年搞古典文学的主要成果。他郑重其事地弯下腰对我们说：“这本书你们现在也许还看不懂。但以后会喜欢的。”
　　在大兴安岭漫长的冬夜，为了节省煤油摸黑早早躺炕上的日子，我们互相问答着一百零八将的绰号和他们各自的故事自娱，窗外的风雪也不那么肃杀严酷了。

三．文舅

　　正如战争中最悲惨的牺牲者是无名士兵，历次政治运动最悲惨的牺牲者也是那些无名小人物。他们人数最多，最无助，遭受到的苦难也最深重。我的文舅就是这样一个右派。不知何时不知何地他死于不知何名的劳改农场。此刻，我在哀悼着他，连他的名字也说不出。
　　一九六二年，在长沙，我家来了一位亲戚，瘦瘦小小的，清秀的瓜子脸上有一双忧伤的眼睛，母亲要我们叫她玉姨，并补充说明道：“玉姨是你二舅妈的堂妹，是你文舅的亲姐姐。”
　　我心中顿时幻现那个总是兴冲冲走进我家的英俊青年。我后来读沈从文小说，他形容美男子总爱用这个词：“长身玉立”，一看这个词我就会想起文舅。不过文舅属于洋气的那种，鼻子高高的，头发有点鬈。
　　跟着闪现的一个记忆碎片就是他送我们的洋娃娃。那是我们的第一个娃娃。是个女娃，头发比文舅还鬈得漂亮，一双大眼睛呆萌地望着每个抱她的人。我们叫她“文舅娃娃”。第二个娃娃是我们央母亲给做的，好让文舅娃娃不会孤单。
　　不过，我喜欢这位远房舅舅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可爱娃娃。
　　我从小就怕见生人。家中来客都讨厌我，因为我一见客人就扑到母亲怀里啜泣，一直要哭到来客离开。母亲总是把这归咎于我不满周岁就碰上抄家。深更半夜一大帮人凶神恶煞冲进来，她吓坏了，紧紧抱着我坐床上瑟瑟发抖。“可怜的孩子，也跟我一起抖，哭都不会哭了。也吓坏了呀！”她这样为我的毛病辩解。
　　只有文舅，第一次来我就不怕他了。他一进来就弯腰拉拉每个孩子的手，自我介绍，“我是你们的舅舅。”对抱住妈妈开始啜泣的我，他走过来轻摸一下我的头，用讲童话故事的口气说：“不是大灰狼来了，是小红帽来了哦。”
　　奶奶虽然不喜欢我，但在我认生这件事上是同情我的，因为她也亲历了抄家事件。一看文舅这样，马上就高兴地说：“多逗人喜欢的一个舅舅。快同他握握手。”
　　到玉姨来的那天为止，关于文舅的记忆，我就只有这么多。因为自从反右以后，他就再没来过了。我们听说他也被打了右派，也跟我们一样下放到外地了。
　　我妈有时还会念叨两句：“文弟不知怎样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只怕是凶多吉少。”
　　玉姨那次来，证实了我妈的猜想：文舅人不在了。
　　她俩关紧门窗压低声音说话，因为说的都是说不得的话：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玉姨先还不放心地不时瞟瞟拿本书装作看得入迷的我，后来讲得忘情，声泪俱下，也就顾不得了。
　　她其实主要诉的是她自己的苦。她丈夫是国民党军官，四九年跑去了台湾（后来才知道是到了香港）。丢下她和两个小孩，一个三岁，一个还抱在手里。更兼她出身官僚地主。她们刘家是浏阳名门，祖上做过省长的，船山学社就是他建的。她弟兄倒是有好几个，但除了最小的文弟，都逃的逃台、镇的镇压了。于是她成了扎扎实实的杀关管逃分子家属。还好她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一间小厂作会计。不过她成份实在太坏了，每次运动她都在风口浪尖上，反右中也中了招。
　　“我一句意见也没提。”玉姨道，“发言都是歌功颂德。可是厂里没什么知识分子，我读过高中的就算一个。成份又最差，不打我打哪个。”
　　工厂开除了她。可一家三口还得吃饭呐，她只好打零工。糊火柴盒什么的。儿子十五岁初中毕业就去了江永当知青。
　　“唉，文弟先还能帮你一点，”我妈道，“后来他自己也……”
　　“文弟！”玉姨抺眼泪的手停在了半空，“他六零年就没人了。你不晓得？”
　　“不晓得，我怎么会晓得。反右后我们就没联系过。”
　　于是，我便从玉姨抽抽噎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得知了文舅的遭遇。“他肯定同我一样是因为家庭问题被打了右派的。”玉姨说，“你是晓得的，他从小就懦弱怕事，总是给哥哥们欺。怎么会去进攻党呢？一定也是被人害。”
　　不过具体情况玉姨也不了解，因为文舅很快就被弄去农场劳改了。他们之间都是书信来往，肯定不会在信里吐露真情，都是你好我好形势也大好的那一套。
　　“可怜他孤孤单单一个人，”玉姨说，“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我想去看看他的，但是哪里有路费呀？我口袋经常是布贴布。”
　　只在最后一封信里，文舅央她寄点吃的东西去。
　　“你寄了吗？”母亲问。
　　“当然寄了。你晓得文弟那个人，最要面子的，不是万不得已不会开这个口。我连忙借了五块钱。对，还是找你二嫂借的。炒了五斤米，把那个月的糖票挂面票豆豉票都买尽，又想办法买了五个咸鸭蛋。他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哪里晓得过几个月就来了死亡通知书。”
　　她们一起抺起了眼泪。我也不装看书了，也抺着眼泪，问：“在哪里。”
　　“河北。”玉姨说，“具体地名我也记不清了。好长好长的。我回去找到了再告诉你们。”
　　她一直没告诉我们，我们也没再问。问了作什么呢？人都已经死了。我那时毕竟年纪小，自己又没有饿过肚，想象不出人饿死的光景。后来经的事渐渐多，尤其是七二年去大兴安岭看父亲，听他说起当时跟我们同车厢去林区的那批右派们惨死的情况。才渐渐省出文舅处境的悲惨。有位林叔叔，年纪跟文舅差不多，长相也差不多，是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英文特好，外事活动中给中央首长当翻译的。文革中给人活活打死了。还有一位张叔叔，也是二十多岁的单身青年，俄文翻译，不堪凌辱上吊死了。事实上，一九七九年父亲回北京原单位和大，要求“改正”时，问起那一车厢难友，接待人说：“都不在了。”
　　我又想起了文舅。想起他孤零零一个人死在异乡，那么优雅那么善良的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就死了。
　　辗转难眠的长夜，我会蓦然起坐，想起那张哄我不哭的脸，想起那个长身玉立的人孤零零在黑暗中慢慢饿死，便再也无法成眠。
　　我已经老了，没力气去寻找文舅以及那一车和我们同去大兴安岭的叔叔们的坟墓。我只能，起身坐到书桌边，写下我的点滴回忆，让他们曾经那么美丽的生命，留下一点痕迹。

　　本文由王璞女士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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