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知生：我的小学毕业照

┃守护民间记忆

我的小学毕业照

© 李知生／文

　　题头这幅老黑白照片，是1968年夏秋之季，因文化大革命耽搁蹉跎了两年后，在蛟河县城照相馆拍摄的前河小学六年级毕业照。从佩戴着装上可以看出，深深打上了那个火红年代的烙印……
　　我家世代生活的即墨古城，地处胶东半岛东南部的低山川谷丘岭之间，在历史上虽然旱涝等自然灾害不断，但没有特殊的绝产年头，一般年景还是糠菜果腹，不至于大量饿死人畜的适宜农耕之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三年困难岁月中，当父母折腾净了所有的家当和生活用品，日子还是没有转机见不到生存的希望。无奈之下，父母只得卖掉那两间小的可怜，四壁空空的房屋换成路费，加入到当年的逃荒大潮中，当“盲流”出关到了东北，在高寒山区的长白山深处一个小山村落户住了下来。
　　我是51年冬生人，由于自小营养不足长得瘦小，1959年秋天到了上学年龄，属地小学没有空余的教室，便将这一期新生安排在大队已经散火，烟熏火燎缺门少窗的大跃进时期集体食堂里。上了不到半年学，记得冬天气温冷了，老师与学生都饿得散伙回家了。
　　1961年全家到了东北以后，那里大队的集体食堂当年秋天也散了伙，将口粮分到每个社员家庭各自开火做饭。大约就在那年冬天已经寒冷了的某一天，父亲带上我拿着生产小队出具的证明信，到离着所在小队五里远的大队小学校，前去插班上学。
　　当时的校主任（校长）拿来一本一年级的课本，随便指认了几处让我回答，我认答正确后，主任很满意，就这样我插班进了该大队小学一年级。
　　当时这个一年级班的学生很多，近60人，因为附近的两个生产大队都没有学校，所以三个大队招收的新生都集中在这个班里。这些学生的家庭情况，主要由几方面组成；一是铁路上的，由于所在的铁路是一个五等小站和一个工班，职工子弟就近上学。铁路职工每月开工资，凭购粮证买粮，其它一些生活必需品供应的也比农村多一些，所以这些铁路上的同学生活条件相对好一些。二是本大队的“坐地户”，都是从“伪满洲国”时期过来的，关里人称呼他们为“臭糜子”，在那里扎根生活的岁月比较长，底子厚，这些同学的物质条件也好一些。三是三年困难时期落魄逃荒到那里的关里人家，当年官方给这些人冠以“盲流”的称呼，就是没在国家计划内，自己随意流动的社会游民。这些人以山海关以南的山东、安徽、河北三省的人为主，我们家就属此类。这些人家出关到了那里后一贫如洗，一切生活所需都得从头打理，这样家庭的学生，大约占到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我们同班七、八个不在大队驻地，当时称为“山上”的各生产小队自然屯学生，其物质生活更显艰难。
　　我们家在第十生产小队三道口自然村落户时，全队仅有十五、六户人家50多口人，七八个孩子，小学生只有三人；除了二姐和我以外，还有小队政治队长的大女儿。从小队到大队五里多的高低起伏的山路上，沿途有高大阴森的原始森林和藤蔓缠绕的次生树林，有荆棘密集的灌木丛，有砍伐林木后开垦出来的庄稼地，山间小路基本行走在一道山梁和一条涧谷之间，都是一尺来宽的羊肠小道。这些陡峭弯曲的小道行不得车，也没有车，收获庄稼时都是用人背，一年四季里，每人脊背上都是背着一个用苕条或椴树皮编成的背筐。
　　这条上学之路春秋走起来，脚下是软绵绵的树叶草叶铺垫还可以，赶上春花秋果成熟时期，可以随手采摘一些托盘、哈糖果、软枣子等野果吃。到了冬夏天就非常的艰苦了——每当冬天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我们三人虽然都是全副的冬天行头；肥大的棉衣、棉裤、棉胶鞋、绑腿（以前部队也用的那种粗斜纹布裹腿带），那时从不穿袜子也不知道袜子为何物，鞋里塞满了用木棒槌砸软的大甸子靰鞡草。但上路在深雪窝里蹚上不远后，绑腿就和棉鞋脱了节，雪粒纷纷灌进鞋壳罗里。当冰凉的雪粒接触到腿脚上的体温后，逐渐融化成冰疙瘩凝结在鞋口的周围，和靰鞡草冻结成了一起，将脚脖子处冰得通红。这些冰块缠绕在脚踝间，彻骨的冰凉令人难以忍受，一路上得不断的抠出这些冰凉的冰疙瘩……夏天虽则好些，但那沿途树木灌丛和比人高的草丛上劈头盖脸而下的露水，也令我们三人望而却步。每年的夏季正值长白山区草木旺盛季节，树木和路两边的草丛上每天早晨挂满了晶莹的水珠，稍一抖动就纷纷滚落下来。我们三人都是轮流着用树枝在前面扑打露水，最后面的背着书包和中午的冷干粮。每天虽然都是用树条拼命的抽打，但经常在我们三人到了学校门口要整理一下形象的时候，也都是一副落汤鸡的惨象了！
　　后来多少年回想起来，生活上的艰难困苦都还好受，咬咬牙就挺过去了，最是政治上精神上的压迫很是难过……63年至66年上半年“四清”社会主义教育时，农村的政治运动越来越频繁，在内查外调与宁左勿右的大环境下，给我父亲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因由是我父亲在青岛国民党青年军208师当过连司务长。其实那是个排级职务，不够管制带帽的级别，但那也就由不得我父亲的极力抗争了，将为生存到关东说成是逃避管制。当时全家人都觉得憋屈的慌；在关里老家时也没管制，怎么来东北逃荒，讨来个帽子戴啊！我的小学灾难，也就由此开始。四清社教，经过大会小会“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熏陶，人们互相间都充满了仇恨，打小报告踩着肩膀往上爬的社会戾气，也熏陶到了校园里。我二姐受不了学校里那种老师冷眼、同学之间热嘲冷讽的学校新气象，愤而退学不上了。但她时刻关心着我和三弟，担心那种气氛下无知的孩子们对我们的霸道欺凌。而我和三弟又有什么奈何？在满社会仇恨我们这些社会渣滓的大环境中，学校革委会主任和班级老师将根红苗正的班级积极分子划为砥柱栋梁，用他（她）们来监督我们这些下三滥的狗崽子。我们在学校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跟踪监督的“同学”在逐级汇报，等来的是班级老师的白眼挖苦，学校大会的点名和不点名的批评警告……
　　我当时的学校生活如履薄冰，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特别是从66至68近三年时间，每天上学没进入校园前，都要很是犯愁，不知道这一天会不会发生可怕伤心的事情。可能家族多少辈祖上都是教书匠的原因，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要知羞耻，别跟人家孩子一般见识，遇事让三分不吃亏等等、等等……所以自小就脸皮特别薄，最是怕人家说不好。结果是怕什么就专来什么，在那种弱肉强食的社会氛围中，吃尽了大亏，如今回想起来真是锥心刺骨的痛疼。当时对那种有事无事被周围大人孩子喝斥的氛围，很是承受不了，时间长了就好像自己真的犯了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就应该下地狱似的。当时心里常想；父母们犯的罪，由他们自己担着不行吗，怎么还要我们孩子甚至连家畜（家里养的猪在秋后放山时经常被人追着打）都要来承担这么多的罪过啊？我上学仅仅是为了识几个字，懂得一些知识，怎么就犯了这么大的十恶不赦罪过！
　　我们这个班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共换了三、四个班主任老师。到了四年级时，新来了县师范学校毕业的王老师，任我们的班主任。她执教我们这个班后一直跟班走，和我们相处了五年，其中包括文革时期耽误的两年，其师生感情，不说是不深厚。
　　66年的夏天，本来是我们六一届班毕业的日子，但是由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毕业期延长了。至于到什么时候毕业，当时老师和学生们都是一头雾水，谁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我们一年级时近60人的班级，蹉跎到了68年夏秋季节要毕业时，已经仅有一半30人左右了。这里面减人的原因，是由多方面促成的；一是其它两个大队先后有了小学，有回去就近上学的。二是有几位家庭困难的同学，回生产队劳动而自动退学。三是文革一起，学校处于半停课状态，上课也只是学习“毛著”和“老三篇”、活页文选、最新指示等，其余的多数时间，都用在了无休止的学农种校田上，或到各生产队参加劳动，尽干些与学知识无关的事情中。这样有的家长虽然没有提出退学，但不断让孩子不到学校，在家帮助干一些自留地里的活儿。
　　我们拍小学毕业照的时候，农村公社和大队一级的村庄都还没有照相馆，现在叫影楼。全班同学在班主任王老师的带领下，到县城照相馆拍摄的。有关这次去县城照相，说点当时发生的小插曲——记得我没有接到王老师提前通知，当天早晨到校后，王老师突然说要去县城照相馆拍摄毕业照，当时来说有点太仓促了，几个自然屯小队离大队远的同学也没有接到通知。我当时也是多天请假没到学校，那一天鬼使神差的到了学校，正好赶上了。一时来不及准备去县城的路费，便在由学校去火车站的路上，顺便到住在大队的大姐家借了两元钱，记得王老师说每人大约需要两元钱的费用。
　　到了火车站后，范站长（照片后排右数第一人班长范会珍的父亲，王老师是托范会珍走她父亲的关系）拦下一辆货运列车，将我们安排在后尾巴子守车上。守车空间狭小，仅有两排不足十个座位，就这样我们有站有坐的，七十多里路免费到了县城。我们一共有26个同学赶上了这班车，到了县城中心大街惟一的那家照相馆要照相时，发现河北老家的张耀强，由于内向脸皮薄，很不愿意出头露面，在去照相馆的路上躲了起来，同学们到处找也没有找到，无奈之下，只得缺席拍照，所以只留下了王老师和我们25个同学合影的这幅珍贵照片！
　　王老师多才多艺，每当上音乐课时，她都是不用音乐教师授课，而是自己亲自来教。王老师风琴按键技艺非常好，有如行云流水一般，每当我们班上音乐课，经常会吸引来一些东北称之为“老娘们儿”的家庭妇女在教室窗外听。王老师的口琴也是吹得抑扬顿挫，风生云起，以致令我们这些学子很是汗颜！如今回想起来，还如发生在昨天一样。如今照片上的我们都老了，班里最小的几个属马，如今也是奔70的人了！
　　从毕业照从我们多数革命化穿衣带帽和胸佩纪念章、手捧红宝书的举动上可以明显看出；深深打上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火红烙印。至今在那个边远高寒、坐落于莽莽群山之中的北国山村来说，这幅具有里程碑式的六六届小学毕业照留念，在当地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再没有这样深刻打上那个时代红色烙印的。2013年夏天我回东北寻梦，和数位还在那里的同学相聚回忆起来，还是感慨万千百感交集！
　　拍摄这幅毕业照后的8月底，我们这个蹉跎了两年后毕业的六六届小学毕业班，在当时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重视教育的大环境下，毕业仪式草率粗暴，既没有举行任何学科的毕业考试，也没有成绩单和毕业证书与毕业典礼。仅是校革命委员会主任（校长）到我们毕业班宣布；我和孙启明（他的父亲也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两人小学毕业，回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其他毕业生全部升入黄松甸公社农业中学……
　　当年对青少年求学学子那种怪异的禁读方式，在华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可以说是旷古难逢，有幸被我赶上了。这块心理上的创痛，决定了要伴其走完一生。从毕业那天起，多少年来求学之路一直是我梦中的漫漫之路，直至今天，在睡梦中都是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到底是谁剥夺了我继续求学的权利？是我学习不好吗？还是老师的过错？实际都不是，而是那个特殊时期的大环境造成的！
　　1973年被打倒批判的邓公复出主持国家工作后，拨乱反正本来见到经济复苏的东北农村，1975年又一次被“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折腾的穷上加穷。无奈，1977年春天，我们全家返回了关里老家……
　　如今的曾经逃荒地，多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逃荒的关里人，自从改革开放以后，都陆续的回到了老家。那里的人烟逐渐减少后，地方政府对坡度陡峭的山地都已经强制退耕还林，自然生态由此得到了很好的休养生息。当年那些被“学大寨”开垦为梯田，后来又抛弃的荒凉山岭上，又长出了茂密的次生树林！现在还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只要勤劳肯出力气，在自家的庭院或者农田里培育木耳，每年的收入都很可观。

　　本文由李知生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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