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旺：在史无前例的日子.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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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无前例的日子
下篇

© 刘益旺／文

5

　　我回到小号，和难友们商量一下。大家都说：“你绝不能硬抗了，下次再过堂，他们要什么，你就给什么。”我说：“这我也明白，只是摸不清楚他们究竟要我承认什么。”有经验的人说：“他们的策略可能是轮流审讯，各个击破。这些天可能已经有一个轮廓了，需要把你们的口供一个个地装进去，对号入座。下次再问你时，他们就会给你领路了。”
　　我不能走董建杰的路。死在国民党的刑下，还算是坚贞不屈。而现在死了，又能落得什么呢？即使有朝一日能够平反，用生命换来的也只是一纸平反通知书而已。
　　果然不出所料，两天之后再过堂，情况就变了。“汤司令”和商干事说话的声音、语调以及面部的表情都与上次大不相同，和颜悦色，循循劝导，虽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却也有些“温良恭俭让”的味道。我静静地聆听他们怎样给我领路。
　　“汤司令”仍是主审官。他说：“我们知道你害怕，顾虑很多、很大。抓你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们也不是白吃饱，群众都已经发动起来了，你们这些人也不都是铁板一块。你在小号里可能不知道，外边早已翻天了。在九分场破获了两个反革命集团，梁维山、冯代那伙已经判了，这你知道。你们这伙，案情业已基本搞清，现在就是四角落地，这就看你们的态度了。”
　　接着，他又说：“你们的头儿董建杰早已把你们交待出来了。他已经死了，你还何必替他掩盖，再为朋友两肋插刀呢！首先问你，是不是存在一个反革命集团？董建杰是不是你们的头儿？”
　　我想，他们是叫我供认董建杰是我们的头儿，否认是不能善罢甘休的。承认下来，是利弊参半：利在于拉一个死人当头儿，所谓“死无对证”，难以落实；弊也在于拉一个死人当头儿，是有是无，难以澄清。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承认我们的头儿是董建杰。
　　至于是否存在着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们这些人经常在一起串连，可以说业已形成了一个集团，当然，这个集团的性质是属于反革命的。”
　　他们看到已经在我身上打开了缺口，兴奋起来，一定要“宜将剩勇追穷寇”。“汤司令”绝不满足于我这种抽象、含混的说法，一定要求我把这个反革命集团说得非常具体、实在，一再追究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名称。
　　我诌出了一个“人民党”。
　　他说：“不老实！人民党在内蒙，你们和内蒙挂不上边。董建杰是个兵痞，说组成一支什么军队还差不多。”
　　我说：“搞反革命活动，也没有必要打个什么旗号。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准确名称。”
　　他一面斥责我不老实，一面又继续领路，问：“你们这些人总是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者的样子，你们这支军队叫什么军呢？”
　　经过反复启发、引导，我才悟出来叫“救国军”这个名称。
　　他说还缺两个字，我几次答不对，他又几次启发引导，说：“你们这伙人的宗旨是什么？”
　　我答：“反对中国共产党。”
　　问：“那么这支军队叫什么救国军呢？”
　　我终于准确无误地答出“反共救国军”这五个字。
　　“汤司令”笑了，得意地说：“早说不就完了嘛，何必费这些周折！今天就问到这里，明天再找你。”

　　次日，继续追问“反共救国军”的组织分工问题，主要是追问我的职务。
　　最初我说我是组织部长。
　　“汤司令”说：“担任部长，说的还差不多。不过，你可不是组织部长。董方可称老谋深算，他才是组织部长呢。”
　　我又说我是宣传部长。
　　“汤司令”说：“你的才华和手笔都比不上高宝康，他当宣传部长最合适。大家都知道你是长春益发合的少东家，担任什么职务最合适？”
　　我终于说清了自己的职务——“反共救国军”财政部部长。
　　“汤司令”还问我沈鹄是什么部长。我说：“我们的组织是秘密的，由董建杰单线联系，许多事情我并不清楚。”他们也没有再深究下去。——当时给我的感觉，沈鹄在这里面似乎是个次要角色。
　　十年之后，我见到沈鹄，提起此事，才知道他是“反共救国军”文化部部长。沈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长春电影制片厂编辑，本人又能演剧，喊过“大萝卜万岁”。按照这个逻辑推断，任命他为文化部部长，董建杰也可算是知人善任。
　　问完职务之后，就问行动计划。这就更难回答了，以致又拖了一天。
　　“汤司令”问：“你们要采取什么行动？”
　　我答：“炸毁四方坨子总队。”
　　他说：“那栋红砖房和几座加工厂又算什么，你们主要的破坏目标在哪里？”
　　我还不算笨，很顺利地就答出来“要炸毁嫩江大堤”。
　　又问：“你们准备逃往哪里？”
　　我最初回答：“镇赉劳改农场靠近科尔沁草原，我们准备逃往蒙古。”
　　他说：“还贴边儿，蒙修总不是你们的最终目标，最终要逃往哪里？”
　　自然我就答出“苏联”。
　　接下去又进一步涉及到拥有电台、手枪和两架直升飞机，曾经在嫩江大堤边召集过400人的大会等等。我做到了要啥给啥，连“汤司令”也笑了，说我是顺杆爬。好像他并不在乎这些，只要我的口供与他们的要求合拍，他就完成了任务。每次过堂都由商干事记录，我按手印。
　　连续审讯过后，就是自己写交待材料了。这就从容多了，作文章嘛，不写不行。写起来倒能消磨时间，陶冶性格。材料写了二三十页，一两万字，越写越详细，也越加无法核实。对我审讯得到的结果是：镇赉新生农场第九分场一些就业职工及其家属400余人秘密组织反革命集团“反共救国军”。董建杰任总司令，董方任组织部长、高宝康任宣传部长、刘益旺任财政部长、沈鹄任文化部长。拥有电台、手枪和两架直升飞机，曾在嫩江大堤边召开400人会议，阴谋炸毁嫩江大堤，叛逃苏联。

6

　　一切又归于平静。前景如何，不去想，不能想，也不敢想。这时我更相信命运，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信的了。
　　1969年初，东北地区正是严寒数九季节。听说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清理阶级队伍的紧张阶段，接连有几份外调找我，需要我证实的都是北京解放前我的同学们的问题。其中有：辅仁大学同学邢玉萌被捕和出狱的问题；柳增惠在“八一九”大逮捕中“逃往”唐山的问题；小学同学纪淑敏的丈夫在国民党某兵工厂机要室从事地下工作的问题，还有弟弟雨治在益发合的股份问题等等。
　　通过这几份外调，我更加替瑰琴担心。瑰琴先后两个丈夫都是反革命分子，一个历史反革命，一个现行反革命。“反共救国军”已经牵连到不少家属，她又到九分场来过一趟。当时有句时髦的话，叫做“联系起来看问题”，恐怕她也要大难临头了。

　　人在倒霉的时候，真是“祸不单行”，怕什么就来什么。一天刚送来晚饭，正要吃，忽然黑胖子打开牢门，点名叫我。很长时间没有提审了，又在这样一个即将下班的时刻，我心里一怔，怕是有意外的事情——当然不会是好事！
　　到了队部办公室，商干事正等候着，他劈头问了一句：“夏瑰琴是你什么人？”这句话象是一颗重磅炸弹在我身边爆炸开来，它的分量比“汤司令”兜售的反革命集团大帽子不知要重多少倍。我的脑子立即“嗡”的一下，自知失去了镇静。商干事言语不多，只通知我：“长春你老婆学校派人来外调，明天早晨一上班就找你，你先有个准备，一定要老老实实交待问题。”
　　我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这回可真哆嗦了回到小号，难友们问我什么事，我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周身发抖，手颤得非常厉害，饭碗都端不稳了，大家一看，也就不多问了。好不容易熬到就寝，躺在炕上，辗转反侧，后半夜才算睡着了，又是一场恶梦把我惊醒，好像我在梦中喊什么了，同号的人都醒了，说我睡魇了。
　　第二天早晨，我仍然没有能够冷静下来，只向难友们说明自己妻子单位来了外调，怕是我的问题已经株连到了她的头上。大家叫我整理整理，不要太狼狈了，说：“不然，这边的情况传你爱人耳朵里，更会加重她的思想负担。”有人借给我一件较干净的棉袄和一双比较像样子的棉鞋。只是，我生来脸就长，现在瘦了，脸显得越发长了，好久未曾理发，大胡茬子老高，“马瘦”更显“毛长”，这点就无法补救了。
　　我被带到队部办公室，商干事陪着长春东三道街小学的两位老师（一男一女）坐在那里，我紧张得双手仍在发抖。商干事首先联系到反革命集团说了几句，叫我交待夏瑰琴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然后就退出去了。东三道街小学那两位老师的态度使我稍稍地平静了下来。
　　他们对反革命集团并不感兴趣。这次外调主要是为了查清两个问题：一是夏瑰琴与前夫汪本惠的关系；二是夏瑰琴来镇赉劳改农场的目的和经过。他们以严厉的口吻追问有关瑰琴的事。但毕竟还是长春市南关区教育界的同仁，在问话过程中，还暗示我，瑰琴已被隔离反省，就在校内，由孩子送饭，平安无事。家中有大女儿领着两个弟弟生活，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我为瑰琴因我而一再遭受折磨感到极度不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还再三写信，把她叫到镇赉来，这件事更叫我非常后悔。据说，社会上这种隔离反省（也叫“蹲牛棚”）的情况很多，起初受不了，久而久之，也就折腾疲了。
　　从外调人的口气听起来，瑰琴的问题还不算复杂，过一段时间会搞清楚的。我最担心的还是怕以后她们娘儿四个被撵到农村去，那将如何是好呢？老婆孩子，牵肠挂肚。用当时左派的政治术语来说，长春这个家“是我这个资产阶级分子最后的一道防线”，若是保不住它，即使有朝一日我能侥幸获免，也没有落脚之地了。
　　两年后，与瑰琴再见面的时候，她告诉我：远在“清队”（“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之前，她就把从北京带回的那五两黄金献出去了。“清队”开始后，她被扣上一顶“特嫌”（“特务嫌疑”的简称）的帽子，追问她帮助两个反革命丈夫都干了哪些反革命勾当。她在学校的一间小屋里被关了五个半月，家被抄了两次：第一次抄去的衣物在学校里搞了一次展览；第二次抄家是说她家中藏有手枪和电台，搜个底朝天，也没有搜到，又说是藏在墙里了，把屋墙都刨了，也未发现，就只好作罢了。
　　后来军宣队走了，又来了“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工宣队怕她自杀，她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我还有三个孩子，我若死了，谁管他们？后来立文也下乡了，家里只剩下小弟弟和毛毛，大的12，小的10岁，自己做饭，往学校给妈妈送。孩子一进学校，时常遭到打骂，骂他们是“小狗崽子”，或者扔小砖头土块打他们。都到“五一”了，两个孩子还都穿着棉裤，膝盖部分的布磨破了，就倒过来穿。
　　这时，学校早已没有人过问她的事了。她和驻校工宣队请求，说天热了，孩子们也得换季了，整天关在学校也没有事情，能不能叫回家看看。工宣队里也有好心人，便叫她回家了，嘱咐她就呆在家里，除了买粮买菜以外，尽量不要上街。
　　谈到那次外调，瑰琴说：“他们也去过大连，对老汪的印象较好。说你非常狼狈，大长脸，胡茬子老长。他们还半真半假地劝我不如和老汪复婚。”

　　瑰琴为人刚强，因我的连累而受到的苦难，很少对我提起。许多事情都是以后我陆陆续续从别人那里听到的。
　　在长春第八中学，瑰琴是建校的“二十八宿”，属于开国元勋。“左”派为了显示自己的立场坚定，既然把我打成反革命，就一不做，二不休，也不会放过我的老婆。瑰琴当然明白这一点，她本来对工作就格外认真，这时就更加注意了，绝不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空可钻。她工作上兢兢业业，从不迟到早退，象每月买粮等事情都是利用午休时间去干。
　　但是，“左”派并没有因为她的克己奉公而放过她。在我离家一年以后，八中方校长就以“支援兄弟学校”为名，把她贬到了新成立的三十二中去教初中。在三十二中只呆了一年，又以“充实基层”为由，把她下放到东三道街小学。
　　1957年的“引蛇出洞”，把我们这个建立不久的小家庭勾画出了一副绝妙的坐标图：丈夫连升三个台阶，由一般右派而极右，又由极右而现行反革命，罪名越来越大；而妻子则连降三个台阶，由高中而初中，又由初中而小学，职位越来越小。我在外面脱胎换骨地劳动改造了21年，她带着三个孩子含辛茹苦地在小学里埋没了20年之久。
　　后来上边发现把中学教师贬到小学去的做法不合适，示意遭贬的教师可以要求返回原来的学校。瑰琴写信和我商量，我们共同的结论是：东三道街小学离家很近，为了照顾孩子，就呆在小学不动了吧。她在东三道街小学一直干到退休。
　　瑰琴有大专学历，事业心强，历史课讲得不错，班主任工作搞得也好，可惜“左”派当政，被埋没了。21年后拨乱反正，我还有机会发挥了几年余热，而她呢，长春九十二中急需历史教员，有人介绍她去。但遗憾的是她的身体已经早就被摧毁，无法应聘了。
　　从中学被贬到小学，终于以小学教师的身份退休，这件事使瑰琴在精神上受到很大伤害。但她从不向别人诉苦，只是有人问到她的工作单位时，她往往回答说是八中，她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退休之前是一名小学教员。她不是瞧不起小学老师，而是这里面包含着无穷无尽的伤心往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这老右的孩子更要早当家了。花季的女儿立文丝毫没有享受到少女的甜美，繁重的家务压在她的双肩。在家里三个姐弟当中，她既当大姐，又当大哥。两个弟弟的鞋由她来做，打麻绳、纳鞋底、上鞋帮。家里的粗活、力气活也由她干，码砖、砌墙、搭小棚子……
　　她从小心眼过实，和当时的其他学生一样地追求进步，积极响应号召，各方面都起带头作用。可是一到入团，就没有她的份儿了。有一次学雷锋，她放学后护送一位迷路的老大娘回家。等她回到自己家时，已经很晚了。把她妈急得眼睛里冒火，劈头盖脸地把她大骂了一顿。一开始她也吓愣了，当她满心委屈地忍着泪水向妈妈说明情况时，妈妈忍不住抱着她哭了起来。
　　瑰琴长得漂亮，也招来不少麻烦。有一个邻居，常常尾随着瑰琴，有一次被瑰琴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我落实政策回家以后，那个邻居还对我说：“你不在家这么多年，老夏真是好样的，绝没有什么说道。”独身而漂亮的女人，生活起来难处太多了。
　　瑰琴的前夫老汪爱慕瑰琴的美貌，娶她为妻，共同生活不足一年就离开了，成为历史反革命；而后，我爱慕瑰琴的美貌，娶她为妻，共同生活了仅仅三年就离开了成为现行反革命。如果瑰琴相貌平常，嫁给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职员，一生平平安安，何至如此？美貌给她带来的是灾难。这也可以称得上是“红颜多薄命”吧！

　　东三道街小学的外调人员走后，小号里似乎又恢复了平静，新进来的人少了，过堂的人也少了。虽然还没有见到有谁被释放，但从某些迹象来看，外面社会上似乎也逐渐趋于平静了。只是我的方寸已被彻底砸乱，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了，常言道，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打掉门牙带血吞，可一个人遭罪怎么都好办，只要豁出这一百多斤，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而我现在是牵连到老婆孩子，实在叫人回肠九转，整日如坐针毡。

7

　　我被捕的七八个月之后，即1969年三四月间，从新进小号的难友那里，得知反革命集团一事已经无声无息了，外面受审的人也都没事了。又听说，掌权者早就把“反共救国军”案件及处理意见报上去了，上边还没有批下来。这时，新来了一批军人接替了以前的军管工作。他们重新审阅了卷宗，觉得在执行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劳改单位，光天化日之下，居然竟会发生400名反革命分子集会，策谋炸毁嫩江大堤，叛逃苏联的事件，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新进小号的人对我说：“外面的人都没有事了，我还以为早就把你们放了呢。”还说：“高宝康是另一回事。有人和他一起蹲小号，说他在号里砸着小跑镣，明明知道自己非死不可，反倒不害怕了，平时有说有笑，偶尔还写两首诗。多次过堂，并没有乱咬乱攀，同号的人还挺佩服他的。”
　　这番话使我灵魂颤栗很久，反正我已陷入罗网，倘若高宝康攀咬上我，以牙还牙，倒也罢了。如今高宝康这般大度，越发叫我难以自容，我不敢再谈下去，惟恐被对方看破我曾充当过什么角色。这时，一个同号的难友插了一句话：“即使政府完全知道是抓错了，也不会放人，至少还要再关上一年半载！”大家都沉默了。

　　1969年夏季，我已有半年多没有被提审了。忽然有一天，又被带到小号走廊一端的一小间空屋里去。找我的是另一个年轻的公安干部。他说：“你被捕已经快一年了，过去你交待了一些问题，里面也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为了尽快结案，给你两天时间，就在这里，把你的问题再写一遍，一定要老老实实，争取从宽处理。”
　　我想，可能是新来的军管人员要重新审理这一案件了，连问案的干部也换人了。或许这是一个翻案的机会，可以把以前的胡诌八咧全部推翻。
　　可又转念一想，这样做也不太必要，甚至还冒风险。秦朝丞相李斯被宦官赵高所害，屈打成招，押入天牢。忽然有一天，一名太监来到牢房，以二世皇帝的名义对他说：“皇上知道你冤枉，派我来叫你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回奏。”李斯信以为真，便把怎样被赵高所害等情由如实写出。谁知那太监走后，不一会儿，就闯进一帮打手，怒斥李斯妄图翻案，不容分辩，拖倒在地，毒打一顿，死去活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鸣冤了。这是二千多年以前的事，暂且不去说它，就在15年前，“五反”运动中，不是也盛传政府业已察觉到这样对待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益发合是不合适的，有意把益发合定为基本守法户，闫付祥还受命进行了三次复查，可是结果又如何呢？
　　想叫掌权者承认自己错了，是非常困难的。现在的新军管若不是真想为冤案昭雪，而仅仅是走走过场，我推翻原供，岂不是自找苦吃？新军管若真想重新审理，何必让我再把案情重写一遍，以前的供词本来就是天方夜谭，一看便知。即使我维持原供，那些不实之词，该推翻的仍然要推翻。
　　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绝不翻案”。用了两天时间，又重写了一份20多页维持原样的供词。
　　从此再无消息。
　　1969年秋，听说四方坨子枪毙人了，二分场也贴出了布告。
　　有新进小号的人，我急忙打听。
　　说是：“高宝康被枪毙了。”
　　我问：“定的什么罪？”
　　答：“杀人犯。”
　　我又问：“提没提反革命集团的事？”
　　答：“什么反革命集团，老早就没有那码事了！”
　　我对他说明自己就是因此而被押的。
　　那人笑了。说：“高宝康一毙，很快就会把你放了。”
　　是应该放我了，可是并没有放。这时小号里逐渐萧条了，人员出多入少，几次串号，有时只剩我一个人。我开始在号内练起健身操来，力争使体力有所恢复。一年多的牢狱生活，身体太虚弱了。
　　又在小号熬过了一冬。这次在狱中过春节，躺在炕上，想家了，太想家了。想念遣返回乡的老母亲，想念长春的贤妻和子女，不知她们境况如何？农历除夕，祝愿她们平安无事！
　　1970年3月，即我被捕的19个月之后，又是突然把我找到小号走廊一端的那间小屋，还是那个年轻的公安干部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是否参加过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叫什么名字？你担任什么角色？”
　　我一一按原供词回答了。
　　他说：“你不想出去了？”
　　我说：“我当然想出去，不过这不是我说了算。”
　　他说：“按你的罪就得枪毙。”
　　我说：“即使枪毙，我也没有办法，我绝不翻案。”
　　我又被送回小号。
　　第二天一早又找我，这次不再问答，而是拿出一张写好的审讯口供笔录，叫我签字。纸上只写着两行字，即：问：“是否存在反共救国军这一反革命集团？”答：“不存在。”
　　我签完字以后，那公安干部说：“就这么简单，你还叫我又跑了一趟。告诉你，你再回九分场不太合适了，把你转到七分场，外面正好有去七分场的大车，你赶快收拾东西。出去以后，这里边的事可不要乱讲，造成影响你要负责。”
　　我回小号拿出被褥，出来看到存在仓库里的东西已经放在门口了，有一辆大车正在那里等着。黑胖子帮我捆行李，低声问了一句：“进来多少日子？”我答：“19个多月。”他说：“今后接触人和说话可要注意啊。”
　　黑胖子是个好人，他见得多了，也说到了点子上，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
　　我到七分场报到，安排了宿舍的铺位。干活儿回来的就业职工都以好奇的眼光注视着我，这不仅因为我的脸煞白削瘦，一看就知道是刚从小号里放出来的人，更主要的是听说我就是高宝康的同伙。有人向我问长问短，我则坦率地回答：“我刚出来，有些事情我不便说。”他们也就不问了。
　　一次，我回九分场办事。听说杨景、董方也和我同时释放了。沈鹄出来得比我们早，已经全家下乡了。九分场的人对我还是心有余悸，从大家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一年多之前在这里发生过一场红色恐怖。

　　我出小号没多久，农场又有了重大决定。
　　场方宣布：镇赉新生农场的就业职工要分期分批地返籍生产。家在吉长两市的，回不了大城市，由农场直接送到榆树县农村，“没帽”的和当地社员一样，“有帽”的继续戴帽监督劳动。第一批共700人，主要来自七、九两个分场。我被告知下放（或者叫“遣返”）到榆树县农村。
　　对于这次遣返，有不同的传闻。有消息说：榆树县有安置长春市700名下放人员的任务，但是还没有人去，镇赉农场就填补了这个空白。还有人说：政府认为我们这些人集中在一起太危险，不如分散到贫下中农的汪洋大海里去，由人民群众进行监督。不过据我所知，我们这一批人走了以后，再也没有第二批了。
　　动身的那天是1970年7月10日，路经长春，但不准出站，换了车直奔榆树县。董方全家一起同行，在长春火车站站台上，我见到董老太太和董方大嫂。老太太倒很豁达，董方大嫂愁苦之情溢于言表。婆媳二人简略地向我述说了董方在押期间家中的困难情况，老太太年迈多病，大嫂右臂瘫痪，不能去井台汲水，想喝一口凉水都困难。她们还提到宋鹄的妻子时常过来帮帮忙，人到难处帮一把，这才叫同命相怜。
　　“反共救国军”事件从何而来，始终是个谜。1979年我落实政策回到长春，与几个难友又得重逢，才知道这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据说，林副统帅决心要在公检法部门挖出60个反革命集团，用以证明公检法必须彻底砸烂。镇赉劳改农场是吉林省最大的一个劳改单位，自应存在着反革命集团，所以便产生了“反共救国军”。
　　还有人说，九分场有一个就业职工去七分场替人修理收音机，被人说成是安装电台，又与高宝康联系起来。造反派认为这正是一个陷害岳政委的好机会，于是事件就扩大了。但这都是猜测，真正的原因还是不得而知。
　　后来我向董方打听此事，才知道他在这个事件中的亲历、亲见、亲闻，与我不尽相同。
　　董方说，他是“反共救国军”的组织部长，在嫩江大堤上召开400人大会时，是他在大会上作的“动员报告”。董方说，我们的上锋不仅有总司令董建杰，还有总统李达生。李达生是长春地质学院的教授，右派，在三中队。四方坨子来了一群大兵，本来是想狠狠地收拾一下这位“总统”。可是剥掉他的上衣一看，前胸和后背上的肉已经被打得快熟透了，实在无法再“加温”了。不过既然已经出动了军队，总得不虚此行，于是就把打的重点转移到了董方身上，对董方拷问的档次和规模都高于我：审我一直是两名公安干部，审他则动用了军队，除两名问官外，还有八个大兵；对我动刑仅仅是紧铐和勒起来，对他则是真正的吊起来，两脚悬空，云里飞；我也挨过两三个嘴巴，仅在腮帮子的表面留下了几个不算明显的手指印；而他口腔两侧的大牙都被打动摇了。
　　这件事是怎样结束的？据董方说，主要是因为这个事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连到四方坨子总场和几个分场，牵连到不少干部，其中包括总场岳政委，还牵连到干部的子女。有的干部子女到白城去上告，这才进行了复查。据沈鹄说，事后为了落实政策，他到省劳改局去找殷科长，殷科长很不高兴，说了一句：“你们还不是跟着岳政委坐车嘛。”意思是说因为要给岳政委平反，我们这些就业分子就沾了光，捡了便宜。
　　1979年下半年，四方坨子总场给我寄来了平反通知书，补发了关押期间19个半月的工资，共420元。账算得很细，按平均日工资1.2元钱计算，扣除了节假日，扣除了蹲小号的伙食费，只是没有扣住宿费——看起来蹲小号是不收房租的。

　　本文选自《昨夜风》，刘益旺／著，华龄出版社，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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