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旺：在数难逃.下篇

┃守护民间记忆

在数难逃
下篇

© 刘益旺／文

　　暴风雨的前夜

　　1957年的春天也是异乎寻常的。
　　这年四月份，中共中央发表了整风的指示。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
　　从五月初开始，在一个月内，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13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与此同时，国务院及所属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以及一些高等院校党委，也都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南关区的中小学教员在大众剧场听到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传达，不许记录。这个报告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散会后，出了剧场，只觉得天也蓝湛湛的特别可爱。
　　不过，当时我思想上也有一些矛盾：一方面为了共产党的事业，自己情愿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准备响应号召，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可是，刚刚经过“五反”运动洗礼的我，岂能完全不知道什么叫风险？所以，当小妹雨澜来信说北大学生“新黑格尔”派，如何到清华大学鸣放的情况时，我立即回信嘱咐她一定要清醒、冷静。
　　对于报纸上登载的各种鸣放意见，我在认识上也有很多保留。那时，我虽然已被共产党除名，却仍然以革命者自居。我认为自己受过党的直接培育，与一般党外人士不同，对问题的认识上，以及与共产党的感情上，都要超过他们，不过我认为，既然是动员人家给自己提意见，人家提出的意见即使有偏激或过火的地方，也应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泰然处之。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鸣放没有多久形势就发生了逆转。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对鸣放者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6月1日，党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全文，其内容与两个月前我听到的口头传达也大不一样了……
　　风云变化得这样快，使我感到震惊，显然一场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了，但我也有点暗自庆幸：幸亏长春中小学校的整风放在第二批，至今还没有开始鸣放，不然，我恐怕也难以掌握自己。

　　一天晚上，刚刚吃完晚饭，大哥忽然来了，我又惊又喜。我成家以后，兄弟姐妹当中第一个来我家的竟然是大哥！大哥和瑰琴、和孩子们都是初次见面，免不了围在一起，相互问长问短，很是热闹了一番。
　　大哥是我们8个兄弟姐妹中年纪最长的一个，比我大11岁。从我小时候刚刚记事，他就在外面读书，很少回家。后来又到英国和瑞典等国留学，一去就是十几年，直到解放后1952年他回国路经长春我才见到了他。那时他已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科学家了。
　　大哥给我的印象是：性格耿直，不苟言笑，知识非常渊博。虽然在国外呆了那么多年，但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全家人都非常尊敬他。
　　大哥告诉我，他这次到长春是来参加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学术会议的，明天正式开会，今天抽空来看看我们。大哥平时很少到弟弟妹妹家中闲坐，这次风尘仆仆地来到我家，我预感到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
　　当孩子们去玩、瑰琴也去备课以后，只有大哥和我两个人了，我们的谈话开始转入了正题。
　　大哥问我：“听说长春中小学的‘整风、反右’运动还没开始，是真的吗？”
　　我说：“是的。已经正式宣布了，长春中小学‘整风’放在第二批。”——我知道这时北京的“反右斗争”已经快要结束了。
　　“这就好了。”大哥说：“全家人对你这里很不放心，怕你在整风中再出什么差错。妈妈千叮咛万嘱咐地要我一定到你家来看一下，劝你说话注点意。本来这个会我不一定亲自参加，但为了你的事我还是决定到长春来看看。”
　　我的心头一热，赶紧说：“没事儿，请妈妈和全家人不必惦念，我会注意的。”
　　大哥严肃了起来：“益旺，别怪我说你，你的毛病真要改一改。我回国初次见到你，你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太爱发表意见了，一说起来就收不住嘴，越是政治上的敏感话题你越要说，不分场合，不看火候，什么事情都要议论一番。你也不想一想，即使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动机是好的，可人家是不是这样看你？‘五反’运动你受了那么多罪，还不吸取教训！”
　　我静静地听着，脸有些发烧。
　　接着大哥向我介绍了北京“反右斗争”的情况。他说，一开始是“诚心诚意”地反复动员叫大家鸣放，结果鸣放的人好多都成了右派，他们单位几个右派都是这样产生的，前一阶段是批判斗争，现在正在等待组织处理。听说处理非常严厉：开除公职，然后送到偏远地方劳动改造。
　　大哥又补充了一句：“这次运动很厉害，光是批判就搞了一两个月，斗争会开得可激烈了。”
　　“这些我都知道，这个场面我在‘五反’中都经受过了。”我突然嗫嚅着说出这样一句话，不知是出于对“反右”做法的反感，还是出于对“五反”运动中自己遭遇的愤懑和不平。
　　“你都知道？”大哥的语调略微提高了一些，“你还不明白，这次和当年的‘五反’不一样！‘五反’把你关上几个月就放出来了，这次时间短不了，能不能回来都很难说。‘五反’时你是单身汉，现在你有老婆孩子，一大家子人，你走了，她们怎么办？再说，开除了公职，以后你怎么工作？我大老远来看你，就是劝劝你，说话千万要小心，把自己的嘴巴管好。现在你们这里‘反右’还没开始，一切还来得及”
　　我点点头，沉默了。其实这些我都明白，瑰琴也一直在劝我，大家都是为我好，我感谢亲人们，感谢大哥。
　　利用这个机会，我向大哥倾诉了我在“五反”运动中的种种遭遇和内心的苦闷。大哥劝慰我一切要向前看，与此同时，他也坦率地敞开心扉，破天荒地在弟弟面前谈到了自己。
　　他说自己从少年时期就非常爱国。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经常议论国事，立志科学救国，因此才远涉重洋，寻求知识……
　　我问到他的近况和回国后的感受。
　　他很动情地说：“1952年，我满腔热情地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是一回来就赶上了思想改造运动，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是重点对象，当时我非常不适应。接着又是‘三反’、‘五反’、‘肃反’和最近的‘整风’、‘反右’，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慢慢我也就习惯了。但我总不太明白，放着那么多的工作不好好干，非要坐在那里整天开会斗这个斗那个干什么？”
　　“政府对我还算不错。我回来后就按照个人的意愿安排我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担任室主任、研究员，带领一班人搞科学研究，生活待遇上国家也算尽了力。我不在乎这些待遇，我在国外的生活远比这里优厚多了，也自由多了，我之所以回来就是选择了一条艰苦的道路。我只求好好工作，发挥我在国外学到的专长，报效我的祖国。现在搞运动占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感到心疼！”
　　我悄悄地问他，运动中有没有触及到他。
　　他苦笑着说：“没有大的触动，但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免不了的。我这个人不关心政治，大概你们也知道。我从小爱说臭话，这些年经过磨练改了一些，但也是秉性难移，得罪了不少人。工作上我挑选人的时候，都是只看业务，不看政治条件，我不愿意要党团员当助手，不是因为他们业务能力不行，而是因为他们的会议太多，一开会把工作扔下就走，都这样的话谁来干活？为此我也挨了一些人的批评。不过我还是我行我素，定型了，改不了。”
　　大哥笑了，笑中带有一丝隐隐的无奈：“我想，搞运动总会有个头吧，刚解放，情况复杂，多搞点运动也可以理解。我看‘反右’以后就实在想不起来还有什么运动要搞了，以后大概就可以好好工作了。”
　　大哥深情而坦诚地和我谈到很晚，临走时又反复嘱咐我了半天。这天晚上，我真正认识了大哥，认识了一个在冷峻的外表下燃烧着炽热的爱国激情的大哥，一个对弟妹们充满责任心和骨肉之情的大哥！
　　不过，大哥和我也有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太天真了。政运动哪会就此结束呢？这才刚刚开始，以后的路还远着呢！

　　大哥走后，瑰琴更加忧心忡忡，实在担心我这不设防的嘴，会惹出新的乱子来。我表面看似镇静，但心里也有些打鼓，大哥说得不错，我从小就爱发表议论，尤其是对一些政治性的问题，总是喜欢在别人面前高谈阔论一番，提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见解，似乎自己也从中得到某种心理上的满足，这个毛病使我吃了不少苦头。瑰琴也经常埋怨我，可我总是改不了。现在政治运动马上又来了，我真有点追悔莫及。
　　我反复回味着大哥的话，也开始认真地反省自己平时的一言一行，回忆自己在历史教研组曾经说过的话，我发现有些话还是比较有分量的，也是能够上纲上线的。
　　不过，我还是存在着侥幸心理：历史组的人有没有注意到这些话呢？例如瑰琴就认为我平时并没有说过什么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话。
　　再说，如果有人注意到了，他们也不一定会站出来揭发，因为他们自己也曾参加了议论，而且有人还表示同意我的观点，记得当时在场的有秦老师、郑老师和小于，秦老师和郑老师年龄大了，人又老实，他们不会揭发我，可是小于正在要求入党……

　　落入陷阱

　　1957年晚秋，学校的“整风运动”开始。长春八中组成几个鸣放小组，号召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帮助共产党整风，实际上他们的真正目的，已是路人皆知。我参加的那个鸣放小组，组长叫黄灿，中共党员，原本是一个当兵的女学生，经组织动员，嫁给一位老军官，虽说业务平平，但政治上被认为是靠得住的。
　　小组会一开始就相当明显，她猎取的主要对象就是我，我当然要尽力自保。我的办法是：不能一语不发，因为我平时是一个好说好讲的人，现在若变得一语不发，就好像心里有鬼。但发言要绝对慎重，绝不能掉进人家设下的陷阱。两周时间过去了，她奈何不得，便直接点到我头上，问我为什么平时对许多事物有看法，现在却不说了。我被逼无奈，也只好在会上当众挑明，说：“过去，我有时对某些问题有看法，经过第一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我已经提高了认识，分清了香花和毒草，澄清了一些糊涂观念，许多对党、对社会主义有益的话我已经说了，除此之外，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学校召开关于“肃反”问题的座谈会，方校长主持会议，他也直接点名问我对“肃反”运动的看法。我从正面谈了谈自己的认识和所受到的教育，他还不肯放过我，进一步问：“刘老师在运动中曾受到触动，被肃错了，学校向刘老师赔礼道歉，希望刘老师能谈一谈学校在这方面工作上的一些缺点。”我只好说：“在‘肃反’运动中，怀疑我是钻入共产党内部的特务。其实，事前给北京我的入党介绍人去一封信，问题就澄清了，不必拿到运动中去解决。”——这下子我的“小辫”被抓住了，罪名是“恶毒攻击‘肃反’运动”。他们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往往都是采取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
　　学校的最后一招，就是叫我参加省教育厅伍副厅长召开的中小学老师座谈会。
　　这个座谈会我本来不想去，怕招惹是非。但是，方校长亲自找我谈话，一再说，我有见解，有声望，别人去恐怕说不清楚，我去最合适，还叫我到各教研室收集一下老师们的意见，带上去。这顶不大不小的高帽一戴，我的精神防线一下子就瓦解了。这使我想起了一个著名的乌鸦和狐狸的寓言：狐狸想吃乌鸦嘴里的肉，用了许多办法，乌鸦就是不肯张口狐狸投其所好，恭维它歌儿唱得好，乌鸦张嘴要唱歌，肉就掉下来了。方校长正是投我所好，一下子击中了我的要害。
　　我不是“小人”，也未能度出“君子”之腹。我真的遵照领导的指示，到各教研室走了一遍，把老师们的意见归纳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校领导作风不够深入，二是对群众生活关心不够。然后我又到各教研室念叨念叨，没有补充意见了，最后向方校长做了汇报，方校长频频点头，连声说好。
　　在伍副厅长的座谈会上各校代表热烈发言，提出了不少非常中肯的意见和切实可行的建议，到中午十二点还没有轮到我发言。我惟恐有负于方校长的重托和老师们的期望，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我不肯放弃这个“倒霉”的机会。我请求伍副厅长再给五分钟，大致说了一下，并把事前写好的书面材料呈交给了伍副厅长。
　　21年后，落实政策，我回到长春。有一次，中共南关区委宣传部召集区内中小学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师们举行座谈，在会上我见到好几位在当初伍副厅长召集的座谈会上曾经会过面的同志，他们与我一样，也都成了陷阱中的猎物。
　　在当时，想抓个右派，很容易，想把我抓成右派，就更容易了，我是京东刘家的子弟，益发合的少东家，脱党分子，“五反”运动中的大奸商，我不是右派，谁是右派？即使我再谨小慎微，肯定还是无法逃脱。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右派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他发言不发言。”
　　在伍副厅长举行座谈会之后不久，八中的一位争取入党的女积极分子便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向我提出质问。接着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还联系到我的祖先“是慈禧太后的干儿子”一事，把“五反”运动中莫须有的东西也搬了出来。学校还召开了几次全校教职员大会，与我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我也三番五次地进行检查，从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来自我批判，不断提高。但在鸣放小组会上，组长黄灿仍然说：“刘益旺的问题情节极为严重，态度极为恶劣。”呜呼，奈何！

　　1957年末，直到放寒假之前，我仍在教课。1958年开学后就没有安排我的课程，只是在教研室些零活儿，主要是画历史挂图。
　　这一阶段，我的心情非常烦乱，母亲和大哥的嘱咐，瑰琴的叮咛，我开始时的小心谨慎，全都落了空，我仍然掉进了可怕的陷阱！我反复回忆我的言论和“罪行”，不断地猜测自己今后的命运，但我总认为对我最后的处分不会太重，这是因为：首先，我并没有太多的言论，我所担心的过去在历史教研组说过的话，并没有人揭发我，我的日记虽然也被批判了一通，但也没做什么结论。在职工大会上宣布的关于划我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综合材料，只罗列了三条内容：一是攻击“肃反”运动。把学校对我的审查，说成是只发一封公函就能解决的事；二是在中小学教师座谈会上攻击党的领导，说学校教研室冷得都需要穿棉大衣、戴皮帽子，而学校却因为“省煤”，受到了教育局的表扬；三是攻击新生事物。说学校把两名中等师范新毕业的青年教师同时提升为副教导主任是过早过快，对工作和对他们本人都没有好处。这三条罪状从政治上来说，都不是太严重的问题。
　　其次，我到八中以后，工作很努力。我自学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历史教学法等等，在老教师的帮助下，未出半年，我就掌握了一整套课堂教学基本功，甚至某些本领可以说是过硬的，如当堂画地图，边讲边画。我也真为学校卖了不少力气，若说成绩斐然，并不过分。
　　1958年3月，我被定为“一般右派”，随即被派到学校农园去看地，对此我有思想准备。4月，改定为“极右分子”，我感到有些吃惊和委屈，但我还是签字了。当时我认为，作为一名受过党的直接培育的国家干部，理应严格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早日重回革命队伍。同时，我从“三反”、“五反”运动中也吸取了教训：不低头认罪，结果只能是罪上加罪，这种实例，不胜枚举。

　　面对这种风云突变，受到打击最大的当然是瑰琴，但是刚强的瑰琴一直抑制住自己的悲痛，还尽量照顾我的心情。我也强打精神，故做欢乐。
　　瑰琴是多产型妇女，我们每次做爱都避孕，有一次发现避孕套头部破了，赶紧采取补救措施，结果她还是怀孕了，也就是怀上了继明。等到“反右”后期，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好几个月了。眼看我这个右派分子就要发配充军，家里就剩下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够艰难的了，若是再加上这嗷嗷待哺的婴儿，日子可怎么过呀！万般无奈的她多次在屋里跳绳，跳得满头大汗，想要跳掉肚子里的胎儿，可是没有成功。
　　当时正是大跃进，学校修建农园，挖沟平整土地。瑰琴大腹便便，提着土篮拼命奔跑，干得比一般人都要卖劲。有好心人劝阻她，叫她多加小心，她却惨然一笑，说：“我也要来个大跃进（指流产）。”那位好心肠的女教师又来找我，说：“你这个男同志也不知道关心自己的爱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心知肚明的我，又能说什么，又能做什么呢？我何尝不知道这里边的危险，可我又怎样去阻止瑰琴呢？被打成右派的丈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为了能够活下去就这样地自虐自残，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呀！
　　我曾经幻想过，“人心都是肉长的”，或许学校领导人会发发慈悲，看到瑰琴的艰难而豁免或推迟我的发配。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太天真了。
　　幸亏老天爷睁眼，狂风暴雨也未能扼杀人才于胚胎之中。这才有现在地球那边的继明，以及他的两个儿女漂亮的娣纳和聪明的马尔克。

　　1958年8月初，国务院颁布了劳动教养条例，显然这是为了处理右派的。我有些怕，但总觉得自己过去为共产党打江山有过功劳，在八中这三年也很卖力气，总不至于对我太过狠毒。可是结果对我的处理竟然超越了处理右派分子的最高标准，连升三级，通过法院，按“反革命罪”判决管制三年，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是我所未能料及的。
　　其实这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预兆。李校长在职工大会上总结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成果时就说过：“我学校反右派斗争的最大成果，就是揪出了一个百万富翁！”四年前我来到八中，是决心跳出资产阶级的泥塘，现在经过反右斗争，又把我从教师队伍踢回到资产阶级泥塘，把“五反”和“肃反”这两笔老帐也加在一起了，来个“三罪”并究。

　　30年后，有人曾经和我分析探讨过“反右”当中各类人员的心态。他问我，你在当时是觉得自己真的犯了错误，真的是一个右派分子，还是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错，别人完全是在诬陷自己呢？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总的说，我是属于前者，我认为自己真是犯了右派错误。很遗憾，我当时并没有象某些作品当中所描写的那样，坚信自己的正确性，我也不认为群众批斗我是出于迫不得已。“反右”运动之所以能够搞得那么轰轰烈烈，里边当然有着十分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的。

　　连升三级

　　1958年8月15日，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三天前，八中党支部钟书记派学生把我从学校农园找到她的办公室。对我说：“最近几天就要对你的问题做出处理，很可能有一段时间你要离开家庭，你先回家休息休息，也准备准备，不要外出，三天后学校会派人去找你的。我希望，你经过一番锻炼，仍会回来，我们还会在一起工作的。”她说这话时，还有些动感情，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位好同志。
　　这天晚上，我曾想到自杀。
　　晚饭后，安排孩子们早点睡了，我把钟书记的话向瑰琴讲了一遍，瑰琴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说道“立文已经懂事了，好办。小弟弟刚两岁，我肚子里还有一个，你若走了，叫我们怎么办呢？”说到此处，怆然泪下。我又能说什么呢？夫妻相对而坐，生离如同死别。最后，我说：“你明天还要上班呢，也睡吧，我再坐一会儿。”她点点头，也睡了。
　　我独自坐到半夜，想着以后的日子会是怎么样，心里乱糟糟的。突然，一个念头占有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妻子儿女，不如干脆了断了算！
　　于是我开始写信。我一连写好了几封信，有给妻子的，有给兄嫂姐妹的，有给母亲的，也有给孩子的，嘱托瑰琴在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交给他。我准备了一条麻绳，宁哥在“五反”运动中就是用一条麻绳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永远解脱了。五年之后，同样的命运又轮到我头上，活下去实在太难了。
　　我哭了，在“五反”运动中，我还未曾这样伤心过，现在我哭得非常伤心。《林冲夜奔》中有这样一句台词：“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绝对够不上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更无法与林冲相提并论，不过有一点却是事实，即：此时此刻与“五反”时候不同了，我已经不是单身汉，而是有家室的人了。我走到床前，久久地凝视着瑰琴和孩子，几次弯下腰去轻轻地亲吻她们，舍不得她们，又怕把她们惊醒。孩子是多么可爱啊。瑰琴睡得很沉，她太美了，我们结婚才三年，这未免太残酷了！自杀需要勇气，活下去更需要勇气。也许求生是动物的本性，我终于没有自杀，选择了一条最艰苦的道路留给自己去走，去走……

　　我在家呆了两天，失魂落魄，不能说这是休息，更没有心肠准备。当时有一出反映反右派斗争的话剧叫《白日梦》，我确实是在梦中，瑰琴也在梦中，我们都没有想到会对我下这样的狠心。
　　第三天，即1958年8月15日，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日子，13年前的这一天，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当时我已考上辅仁大学历史系，尚未开学，北京全城沸腾了。而13年后的今天，这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竟然和我们的悲剧联系在一起了！
　　我的头脑业已麻木。瑰琴照常上班去了，午间我随便吃了几口饭，领着“小弟弟”在院子里站着。孩子说饿，我上街买了一根麻花，正好遇见八中的教师许新、朱昌民两个人走过来和我打招呼，对我说：“我们走吧。”“走”向哪里，我不明白，他们看我站着不动，又催促我说：“快走吧，还有人等着我们呢，夏老师马上就回来。”我回身把屋门锁上把麻花交给孩子，偏偏这时候孩子伸着胳臂、仰着小脸儿，招唤“爸爸抱，爸爸抱”。我抱起他来，正好对面屋胡汉生的妻子在门口，我说：“老胡大嫂，请你看一下小弟弟，我和学校这两位老师出去一趟，老夏马上就回来。”胡大嫂接过孩子，我跟随许、朱二人离开了家。当时我的头脑确实麻木了，居然没有回头再看孩子一眼！
　　出西三道街，走大马路，进东四马路，到永长路，一拐弯，直奔一个院门，迎面看到一块大木牌子，上写“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十个大字，我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了，但是没有害怕，而是冷静地观察周围的一切。
　　候审室挂着一个小牌子——“刑事审判庭”。许新叫我在外边等一下，他进去了，不一会儿，就宣布开庭了。小法庭还蛮像样子，高桌子后面坐着审判员，旁边坐着记录员，还有两位陪审员，他们叫我站在对面。审判员宣布开庭，报出审判员、记录员和陪审员的姓名，问我有没有意见，然后又问我的姓名、年龄、职业、家庭住址等等。这套程序完毕，就拿起一份打印好的判决书，宣读我的犯罪事实，我的罪状有三大项：
　　一、在益发合时大量盗骗国家财物；二、大量书写反动日记；三、趁整风之机猖狂向党进攻。问我上述罪行是否属实，我还是老办法，全部承认下来。审判员宣布休庭。五分钟后正式宣判，判决的内容是：“刘益旺一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已构成反革命罪，依法判处管制三年，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把判决书交给我，还说了一句：“若不服本判决，十日内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我有些吃惊，怎么又变成反革命了？但我不想上诉，根据我的经验，上诉一点用也没有。后来我听人说，在“整风”、“反右”时，凡是过去有“反革命”罪没有处理，这次又乘机向党进攻的，一律按反革命对待，据说这是中央的精神。看来，对我新账老账一起算，也就不足为奇了。至此审判结束，宣布退庭。
　　许、朱二人一直坐在旁听席上，此时走过来，要我上火车站。我说：“不行，还得回家和老夏说一声，收拾收拾行李。”他二人说：“我俩到你家时，学校领导已经和夏老师谈了。我们来到法院，夏老师就回家把行李收拾好了由小刘直接送到火车站了。”我说：“晚走一天不行吗？”他二人说：“不好办，车票已经买了，还有王羽也一起去，在火车站等着呢。”
　　这真有点让人惊奇：整个工作竟然安排得如此有条不紊，一环扣一环，称得上是紧凑严密、效率奇高。如果我在法庭上争辩，不认罪，或者要求请律师，或者声明不服判决，准备上诉，又怎么办呢？由此可见，学校和法院事前已经胸有成竹，完全肯定这次审判不会发生任何枝节，因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下，我不会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的。
　　王羽早已到了火车站。他是学校的会计，因说了一句“伪满学生比现在好”而被划为右派。工友小刘用自行车驮着我们的行李，还掏出五元钱交给我，说：“这是临来时夏老师交给我的，家里一时不方便，过几天再寄，叫刘老师多保重。”他几乎落下泪来。小伙子文化不高，对人有一种纯真的感情。
　　我被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高效率操作搞懵了，昏头昏脑地任人摆布着。直到坐上火车，鸣笛启动，才醒悟过来，原来这都是事实！我已经成了一个反革命分子，我要去劳动教养了，我已经离开我那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温暖的小家了，可临走时连最后和家人告别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我贪婪地凝视着窗外的一景一物，此刻我才发现长春的可爱，心里默默地说：“别了，长春，别了，瑰琴！”我虽然十伤感，但还是充满着希望：“三年，最多三年，我就会回来的。法院的判决书上写着三年，据说劳动教养最长的期限也是三年。刘芝芳不是说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还能回原单位工作吗？”
　　后来我想，假如当时我就知道要21年，精神上能承受得了吗？假若当时瑰琴就知道她等我比王宝钏在寒窑等薛平贵18年还要多三年，又将如何呢？

　　到吉林市天已大黑，万家灯火，雇了一辆马车，来到昌邑区劳动教养收容所。许、朱二人办完交接手续，问我和王羽，还有没有什么事，家中有事吗？递给我们两袋饼干，说：“晚饭已过，留着吃吧。”说完就走了。
　　20多年后，黎明（小弟弟的学名）从通化煤校调回长春，分配到三十九中学教语文，许新正是那里的书记。他第一次见到我时，还深表歉意，说：“过去的事，实在对不起。”我说：“你是共产党员，组织上布置的工作，你怎能不做，我绝不怨你。现在我的小孩调转到三十九中，你得多指导他啊。”许新满口答应。果然他对黎明多有关照。

　　本文选自《昨夜风》，刘益旺／著，华龄出版社，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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