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旺：在史无前例的日子.上篇

┃守护民间记忆

在史无前例的日子
上篇

© 刘益旺／文

1

　　我常常以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地下斗争而自作多情。难友们旁观者清，说我确实是益发合少东家，真不老实，思想活跃，难以改造，随时随地都想突破执政者的禁锢，一直在强烈地反左，抓为右派，绝不冤枉。还说我能在公开场合，以很自然的、轻松而幽默的口吻，说出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这些话甚至于别人连想都不敢想。
　　有人说，我在检查自己不愿意在劳改单位就业的思想时，曾说：“我的工作、地位、名誉都没有了，剩给我的只有老婆孩子。我觉得，活着还有意义的地方，只有请假回家一趟，和老婆孩子一起住上几天。我要是能活到60岁，就还有2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今生今世我活着还有意义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若按隔年给假一次，每次按10天计算，总共也不过100天！”事后有人告诉我，他听了我算的这笔账，从头顶凉到了脚跟。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表现自己，有什么看法总喜欢在人前卖弄一下。我学的是历史，更喜欢将今比古或借古讽今。梁维山是个有见解而讲义气的硬汉子，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朋友，所以有时和他交换意见。针对大批中央领导干部的被打倒，我曾经似乎是无所指似的对老梁说：“李斯被赵高所害，临刑前对他儿子说，欲与汝携黄犬猎于东门之外，不可得矣。”老梁会意地回答：“我想，此时李斯会后悔当初不该害死同学韩非，更不该伙同赵高谋害太子扶苏和大将蒙恬。”
　　场方宣布：文化大革命是革命群众的事，就业职工主要的任务是组织学习，加强改造。严禁到外地串联，不许进入大中城市，不许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许观看场内革命群众贴的大字报，也不许传播从外面带来的小字报。二中队李指导员亲自领导我们这帮出身于知识界的就业职工每天坐下来学习，田间的活儿由有刑事前科的职工去干，除非实在忙不过来时，我们才暂停一下白天的学习。
　　李指导员对我们说：“你们不要不知足，每天在炕上一坐，不干活儿，照样拿工资，就像坐在保险箱里一样。若是在社会上，拿你们这些人的身份，可就没有这么便宜了。”这话说得实在。社会上有“红五类”和“黑五类”之分，“黑五类”身上带牌、门上挂牌，这里则是老鸹落在猪身上，谁也不用嫌谁黑。
　　我们这些人，绝大多数的家都在大中城市，老婆也是国家干部，因此对城市的动态非常担心，昼夜悬念。听说北京、上海等地的红卫兵抄了地主、官僚和资本家的家，长春的红卫兵也在抄家，把“黑五类”的家属押送下乡。我最担心北京母亲的家和长春瑰琴的家，每天心急如焚，坐卧不安。
　　后来，瑰琴来信了，从信中得知母亲家已经被抄。她告诉我，她去北京搞革命串联，顺便到东太平街去看望母亲。刚一进院，就被同院居住的表姐拉到厨房里，偷偷告诉她：“老太太的家被抄了，东西拉走了六大卡车，老人挨了斗，挨了打，被遣送回老家了。”详细情况她也没敢多问，就赶紧离开了。我心里惦念着母亲，好几夜没睡好觉。
　　正在我为北京母亲家被抄一事焦急万分时，董方在长春的家也被抄了，老母和病妻均被揪斗，押送镇赉劳改农场九分场，妻子还被剃成鬼头。瑰琴的信中还说自己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如何批斗当权派等等。我为她的这种政治冲动非常担心，经历这么多挫折，她还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还认为自己忠于毛主席，还在梦中。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公安六条》大布告就贴在我们宿舍屋内的墙上，这是一种威慑力量，它更明确地把我们这些就业职工与犯人、劳教人员以及社会上的“黑五类”并列在一起，不许参加文化大革命，只能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2

　　在城市里，“黑五类”及其家属被遣送回乡，在这里也谣传可能把我们这些有政治问题的人都集中到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去，自消自灭，死尽了之。
　　我觉得在这种时候，随时都会大祸临头，趁着瑰琴行动还算自由，我这里也还没有多大的变化，不如叫她领着毛毛到镇赉劳改农场来一趟，团聚几天，不然，也许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1967年上半年，我几次给瑰琴去信提到此事，大有能再见一面，死也甘心之意。本来瑰琴就由于受我的牵累而不断地遭贬，从三十二中又下放到了东三道街小学，她实在不愿意在这种时候，这种形势下，到这种地方来看望具有这种政治面貌的丈夫，只是为了不叫我失望，才终于在1967年8月利用学校停课闹革命的机会，带着毛毛来到镇赉劳改农场。
　　这时毛毛已经9岁了。她们母子在农场呆了半个月，从表面上看，与长春市内相对而言，九分场就业职工这个圈子里，倒是比较平静的。我和她们母子起初住在招待所，后来住在沈鹄家。沈鹄的妻子回娘家了，沈鹄搬到单身宿舍我的铺位，把家让给我们住，就方便多了。这半个月，我们忘掉了一切烦恼，也不去想今后的忧虑，今朝有酒今朝醉，在临时的“小窝儿”里，过得蛮愉快。
　　乐亭人被人称做“老奤（读作胎，上声）儿”。那时，在九分场要好的朋友中，如吕善本等比我年岁小的人，多呼我为“奤儿哥”，董方比我大两岁，则直接呼我为“奤儿”。在一般字典中，查不到这个“奤”字。对此，还有一段小插曲：有一天在田间劳动，董方等人问我，为什么东北当地人把乐亭人叫作“老奤儿”。我回答说：“老奤儿一词的来源，也是众说纷纭。据我所知，老是‘老太’的转音。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行侠仗义的英雄，叫杨香五，绰号‘赛毛遂’，就是京剧折子戏《杨香五三盗九龙杯》中的那个杨香五。他是河北省乐亭县杨各庄的人，开设镖局，时常往关外各地押送镖车，东北当地人尊称他为杨老太爷，后来就简称为杨老太，再后来干脆就简称为老太了。乐亭县人多地少，临近山海关，很多人到关外做买卖，与杨老太同乡，所以东北当地人就把乐亭人也通称为老太，天长日久，就叫白了，叫成了老奤儿，老奤儿不是贬意是褒意，是老太爷的意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说我拐弯抹角地找便宜。现在瑰琴母子来到九分场，原先叫我“奤儿哥”的人，就叫瑰琴“奤儿嫂”了。吕善本更是开口一个“奤儿嫂”，闭口一个“奤儿嫂”，叫得特别亲热。有人还把毛毛叫做“小奤儿”。
　　瑰琴最爱吃香瓜，正赶上九分场农田队收瓜，香瓜成堆，购瓜者成群。我俩去选购，挑来挑去，正好飞来几蝴蝶，瑰琴要捕蝶，哪里捕得着，无非是跑来跑去跑得香汗滴滴，娇喘嘘嘘。那天她穿的是那件人造棉的小半袖旗袍，漂亮极了，惊动了在场的人群，大家都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她。认识我的人问：“她是谁？”我答：“我爱人。”问话者和旁观者都露出羡慕的表情。又问：“比你年轻很多吧？”我答“还比我大一岁呢，今年42岁了。”他们都不相信，说：“哪有42岁，说24岁还差不多。”
　　一天早晨出工时，花五元钱买了一条五斤多重的嫩江大鲤鱼，很新鲜，与瑰琴商量后，拎到唐自农家中去烹调。
　　小唐为人老实厚道，比我小十来岁，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请求到边远艰苦的地方去，经组织批准，舍弃了京城优越的生活，离开了温暖的家庭，来到吉林省，被分配到德惠县师范学校教书。就在他刚刚走出学校大门步人社会的时候，“整风运动”开始了。学校领导指派他担任一个鸣放小组的组长，小组会上，无论怎样动员，大家总是一语不发。他向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党支部叫他在小组会上带头就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历次政治运动提提意见。他按照领导的布置做了，结果被打成右派，罪名是“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解除教养后，强制留在劳改单位就业。他回北京省亲时，与外县的一个姑娘结了婚，在北京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他就带着妻子和女儿在镇赉安了家，我和他的关系不错。
　　这一天中午收工回来，我们两家人围在一起吃鲤鱼。这条鱼很肥、很鲜、很香。小唐的女儿已经七八个月了，坐得很稳。瑰琴很喜欢她，把她扶起来说：“站、站！”她还能站一小会儿，然后咧着小嘴儿笑了。
　　董方两次请我们到他家吃饭。老太太个矮，清瘦、慈祥。大嫂原为中学老师，因中风右臂麻痹，只好退职了。这里是我平时最常串门的一家人家。他家里养着几只鸡，养得很娇，经常跳到炕上，趴在人腿上睡觉。
　　吕善本很喜欢毛毛，常常带他到场院和田间，教他游泳。毛毛若是自己玩就是捉蚂蚱、捉青蛙。收工时人们用马驮他回来。这孩子跑瘦了，晒黑了，后来听瑰琴说，毛毛到东三道街小学去，教师们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在那史无前例的时代，这半个月好像是与世隔绝了，一切都是那么温馨、恬静和富有人情味道，如同梦境一般。他们母子走了，我送到四方坨子，送上了小火车。我的梦又醒了，无论对我还是对瑰琴，面前摆着的都是更加残酷的现实。
　　我没有想到的是，清理阶级队伍阶段，瑰琴被关了五个半月，去镇赉一事竟然成为追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做了一件不该做的蠢事。

3

　　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总场岳政委、九分场孟教导员，以及其他一些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场长也靠边站了。造反派之间又分为两派，每一派都自称“革命”，而把另一派叫做“保皇”，他们都打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互相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尽管镇赉劳改农场场方严厉地宣布：不许就业职工观看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甚至警告我们：绝不许你们幸灾乐祸！可是总有人讲述去四方坨子如何看到满墙上写着“打倒某某某”，如何看到岳政委背着粪箕子捡粪等等。我在出工收工时，也总爱偷觑走资派在造反派的看管下如何站队向毛主席请罪，还听说有人亲眼看见孟教导员在场部挨打，打得很厉害等等。
　　对此，我有时内心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也有时觉得这种做法不公正，就像对待我们是不公正的一样。当这些人被打成走资派而倍受折磨时，是否也想到我们这些人被打成右派也在倍受折磨，他们若能想到这点，就是好人。
　　1967年3月，按照中央的部署，解放军开始进驻全国各个单位。在“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下，镇赉劳改农场也实行了军管，由解放军代替了公安人员。
　　有一天早晨，他们把九分场全体就业职工集合在院心，整队、点名，然后叫大家席地而坐。等了足有半个小时，开来一辆吉普车和一辆解放牌载重汽车，下来几名军官和二三十名士兵。在军官的指挥下，这些士兵迅速散开，把我们包围起来。四周宿舍屋顶上和通向外面的路口都架上了机枪，每挺机枪后面爬伏着两名士兵，做出准备射击的样式。其余的士兵也都端着步枪，上着刺刀，枪口对着我们，如临大敌。
　　这时，有一个军官登上一张桌子，大声地对我们喊道：“你们这些‘黑五类’听着，现在宣布实行军管，只许你们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如果谁敢乱说乱动，就砸碎谁的狗头！”
　　在场的“黑五类”们对这个场面有何感想我不得而知，也许有人真的害怕了，觉得就要大难临头了，而我却觉得这个场面很可笑。那时有一种谣传，说苏修可能趁文化大革命之机进攻中国，若是从外蒙出兵，攻到科尔沁草原时，中国军队在撤退之前，会把我们这些“政治犯”全部杀掉。但是我认为战争（不包括边境冲突）是不会爆发的，所谓备战备荒为人民，只不过是为了转移国内视线的一种政治手段。至于集体屠杀政治犯，我倒觉得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若真在镇赉劳改农场出现了大屠杀，我也只有面对枪口，怕也无用。
　　这次“训话”之后不久，事情就开始一个一个地发生了。
　　首先是我们小组的梁维山和冯代被捕了，据说是因为他二人与外场的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那时我还没有嗅出什么味道来，我还和董方说：“老梁和冯代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过于偏激，和我们不是一种类型的人。”
　　1968年春节期间，高宝康私自离场，去沈阳当教授的哥哥家中，嫂子到公安派出所举报了，他被拘留，由九分场取回，调到七分场。
　　不久，我在二中队全体职工大会上也受到了批判，追查我的些反动言论。当时我想，为什么每次政治运动都漏不下我。
　　初夏，我们参加了对梁维山、冯代等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宣判大会。梁维山被判刑十年，冯代被判刑七年。他们都是面黄肌瘦，剃了光头，五花大绑，挂大牌子，低头哈腰，左右有两名大兵架着。这对我当然是个很大的震动。梁、冯二人平时与我有交往，我不相信他二人参加反革命集团，但我却相信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也就在这个当口，传来更加惊人的消息：高宝康杀人了。
　　高宝康的性格与我迥异。我在政治运动中是软骨头，有阿Q精神，一旦被划为打击对象，就逆来顺受，绝不抗拒。一边低头哈腰地接受批判，一边还能分析这些发言材料组织得怎么样，谁的较好。例如，在二中队大会上批判我时，董方的发言最好：内容丰富，条理清楚，嗓音宏亮。事后我把这一评价告诉他，他也笑了。
　　高宝康就完全不同了。他生就一身傲骨，宁折不弯，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七分场批判他时，他的一个同屋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伸手打了他两个嘴巴。会后他偷偷把劈柈子用的斧子准备在身边，半夜把那积极分子砍死在炕上。当他要出屋时，靠屋门的那个人刚好坐起来，他以为是要来捉他，抡起斧子又把那人砍成重伤。他跳井自杀，被人救出来逮捕了。
　　消息传到九分场，大家大吃一惊，都为他的才华感到惋惜。又说那样聪明的人，还当过法官，不该做出这样的傻事。这都怪他的性格不好，太容易冲动了。可我的看法却与他们不同，我认为：“匹夫见辱，拔剑起舞”，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之说，绝非智者所为……只有近几年，也就是高宝康被处决的20多年之后，再谈论起此事，才有人敢说：“高宝康这一行动是对恶势力的一种反抗，他用死来维护人的尊严。”
　　我和董方等与高宝康来往密切的人都感到悲痛。因为他的事发生在七分场，又属于刑事案件，似乎与我们无关，还没有想到会株连到我们头上。
　　继七分场高宝康杀人事件之后，又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就是九分场就业职工董建杰被活活地打死了。董建杰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汪伪政权的绥靖军中当过军官，最后的职务是训导大队的大队长，团级，驻在浙江省某地。日本投降的前三天，训导大队的日本顾问龟田急急忙忙要回国，临行前偷偷告诉他，局势要有变化，叫他做个准备。他会意了，第二天就和新四军搭上了关系，率军起义。据说，饶漱石还亲自接见过他，请他吃过饭，又送他到哈尔滨学习。吉林市解放后，他曾在吉林市公安局当处长。后来经过一段曲折的过程，他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十年徒刑，刑满留场就业。
　　听人说，九分场的造反派从四方坨子调来一批红卫兵，都是初中生，批斗董建杰。由晚饭后就打一直打到后半夜。批人的、打人的都累了、困了、睡了，其他人也困了、睡了。只有董建杰蹲在炕沿下。天亮一看，早已死在那里了。
　　他与我没有来往，当时我也没有想到他的事会株连到自己头上。不过，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军管人员要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出菜”了，精神上的压力与日俱增。

　　中国有句俗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就不信，要是鬼真的来叫门，那可是不死也得脱层皮，怎能不怕！
　　那天，我们刚刚支援八分场回来不久，准备开镰收割。与往常一样，白天出工干活儿，晚饭后学习一会儿，脱衣就寝。睡到清晨大约五点多钟，天已大亮，宿舍的更倌盛三元悄悄地招呼我：“奤儿哥，奤儿哥，快起来，穿衣裳！”
　　盛三元是长春人，大跃进时，以无理取闹的罪名送劳动教养。他为人耿直，家庭出身城市贫民，个人成分是工人，没有政治问题，所以派他在我们屋当更倌，平时和我不错。后来我才悟出来，前一天晚上他就知道要抓我了，在我面前有点支支吾吾，变颜变色，当然他不敢走漏风声。
　　我从梦中惊醒，一看盛三元那种紧张的神色，凭我这“老运动员”的灵感，马上就想到了“鬼叫门”。赶紧坐起来穿衣裳，裤子还没系好，就闯进来两个当兵的，直奔我的头前，催我下来。我下了炕，裤子仍未系牢，便被他们绑了起来。我有过两次戴手铐的经验，第一次是“五反”运动中在益发合被逮捕的时候，第二次是被捕后在长春监狱拍摄“首犯就擒现场照”的时候。至于上绑绳，尚属首次，那两个兵不算狠，绑得不太紧。把我推出屋门，这才看到，正对宿舍门口架着一挺机枪，院心停着一辆解放牌载重汽车。后来听唐自农说，包围圈外面还有骑兵巡逻，可称设下了天罗地网。
　　几乎同一时刻，杨景从一中队宿舍、董方从家属宿舍也被绑出，推推搡搡，跌跌撞撞，都奔解放牌载重汽车而来，沈鹄则捷足先登，已在车上。天还掉了几个雨点，好像给我们致哀。倒剪二臂上车可不太容易，大兵们把车箱后档板打开，两个人一齐动手，把我们一个个扔上汽车，就像装猪那样，他们干得很麻利，我们摔得也很实在。最后那几个大兵也上来了，叫我们坐在车板上，低头。我不安分，想偷看一下周围，刚一抬头，就被一个兵用手枪柄猛击了一下头部，有股热呼呼的东西从头顶经额角流向腮边，显然是血，不过，当时并没觉得怎么痛。
　　离开九分场，我低头坐在车箱里，只觉得拐弯抹角，不知路之远近，忽然停住，命令我们下车，又把车箱后档板打开。杨景、沈鹄、董方都跳了下去，我不敢，趴在车板上出溜下来，没站稳，跌倒了，我太笨，后悔上学时不注意体育锻炼。
　　原来这里是一座场部样式的红砖房，我们四人被推进一个办公室，正好屋子四个角，让我们四个人面壁而站。
　　不一会儿，董方连喊：“报告”，说要上厕所。一个穿公安制服的干部打了他两拳，说他“不老实”叫他“克服一点儿”。董方坚持了十分钟，又喊“报告”，说“实在憋不住了”，那干部就开恩了。给他解开绳索，戴上手铐，带他出去；回来后又卸下手铐，再绑起来，继续面壁。这件事给董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致十年后我们再见面时，我问他：“这21年，使你最悲痛的是什么？使你最幸福的又是什么？”董方回答：“叫我最悲痛的是老伴跟我遭了21年罪，而在我落实政策回城复职的一个月之前，她却去世了。叫我最幸福的就是我们被抓起来那天，在我实在憋不住的时候，终于能够准许我撒了一泡尿。”
　　那天，我最苦恼的是裤子问题。原来裤子就未系牢，几经折腾，已经松了，我只得勉强地用倒剪在背后的双手拽着裤腰，惟恐裤子褪下来，来个当众大曝光，实在有辱斯文。觉得时间过得特慢，达摩老祖曾面壁十年，与他相比我们太渺小了。仅面壁一个小时，我们就被押走了。先押走董方和杨景，然后才轮到我和沈鹄。
　　这次坐吉普，车里有一把铁锹，事后沈鹄说他以为要把我们活埋。我说：“哪能不经审问就活埋呢。抓我们就是要从我们嘴里搞出点儿成绩来，即使要杀，也得供认不讳，明正典刑，这才是办案人的功劳，是实事求是。”宋鹄还说他真佩服我和董方的遇事不慌。
　　吉普车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场部。高墙电网，角楼警卫，戒备森严，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犯人分场。车开进大门，把我二人送到一排窗子安着铁栏杆的红砖房前，我马上就知道这是“小号”。管小号的是一个黑胖的中年人，人倒不凶。办完交接手续后，押送人员上吉普车走了。
　　黑胖子给我们解开绑绳，我急忙系好裤子。他看看我的头，说：“怎么打成这样子。”用剪子把一撮被血粘在一起的头发剪掉，还擦了点儿红汞药水。问我们去不去厕所，我也憋得很难受了，当然说去。小便后，把我和沈鹄分别关在两个小号里。我在这里度过了19个半月的牢狱生活。

　　监狱的行话，囚室叫“号”，送回囚室，叫送回号里。禁闭室叫“小号”，被禁闭起来，叫“蹲小号”。蹲小号的人，不劳动，每月吃27斤半粮，即每天九两粮，两顿饭，以苞米面窝窝头为主，有时也吃高粱米饭。副食与犯人一样，每顿饭一碗干呼呼的熬白菜，里面有一两块土豆，无油，质量很差。每两周吃一顿细粮，年节有改善。
　　小号每天放茅一次，大小便，倒马桶，总是催得很紧，拉屎也要求高速度。按规定，小号里白天也有作息时间，还排得满满的，要求蹲小号的人在炕上静坐思过，实际上很随便，侃大山，摆龙门阵，下棋，没有人管。实在喧哗声太大了，那黑胖子在走廊里喊一声“安静点儿”，也就算了。每天饭后送两遍水，白开水，留一碗准备喝，剩一点大家洗脸洗手。有时说两句好话，多要几碗，攒两天，就可以洗头、洗脚、洗裤衩了。
　　为了防止有人自杀，每个人进小号时，就把裤带收走了，连裤腰上的裤钩也扯下去了。可是人的求生欲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是很强的，很会开动脑筋，有人在蹲监坐狱方面还摸索出了一套经验，如：把旧衣服撕成小条，编成辫子，就是腰带；把遗漏下的裤钩在水泥墙上磨成小刀，用来剪指甲、裁纸、割布；家属送东西，把针插到肥皂里边，就带进了小号；把旧衣服拆了，小块布做补钉，大块布抽出经纬线，两股搓成一股，用来缝缝补补；把写交待材料的纸留下几张，两张贴在一起画成棋盘，用裁成的小纸片叠成棋子等等。
　　这里没有臭虫，虱子则到处乱爬。我一次曾经从自己的秋衣上抓到96个虱子，不过太多了，也就不觉得咬了，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最挠头的是大便用纸问题，每天都要用，废纸、破布、旧棉花都用光了，还有什么可用的呢？实在不得已，放茅时，捡块小砖头，蹭蹭屁股，就算了事。人是万物之灵，弹性很大，能曲能伸，适者生存。
　　一旦身陷牢笼，也就想开了。我进小号以后，第一顿饭就吃个精光，同号的难友都奇怪，他们说：“刚进小号的人，心里都有火，头两三天吃不下饭，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心宽的人。”其实，我的宗旨就是尽一切努力来保住自己，上火吃不下饭，只能摧毁自己，有什么用？有一个蹲小号的行家对我说：“刚进小号的人，觉得时间过得很慢，真是度日如年。等你把这身肥膘蹲没有了，就像我这样”，他把上衣撩起来，露出一身皮包骨：“那时你的心就静下来了，不知不觉就是一年。”在这19个半月的牢狱生活中，我体会到他这番话确实是经验之谈。
　　小号的成员常有变动，有进有出，更多的情况是“换号”，或者叫做“串号”。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也换过几次号，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新进号的人会带来一些外边的消息，串号也促进了信息的交流。不论你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是文明的还是愚昧的，是正派的还是下流的，一进小号，都是难友，一律揭开了面纱，摘下了面具，很快就互相沟通起来。因此，我从他们那里也知道了不少事情。
　　有一个姓梁的兽医，伪满哈尔滨兽医大学毕业，国民党地下党员，从事过反满抗日工作。抗战胜利以后，曾在国民党机关任职。解放后，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出狱后在镇赉劳改农场就业当兽医，医术十分高明，颇多贡献。文化大革命开始，农场中所有的“黑五类”一律下田间劳动，他也不例外，还被关进了小号。有一次，一匹好马患急病需要开刀，接替他工作的一个新毕业的中专生向掌权者说：“还是找梁兽医吧，我没有经验，做不了大手术。这样一匹好马，可不是玩的。”掌权者说：“没啥，你尽管大胆做，不就是一匹马嘛，死了没啥。难道没有他梁兽医，农场就不办了？”结果那匹马被断送了性命。
　　据梁兽医说，农场有一位著名的妇科老大夫，曾经因为历史问题判刑。刑满就业以后，附近二三十里的农村妇女有病都来找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叫他当医生了，农村的人来找农场领导，请求还叫那个老大夫看病。掌权者说：“我们贫下中农有志气，宁肯死了，也不能叫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给我们看病。”据说还真有人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疗而死去的。
　　后来，经过几次审讯，梁兽医三言两语就把自己的问题澄清了，他以为很快就会被释放。同号有人认为，即使真相大白，也不会轻易放他，果然又关押了两三个月才放人。
　　我们小号里还有一个老王头，当过抗日联军的营长，长期率领部队在通化、临江、抚松一带坚持武装抗日斗争。后来被日本人封锁包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率众突围，身边只剩下13个人，走投无路，不得已当了土匪。解放后以历史反革命论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少外调的人来找他，为了防止串供和泄密，把他关进了小号。在号里，他给我们讲了不少抗日联军的故事，有些十分有趣。
　　一次，他们劫了一列火车，捉住了一个日本军官，把他裤子褪下来，用气管子从肛门往肚子里打气，日本鬼子吱哇乱叫，肚子胀得像个皮球。他们最重要的行军用品是一口小铁锅，走到哪里，背到哪里，别的东西可以丢，这口锅绝对不能丢。有一次他们弄到十几只羊，在森林里赶着羊群走，实在没有吃的，就杀一只羊。小鬼子并村封山，吃的非常困难，有一次出山觅食，只看到一片葱地，大家饿急眼了，吃了一顿大葱，回林子以后可难受了。他还说：座山雕是个矮胖子，白白的，从外表看并不凶，原来是抗日联军第五路军总司令，后来投降了日本，抗战胜利后又与国民党勾搭上了。解放军占领松花江以北地区后，在哈尔滨被枪决。
　　这老王头很责备自己不该当土匪。但他又说，那时真没有办法了，就剩下13个人，不能投降日本，在老百姓中间又藏不了身，在林子里只有饿死冻死。他的女儿前来看望，他回到小号以后落泪了，我们劝他几句，他反倒泣不成声，像个小孩子。我很同情这位抗日联军的老营长。
　　其实，蹲小号并不算太遭罪，遭罪的是过堂。我们隔壁号里有一个人曾连续多次被提审，有时半夜提审，万籁俱寂，突然响起开关铁门的声音，再加上小号走廊的回音，管教的喊叫声，以及犯人拖着鞋、蹒跚行走的声音，确实叫人难以入睡。我的同号有人知道，说是一个老头儿，他的儿子被造反派打得挺不住，把他咬上了。我默默地为这位未见过面的老难友祈祷，但愿他过堂时少受折磨。可后来再也没有他那步履蹒珊的行走声音了，从外面传来的信息说，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又说他已经死了。

4

　　对我的预审，是在被捕的一个星期之后。审问我的是两名公安干部，还有一个军官在场，约40岁左右，一看就知道是军管方面的一位负责人。
　　公安干部首先问我是否知道为什么被捕，我说不知道，他们斥责我不老实。然后问我都与哪些人常在一起抒发反动感情，搞反革命串联。我列举了一些人，当我说到高宝康时，他们感兴趣了，就从高宝康这里进一步追问下去。我马上意识到我的被捕与高宝康有关，可能是高宝康被迫乱咬起来，牵连到我们几个人。
　　当时我说：“高宝康调到七分场后，我们很少见面，只听说他杀人了。请政府考虑，可能他为了拖延自己的死期，有意多牵扯一些人，使案情复杂化，一时难以澄清，这样他就可以多活几天。”
　　那公安干部一拍桌子，吼道：“我知道你刘益旺是个老狐狸，老运动员，今天不把你勒起来，你是不会老实的！”
　　他说着随手从抽屉里拿出一条绳子，走过来，动手就绑。
　　那军官站起来，一摆手，公安干部也就住手了。军官说：“今天就到这里吧，先送他回去，叫他好好想想。”
　　军官送我回小号，途中，他与我并肩走着，问我一些私人生活的事，如爱人做什么工作，几个孩子等等。他说：“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不能跑，所以也没有给你戴械具，回去好好想想，过几天我们还会找你的。”
　　尽管我知道问案的人有装黑脸的，也有装白脸的，但党的培育在我脑子里打下的烙印实在太深了，以至于凡是与党有关联的好事，我总是从“信”字出发，所想象的总比实际要好得多，即使是坏事，也往往想不到竟会坏到这种程度。
　　只因那军官做出了一点点温和的姿态，就使我想到了一连串的“也许”：也许解放军不像造反派那样胡来；也许那军官是有责任感的，他已经发现这一案件的荒唐无稽；也许很快就会证实我是无辜的而予以释放……
　　我向同号的难友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惹得他们大笑起来。其中一个人说：“真拿你们这些书呆子没有办法。1957年，人家一号召大鸣大放，你们就信以为真了。这十几年的罪都受过了，怎么还不明白，告诉你这是什么地方，看热闹的抓进来，或者大风刮进来的，都得押上半年。刚抓起来就放了，不是打自己嘴巴吗？”
　　又过了十几天，我被剃成光头。想起16年前“五反”运动中，我被从长春监狱押送到黑嘴子劳改砖厂时，就曾经剃成光头，当时我就醒悟到自己不会在短期内释放了。现在，16年前的情景再现了。

　　大约1968年10月份，我被捕后的一个月之后，对我的审问正式开始了。
　　就在二分场场部，屋角的一个小凳上放着一块小木牌，上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白底黑字。我被命令坐在小凳上，捧着木牌。
　　两个问官都是公安干部，其中一个后来听说姓商，人们称他商干事；另一个则始终不知其姓氏，长得有点像电影《地道战》里的汤司令，姑且就叫他“汤司令”吧。审讯大多由“汤司令”问话，商干事做笔录。
　　“汤司令”背着手，低着头，踱着步，想给人一个“胸有成竹”的印象。
　　他说：“我早就耳闻刘益旺经过几次政治运动，老奸巨猾，不容易对付，今天一定要领教领教。”又说：“你就是入地三尺，也要把你抠出来。”“今天我要抠出你的胰子来！”
　　第一次过堂没有结果，紧跟着就是第二次、第三次。过堂的方式，步步升级，所谓升级，自然指的是动刑。
　　可能公安机关不承认这是动刑，因为没有板子、夹棍等中国传统的刑具，也没有老虎凳、电椅子等中西结合的设备。
　　我所尝到的是第二次过堂时的“紧铐”和第三次过堂时的“勒起来”。
　　“紧铐”，顾名思义，一说就懂。商干事动手给我戴上手铐，然后用力一紧，狼牙铐便深深地陷入手腕的皮肉中。由于血脉不通，十分钟后，两只手就肿胀起来，像两个小面包。再抓住我的手，用力把铐子一拧，硬是在两只手腕上拧出两道带血的肉槽来。两天之后，这两道槽就完全变成深紫色，两个多月以后才能逐渐消失。
　　至于“勒起来”，工具只用一条绳子就够了。也是由商干事动手，他叫我脱掉棉袄，只穿一件衬衣，把绳子的中间套在我的后脖颈上，然后两头伸向前胸，再分别从左右腋间掏过来，把双臂反剪在背后，绳子分别在两只胳臂上绕两三圈，缠到了手腕，系好扣，再把余下的绳头提起来，从脖颈子后面的绳套中穿过来，他用另一只手把我的背后已被捆绑在一起的双手向上一托，猛力拽紧绳索，就把我的双手连同两只胳臂吊起来了。再托再拽，三托三拽，越托越高，越拽越紧，双手离后脖颈子就不远了。
　　对于“勒起来”，我在九分场倒看过几次，但亲自品尝它的滋味这是第一次。只隔一层单衣，绳子勒陷进皮肉里，不是像刀割的那样疼，而是像一条灼热的铁丝烫在身上，火的。最初还能充当英雄好汉，五分钟以后就坚持不住了。这种难以名状的痛苦，似乎是从骨髓中发出来的。起初是站立不稳，左右摇晃，后来就蹲在地下，额角冒出汗珠，所差的就是还没有趴下。我见过有的人就趴下了，蹶着屁股，头顶地。我钦佩“勒起来”的发明者，真难得此人的想像力，工具简单，操作方便，效果显著……但，我挺住了。这里不仅仅是精神的作用，在九分场，挨过勒的人曾对我说，勒的时候，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尽力低头、缩肩、弯腰，等系上绳子扣后，你再挺起胸脯、仰起头、放开肩。这样，绳索便可以稍微缓解一些，你也就能挺得住了。这次轮到我挨勒，就照着这个办法做了。
　　商干事显然不甚满意，他对我的评价是：“你这老家伙还真能挺。”他把我拽起来，背朝墙，然后猛推。整个身子向墙上撞去，先撞到墙上的自然是后背，而反绑着的双手则成为后背的最突出部位。双手交叉绑在一起，手掌外翻，手指外向，所以在猛撞墙壁的一瞬间，首当其冲的就是手指。指甲被撞坏瘀血青紫，有的骨节处立即红肿起来。如此这般地推了四五次，连我这个“老狐狸”也没有任何窍门可找了，百分之百的实打实着。有道是十指连心，我的汗水浸透了衬衣……可能商干事也觉得差不多了，不再继续“加温”。稍停一会儿，给我解开绳子，我的胳臂已经不能动了。他用力摆动我的胳臂，并告诉我，再疼也要活动，不然就残废了。还叫我忍痛揉一揉双手，又过了一会儿，血脉开始流通了。叫我穿上棉袄，坐在屋角的小凳上，捧着上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小木牌。
　　他怜悯地说：“本来不想这样对待你，只因你太顽固了。今天不再问了，如果明天还是这样顽固，就给你砸上18斤半沉的重镣，再把你交给红卫兵，他们就不会客气了，你也知道董建杰的下场。”
　　可能因为我被勒起来的时间较短，还没有留下明显的后遗症。身上留下的绳花（被捆绑后身上留下的紫红色痕迹）也不算多，手腕、臂间和双肩有几处的绳花较重，其他地方则若隐若现。只是手上的伤比较明显，左手的拇指麻木，半年多，过了一个夏天才好。
　　号内有人说，这商干事并没有存心整我，不过是一般地执行公务而已。不然，勒的时候，把胳臂再拧一下，系绳扣再使把劲，不出十分钟，就给你留下一点终生的残疾。他认识一个人，仅仅勒起来五六分钟，一年多了，手还端不住碗。

　　本文选自《昨夜风》，刘益旺／著，华龄出版社，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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