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兆钧：风也从容 我也从容

┃守护民间记忆

口述

史

风也从容 我也从容

© 金兆钧／口述
© 刘延民／采写

　　我写过一首歌，歌名就叫做《风也从容，我也从容》。人家说，这首歌一看就知道是“老的”写的。其实在77级当中，我属于晚辈，1958年生。
　　我的一个同学从广州来信说：我们经历过的一切，上一代人没有经历，下一代人也很难再有，如果说我们之间将来谁也不再愿意见谁，已经是不可能了。读了这封信，我潸然泪下。
　　也许，中年的麻木可以抵消某种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只是压抑或者隐藏，所谓“情结”，并不会因为随波逐流而真正地消除。比如，今天随着朋友们去“卡拉”去“桑拿”似乎已经可以安之若素，但也依然感到骨子里的无法认同。

童年记忆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喜欢上了音乐，但是家里太穷了，根本不可能有条件像音乐世家子弟那样趁着文革的乱劲儿在家踏踏实实地学钢琴。当时，大哥的工资几十元钱和母亲给人家看孩子的十几元钱，要养活全家：母亲、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姐姐和我，家里做梦也不可能有乐器啊，我就到学校玩儿个二胡什么的。我哥带我考了很多文艺团体，都没有了下文，开始没有意识到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出身不好。
　　我家是皇室后裔，很早就没落了。抗战爆发的前两年，父亲哥仨参加了国民党空军，内战期间，父亲在南苑机场任个文职。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叔叔大爷全去了台湾，据说是我母亲觉得拖儿带女地不好走，所以父亲一拖再拖。终于，母亲决定飞台湾了，就在走的那天早上，父亲从机场打来电话，说傅作义的部队起义了，瞧，就那么巧！解放后，父亲自已开了个书店，搞公私合营时，因为合营以后工资低，而我家人口多负担重，父亲就没有合营，弄得母亲总说他没有远见。我出生后不久，父亲第一次中风，已经不大能工作了。1964年，父亲第二次中风，病逝了。这时，我还小，才6岁。
　　父亲在国民党军队作过事，叔叔大爷又跑到台湾，尽管因为父亲去世得早，我家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但在我的档案里，总是有那么一笔。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内蒙京剧团来招生，因为那时演样板戏都配管弦乐，所以招管弦乐队的学员，我去考时，让我弹弹琴、听听音，马上问我：“如果你离开北京到呼和浩特去，会不会想家？”又说：“到我们这儿来。每月工资32元。”然后就又没有下文了，母亲到学校去了一趟，回来说：“问你们老师了，不成。”不成？不成只能不成。上中学后，一些文艺团体到中学招生，看了我都说：“这孩子条件太好了，但他的档案在我们那儿绝对通不过。”
　　除了音乐外，我的另一个爱好是看书。父亲第一次中风在家呆着没事儿，专看着我这个老儿子，他把报纸上的大字剪下来，给我贴了一本字典，看着这本字典，我学会了拼音和写字，五六岁就抱着大本的《水浒》，看得懂看不懂就那么整天看。林彪摔死以后，出现一股读书潮，开始把文革没交也没烧的书倒腾出来传看。我从二哥他们那里读到了不少外国名著，记得当时借到一本巴尔扎克的书，嘿，牛了！

插队往事

　　初中毕业时，我妈坚决不让我上高中，说：早插队早回来。大概老师还觉得我属于好学生，跑到我妈这儿说：“让他上高中吧，我来负担他的学费。”我也实在不愿意去插队，但是我妈的革命立场不动摇。唉，她是让我二哥三哥的惨事儿弄怕了：三哥插队在内蒙一个非常穷的地方，他怕我妈着急，探家时告诉我妈：我们那儿很好，一年分300多斤粮食，我妈听了挺高兴。后来有同学回来露了底：“什么300多斤粮食，200斤是土豆，100斤是荞麦。”曾经髌骨骨折、腿落下毛病的四哥要插队去了，我妈急了，到处送礼，那时的所谓送礼就是送西瓜，结果四哥留城了，但是没有工作，直到他们插队去的同学都招工回来了，他还没有工作。命运的玩笑啊！
　　我妈算是有了经验，说：“高中毕业还是要插队啊，不如初中就去，早去早回吧。”就这么着，我插队去了，插了一年零九个月，果然来了个早去早回。
　　学校工宣队的老太太挺喜欢我，觉得我家困难，特地把我安排在一个交通方便的村子，怀柔县城关公社王化村。雁栖湖的下游就从村子里流过，京密公路从村子里穿过，农民们都是走南闯北的精明人，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朴实的乡村农民。300多口人分成四大家族，相互你争我斗，浩然笔下的京郊农村的文化氛围和京郊农民的复杂性格都在这里得到了验证。我在京郊农村这一片让人学到各种社会知识的土地上，学会了处一种江湖关系，而在插队之前，我是一个典型的“小资”，插队的三哥曾来信说：要是没有插队，你就是一个贾宝玉式的公子哥。
　　我们这拨“晚知青”，已经不像老三届知青那样战天斗地地真干，而是去了就不想干活。即便是这样，麦收的时候只要一下雨，也不由自主地往场上跑。现在我都改不了这个习惯，只要天一下雨，脑子里肯定一闪：正打场呢，这麦子怎么办？
　　1976年的夏天，我们几个知青下地割麦子回来，走上村边小水库的闸桥，一个知青突然叫起来：“兆钧，你看！”我随着他的手向北方望去，刹那间我们都沉醉了。其实，没什么稀奇的景色，不过是蓝的天、白的云，远远的山影、田野、高压线塔，公路上车把式正赶着满载麦子的大车走过，但那种醉心的感觉至今也难以忘怀，叫我时时想起。
　　总理逝世了，朱老总逝世了，毛主席逝世了。我和知青们失望了：完了，咱们就在这儿呆一辈子吧，原以为早去早回，现在国家都这样了，谁还管我们？我们一帮男知青甚至想，实在不行，咱就打游击去呀。在莫名的压抑、希冀中，我们聚在一起唱：“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颓废极了，知青院子里的草长得比人都高。
　　过了这阵儿，我们想，既然已经这样了，不如振作起来吧。于是我们组织在一起唱歌，我算是这方面的“专家”，这帮子知青都好唱，弄得声势挺大，参加了县里的汇演，唱的是《过雪山草地》和《四渡赤水出奇兵》，还被县里评了个先进集体。村里人弄不懂了，觉得这些知青怎么回事？过去是到处偷鸡摸狗惹事生非，现在是又积极又唱歌。村里有个突击入党的年轻女干部，特左，莫名其妙地在大喇叭里说我们是一股反动逆流，我算是个领袖人物，本来，我们知青还磨拳擦掌地想跟她争一争，就在这节骨眼儿上，突然宣布，招工，回北京。
　　谁出工多，谁就能分配回北京，一算，我出工是倒数第一名，净出板报、唱歌了，忘了记工分。有一个知青的工分也不多，他急着查工分，如果他的工分比我多，我就得留下。那会儿大家都死争，我们俩居然还让，互相说：“嗨，反正咱离北京不远，早一天晚一天回去问题不大。”挺感人的，至今我们还是老哥儿们。记得书记队长坐在知青宿舍里暗示我，只要送点儿礼，就能分配得好一些，我来了个装傻。结果，分在铁路局算是好的，分在一商局、二商局算是差的。
　　我被分配到一商局，在人民市场卖男裤。

高考故事

　　1977年，我刚刚上班，高考恢复了。我所有的同学都开始忙起来，准备高考。而我不知道怎么就那么无动于衷，现在，我仍然难说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感觉。我只是没觉得应该上大学；没觉得大学与我有缘。唉，那么多年的压抑啊。
　　快考试了，我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都找我来了，反正找我也好找，到柜台上一找就找着了。老师们痛骂我没出息，可是我还是根本没想到要找本书复习复习。卖裤子，我已经很满足了。最终还是组长为我报了名。
　　高考第一年，够了分数线就参加体检，结果参加体检的人全都认为自己考上了，我参加完体检后，心里挺踏实，虽然不敢认定肯定能上大学，但觉得有戏了。
　　春节后，开始发录取通知书了。今天来几个通知，走几个，第二天又来几个通知，又走几个……到最后，真难受，就是没我！
　　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10分，我考了336分，平均84分。同学和同事们直鼓动我去找，我没动，心想：不行就自学吧，还发了一个特囊的念头：“如果这次考不上，我就再也不考了。”倒是我妈沉不住气，直念叨：“我们老儿子犯了什么罪？考了那么多分上不了大学？”
　　1978年4月3日，我上“两头班”，回家吃完饭一上班，管工会教育的干部把我叫到楼上，给了我一个通知，让我到招生办公室去。招生办的院里挤着乱哄哄一大堆人，人家问清我的姓名和单位，递过来一个信封：“拿走吧！”我忐忑不安地撕开信封一看，录取通知书，北京师范学院。
　　据说是邓小平发话了，77级补了一批。
　　可是，真的上了大学，家里还真的没什么人支持我，理由是：“虽说上的是师范，国家还算是给点儿钱，但家里总还得供着你。”唉，我家太穷了，直到1985年，才把父亲去世时借的几百元钱还清了。我刚刚拿了3个月的每月26元工资，一上学，这工资又要没了。中学的同学们说：“有我们在，怎么着你也得把学上了啊。”

大学时代

　　上了大学，连买教科书的钱都没有，工作着的中学同学见了面就说：“给你十元钱，买书。”但这并没有耽误我读书，第一次进大学图书馆，一看三堵大墙摆满了书架，真晕了。开始，狠钻了一阵子中国古典哲学，又把易经、八卦、风水、算命横着看竖着看，但是我绝对不会认为未来世界的哲学可能从这里突破。当外国哲学热起来之后，我又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等等一通读下来。那时，是逮着什么看什么，一心要给自己找一个可以作为精神支柱的东西。
　　77级的学生个个都是人尖儿，个个都是高谈阔论的主儿，或整天醉心于创作，或整天投入社会潮流，开展人生观的大讨论。我也热衷于新潮诗歌、意识流小说、新潮美术等等，并和同学进行哲学通信，用一大沓子一大沓子的信，讨论人生的生存状态。我的观点是，在幻想中生活的人不可能回到现实中来，一旦回到现实，就必然要死掉。当时谈到三毛，我认为三毛整个一个幻想狂，当然很多幻想狂未必能像她那样狂得恰到好处。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维纳的书，维纳的书写得很通俗，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探讨真实，而不是宣传有一个至高至上至美的境界存在，他告诉我：第一，绝对的真理是不会有的，第二，人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整体的一部分。这种思想一直影响我到今天，去年，我在《美文》杂志上发表一篇散文，叫做《瞬间》，还是说：人生有真善美，但这永远只是一瞬间，这样的瞬间拥有越多，你就活的越有价值。
　　我还好搞社会活动，好掺合，搞乐队，搞演出。所以师院不认识我的人不多。第一年，大家闹腾着要在汇演中弄出点儿动静，因为那时满脑子都是《长征组歌》、《红卫兵组歌》，所以决定自已创作组歌，我作曲，还写一部分词。甭说，还挺有声势，共五曲：序曲、晨光曲——写清晨校园景象、师生对口曲——写师生对话在窗前、灯光曲——把晚上图书馆的灯光扯到中南海的灯光、终曲——表决心。汇演中，我们的组歌是唯一的创作歌曲，挺有点儿影响。
　　三年级的时候，系学生会主席说：“兆钧，有件事跟你商量商量，不是邓丽君挺热闹吗，你给大家介绍介绍，分析分析。”我挺乐意，说：“单讲邓丽君讲不清楚，这么着，我找些资料，咱们从现代歌曲创作整个串下去，多讲两次。”我把现代歌曲从30年代起捋了一遍，从当时的学堂乐歌到李景辉最早写的流行歌，从抗战歌曲到文革的语录歌，开了三次讲座，还真是场场爆满。
　　四年大学，过得挺热闹。毕业以后，我写了40多万字的大学生活实录《彩云追月》，谈不上是什么作品，只是老同学们看着高兴。

分配风波

　　除了为数不多的党员被市委之类的机关挑走外，原来是老师的，必须回去；带工资上学的，必须回去，剩下的，一律去郊区。有一天，老师找我：“帮不了你什么忙了，看来你肯定是郊区了，你有什么要求吗？”我说：“都给我分郊区了，还有什么要求？”老师“郊区也有远有近哪，通县、昌平、大兴，这三个地方你愿意去哪儿？”我也想得开：顶多是再插队不就完了？这叫做“社来社去”吧。
　　宣布分配名单那天，大家坐在大教室里，焦急不安地等着系主任来念名单。念到我的时候：大兴县工农教育办公室。突然一下子，我心里特踏实。当晚，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过去种种，如果有什么不公正还可以归咎于社会，那么今后，一切都只能归咎于自己。”
　　工农教育办公室刚刚草创，还没有正式搭班子呢。没有办公桌，也没有事干，穷极无聊，就找点儿砖瓦木头盖房子，以备日后添人进口之用。在大兴呆了四年半，干成个盖小房专家。

调动传奇

　　还是想往回调。但是我特怵办事，也没什么路子，跟单位提，单位说：不是我们不放，是县里不放。和我一起分去的那个女同学对我说：“只要你上着一天班，人家就不给你办。”医务室大夫也挺同情我，说：“反正你身体不好，就歇着吧。中国就是这样，把个人才瞎扔了，瞧我，到小医务室为人民服务，一下子服务20多年了，留在城里的同学在医学上都做出了成就，咱在这儿整天抹红药水。”我真歇了。这一歇，领导明白留不住我，让我填了调动表，填表以后，那才叫县里不放我呢。当时的教育口，老的该退的退了，中间断层，小的又都不安心，所以留住人是一个大问题。
　　我联系了崇文区成人教育局，一试讲，有戏。就在这当口，《中国文化报》的蒋力找我：“音协的《人民音乐》杂志改版，开了一个新栏目‘音乐与纵横’，我认识新任的主编，你就先给他们写点儿东西，你不是要调工作吗？光夸你怎么好不管用，人家要先问你发表过文章没有。”我答应了。过了两天，同学们聚会，我喝得糊里糊涂，突然想起写文章这码事，赶紧趴在桌上胡划拉，一气儿写了篇文章，叫做《音乐与哲学》。
　　《人民音乐》杂志的主编居然找到我家，一通侃，侃音乐，侃哲学，我以为就是瞎聊天呢，谁想到他说：你从小对音乐这么感兴趣，现在让你干这行愿意不愿意？我们音乐杂志挺需要人的。”我半天才转过磨来，说：“我求之不得。”
　　县里的工作很难调动，去了多少趟都不行，领导也挺神，说：“金兆钧你在北京那么多年，就连点儿后门都没有？你就不能从上面走走后门？”这是指望上面下指示放人，省得赶明儿再要人时上面说：人你都放走了，还给你人？唉，也是，现在缺老师啊。
　　我妈曾经跟我提过，她有个“后门儿”，有位领导同志的妈从前跟我妈一起在一个资本家的家里当老妈子，她管做饭，我妈管看孩子。当时我觉得，就凭你这点儿老关系，人家管你呢！现在，我走投无路，说：“要不然，就去一趟？”我妈倒犹豫了：“人家儿子都那么大官了，能管吗？”我二哥在一旁起哄：“咱也没指望他，再说，要是真管用呢。”
　　哆哆嗦嗦提俩点心匣子，跟妈去了。到了楼梯口，开电梯的说：“真巧，他刚上去。”进得门去，这位领导也说：“您来得真巧啊，我这一个星期就星期五回来，看看我妈一会儿就走。”我妈把这意思说了，他问了问情况，我一一回答，心里紧张得要命，想：“他管还是不管啊？”只听他说：“就这么着吧，你给我写封信，写家中有老母需要照顾，我给批一下，不过你别指望，县里有县里的具体情况。”我心说：“只要你批就行，他敢不办吗？”起身时，他对我妈说：“您把点心匣子拿走，要不我就不管了。”
　　过了些日子，没动静。我耐不住了。给他写封信，他回信说：我已经给县里说了，县里恐怕有自己的具体情况。
　　又过些日子，我直奔县人事科，嘿，一个人没有。我突然看见办公桌上放着一沓材料，第一份就是我的，再仔细看，给我乐坏了！管人事的县委书记批示：请照市里领导同志的意见办；人事科科长批示：请照县委领导同志的意见办。我心里“忽”地一下踏实了，溜出去走了。
　　《人民音乐》这边的工作也没正式有着落。因为音乐界的门户之见极重，我们堂堂的中国音乐家协会要进个非科班出身的业余人士？而且是当编辑？
　　这时，主编派我个活儿，意在让大家承认我。当时，音协搞了个流行音乐大奖赛，接着组织了一个巡回演出班子，想把大奖赛的投资赚回来。巡回演出到了杭州，出了个罢演事件，报道出来就是演员索要高价，不给高价就不演，闹得全国轰动。哪有上万观众等在那儿，说不演就不演的呢？建国以来都没有出过这样的事。主办单位音协吃不住劲儿了，文化部也很重视，主编说：“你就作为咱们的特派记者去看看，要是给咱们音协洗干净了，也算是你立功。”那是我第一次当记者，第一次坐飞机。
　　回来，向文化部作了汇报，与《中国文化报》的记者合写了一篇详细的报道，定的调子是杭州方面有直接的责任，当然穴头也不应该为金钱的纠纷而置社会道义于不顾，最后还补了一句：演员在此次事件中没有责任。尽管后来该惩治的没惩治，但这件事我办得还算漂亮。
　　从杭州回来的第二天，又让我坐火车去兴城参加了全国中青年音乐家会议，会议的规模很大，我斗胆在会上发言，从哲学的角度谈音乐与美学的问题，反响挺大。
　　这两件事，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得到了承认，1987年9月，我正式调入了《人民音乐》杂志。不容易！

立业纪实

　　调到《人民音乐》后，两位主编说了一句话：“你再有能耐，毕竟对音乐圈生疏，给你的第一个任务，去跑音乐研究所和音乐学院，把起码是近几年的有关资料翻一遍。”然后，又给我个差事，把每月全国报刊上有分量的文章录入汇编。如此，我进入情况还算比较快。
　　音协有人当着我的面说：“你现在混混还可以，过两年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一出来，你肯定就不行了。”等于轰我走呢。
　　我想，那就看我能踏踏实实地做点什么吧。那时，我有个朦胧的观点：只有歌声的历史才是最真实，永远不会虚伪的。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有五十年代初美好的感觉；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着我们的衣衫”，想起六十年代人们甚至狂热的精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马上回到那个动乱的年代。
　　我的兴趣点可以说一下子切入到流行乐。
　　1987年，流行音乐挺红火，广州所谓开流行乐之先，我去了羊城花会，几天之内把花会的节目看完，给领导说了一声，就跑到肇庆，佛山等几个地方去调查，回来后写了一篇《南国社会音乐一瞥》，有点儿影响。接着，我又到深圳参加了国际流行乐比赛，回来后《北京青年报》记者俞大公给我打电话：“听说你去了？能不能给写篇报道？”我一下笔，还是那“毛病”，不但报道，还评论两句，加叙加评。俞大公又来电话：“我们特缺你这种风格的文章，以后你就多写吧。”说起来，正式写音乐评论就是从这次开始。
　　1988年年初，《人民日报》文艺部记者陈圆到我们编辑部来，大伙儿扯起了当时正铺天盖地的“西北风”，我在另一间屋子里插嘴说：“其实我这样看……”，侃了一通，陈圆说：“好啊，你写出来，我给你发。”这篇文章挺有意思，陈圆来回让我改了五遍，他说：“我准备给你大半版，所以你这篇文章一定要写得很地道。”8月24日，这篇名为《风从何处来——论歌坛西北风》发在《人民日报》上，在圈子里影响比较大。
　　我评论军歌为什么越来越软化，评论青年学生为什么要么听邓丽君要么听崔健。
　　1993年以后，我的名声越来越大了点儿，所谓大了点儿，不是我的文章写得越来越好，而是我对音乐圈里的情况越来越熟悉，写得越来越切合实际了，再就是大众传媒多了起来，一个全新的都市化的大众传播网络形成了，客观上使我如虎添翼。
　　这些年，有些流行歌曲还算是在我的力荐下出来的，《笑脸》，是我在北京音乐台第一个播出的；《梅》，我告诉一个老板一定要做这首歌；《小芳》刚一出来，我也是比较鼓吹的。
　　在音乐评论界有了点权威地位后，被朋友招呼着，参与了一些大型活动的策划和撰稿。1994年，“光荣与梦想”晚会，新生代歌手集体出笼；北京音乐台在首都体育馆的发奖晚会，所有的巨星都聚齐了；“辉煌94”晚会，整整唱了一下午，都是流行乐……
　　1994年，在人民大会堂现场直播的“希望工程晚会”，我主撰稿，作主题歌歌词，有的朋友对希望工程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国家的教育不能指望这些民间行为，但我觉得自己还是干了一件好事，据说那场晚会的捐款有几千万，而且我知道他们确实把这些钱花在穷孩子身上了。这台晚会的成功本身就很不易，限制太多了，这么不能弄，那么不能弄。有两句点到关键的词：“春风没吹绿所有的原野，冰雪凝结了孩子们的歌唱。”原来想混过去，但终于没有成功，有关领导发现了说：“这两句有点不合适吧，当然喽，这也是事实。”怎么办？改吧。我说那就改一个字儿：“春风正吹过所有的原野”，这劲儿就全没了。
　　1994年底的那场“老三届晚会”，也是我策划的，因为我的几个哥哥和许多大学同学都是老三届，所以我对老三届很是尊敬。那还是1991年的事，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的一个老编辑跟我挺熟，聊起来，我说我收集了许多知青歌曲，他说：“那我帮你个忙，咱们找点儿钱，把这些知青歌曲给出了。”于是做了盘盒带叫做《老三届》。出钱的老板只出三万多元，就再不肯多出钱做设计和宣传，所以盒带发的不是很好，在市场上都不大能看得出来。后来，启明演出公司找到我说：“这是一件挺正经的事，哪怕赔钱都可以做。”这就是我策划这台晚会的起因。钱嘛，还是老三届自己攒（cuán）的钱。对于这台晚会，也是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我觉得用这样一种文艺形式让人们对老三届特殊的历史经历有所感触，有所反思，还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去年的“红色经典”的宣传活动，从《白毛女》，到《长征组歌》、到《红色娘子军》，是我和朋友们一手策划的。有一次开会，有个搞美学的哥儿们说“我们是后现代知识分子”。我说，我就是后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仅光做学问，还与大众传媒合在一起干点儿事。
　　说到对“77”级的看法，师院“77”调动工作的奇少，同学中十几年踏踏实实呆在那儿没动窝的有的是，大多数是一边维持着工作，一边倒倒洋灰钢材，但什么也倒不成。1953年至1958年这个年龄段的“77”学生，比老三届不足，比年轻一代更不足。老三届是非物质的群体，年轻人是物质的一代，而我们处于尴尬的过渡当中，觉得不应该太追求物质，但生活本身的压迫感又使自己觉得应该比哥哥姐姐们过得强。所以在最应该干事业的时候，最大的压力恰恰是生存而不是事业。很多同学做不出来，不是没这个能耐，往往是因为一毕业就被压在生活里面，然后慢慢熬，熬个主任，熬个副高职称，但熬到这份儿上很难再熬上去。
　　我发明了“人生三个世界”这个概念，人生要面对三个世界，第一个世界是与你不是很近的人，要逻辑地、计算机似地对待，既不能高高兴兴地占便宜，也不能糊里糊涂地去上当；第二个世界是朋友、亲人，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重要得多，真正的朋友用不着平时玩命地维系，一年不见面，打个电话来：帮我个忙啊，肯定是要去认真地帮。第三个世界是自己内心的世界，要能够自圆其说，能够承受孤独——哎，终于没人打搅我了，正好可以想想平时没有功夫想的事了，积极的阿Q有什么不好！从从容容的状态，是要坚强到即使全世界都与你为敌，你仍然不觉得怎么样。
　　瞧，我从来都是业余党支部书记，谁有什么惨事儿都能让我给说通了。

　　本文选自《洗礼岁月》，徐晓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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